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 地之權（民八三二），以往多僅視地上權為一般用益物權或定限物權，並未強調其社 會作用與時代意義；然隨不動產物權觀念的遞嬗、地價日益高漲、住宅問題嚴重、公 有土地處理方式之爭議等因素影響，已卓然賦予地上權新的色彩。 惟現行法令除民法物權篇對地上權作一概括性的規定外，其餘地政、財稅相關法令尚 未加以詳細詮釋與規定，有關論述亦極為缺乏，實與地上權當前所具備之功能難以相 稱。有鑑於此，本論文嚐試就地上權運用於解決現今都市建築用地利用上的若干問題 ，分別探討並做立法、相關配合措施補充，期能藉地上權之運用，得以做為實施土地 政策工具之一，並符合民法對地上權「以應經濟上之需要」之立法理由。 本論文計分五章，其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緒論。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當前都市建築用地利用缺失之檢討。因受篇幅所限，本文係就當前都市建築 用地利用之主要問題，如：公有非公用土地之處分、國宅用地之取得、私有建築用地 之利用等問題為分析重點，以析出其問題關鍵，俾作地上權運用之基礎。 第三章：地上權運用於都市建築用地之研析。本章旨就地上權之法律性質做一論述， 並根據上一章所述，分就各個問題特性，研究地上權得否運用、解決，並據此建立地 上權運用之模式。 第四章：相關配合措施。本章係就前數章地上權運用研究過程中，可能產生之法令、 租稅、估價問題，分別提出得以解決之方案。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認為，隨近年來社會經濟之發展，地上權之運用，勢將逐年增加。特別是在地 價居高不下，對土地利用形成負面影響下，地上權不失為因應土地低度利用，甚至故 意不利用之補救辦法；亦可藉設定地上權方式出租公有土地予具備一定條件之投資人 利用，以結合公私力量，促進公有土地之有效利用，消弭公地標售導致地價飆漲之譏 ；其他對國宅用地之取得、缺乏營建資金之土地所有權人，均有裨益。凡此俱可臻於 促進都市建築土地利用之研究目的，並使現行制度得以配合地上權與日俱增之社會作 用。

研究目的 我國農地政策向以農地農有、農地農用，培養自耕農為主導。現行的農地政策，為保 護農業的生產條件，對農地有著嚴格的對人及對地的雙重管制。唯隨經濟環境改變， 近來屢有議者提出「小農經營制度，已不適於經濟原則，應由農企業公司購買農地， 實施企業化的大農經營，以促使農業升級」，則是否農地應該開放自由買賣？企業化 的大農經營是否適合當前台灣農業生產結構？開放農地買賣對農村社會又會造成什麼 影響？是為本文研究的目的。 主要參考文獻 現階段台灣農地問題之探討一劉泰英。經濟自由化與農地保護一陳明健。企業法人承 受農問題之探討一蘇志超。 研究方法 １•搜集次級資料探討當前農業問題與農業生產環境，以研究當前的農業問題之癥結 ，是否以開放農企業購買農地能有助於農業問題的舒解。 ２•以問卷調的方式，探討農家與農企業法人購地或售地意願，並進一步探討開放農 地買賣可能造成的影響。 研究內容 １•對於農業整體面，嘗試以農場經營規模，農業勞力結構轉換，農業機械化推行， 農產運銷、農業技術改良、作物、價格政策、土地管制等項目來分析。 ２•農家與企業家意願則以問卷內容為研究內容。

台北市平地少而周圍多山坡地，在都市發展過程中乃逐漸感受開發山坡地作為居住用 途的壓力。本研究自理論與實證研究中，探討台北市今後在都市土地政策、山坡地開 發利用之條件與標準、開發管理之內涵與程序，以及設施之維護責屬等方面，研擬合 理可行的策略。本研究之方法，在理論上基於保護環境與公共福利之確認，導出合理 的開發管理之程序與內涵；在實證方面，則進行居民問卷調查與專家學者意見調查， 以研析當前之課題，進而研討評估各項開發管理策略，期能臻於合理而可行。

台灣地區自民國四十二年起，連續實施數期經濟建設計劃以降，經濟迅速進展，工業 化與人口都市化現象與日並進，經濟結構亦由原以農業為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 主之經濟，轉變為以工業為主之經濟。社會現象雖已蛻變，原有的法令典章，卻未能 與之配合，以致今日人文薈萃之都市，竟成為土地投機交易之場所，地價不正常的暴 漲，土地投機風氣盛行，或兼並壟斷，或將土地充置不用，待價而沽，坐享暴利，國 家與人民均身受其害。 地價稅為實現土地政策之手段，土地政策經由地價稅所欲實現之理想為消除土地投機 ，促進土地利用。因此地價稅對於土地政策所能發生之作用乃為稅去地主不勞而獲之 地租，從合獲致所得之公平分配，誘導土地之合理利用。現行地價稅利能否或如何發 揮此項作用，乃為本論文之主要研究動機。 本論文計一冊，約十萬字，共分五章十六節，今就研究內容，略陳於下： 第二章文獻探討：說明地價稅之理論基礎，就地租學說、國父之地價稅理論、近代學 者對於地價稅之主張三者加以整理、分析與比較。 第三章現況分析：首先介紹現行地價稅制，次就歷年地價稅課徵之實績加以整理分析 ，最後就現行地價稅制所達成之財政策效果，經濟政策效果與社會政策效果加以分析 。 第四章檢討與改進：就與現行地價稅制有關之其他因素，如規定地價、重新規定地價 、稅制結構、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之配合、地籍總歸戶等問題，與現行地價稅制做一 綜合檢討，並提出筆者個人之意見與看法。 第五章結論：綜合以上各章之探討，做一歸納。

第一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第三節 資料之來源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土地登記之基本概念 第一節 土地登記之意義 第二節 土地登記之目的 第三節 土地登記制制度之概述 第四節 土地登記之原則 第五節 土地登記之類別 第六節 土地登記之機關 第三章 簡化土地登記作業程序之意義 第一節 「工作簡化」的意義 第二節 簡化土地登記作業程序之重要性 第三節 土林地政事務所試辦工作簡化之成果 第四章 現行土地登記作業程序之檢討 第一節 現行土地登記作業之程序 第二節 現行土地登記作業程序之檢討 第三節 台北市與台灣省土地登記作業之比較 第五章 簡化土地登記作業程序應採之措施 第一節 簡化登記作業程序 第二節 加速登記作業效率 第三節 擴大授權貫撤分層負責 第四節 改善辦公處所 第五節 速訂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 第六節 地政資料電腦化之建立 第六章 簡化土地登記作業程序應與其他行政機關相配合 第一節 土地登記與稅務機關之配合 第二節 土地登記與建管機關之配合 第三節 土地登記與戶政機關之配合 第七章 結論

原住民部落資源自主治理（self-governing）之概念已陸續地推展於原住民地區，過去有關於部落資源自主治理相關議題之討論與研究鮮少從原住民族土地問題切入，少數結合原住民族土地問題與部落資源自主治理者，研究場景也僅著重於原住民族單一族群內的自主治理組織發起與運作過程描述分析，至於在現實政經環境背景下，不同族群間自主治理的過程究竟該如何運作？以及藉由分析其運作過程產生的相關問題，進一步檢視現行原住民族自主治理部落土地資源之政策與地權及地用等相關法令規定者，尚乏相關論著。 本研究選取苗栗縣南庄鄉蓬萊村為實證研究對象，以Elinor Ostrom（1990）所提出的成功自主治理共用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八個設計原則（design principles）為檢驗基礎，分析蓬萊溪封溪護魚與八卦力民宿村部落土地資源自主治理制度設計成功與否、歸納制度脆弱或未成功的原因，並且透過社會關係網絡（social context）與取得權（access theory）等相關概念，分析兩案例之社會關係網絡與利益流樣態，以理解制度規範建構之互動過程與核心理由，發掘置於國家權力統治與資本主義貨幣經濟（cash economy）之現實場景下，原╱漢「多族群間」、以及「同族群內部」到「多族群間」自主治理部落土地資源之問題，並指出現行部落自主治理之地用與地權政策規劃與部落現實場景間之差距。 由實證案例分析可知，原住民族傳統部落組織的瓦解與重構過程中，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的政經稟賦差異加大，原住民族自主治理之立意往往被扭曲，平地人卻能掌控部落土地資源進而分享大部分之利得。此外，原住民族自主治理部落土地資源之政策走向，忽略漢人使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亦有其特殊歷史背景或政策因素，是以在政策層面上當有再深入研究及通盤檢討之必要。而多族群間亦須放棄成見、加強溝通以謀求彼此共識，增加地方自主治理的社會資本，方可妥善管理部落土地資源，朝共同治理之目標邁進。 / The concept of indigenous resources self-governing has been promoted to the indigenous areas one after anothe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few issues and studies about tribal resources self-governing observ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digenous land management. Even though minority of issues and studies link up indigenous land problems with tribal resources self-governing, their research background also only puts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a single indigenous race, which describes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for self-governing. How is the self-governing mechanism operated among different races under the reali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background? How is the self-governing policy of tribal land resources manipulated further? How are laws related to land ownership and land use implemented? All of these topics still lack correlative studi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tribe of the Penglai Village in Nanjhuang Township Miaoli County as an example, using eight design principles proposed by Elinor Ostrom (1990) to examine the case, which the Penglai stream blocking for fishing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the self-governing for tribal land resources in the Baguali B&B(bed-and-breakfast) village. The context of illustrations are: (1) analyzing whether the design of institution for the case is successful; (2) inducing the reason why institution is unsuccessful or weak; (3) analyzing the social context and benefit flows of the case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ve process and the core reas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 standard by the concept of social context and access theory; (4) finding the self-governing problems of tribal land resources among indigenous /Han multi-races(the case of Penglai River) and from one single race to multi-races(the case of Baguali B&B Village) under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state right governing and cash economy of capitalism; and (5) pointing out the gap between the current land use and landownership policy plan for tribal self-governing and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of tribe. By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 we can find that the disintegr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indigenous tribal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endowment from Han people results in the phenomenon, which the purpose of the indigenous tribe self-governing for land common pool resources has been twisted. In additi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elf-governing policy for indigenous land resources ignores that the Han people using the indigenous traditional territory also have its speci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or resulted from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further and overall review, to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to seek a consensus among multi-races and to ga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local self-governing. In this way, it will be possible to manage the tribal land resources well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governance.

金門地區自國民政府遷台以後，因地理位置及政治情勢，自民國四十五年起實施戰地政務，以軍事管理方法推行民事行政工作，正因其特殊歷史背景，私人財產權難以獲得全面性的保障，尤其土地所有權更為複雜。無論土地總登記時或補辦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期間，諸多土地因逾期視為無主土地，致登記為公有。金門戰地政務終止後，發布「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全及輔導條例」以為戰地過渡為民主之依據，又於民國八十三年增訂第十四條之一，以使戰地政務期間非因有償徵收登記為公有之土地，得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合於民法規定時效完成取得請求登記所有權之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歸還或取得所有權。第十四條之一執行三年，受理八、七八七件申請案，期間爭議不斷，迄今金門縣政府土地調處委員會仍繼續受理調處案件，而行政法院之行政訴訟持續不斷增加中。 本文為深入探討本議題，從金門地區土地總登記談起，並論述戰地政務對財產權利之影響，以暸解公有土地歸還政策之背景；進而陳述案件受理過程中，登記機關之審查權責界限，問題之樣態及解決方案；最後闡述本制度之意義及所造成之波及效果。 以我國土地法制觀之，土地登記具有絕對效力，且地政機關負有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故對於權利內容即應以實質審查為之，但面對權利證明文件毀損破舊，地形地貌已然改變，人事已非的事實，該如何審查，多數案件僅能以查証困難，無法據以登記而予駁回。土地逾期未辦理土地總登記視為無主土地登記為公有，係為我國土地政策-登記生效主義所為之強制措施，今以特別法方式就特殊歷史背景地區給予補救措施。但因原因發生日期已過許久，對於今日仍存在占有事實並可提出證明文件，或可直接採認，但絕多數案件，乃列為無法審查之列，難以達到土地歸還之政策目的。 公有土地歸還已正式邁入歷史，未來是否將再有類此政策推動，難以定論，但以我國土地登記制度之建立及特色觀之，實不宜使土地權利呈現不穩定狀態，影響政策之推動。且以金門地區執行狀況，真正申請歸還者有之，惟亦有許多不法之徒，偽造文書牟利，社會風氣丕變。本文認為以有償對價方式，使原土地所有權人或長期占有人購回其權利，可使其長期無法登記之權利合法化，亦可兼顧公益，或為一可行之對策。

早期農業係臺灣社會經濟發展之基石，各相關農業政策皆以糧食增產為主要目標，後因後期臺灣經濟由農業為主漸漸轉向以工業為主，故在時代變遷下，過去多數文獻指出第一次農地改革強調以「所有權」為中心，成功達到農業生產增加目的，以及Arthur Young之名言「荒漠變花園」，認為「所有權」是激勵農民生產之誘因，在現今都市化擴張及工商業發展的社會背景下，是否仍為當前農地政策之主要思維？實有重新探討之必要。爰此，本研究為探討臺灣農地利用是否仍需存有「所有權」之迷思，嘗試釐清在時代變遷下，農民是否須擁有農地所有權才能激勵農民從事農地利用？或只要能保障農民之投入成本能於未來收益相符，即便是透過使用權方式承租農地亦能激勵農民從事利用？並期能透過財產權觀點分析現行農地利用政策，提供未來農地政策研擬修訂之重要參考依據。 基此，本研究首先整理過去相關文獻及政府統計資料，在此基礎上釐清過去涉及地權政策之農地改革變遷過程，以及臺灣農地利用現況問題，藉以建立後續分析架構。其次，針對宜蘭縣三星鄉農民進行問卷調查，以釐清農民在從事農作過程中，擁有農地所有權對農民之影響情形，並瞭解農民透過購買或承租方式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考量為何。最後，為深入分析及探究問卷調查結果之背後影響因素，本研究再針對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行政人員進行訪談，據以進行綜合分析。透過此研究脈絡之探討，本研究獲得之重要發現與結論，茲分述如下。 一、本研究透過實證分析得知，農民擁有農地所有權雖會對農地利用有正面影響，但不必然會直接激勵農民從事農作，仍需視當時的社會制度下，何種行為能夠激勵農民達到行為目標（增加所得），即具有激勵效果。而農民擁有農地使用權，亦能提高從事農地利用意願、激勵努力從事農業生產及維護農地環境，惟因使用權具有期限，故相較於農民擁有農地所有權，在提高農地改良投資及對長期從事農作有幫助兩方面，較無法激勵農民。因此，本研究結論指出過去以所有權為中心之農地政策，因社會變遷結果，不必然須再以所有權為中心，亦能具有激勵農民從事農作生產之效果。 二、依據本研究分析及推論，第一次農地改革之成功，應不能僅歸於創設所有權，而是因為透過政策實施重新界定財產權範圍，並建置財產權之權利及義務關係，故使農民投入之成本與未來收益能相符，願意投入更多的勞力從事農作，進而激勵農民願意努力從事農業生產，而建立第一次農地改革成功基礎。以此觀點亦能說明，第二次農地改革後，即便農民擁有農地所有權，惟因從事農作收益不佳，農民投入之成本於未來並無法充分回收時，則會變相導致農民任其休耕、閒置、消極利用，或是觀望日後農地變更之增值。因此，所有權並非能直接激勵農民從事農地利用，即便農民係透過承租方式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只要能保障農民投入成本能與未來獲得收益相符，皆可激勵農民努力從事農作。 三、經本研究調查發現，由於目前購買農地價格太高，且農民擁有農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對農地利用激勵效果相似，因此在資金條件不足情況下，透過承租方式取得農地，可減輕農民在資金負擔方面的壓力，實為未來主要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方式。而目前政府所推動之小地主大佃農政策，雖係以承租方式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且施行迄今頗具績效，然其政策績效似有成長趨緩之趨勢，故本研究針對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績效成長趨緩之原因進行分析，發現主要因地主願意出租之農地多已經初步釋出、三七五減租政策之持續影響、農民健康保險資格影響農地整合活化、缺乏地緣關係難透過承租農地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及特殊農業經營傾向以購買農地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等五項原因，可能影響該政策績效有趨緩成長之勢。故本研究基於研究觀察及發現，據以研提五項政策修正建議，包括：1.由於農地多已初步釋出，故應開始從農地規模化轉而思考農地集中化，不再僅追求量的成長；2.透過農地管理中心整合目前委託經營、口頭租約、代耕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方式，不僅以書面契約為必要條件；3.調整農民健康保險之資格條件，不必然以擁有或承租一定農地面積以上為審查必要條件；4.透過現有大佃農師徒學習或是參與學習方式，引領新農民獲得當地農村信任感，順利承租農地；5.獎勵地主及承租人雙方簽訂長期農地租賃契約，以刺激承租人規劃及思考更長期之農地利用等，可供作為政府機關未來進行相關政策修訂及調整之參考依據。

中國做為一個崛起的東亞大國，對於建立自己的高科技產業與自主創新能力的急起直追也經歷了許多轉變的過程，這些演變體現在中央領導的科技政策與區域建設的創新系統上。自1988年的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以來，從沿海到內陸所設置的大大小小的科技園區，在在說明了中國希望藉由這種模式追求創新集群的效益。然而本研究中的北京中關村做為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龍頭，其空間發展出現了有別於其他東亞後進國家中科技園區的分散樣貌。這樣的空間樣貌乃基於地方治理結構的特殊性，演化出各個分散在北京市下不同市轄區的園區都被稱為中關村科學園區、都各自建立起華麗而昂貴的辦公大樓、研發中心之現象。 本研究欲透過回顧中國的科技產業政策以及地方治理模式的轉變，來說明這樣的分散樣貌，是源自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地方治理權責下放導致北京市轄下的各區縣都採用了一種近似於滾動開發的模式來大興土木以追求快速的成長的情況。換言之，在中關村，土地開發帶來的多階段收入在地方政府的眼中的重要性幾乎超越了對創新能力的追求。本研究將以上述脈絡為主旨，深入探討中國在全球化的壓力以及治理結構轉型過程的拉扯下，致使中關村的發展進入到一種看似快速但卻相當矛盾的情結當中，並進而勾勒出現今中關村的空間樣貌。 / China has been trying to catch up with the Western world since it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rocess, China imitated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Silicon Valley in the U.S. and trying to establish special science parks to speed up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Beijing’s Experimental Zone for Developing New- Technology Industries, which later was named Zhongguancun(ZGC), was the first one following this policy and proven to be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in China. However, the prosperity of ZGC or any other science park in China does come with a price. There is a lot of problems raised referring to the highly growing land price such as the overwhelming high rent has affected smaller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survive in Beijing. The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Beijing’s ZGC through two theoretical views: The Innovation Theory and The Growth Machine Theory.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forces which have driven ZGC to its status today. The first is China’s overall goal of economic catching up strategy that gives ZGC the legitimacy to develop and grow with relatively greater freedom from existing regulations. The second is Beijing’s various district governments’ strategy in u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parks as a site to gen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China’s tax reformation in 1994 has reinforced the importance of land politics to a higher level, through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sector of ZGC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creation of an innovation cluster. As a result, the local government, together with its land politics, eventually plays the leading role in ZGC’s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makes the best use of ZGC’s shining brand.

環境惡化與經濟下行的壓力，讓中國各級政府必須尋求一條有別於過去的集約、創新、綠色的發展道路。在這種背景下，類似新能源汽車等兼具節能環保、產業轉型的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開始興起；而地方在承接與發展這些產業時，則傾向於將產業的發展同地方的城市化相結合，採行「以產業為動力，以新城為依託，以生態為源泉」的產城融合模式。 本文通過實地田野調查對上海市嘉定區發展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案例進行研究並認為：地方政府為了應對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選擇「把握發展主動權」引入新能源汽車產業，但其實質為把握地方不變的關鍵性資源，即土地開發權。憑藉新能源汽車所帶來的產業不確定性與「綠色共識」下發展正當性的橋接，地方政府獲得了更大的行為自主性與容錯空間，得以透過產業基地與國際示範區的建立帶動地方整體的空間轉型，進而謀取短期的土地開發利益；但產業發展的長期目標卻在這樣的過程中被推遲乃至消解。經由以上案例，本研究將揭示「產城融合」「城」大於「產」之本質，並深入討論綠色發展成為主流論述之下中國地方發展模式的轉變。 / Under the pressure of environmental deterioration and economic downturn, Chinese government have to seek to find a more intensified, innovative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green) path to development, which differs from the inherent one. As a result,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like New Energy Vehicles (NEVs) that bear the target of energy 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start rising. For local governments who tak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acting, the way how they implement is to combine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local urbanization process, which could be called as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Model. This paper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Jiading District, Shanghai Municipality and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conditions, local government chooses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al initiative” to introduce the NEVs industry. However, the essence of the action is to grasp the changeless local key resources, which is th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ly on the industrial uncertainty and the bridging of developmental legitimacy under Green Consensus, more autonomy and fault-tolerant space has been obtained by local government. Moreover, local officials could implement spati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base and international demonstration area, and then gain short-term l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which is in the cost of long-standing goal of industry booming. Overall, this research would reveal the fact that urbanization occupies a larger proportion th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Model, and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al model in China under the new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