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十年來，我國公共圖書館事業伴隨經濟成長，已然建立完善的圖書館系統。然而一般民眾對於公共圖書館所提供服務之認識與利用，尚未普遍，顯示從服務利用的角度來看，現階段公共圖書館之成效仍未臻理想。因此，如何針對不同地區之讀者群需求，研擬服務策略，以吸引民眾利用公共圖書館之各項服務，並提升現有讀者之服務利用層次與深度；同時掌握不同地區之讀者所重視之服務項目，據以改善不同地區之公共圖書館的服務品質，遂成為公共圖書館亟待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臺北縣十市、四鎮及十五鄉之公共圖書館之讀者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到館讀者對於公共圖書館服務之要求與讀者利用公共圖書館之行為，並且將讀者利用行為分成城市地區與鄉鎮地區二部分作為比較，找出造成公共圖書館讀者使用之城鄉差異現象之因素。本研究之具體結論可以歸納為四方面，並提出改善公共圖書館城鄉差異現象的九點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校城鄉差距與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研究方法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研究工具為「學校數位化現況調查問卷」及「學生資訊學習情況調查問卷」，並以全國公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採抽樣調查方式，蒐集57所國中及744位國二學生之調查資料，經過平均數、標準差、t考驗、Pearson’s相關分析、單變量分析、多變量分析、複迴歸分析和Scheff'e的事後比較等方法統計與分析。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下列主要結論： 一、 國民中學城鄉所在地的不同，存在數位落差現象。 （一）城市國民中學「硬體品質」優於鄉村國民中學。 （二）城市國民中學「資訊經費來源」多於鄉村國民中學。 （三）城市國民中學「網路化程度」高於鄉村國民中學。 （四）城市國民中學「數位接近機會」多於鄉村國民中學。 （五）城市國民中學「硬體數量」與鄉村國民中學無差異。 （六）城市國民中學「資訊融入教學」與鄉村國民中學無差異。 二、不同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存在數位落差現象。 （一）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電腦知識」強於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二）中、高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家庭網路使用頻率」高於低家庭社經地位學生。 （三）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方面無差異。 （四）不同家庭社經地位學生在「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方面 無差異。 三、不同城鄉別、家庭社經地位之學生，在「電腦知識」與「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等方面有差異。 （一） 家庭社經地位對「電腦知識」的影響視城鄉別而定，在城市，社經地位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在鄉村，低社經學生的「電腦知識」特別弱。 （二） 家庭社經地位對的「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影響視城鄉別而定，在城市，社經地位的影響不顯著，但是在鄉村，低社經學生的「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特別弱。 四、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資訊素養有影響。 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學生「電腦知識」、「資訊學習之環境氛圍」、「學校電腦軟硬體設備使用頻率」等方面有正面影響，但是學校數位化程度對「家庭網路使用頻率」方面沒有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學校城鄉差距與學生家庭社經地位對數位落差之影響，表現在「硬體品質」、「資訊經費來源」、「網路化程度」、「數位接近機會」、「電腦知識」及「家庭網路使用頻率」等六方面。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among Socio-Economic classes. A questionnaire about digitized state of schools was administered to 57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while a questionnaire about experti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administered to 744 student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ose 57 schools. Results showed that urban schools got better scores than rural schools among many aspects, including quality of hardware, financial support, use of internet, and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equipments. In addition, students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better knowledg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igher frequency of internet use at home than students with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 Besides, urban students also obtain better knowledge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of using school’s and family’s information equipments than rural students. Interaction effects showed that rural studen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in the most impoverished situation of the current digital society. In light of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was suggested that more government’s financial supports should be allocated to rural schools and especially to rural students with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areas, socio-economic status, digital divide, junior high schoo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pertise.

本研究採用作者申請內政部兒童局於2005年出版之「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台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原始資料檔資料，針對國小學童的放學後、寒暑期與才藝補習行為進行計量研究，期望透過本研究，了解家庭安排國小學童補習的相關因素，並了解父母對其子女的補習教育投資是否有城鄉差距。 　　在性別方面，家庭安排子女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與否方面並未有性別上的考量，且亦無城鄉差距。而女孩的才藝補習項數要比男孩多。排行方面，在家排行老三以上的兒童，在各項補習方面皆較其他排行之兒童居於劣勢。 　　父母親因素部分，父親職業等級相對於父親教育，對兒童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的影響整體來說較為顯著。而在才藝補習項數部份，則父親職業等級與教育程度皆對其有影響。整體而言，若父親職業等級愈高，兒童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機率、才藝補習項數愈高。而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兒童才藝補習項數亦愈多。母親部分，則教育程度愈高，子女才藝補習項數愈多。 　　家庭因素部分，家庭每月支出高低與否，對於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與否並不顯著，但卻影響子女的才藝補習項數－家庭每月支出愈高，子女補習項數愈多。值得一提的是，都會區地區的家庭每月較高支出以上之家庭，其子女放學後與寒暑假補習機率較每月支出在兩萬元以下者低，僅代表該類家庭透過安排子女「補習」的機率較低而已，有可能此類家庭透過其他方式實現家庭的教育投資，或是進行其他活動。家庭所在地區部分，放學後與寒暑期補習機率在城鄉之間的差距並不顯著，但在才藝補習項數部份，鄉鎮兒童的補習項數不如都會區兒童。較重視才藝的甄選佔未來的升學管道的比例如果提高，鄉鎮兒童未來升學的機會將會受到更大影響。

城市化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是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潛在動力。但自1953年有計劃地推進經濟建設以來，中國大陸的城市化水平嚴重落後於經濟發展水平。然而，在同一歷史時期，台灣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卻迅速提高，基本與工業化保持同步發展。那麼，在此期間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什麽因素導致大陸地區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又是什麽因素使得台灣地區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 首先，本研究把政府納入Lewis模型（Lewis Model），再結合Todaro模型（Todaro Model），建構解釋工業化與城市化之間關係的理論框架，並以此理論框架來分析導致兩岸城市化水準差異的原因。 其次，比較兩岸工業政策，在此基礎上，我們發現，工業政策是導致兩岸城市化發展水準差異的主要原因。大陸地區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經建政策雖然快速提高了工業化程度，但是城市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卻未能隨工業的發展而大幅增加，這使得工業部門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進而阻滯了城市化的發展。台灣地區則透過優先發展勞力密集型輕工業的經建政策使其工業規模與工業就業機會一併成長，於是城市工業部門吸納了大量農業勞動力遷移到城市，進而呈現出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的局面。 最後，本研究認為，大陸地區在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城市化過程中，可從如下方面借鑒台灣地區的城鎮化發展經驗：第一，政府應把提升城市的就業吸納能力作為制定與推行城鎮化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應根據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剩餘勞動力情況，制定與執行差異化的產業政策與城市化政策。第三，政府應考慮經濟政策與城市化目標的相容性。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應充分考慮所推行的產業政策對城市化目標的影響，避免再次出現產業政策延緩甚至阻滯城市化發展的情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有關城鄉地區高中生、補習與學習成就的相關問題，試圖分析城鄉與其他背景因素影響下的補習類型抉擇（沒有補習、校內課後輔導、校外補習），並瞭解不同補習類型、補習時間長短和主動參與補習的心態對學習成就的影響，以及補習類型對不同學習成就學生的影響差異，最後再觀察城鄉地區差別下，補習對學習成就的作用力差異情形。 研究者為了探討上述的問題，使用中央研究院2003年「臺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EPS）第二波全國高中職∕五專學生樣本進行分析，因考量到普通高中、綜合高中、高職與五專的校外補習比例差異頗大，整個學習的導向也相去甚遠，故刪去綜合高中技能類科、高職與五專樣本，僅分析高中與綜合高中普通科學生共6,278筆的資料，資料依不同研究目的，使用T考驗、卡方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和多元迴歸等統計方法進行研究，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背景因素與補習參與的關係 （一）城鎮地區傾向校內課後輔導，都市地區傾向校外補習。 （二）都市的私校學生比公立學生更傾向參與課輔，城鎮則沒有差異。 （三）兄弟姊妹數愈多，對都市高中生參與課輔的機會愈有不利的影響。 （四）城鎮女生較之男生，顯然有較高的校外補習機會。 二、補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一）校外補習與校內課輔都能明顯提升學習成就，但兩者無顯著差異。 （二）校外補習時間愈長學習成就愈佳，但有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 課輔時間過短對學習成就有負面影響。 （三）一年內的補習或課輔效用依然顯著，但補習的影響力下降較大。 （四）校外補習的效果若要顯現而出，學生主動參與的心態是關鍵。 （五）課輔與補習對學習成就較低者的效用最大；文化資本對學習成就 居中者的正面影響最強；課輔與補習對學習成就較高者沒有意義。 三、城鄉差別下，補習與學習成就的關係 （一）參與校外補習對城鎮與都市學生的學習成就皆有顯著效益。 （二）參與校內課輔對都市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顯著效益。 （三）課輔時間過長對都市學生產生不利的影響，但對城鎮學生 卻沒有不利的作用。 （四）補習時間長度對城鎮學生沒有太大影響，但對都市學生比較有影響力。 （五）影響城鎮高中生學習成就的關鍵在於校外補習，都市高中生則否。 （六）一年內的校外補習有益於城鎮高中生的學習成就。 最後根據這些研究發現與結論，本研究提供具體建議給學生、家長、教育行政機關與後續研究作為參考，希冀能讓大眾對校外補習與校內課輔更加瞭解，進而掌握運用。

地方政府主要財政收入，有地方稅課收入與來自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而近年來，適逢景氣不佳、經濟衰退等原因，致使地方政府稅課收入日益減少，已無法支應地方政府日益膨脹的公共支出。此時，源於上級政府之補助金收入，即成為各地方政府不可或缺之首要財源。以民國89-98年為例，多數地方政府皆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部分縣市的補助金收入占歲入結構比重甚至已逾50%。 促進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是政府長期以來的重要施政目標之一。補助金制度於立法之初，亦被賦予「平衡地方財政差異」、「縮小城鄉差距及區域發展」等目標。尤當地方財政困難情況加劇之時，補助金收入對於地方政府便愈顯重要，亦凸顯補助金收入扮演著影響地方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角色。緣此，補助金制度與城鄉及區域發展之間的關係，便值得深入探討。 本研究首先透過民國79年至98年的政府統計資料，分析地方財政現況及補助金制度與地方財政自主之關聯性。研究發現地方政府因財政收支劃分法之稅制設計，高度仰賴上級政府補助金致地方財政自主能力十分低落。復再以全台23個縣市為樣本，將城鄉發展與區域發展之空間範圍分析，分為七個生活圈與四大區域進行探討。並透過因子分析法萃取「都市化因子」、「產業經濟因子」及「設施因子」作為城鄉及區域發展之代表性因子，藉此深入探討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現況。研究發現，台灣地區之城鄉及區域發展存有一定程度之差異。 最後，本研究透過關聯分析，探討城鄉及區域發展與補助金收入之關聯性。研究結果發現，補助金收入與都市化因子呈現中度正相關、與產業經濟因子呈現高度正相關，並與設施因子呈現低度相關性。顯示上級政府撥付予地方之補助金收入，對於台灣地區城鄉及區域發展之效益呈現在產業經濟因子與都市化因子兩方面，此亦與台灣地區長期以來，因上級政府偏重於經濟發展與致力於對都市地區之建設發展，所造成城鄉及區域發展失衡的現象是相呼應的。而未來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於興革促進城鄉及區域發展相關政策時，應同時考量補助金制度之運用與分配，以使補助金得以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摘要 　　為了解決1980年代以來中國農村普遍「病不起與看病難」的問題，中共國務院從2009年開始推動新醫改方案，期望2020年能消除城鄉、戶籍差異，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 　　長期的城鄉二元的結構，使目前醫療保險體系主要分為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部分地區也還保留公費醫療制度，分別覆蓋城鎮就業人口、城鎮非就業人口和農村人口，雖在制度面上實現「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但各醫療保障制度分立的管理系統，不同人群不僅參保繳費標準不同，各項醫保待遇標準也有區分，造成城鄉居民看病就醫的可選擇性受到限制，且以戶籍區分身份的制度，難以滿足龐大流動人口看病就醫的需求，並成為各級地方財政和經辦管理的沉重負擔，需儘快整合管理體制。 　　推動醫療城鄉一體化的具體措施，包含了《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等，改革戶籍管理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及醫療保障制度。並先推動在籌資模式、籌資水準、待遇水準、參保者收入狀況等方面都有類似的新農合與城鎮居民醫保合一，部分省級地區及城市已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的一體化，依各地區社經條件，整合城鄉醫保的經辦機構，並分為統一待遇、兩制整合及一制多檔等三種主要模式，本文並分別列舉東莞市、鎮江市及成都市，說明城鄉統籌的發展模式，已成為保障農村醫療品質的既定發展路線。 儘管中央政策以推動醫保全覆蓋及城鄉一體化為目標，但由於改革開放時，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財政改革，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爭奪及分配資源，理性選擇的結果下形成地方國家各自為政的自利傾向，各地方政府只願意照顧本地居民，導致民眾在異地就醫時的遇到許多困難，經常在全國各地流動的農民工也因為這樣的制度，無法享有公平的醫療待遇。因此在推動醫療城鄉一體化之餘，推動異地就醫結算機制，及解決農民工醫保關係轉續問題的相關政策，將是接下來的挑戰。 未來如何將城鄉居民與城鎮職工結合，以及分析統一待遇、兩制整合及一制多檔三種醫保模式分別適合何種社經條件，皆有助於中國大陸在不同地域環境推動新醫改時，因地制宜，消除城鄉、戶籍差異，向城鄉一體化邁進，逐步達成2020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

近來中國大陸失業問題日益嚴重，其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從政治層面而言，失業問題能否有效解決會影響到大陸社會穩定與否，這就關係到大陸政權安定與改革步伐的快慢與否。目前大陸失業問題嚴重之原因主要是大陸人口增長過快造成勞動力供給總量過剩、國企改革幅度加大與農村長久以來累積的隱性失業人口顯性化造成的，雖然大陸大力推展「再就業工程」欲解決此問題，但是傳統「重城輕鄉」的舊觀念不加以改革的話，其所提的促進就業政策往往就偏而不全，無法真正切實達到城鄉間充分就業的目標。 第一章 前言………………………………………………………..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3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5 第二章 中國大陸失業之狀況………………………………………7 第一節 失業相關名詞定義之釐清……………………………………..7 第二節 真實失業率之探討…………………………………………..16 第三節 失業對大陸社會之衝擊………………………………………22 第三章 失業問題擴大之原因………………………………………..37 第一節 人口增長與勞動力過剩……………………………………….37 第二節 國企改革幅度加大之影響…………………………………….39 第三節 農村剩餘勞動力顯性化……………………………………….49 第四章 失業問題解決之道與成效評估…………………………….61 第一節 再就業工程……………………………………………………61 第二節 發展第三產業…………………………………………………67 第三節 國際勞務輸出…………………………………………………73 第四節 提高經濟成長率………………………………………………78 第五節 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8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93 參考書目………………………………………………………………103

本研究旨在探討宜蘭縣城鄉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及學習成就比較之研究。研究對象是以宜蘭縣各類型國中為分析單位，搜集國中學生三年前、後的學習成就比較，並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搜集所需的資料，再運用各種統計方法對有效樣本加以分析檢視，歸納結論如下： 壹、宜蘭縣國中學生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習成就之情形 一、宜蘭縣國中不同學校類型其學習成就，都會型學校高於鄉村型學校，有顯著差異；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都會型學校的學生。 二、宜蘭縣不同規模的國中學校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大型學校高於中型學校，中型學校高於小型學校；但對高分群的學生，中型和小型學校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大型學校的學生。 三、宜蘭縣國中越區就讀和未越區就讀學生其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越區就讀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學生；但對高分群的學生，鄉村型未越區的學生其學習成就是高於越區就讀的學生。 四、宜蘭縣國中不同性別學生其學習成就在國文、英文和前後測總分中有顯著差異，女生的學業成就表現比男生好。 貳、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家長參與度與學生學業成就之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宜蘭縣國中女學生在學習態度顯著高於男學生。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主動學習構面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生，但「都會越區｣的國中學生習態度和「鄉村型」學校並未有顯著性差異。 3. 入學成績：「高分組｣的學生其學習態度高於「低分組｣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組期望之國中學生；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國中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國中學生學習態度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中型學校｣之國中學生計畫執行構面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國中學生。 二、不同背景變項之宜蘭縣國中家長參與度情形： 1. 學生性別：女學生之家長親師輔導顯著高於男學生之家長。 2. 越區就讀：「都會型｣學校之學生家長參與度各層面及整體明顯高於「鄉村型｣學校之學生；且「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及學業參與構面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各構面之得分高於入學成績為「低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期望進入「高中｣學生之家長參與度各構面皆高於其他各組期望之學生。 5.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之學生在家長參與度與學業參與明顯高於「小型學校｣之學生。 三、不同背景變項的宜蘭縣國中學生，在學習成就和學業成績進步之情形： 1. 學生性別：不同性別之學生在學習成就中，國文、英文、總分等均達顯著水準，女生高於男生；但在學業成績進步的情形則未達顯著。 2. 越區就讀：「都會越區｣之學生在學習成就各科之得分都顯著高於「鄉村未越區｣之學生。且以學業成績進步情形，在都會地區學校未越區之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從鄉村越區到都會就讀之學生；在鄉村型學校，越區到都會型學校就讀的學生其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鄉村未越區就讀之學生。 3. 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入學成績「低分組｣之學生。但「低分組｣之學生學業成績進步情形高於入學成績「高分組｣之學生。 4. 升學期望：（1）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進入「高職｣、「五專｣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業｣之學生。（2）期望能讀到「研究所｣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其他各類期望；期望能讀到「大學｣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期望就讀「專校｣、「高中職｣、「專校｣之學生。（3）期望進入「高中｣之學生學業成績的進步上明顯高於期望進入「高職｣與「五專｣之學生。 5. 家長社經：「父母高社經地位｣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父母低社經地位｣之學生，且在學業成績的進步上也是如此。 6. 學校規模：「大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中型學校｣、「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中型學校｣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明顯高於「小型學校｣學校之學生。但對學生學業進步分數數並未造成顯著影響。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家長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在於探討中國大陸自鄧小平南巡後，尤其自一九九五年之後，所呈現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經歷的「縮小－擴大」之現象，其形成的背景，現況，以及造成的因素等等，是否對於中國大陸未來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另外，大陸各區域之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遷情況，以及形成的因素為何？均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重點。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以及「實證分析法」，首先對於國內外有關於研究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分析，比較其重點與異同，並針對不足之處加以延伸及補充。接著運用中國統計年鑑等中國官方所提供的大陸29個地區的統計數據資料，以一九九五年至二００一年作為主要的研究的時期，由於研究的資料是為追蹤資料，在經過Lagrange Multiplier（LM）Test 檢驗後，發現運用「固定效果模型」，將較傳統的OLS模型更為合適。因此以固定效果模型，對影響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為，隨著時間的遞移，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呈現擴大的趨勢。而對於大陸整體地區而言，長期以來導致大陸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因素，以及政策面的因素，諸如財政支援農業發展的比重，以及一胎化政策實行之後，城鄉家庭在人口負擔上所造成的差異等等，均會對大陸整體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產生影響。 此外，本文針對中國大陸東、中、西部所呈現的不同特質，分別研究其各自影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並比較其間的差異。結果發現，城鄉從業人員在工資上的差距，將會擴大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而大陸近年致力推動的吸引外資政策，也對平衡東部及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顯著效果。另外，國有部門比重增加將會加大西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但鄉鎮企業比重的增加，除了加大中部地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外，對於大陸整體地區，以及東、西部地區的影響並不確定。 最後，本文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提出政策建議。本文認為，現階段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除了時間趨勢的影響之外，也受到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是以就長期而言，中國在平衡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各項政策執行上，要獲致效果，仍須致力克服結構面、經濟發展面、以及政策面因素的影響，並適時對執行政策作修正與調整。因此，未來中國在政策的選擇上，除了重視農業發展，加速產業結構調整，保持工業及農業的平衡之外，消除二元結構所造成的城鄉分隔，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將對於平衡大陸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最大的正面助益。 / This thesis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mainland China’s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and its determina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 to 2001. After we estimate the fixed-effects model of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equ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n upward trend in the differential that is different from data observation.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s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is primarily affected by dual-syste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policy factor such as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for supporting agriculture production and the change in average size of family households after the one-child policy has been taken in practice. Although the different between the wages of urban-rural employed persons has been proved to be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in many previous studies in the literature, this conclusion can be supported only in the central part of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refereed period in this study. Beside, instead of t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mitig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the increasing of the proportion on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has been proved to intensify the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on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Finally,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best way to mitigate the China’s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 is to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modify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placing important on both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What is more, to terminate the dual-system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factor, and to bal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countries of China,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mitigation of the China’s regional urban-rural income different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