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說明西南非問題起因。第二章西南地理、歷史概況介紹。第三章，從 聯合國歷年決議，國際法院諮詢意見，以及南非共和國之態度，分析三十多年來西 南非法律地位的演變，以說明現在的法律地位。第四章西南非政情，剖析現在西南 非的各政治勢力，以明瞭問題之複雜性。第五章說明西南非獨立問題的主要癥結， 和聯合國、西方國家、西南非人民組織與南非談判中的困難。第六章擬分析並臆測 西南非獨立後，與聯合國，或與南非共和國的關係將是如何。第七章結論。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採取敘述與分析並重之原則。第一章說明美國外交政策之背景及 其對非洲概括之外交關係。第二章敘述南非共和國對外關係之背景，並旁及南非對 外政策之目標。第三章則針對美斐間之經濟、礦產資源、戰略地位與軍事合作等關 係做一詳細的分析。第四章則就南非共和國之種族隔離政策對美斐關係的影響做一 解剖，此外，世界輿論的影響亦做相當的分析。第五章則專就美國與南非共和國現 階段的關係做一敘述，並對卡特政府與尼克森政府對南非政策的異同做一番比較。 第六章則就兩國間未來可能的考驗做一分析，並試圖做一些預測與簡評。

第一章序論，討論國際體系研究途徑，分三節，第一節國際政治研究途徑概說，第 二節體系研究途徑概說，第三節小結。第二章體系角色分類變數，分三節討論，第 一節國家角色，第二節非國家角色，第三節角色分類變數對體系之影響。第三章體 系角色互動變數，分三節討論，第一節角色互動之內外環境，第二節互動方式，第 三節互動規則，第四章角色在體系中之結構，亦分三節，第一節角色能力變數，第 二節政治層次結構，第三節經濟層次結構，第五章則為綜合性的結論。

一九九○年代初期，由於蘇聯解體導致國際體系結構產生劇變，致使「兩極體系」演變為「一超多強」型態。美國雖成為全球獨強，但亞太地區卻因蘇聯解體，權力平衡出現不穩定的局勢。此時，中共卻因「改革開放」專注經濟發展，綜合國力逐漸增強，並漸漸的取代俄羅斯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利益，以致「中共崛起」逐漸成為亞洲的區域強權，致使西方各國感受到「中國威脅論」的壓力。 中共的地緣環境國土遼闊，有2萬多公里的大陸邊界線，並與15 個國家相鄰，有1.8萬公里的海岸線與6 個國家相鄰，可謂陸海兼備，且其部分週邊國家乃區域或全球性的強權國家，如美、俄、日、印等國。因此，中共必然重視其地緣政治利益，積極發展週邊關係，以建立成為區域大國的地緣戰略為目標。拿破崙曾說，「瞭解一個國家的地理，就可以瞭解其外交政策。」故中共近年來一系列的「週邊關係」發展與行為變化，會對亞太地區及我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有何影響，實值得我們注意觀察與瞭解。 冷戰結束後，「地緣政治」進一步擺脫了狹隘的地理因素束縛，進入了研究地理環境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文化關係的階段，因此這一形容詞仍為學者與政治人物所重視。如它使人們聯想到波斯灣的石油供給、分佈不均的戰略礦產、各大陸的農業潛力、險要的海上通道、日益減少的自然資源等等，均可意識到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現階段要瞭解中共的對外行為，筆者試圖以地緣政治的觀點切入分析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政策上的「週邊關係」發展，來探討中共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環境地位。 由於後冷戰時期世界新秩序的重組，國際關係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之區域合作與多邊會談的和解氣氛中。正符合中共的國際新秩序觀，即「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一切分歧和爭端」，「通過對話協商增加相互瞭解信任，通過多邊、雙邊協調合作逐步解決彼此間的矛盾和問題」。因此，中共對外的「週邊關係」發展，經個人研究認為是中共在歷經國內、外環境的變遷，藉由經濟改革，全力發展經濟，厚植綜合國力，調整對外政策，透過對話與合作方式，化解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而且「週邊關係」更可以說是中共結合西方和中國固有的地緣政治與中共毛、鄧、江三代領導人的對外思想，辯證發展出具有以國家利益、民族意識及地緣政治的「中國特色外交政策」，以營造和平穩定安全的「週邊關係」環境，使中共在多極化世界中，已建立成為區域「一極」的大國地位，並積極朝向經濟大國的方向努力，提昇綜合國力，爭取國際地位。 關鍵詞：週邊關係、地緣政治、大國外交、新安全觀

本論文主要在釐清中國安全決策組織及流程，進而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研究途徑切入，探討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對其國際安全、周邊安全、台海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及環境安全威脅之認知，剖析中國領導人如何做出政策選擇。 本文採取文獻分析法，對一九九○年至二○○○年間，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各類文件、通知及決定，主要領導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開（閉）幕講話，人大及其常委會歷次會議之工作報告、決議，國務院所提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下發之各類規定等進行摘要並作內容分析；並參考各國學者在中國決策及安全研究上之論點，從相關文獻中發掘中國安全決策制定流程與規律，據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三項假設。本論文獲致如下結論： 一、一九九○年代中國確實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安全環境，有利於中國大陸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中國的主要安全威脅在內部，中國面臨權力繼承問題、貪污腐敗、失業率攀升、國企效率低下、壞債嚴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安全威脅，但中國卻刻意誇大美國的霸權主義、美在亞太軍事部署、台灣獨立、西化及分化等外在安全威脅。 二、中國在安全政策選擇上，時常陷入原則與務實、多邊與雙邊、開放與封閉、改革與穩定、自力更生或仰賴進口、堅持主權或擱置主權的矛盾。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參與國際體制日深，其國家行為日趨開放、務實，積極參與多邊體制，並提出新安全觀及擱置主權爭議等主張，營造和平穩定的周邊安全環境。 三、本文三項假設獲得印證，第一、一九九○年代中國領導人漠視腐敗、失業、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等問題，衝擊社會穩定，並使環境安全惡化，甚至造成跨國性威脅。第二、中國誇大霸權主義及台海安全的危害性與急迫性，進而提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的構想，發動具有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因此被視為國際現存秩序的挑戰者，激化兩岸衝突與對立，進而引起周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憂慮。第三、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活動，加入多邊安全體制，有效化解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建立社會保障及黨政領導人退休、任期制，有效化解下崗職工不滿及權力繼承危機。在經濟安全方面，中國正視轉軌過程中國企、貿易、金融、財政、糧食、能源等問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入世貿組織，實施分稅制等，有利於建立國內市場的統一規則並與國際經濟體制接軌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aims to clarify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organization and process, and via constructivist study probe Beijing’s leaders’ recogni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peripheral, Taiwan Strait, political, economic, military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ies in the 1990s. It also aims to analyze how Chinese leaders made these policy options. This thesis adopted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ology to excerpt and make an analysis of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notice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er and State Council between 1990 and the year 2000; speeches delivered by major leaders at opening or closing ceremonies of previous party congresses and central committees; work reports and resolutions issued at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s;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prepared by the State Council and its regulations sent to lower units. This thesis also referred to points of view, provided by scholar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on China’s policy-making and security research, and discovered China’s security policy-making establishment process and regular patterns from related documents verifying three assumptions provided by this pape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as follow: 1. In the 1990s, China had a good exter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its effort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China’s major security threats came from the interior. Beijing had to face power inheritance problems; corruption;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s; low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erious bad debt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amage. However, China purposely over exaggerated external security threats such as American hegemonism, US military deployment in Asian Pacific, Taiwanese independence, westernization and polarization. 2. On security policy options, China often fell into contradictions - between principles and pragmatism;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opening up and closed doors; reform and stability; self-reliance or dependence on imports, and insisting on sovereignty or shelving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following the gradual rise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and its deeper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hina’s national behavior became more open and pragmatic, and China actively joined these multi-lateral systems. In addition, it brought about new views of neo-security and shelved sovereignty disputes in order to make a peaceful and stabl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3. Three assumptions were verified in this paper. First, in the1990s, Chinese leaders ignored corruption, unemploym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by ecological damage, which impacted social stability and caused worsening environmental security, even bringing about translational threats. Secondly, China over exaggerated the harmfulness and urgency of hegemonism and the Taiwan Strait security, to drive the conception of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s well as initiating aimed military exercises. Therefore, China was taken as a challenger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cause of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brought about anxiety i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bout China’s rise. Thirdly, China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UN activit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security mechanism, thus effectively reconciling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xiety over China’s rise. It established social security as well as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erms of retirement and tenure of office, which effectively reconcil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laid-off workers and the power inheritance crisis. In terms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a was concerned abou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rade, banking, finance, and food and energy problems during their transferring process. To drive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o perform dual tax system,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unified regulations of domestic market and connected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冷戰結束後之國際安全環境，最為特殊之特徵係屬美國取得在全球的單極領導地位。美國對於全球各區域的安全與軍事議題，亦無庸置疑地扮演動見觀瞻的主導國角色。因此，美國未來二十年亞太安全政策，乃是建立在為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之軍事力量，以及維護美國利益與東南亞國家間安全之基礎上。另外，柯林頓總統任期歷經八年，時間不可謂不長，對於分析美國的政策立場有相當程度之意義。倘若以柯林頓政府決策體系為分析重點，針對其東南亞政策產出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分析，相信可藉以從柯林頓政府與東南亞國家之互動中，窺探出東南亞對於美國的意義何在。然而，又由於我國無論在地緣、歷史等方面都與東南亞地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研究東南亞國家對我國在外交政策分析上有其重要價值。 故本論文首先試圖分析柯林頓政府東南亞政策的形成背景；其次，檢視柯林頓政府與東南亞國家之雙邊關係，分別以政治、軍事、經濟及文化等面向為分析層次，依序觀察和分析雙邊關係所呈現的特色和問題；再者，探討美國與東協國家之多邊經貿及軍事關係、美國對東協區域論壇之政策立場，以及美國對南海問題等涉及多國之個案分析；復又研究美國與東南亞之間關係互動，在未來會面臨到的挑戰及機會為何，同時歸納出雙方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日後加強關係的機會何在；最後，則對柯林頓政府之東南亞外交政策的效果試作評估，並說明研究心得與結果，以期對於柯林頓時期的東南亞外交政策的解析和未來美國亞太安全戰略的發展能有所助益與啟發。

21世紀是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而對著這樣一個不斷轉變的國際環境，國家政策也必須隨時調整因應，非傳統外交便因運而生，非傳統外交打破國家主權的迷思，強調個人、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公共外交也屬於非傳統外交的一環，關心的重點在政府和國外民眾的互動。 公共外交之所以興起和傳播科技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的推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公共外交具有間接性，主要施作對象是他國民眾，是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的外交活動，必須注重公開性和傳播性，如何介入目標國政策的辯論以便引導意見氣候轉向有利於本國的一方形成公共外交政策的重心。 公共外交有著多層意涵，第一層次的公共外交是要傳遞訊息，包含日常溝通和針對特定議題的戰略溝通，由互動式的雙向溝通，包括傾聽與對話，增進彼此了解；第二個層次的公共外交則是希望透過對話、接觸和溝通塑造正面與正確的國際形象，最後則是以此為基礎，建立外國公眾的支持，利用一國的輿論影響他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重視民意的民主政治中，馬基維利所說的「智者不輕忽民意」已成為政府施政的規鎳，也使得公共外交有更多發展的空間，公共外交施力的目標是一國的民眾，是跨越傳統外交範疇所進行的非傳統外交，在從事公共外交的過程中，政府間的邦交不是過問的重點，是故，對台灣而言，公共外交無疑是推動台灣向國際社會邁進的機會。 本文的研究發現主要有三個面向，首先，公共外交在九一一後被廣為討論，但我們必須體認到公共外交亦有其侷限，政府透過公共外交所提供之訊息不一定都能為外國公眾所接受，而且外交政策的決定包含許多因素，作為公共外交施力對象的輿論只是這複雜決策過程中的一環，由於無法估量輿論在決策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形成公共外交的弱點。 公共外交的侷限造成公共外交政策推行上的限制，在無法提出具體成效的情況下，公共外交計畫往往有被扼殺的可能性，而使訊息的傳遞中斷、先前所建立國家形象也可能因無法接續而消滅，因此，國家在推動公共外交政策時必須正視公共外交的侷限，而不應一昧的過度期待，同時，國家以公共外交作為營造國家形象的外交政策必須了解到公共外交是基於事實，構築國家形象的素材還是來自於國家本身的現實情況，具有正面意義的國家發展才是良好國家形象的基礎。 就台灣的公共外交而言，訊息傳遞的管道是多元的，不僅以媒體外交的方式提供國外受眾二手資訊與影像，也由文化交流、國際援助等方面讓外國公眾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接觸台灣的各類相關訊息，而在國際形象的營造上，近年主要以展現「台灣主體」為訴求，然而，即使在國際形象的塑造上已逐漸納入「台灣」意識，希望建立國際對台灣的認同，但是卻仍未有一個完整的主體形象，所以，在運作時會顯得過於複雜而缺乏一致性。 本文以台灣參與聯合國的公共外交工作為例，發現我國在公共外交政策上粗略地將受眾分為菁英份子與一般大眾，不僅傳播管道不同，訊息內容側重的方向也有所不同，大致而言，在訊息傳播內容上，我國政府欲傳遞的訊息是「台灣已做好準備，聯合國需要台灣加入才會更加完善」，這是台灣參與聯合國的中心訊息，而形象塑造主要是以「民主、和平、繁榮」的主權國家形象，近年來，我國在訊息傳播上不僅由圖文並茂轉為以圖像為主的設計方式，也逐漸顯露出台灣主體性的增加以及台灣對於被阻於國際社會之外的不滿。此外，公共外交的重點第區似乎很明顯的「重美而輕歐、亞、非」。 最後，針對我國的公共外交政策，本文也提出七項建議作為參考: （一） 建立統籌與協調的跨部會機構 （二） 國家形象的營造—單一象徵物與代表性 （三） 仔細區分公共外交的受眾 （四） 從事多樣化的民意調查 （五） 培養外交從業人員以及各式駐外人員對公共外交的重視與專業 （六） 建構完備的聯合國網站 （七） 凝聚國內與僑界共識

「平行外交」是1980年代以來新興出現的專有名詞，其意味著中央政府與次國家政府之間可能因為各種因素導致不同外交政策的出現。筆者以魁北克的經驗為例，探討次國家政府發展外交關係的背景、動機以及最終獲致的成效如何。筆者結合了平行外交的相關理論、魁北克的歷史、魁北克發展外交的進程、魁北克現行的外交關係網絡，以及加拿大聯邦政府的反應，歸納出對於上述提及問題的各個觀點，最終呼應至論文題目「平行外交的概念與應用」。 / “Paradiplomacy” is a specialized term which appeared since 1980, it means different foreign policy could happen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ub-national government due to any kinds of causes. Take Quebec’s experience as example, the author wants to analyze that how a sub-national government has gone under such context, also included his motives and the effects of paradiplomacy. The author will end up a conclusion of this article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Paradiplomacy” in terms of th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of paradiplomacy, the history of Quebec, the progress of Quebec’s foreign policy, the contemporary diplomatic networks of Quebec, and the response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Canada.

海軍主要的活動空間在於廣闊浩瀚的海洋，尤其絕大部分在公海，故具備可在和平時期自由跨出國門、馳騁大洋之特性，遂行支持國家外交政策之任務，並被賦予「國際軍種」之地位。且由於海軍除扮演軍事角色外，並具備警察與外交之功能。故有關海軍在境外遂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以及各類對外交往、裝備技術援贈、支援涉外科考與聯合軍演等活動，都屬於海軍外交的範疇。 近年來中共隨著外交政策與國際環境的改變，海軍外交的內容擴展到艦艇互訪、兼具經濟與外交考量的裝備技術援贈，尤其在海洋與領土主權爭議浮上檯面，「台灣問題」與「南沙問題」成為中共亟待解決的重大事項情況下，其開始運用相對優勢的海軍軍力，展現以武力為後盾解決爭議的企圖，這是海軍外交朝向非友好方向運用的轉變，也是中共海軍外交運用的另一個新面向。 未來隨領導人對於海軍任務能力的要求，無論在範圍與性質等方面更甚以往，尤其隨著非傳統安全領域威脅日漸受到重視，中共海軍外交的實施手段更見多元、範圍更廣泛，合作對象也將擴及到更多國家。

趙國遠祖受封於周天子，於西周末年投奔晉國，靠著晉國公室對異姓的信任與重用，逐步在晉國壯大勢力。雖然曾歷經波折，勢力大衰，但仍能迅速重振聲威，甚至成為晉末掌握大權的六卿之一。在六卿發生爭鬥的期間，趙氏選擇往邊疆地區發展，在晉國北部奠定基本勢力，並採聯合韓、魏的策略，擊敗智氏，與韓、魏一同完成三家分晉，建立了趙國，日後並獲得周天子的正式策命，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趙國建立後，先以北方的勢力範圍為基礎向中原發展，與魏國利益產生衝突，導致兩國關係決裂。魏國曾一度攻陷趙都邯鄲，趙國幸好得到齊國的援救，不致滅亡，壓制了魏國欲統一三晉的野心。但是趙國幾度向中原進攻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衛國的征伐，屢次為魏國攔阻，擴張不順。趙肅侯晚年在南疆修築長城，有暫停向中原擴張、轉換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 趙武靈王繼位後，認為趙國處於四戰之地，局勢險惡，決定改以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山國，作為擴張對象的首選，但他也深知，必須推動改革，才能達成目的。趙國位於北方，與胡人為鄰，文化圈內的胡人色彩較重，讓趙武靈王比其他中原國家的國君，更早產生了以北方異族特色，做為改革主軸的想法，再加上他參考過去趙國與邊疆民族作戰的經驗，認為趙國軍隊必須向北方民族學習其擅於騎射的優點。於是趙武靈王決定，先維持與周邊強國的友好關係，爭取到足夠的改革時間後，強勢在國內推動胡服騎射改革，大幅提升了趙國軍事實力，日後不但消滅了中山，也降服了北方的林胡、樓煩，成為當時的軍事強國。 趙武靈王曾一度欲從北方奇襲秦國，惜因沙丘宮變身死而壯志未酬，趙惠文王雖未能實現其父遺願，但尚能維持趙國強盛地位。五國伐齊後，趙國甚至成為東方軍事最強國家，阻止秦國東擴野心。但是趙孝成王繼位後國力轉衰，長平之戰又慘敗，大傷元氣，讓秦國東進的阻力大減。秦攻邯鄲的危局，雖得各國救趙而解危，趙國仍須設法維持和平，爭取休養生息重振旗鼓的機會。只可惜秦國不願趙國再度崛起，不斷進擊趙國，終讓趙國西邊領土逐漸為秦所佔，疆域日益縮減。趙國雖然對燕與匈奴的戰爭都獲得勝利，仍無法彌補對秦戰爭的損失。趙幽繆王殺李牧，導致邯鄲為秦攻陷。公子嘉在北方代地即位，放下與燕國的仇怨，聯兵抗秦，但為時已晚，代王嘉最後仍被俘虜，趙國滅亡。 從趙國的軍事與外交行動，可看出軍事與外交配合得宜，讓趙國在北方與中山擴張較為順利。然而在中原擴張時，由於未能做好外交工作，導致一再與強鄰衝突，讓趙國始終居於偏北區域，無法順利進行中原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