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朝鮮半島陸續爆發天安艦事件、北韓砲擊延坪島事件，和規模不斷擴大的美、日、南韓聯合軍演，朝鮮半島緊張局勢正一步步趨向白熱化，撼動了東北亞區域安全。東北亞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大國利益交錯的地區之一，具有極高的地緣戰略意義。而朝鮮半島位於東北亞核心地帶，且與中共山水相連、脣齒相依，這一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中共無論如何都不能置身朝鮮半島事務之外，為了維持朝鮮半島的安全、穩定、與繁榮，將成為中共在這一地區安全戰略的重要目標。 1997年，中共倡導共同培育一種新型的安全觀念，透過對話增進信任，以合作促進共同安全。近年來，中共領導人更在多邊、雙邊場合多次呼籲樹立「新安全觀」，儼然已經成為中共順應經濟全球化與倡導世界多極化對外政策的主調。東北亞地區情勢詭譎多變，中共希望透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朝核問題，建立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中共曾多次促成「六方會談」，並參與「中、日、南韓領導人會議」，透過廣泛合作取代相互對抗，增進互信與互利。 本論文已完成幾項基礎的研究工作：（一）詮釋中共「新安全觀」的緣起、意涵及對朝鮮半島的作用；（二）探討中共與南韓關係：美韓同盟對中共亞太安全戰略之影響，以及中共與南韓擴大經貿合作的現況；（三）探討中共與北韓互動發展：兩國在社會主義下的合作與侷限、北韓接受中共改革開放模式的爭論與適應，以及中共在朝核問題上的戰略選擇；（四）分析中共的兩韓政策與國際環境：中共參與六方會談的角色與作用，以及中共運用峰會外交與經濟外交穩定周邊安全。 本論文就中共「新安全觀」視角下的兩韓政策具體作為，考察中共對「新安全觀」體現與挑戰；「新安全觀」在中共朝鮮半島政策上的適用程度與限度，以進一步認識中共朝鮮半島外交政策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朝鮮半島、東北亞、新安全觀、六方會談、峰會外交、經濟外交

自後冷戰時期開始，中國國內對於「柔性權力」的討論非常熱絡，對於北京來說，柔性權力是一項值得利用的外交政策工具，特別是中國特有的歷史文明所轉譯而成的「文化」元素，近年來更被中國政治菁英視為最重要的柔性權力資源，尤其以一種不帶威脅、潛移默化的力量，朝國際社會投射。於是，這種以文化因素或文化底蘊為特色的柔性權力外交，旋即成為當代中國外交政策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 藉著此一政策工具的推廣，中國希望利用「文化」的影響力逐步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負面觀感，而順著這樣的戰略思考所發展而來的實際政策便是「孔子學院」的推廣計畫。作為海外中國文化傳遞工具的孔子學院，特別在與中國具有地緣鄰近性與文化親近性的東南亞，更成為中國發展、擴張孔子學院之柔性權力外交效果的重要示範區。有鑑於此，本文的研究重點將放在東南亞區域，研究並探討孔子學院在東南亞的發展狀況，希望能藉此瞭解東南亞國家如何看待及理解孔子學院，並檢視東南亞國家孔子學院的在地運作情形，深入分析孔子學院是否會因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發展之關係，而有不同的運作模式。 本論文共分作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此章針對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核心問題與背景做一鋪陳，以開展出整篇論文所要呈現的研究圖像。第二章的重點主要是將第一章所呈現的中國柔性權力論述予以聚焦，針對中國近年來孔子學院推廣計畫做一完整的陳述。第三章開始，本論文將要以東南亞為研究區域，探討孔子學院在東南亞的發展概況。本文挑選三個國家（新加坡、泰國、柬埔寨）作為孔子學院發展類型的代表，並就孔子學院在這三個國家的發展做一深入的剖析。第四章則是順著前一章的脈絡，進一步根據孔子學院所分佈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關係，將孔子學院的發展方式與以歸納，以瞭解在各種不同類型的關係中，孔子學院與該國的互動模式並與前章論述做呼應。最後，在結論部分，呈現出海外合作國對孔子學院的運作模式的「自主性」與「鑲嵌性」，並點出中國輸出孔子學院的真實面貌。

越中兩國自古以來是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鄰國、兩國人民間之文化交流與互動關系源遠流長、成為雙方傳統友誼之重要構成要素。越中兩國均為開發中國家、目前經濟均快速成長越中兩國是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鄰國，越中兩國均為開發中國家、目前經濟均快速成長，其雙邊關系發展值得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越中關係歷經友好合作、疏離及對抗時期，中國採行「睦鄰外交」政策、確實穩定了週邊環境、同屬社會主義共產黨領導的越中兩國關系也由對抗走向正常化、兩國高層領導人頻繁互訪、經由談判解決陸地邊界及北部灣劃界問題、並在經貿、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加強交流合作。其雙邊關係發展值得重視。經過一段時間所發生不愉快對兩國與兩國人民之間而言這是一場衝突遺留給後代兩國、兩個政府一個準確地看法在兩國關係之間中。 另一方面，兩國自從把關係回係正常化以後也給了地區和國際社會作出不少貢獻。這也表示中國如何對鄰廊的外交政策、反而越南也如何去應對此政策讓此關係日後更加緊密。

中國的崛起如同現實主義對於國家間衝突的解釋，亦即國際間對於中國威脅的廣泛論述，不論其威脅是否真實存在，其對國際間的影響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淨進口國，這是自1963年以來中國首次出現的石油赤字，宣示了中國石油供應自給自足局面的結束，也開啟了中國能源政策對外擴張的開始。 中國正由計劃經濟朝向其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對於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目標而言，現階段的發展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中國的經濟發展計畫，預約了對於石油的消費，其能源消費結構的錯置與供應來源的單一性以及潛在的脆弱性，對於中國的能源安全來說無疑是一個潛在的負面因素。尤其是當增加石油進口成為解決中國能源安全矛盾的必要路徑時，對外的能源政策將是確保中國能源安全是否穩定的關鍵點。 國家為了能源的安全獲得確保，必然發展對內保護對外擴張的能源政策，尤其是仰類進口能源的國家，其對外的能源政策將更具侵略性。中國的能源安全戰略圍繞在多元化為中心的概念展開，包括能源的來源、種類、路線以及運輸與獲得方式的多元化。對內，中國透過多元管道強化本身的能源安全鏈，避免對於進口石油產生過度依賴。對外，中國領導階層積極的出訪，綜合外交的力量推展「能源外交」，全方位的在全球佈局，突破大國對中國軟性的圍堵，除了獲得實質的石油收益外，也開啟了中國外交的新趨向。 / China rises abruptly symbolizes the explanation of realism is on a collis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Meanwhile the world make a popular discussion about they were threatened by China. Whatever it exist or inexistence, but it definitely influence the whole world. Until 1993 China became the petroleum importer that caused first deficit in China since 1963. It announced to end in self-contained petroleum and commence opening the extensive of energy resources policy. The China is going to plan the economics that go forward and change into socialist marketing. For the 2050, they’ll expec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middle-development country, an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ing at this most important stage now. In their economics- development planning which bespeak the petrol expense is error of structures of resources expense, single-supply source and potential frailty. It was without doubt that potential negative factors for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of China. When they increase to import the petroleum, it becomes to solve the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was confusing with necessary method. An external policy of energy resources will ensure China to connect the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if it's stable. They need safety of energy resources was assured so that they must develop the policies are internal protection and external extension. Especially the country depend on the resources imported, the external policy will more invasion. The safe policies of resources are around the conception of diversity are origin, kinds, channels, transportation and so on. For domestic policies, China use the diverse channels to strong the energy in Security and avoid to over rely on the imported petroleum. For foreign policies, China leaderships are highly active to make an official visit and diplomatic power combined to promote the “Energy diplomacy”. They operated the overall strategy of global and broke through soft containment of super state to them. Therefore China not only gains much benefit of petroleum virtually but opens the new tending of diplomacy.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重要的著作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基本思想 中提到，食物是人類生存的最重要條件。並預言著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佔有食物的減少，最弱者就會因此而餓死。因此糧食，對於一個國家，甚至是整體人類而言，都是攸成關生存問題的重要資源。所以糧食供應的穩定與正常與否，自然也為一個國家重要的課題。著名國際關係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也提到，「一個國家對糧食的缺乏，是其在國際政治當中永遠的弱點之一」以及「糧食的自給自足，是國家偉大力量的來源」。 可見糧食問題對一個國家在國際間與其它國家競逐之時，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直接影響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美國社會學家Brown開始向這個世界揭示了有關中國的糧食需求問題，首先是中國龐大的人口帶來的龐大糧食需求，將影響整個世界的糧食生產與供應，最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週邊的國家。諸如日本、印度或是東南亞國家等，都將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需求而受到影響。 其後繼續延伸發展此一論調，如中國與印度，即便在本國糧食生產上有逐步成長，但在二十五年內，便會被自己的人口成長率趕過去，形成仍是糧食缺乏的問題。 Brown的研究展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討論，也形塑了「中國滅亡論」的論調。在「中國滅亡論」之外，也有另一派學者對此一議題抱持著不同的看法。Gerhard K.Heilig，便認為Brown的分析當中錯估了中國的耕地狀況，以及忽略掉中國近年來的快速發展，尤其是科技的提升。 另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chs也認為中國的進步與成長將會是史無前例的個案，不會如同Brown說的走向滅亡，反倒會成為西方國家或是整個世界的新威脅，這也就形成了「中國威脅論」的出現。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臨重新進入國際社會的困難，為了扭轉軍國主義以及敗戰國的形象，開始推動公眾外交。日本的公眾外交政策為配合其國家利益及所處之國際環境，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策略。在冷戰結束之後，周遭國家陸續崛起，所面對的國際議題無法以傳統外交的方式解決，日本將公眾外交視為其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 東南亞地區作為當今國際關係的熱點，在國際政治與經濟場域上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日本戰後的賠償援助以及1970年代開始的文化交流，作為對東南亞國家的公眾外交實踐，在冷戰結束後以高層互訪、官方發展援助、留學生與青年交流、文化交流、觀光互訪等方式持續進行，成效斐然，民調資料皆顯示了日本在東南亞地區以公眾外交的成功，有效地改變人心、扭轉形象。但日本的公眾外交也非並皆能奏效，在面臨中國大陸時仍受制於歷史因素而受挫。由此可見，公眾外交政策必須因地制宜，配合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公眾外交政策。 /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 was facing the difficulty of returning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 owing to her image as a militarism and defeated country. In order to re-ent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Japan launched her public diplomacy policy. Japan’s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y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following her shift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hile Japan’s surrounding countries prospered and it became apparent that most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annot be resolved by traditional diplomacy alone, consequently, public diplomacy became a critical diplomatic tool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Nowadays, Southeast Asia is a hotspo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are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aimed at this region varies from war reparations aid to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e practice of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to southeast Asia after Cold War includes high-level visits,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s, foreign students and youth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ourism. The result of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was a huge success as illustrated by the latest opinion poll. However,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implemented in some states has not been as efficient as it performs in Southeast Asia; for example, in Mainland China, wher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Japanese public diplomacy is curbed due to the country’s historical burden. Therefore, public diplomacy require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multiple condi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a country.

一九八二年中共在「十二大」提倡「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以來，它的對外政策及對外 關係有不少變化。關於其如何變，變得如何，以及其實行上的成效和問題已有了頗多 的研究。那些影響中共對外政策之許多因素中，「意識型態」有什麼樣的作用，並且 中共如何運用「意識型態」，以克服教條與實際執行之間的矛盾？此為本論文所欲探 討之主題，並擬從以下之章來加以陳述探究： 第一章：導論，論列本文研究動機，相關概念之釐清，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探討中共對外政策之特色。列述中共對外政策所反映的基本理念，其政策總 方針及具體行為之運用。 第三章：探討所謂「中共的意識型態」之涵意相構成。 並試圖尋找將「意識型態」具體化之方案。 第四章：陳述中共開展「獨立自主外交」路線之環境因素與追求的國家目標，並且將 該路線分為戰略和策略來探討。 第五章：探討對外政策與意識型態之相關性。尤其是意識型態如何影響政策決定相具 執行，而且對於教條與實際執行之間的差距，意識型態能否提供合理化根據。 第六章：結論中，基於以上的分析，則評估以「意識型態」之轉變能否作為中共對外 政策取向可變性之變數，而這樣的轉變是否意謂著中共對外政策之質變。 筆者相信，若此結論能得到肯定，那麼將來分析中共的對外政策時，先能了解當前中 共領導者（或決策者）的意識型態傾向，則據以判斷中共對外政策的可能取向。

全文一冊約七萬言，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及範圍。並對與本文研究有關之概念加以界定。 第二章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論面 介紹本文所採用分析外交政策的方法，並引介公共政策觀點的研究途徑，分外交政策 的制定過程為外交問題的提出，外交政策的規劃、合法化、執行與評估。 第三章立法院的性質、職權與成員結構 從組織研究法的觀點，對立法院的性質、職權中與外交政策制定有關者、立法委員的 人數變遷、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加入國民黨的情形等加以剖析。 第四章立法院參與我國外交政策制定之分析 從系統研究法觀點，闡述我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六個重要環節為總統、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及黨政運用。再從功能理論觀點，探討立法院參與外交政策 制定的實際。最後以亞銀問題與政策做一個案分析。 第五章結論：發現與心得 立法院在我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主要在合法化與監督兩方面扮演積極角色。而筆 者認為，立法院除此外可以加強外交問題提出的功能，至於外交政策規劃方面的功能 ，由於立法院之組織未臻健全，與外交問題的特性，目前仍以不加強為宜。

本論文計一冊，約七萬字左右，分為七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其中探討本論文之分 析架構，以及影響中共外交政策之兩個重要變數－－意識型態、國家利益。第二章討 論中共對拉美的目標及其策略之運用。第三章是中共五○、六○年代對拉美的顛覆策 略。第四章著重五○、六○年代中共對拉對統戰策略，重點放在反美、反蘇的統戰上 。第五章探討七○年代的統戰，重點放在「經濟鬥爭」統戰以及「關係正常化」之上 。第六章探討八○年代至今的統戰。第七章結論，探討中共對亞非與統戰與對拉美有 何不同，中共對拉美活動所造成之影響以及可能的發展。

本文計分九章二十三節，連同參考書目及附錄等，約二十萬字。 第一、二章為研究設計，討論有關研究之問題、分析之架構、概念之運作、假設之提出、及分析之方法等。 參與聯合國為外交政策的一個面向，自是求國家目標的實現及利益的達成，而此自也反映在國家對聯合國所討論之問題的立場及種種有關決策過程的活動上。自從一九五０年中國局勢變化後，影響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國內因素大致保持常數狀態，主要的影響，便是來自國際環境的變化。在聯合國，自中國代表權問題發生後，如何維護代表權成為中華民國參與聯合國最主要的目標，而影響代表權問題發展的主要因素，復為國際政治的變化，因此研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參與，本文所討論的焦點，便著 重於分析其參與行為及此受國際環境變遷的影響。 參與行為在此乃眾定為中華民國對聯合國所討論問題的立場，及與此相關之有關大會決策過程的種種活動。而所謂環境變遷，一方面泛指大會權力結構及國際攻治的演變，另一方面則特指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特殊處境（即代表權問題）的發展。目的在探討中華民國在以議會外交為特質，並以一國一票為原則的大會政治上，面對變遷的國際政治環境，為爭取最多數國家在代表權問題上的支持，是否影響了本身對聯合國所討論問題的立場及在大會決策過程上的參與。 為研究這些問題，本文探取文件分析及唱名投票分析兩種方法。從大會紀錄中，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中華民國對問題的立場。並從選定的八項集團分類之變數中，經由投票立場差異指數的制定，藉中華民國與這些集團在唱名投票上所表現立場的差異分合，以了解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演變。至於文獻不足以考處，則輔之以訪談。 第三章討論中華民國的外交政策。參與聯合國既為外交政策的一個面向，故宜首先了解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特質，及聯合國在此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及作用。不論在中華民國執政黨的政綱或在政府的對外政策上，聯合國均居重要地位．固然聯合國的宗旨及原則與三民主義外交政策的精神不謀而合；而作為世界輿論表達之論壇，聯合國更為各國外交政策可得利用的工具，此對華民國也自不例外。因此維護在聯合國的代表權，不但可以鞏固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合法地位、阻止承認中共勢力的擴大，更可利用聯合國論壇，作為反共鬥爭的思想戰場。因此中華民國雖在財政困難的情形下，每年仍擔負鉅額的會費，並派駐聯合國相當多的外交人員。 第四章至第七章分別從決策過程及從次戰與非殖民化問題等兩方面來探討中華民國在大會的參與行為。中國代表權問題本身是重要的次戰問題，而其發展又是影響中華民國參與行為的重要變數，故以專章討論此問題之發展及影響各國態度的因素。 關於大會決策過程，本文所討論的是發言、提案、投票、及輔助機關之參與等公開層次的活動。中華民國自一九五０年後，不 論在此任何一方面的參與，程度都有減弱的趨勢，一九六０年更是明顯，代表權問題的發展即為造成此種結果的主要原因。 至於在問題上的位場，中華民國在，全部問題上的投票立場，從一九五０年後，雖然逐漸由親近亞非國家的立場轉移至親近西方國家，但是這種發展的模式與其在冷問題或非殖民化問題上所表現出來者，卻不盡相同。中華民國在冷戰問題上，一直與西方國家保持較為接近的立場；而在非殖民化問題上，則與亞非國家立場較為接近。這種論點的所作個案研究中，復得到支持，的立場；而在非殖民化問題上，則與亞非國家立場較為接近。這種論點的所作個案研究中，復得到支持，可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發展，並未影響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所討論之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從有關代表權問題的分析中，即知各國投票態度主要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其中受國際政治環境變化竹的影響尤大。 第八章討論大會政治情勢的發展中華民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亞非勢力與起後，非洲國家以其為數其眾，在大會的動向脩關代表權問題的投票結果，中華民國對此自須加以重視。此所謂影響，一方面討論中華民國因應此種發展而採取的農技援助政策，另一方面則檢討中華民國於一九六０年代於大會對非洲國家的政治支持程度。研究結果顥示農技援助對非洲國家之支持中國代表權雖有作用，但程度仍屬有限；而中華民國並未因須非洲國家的支持而改變在非殖民化問題上的投票立場。 第九章結論，除綜合前述研究的發現外，更指出由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影響，使得中華民國在參與大會上遭限制之處很多，此種情形非中華民民國所持有，任何與大會優勢集團立場相左者，均難發揮影響力。中國之退出聯合國，根本上乃受國際政治環境變遷的影響，而與任何此種自我限制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