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是一齣日本NHK電視臺於一九八○年代初期製播的連續劇，其劇本由女劇作家橋田壽賀子綜合親友與女性雜誌讀者提供的許多昔日生活經驗，然後融入一名虛構的人物－阿信的生活歷程撰寫而成。本劇在日本播出後大受歡迎，在日本曾經創下百分之六十三的高收視率，甚至在播出後的十數年多次重播，還是相當受歡迎。本劇也曾在許多日本以外的四十三的國家播出，而且同樣受到相當的歡迎（即使在曾經受到日本侵略的許多東南亞國家也是如此）。從收視率看來，本劇與《朱門恩怨》(Dallas)一樣，是一部成功的跨國大眾文化商品。此劇在日本剛播出時，本地就曾經以側錄錄影帶的方式引進，並在報端引起介紹興討論，甚至在日劇尚未解禁之際，幾近完全取材自此劇的國語與臺語連續劇版本，也受到相當的歡迎，日劇解禁之後，在1994年中，本劇正式引進國內，並受到空前的歡迎，形成一種文化現象，並掀起一股『日劇熱』。至1996年年初，還有有線電視頻道以原音播出。這股阿信狂朝，也受到一些批評與反彈，此間的電視演員工會發表聲明，直指引進日劇的中視是在從事『文化販毒』的『漢奸』行為，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與觀眾批評，此間如此熱烈的讚揚、收視《阿信》是一種落人日本軍國主義宣傳陷阱而不自知的行為，這些批評隨即受到許多觀眾的反擊，指稱這些觀點無疑是一種以『保護文化』為外衣，實為清算『民族仇恨』的幌子，這種以偏概全的作法無疑地抹煞了本劇難能可貴的女性意涵與批判意識。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其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峻，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絡，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這兩個觀點的對立所反映的是在近年的閱聽人研究與大眾文化討論中的重要課題，即媒介決定論與閱聽人主動詮釋（也就是組織制度的研究取向與主動詮釋取向）的爭辯，其辯論的內涵則集中於《阿信》這樣的寫實劇是否具有批判意涵的討論。本研究認為，以往類似銀幕理論(Screen Theory)的文本決定論，以文本的意識形態價值與產製組織為核心臧否文本與其收訊行為的作法，對於娛樂文本而言，顯然過於嚴酸，除了在立場上有流於另一種『知識霸權』的危險，同時其方法也有不少值得的質疑之處，然而，若太強調閱聽人的消費主體性的話，似乎又很容易落入過於浪漫樂觀的民粹主義的陷阱裡面。為了避免上述的兩種危險，本研究採行俗民學志研究法的精神與原則對十八名分屬兩大年齡層（22-26，48-75）、省籍（本省，外省）的觀眾，進行收訊研究。首先分析《阿信》這個文本裡面的那些可動員的意識形態成份之後進行觀眾訪談，調查觀眾的詮釋類型、使用方式，期望藉此了解這個文本如何動員觀眾把他們自己置放在這個文本的意義網路，並了解上述的過程如何與現有的意識形態、社會情境進行構連，而兼顧文本與觀眾兩端，確實掌握這個文本的意義。 研究者的文本分析指出，就文本的內容而言，《阿信》確實具有批判潛力的社會寫實劇特質，其以女性為敘事主體，從『政治正確』的角度正面描述左傾的農民運動、指控戰爭以及財團不擇手段的壓迫中小企業的劇情也是電視連續劇中極為罕見的。從內容來看，本劇確實具備了進步的寫實劇的特質。然而若還原本劇的產製脈絡，這些值得稱道的特質，是為了取得觀眾的信任，不得不然的妥協。研究者認為，基本上，《阿信》是一部為了解決日本國民面對血腥的歷史、外人的『經濟動物』譏評、傳統道德價值淪喪的焦慮，而產製的新的歷史建構與國家神話。其次，就其的表現形式而言，依循銀幕理論的思考，這些具有批判潛力的特質的劇情，反而有助於建立其『寫貿性』(realism)，除了可增加文本的權威感之外，還可以拉近觀眾與文本之間的距離，降低觀眾在詮釋層次挑戰這個論述的可能，有助於灌輸其隱含的意識形態。本文作者認為，其寫實主義的敘事形式，反而是一種『文本機制』(text device)，其『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意念的劇情，反而成為傳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有力見證，複製與強化了資本主義價值，而不是表面上所陳述的的反資本主義的立場。此外，本劇的戰爭論述也有許多可議之處，除了缺乏反省誠意之外，而劇情以後方的女性、兒童為敘事主體且偏重戰爭對日本的傷害的敘事方式，不但避開直接論及戰爭責任，也不斷的傳遞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觀念。這些都在在的顯示本劇在許多方面，都不是稱不上是有批判力的，其反而是一部文過飾非、沒有反省誠意，只想滌清其惡劣國族形象的『教化劇』。 訪談結果指出，教育系統與歷史記憶所建立的殘酷、好戰的日本人形象還是深植於受訪者心中。多數受訪者對日本人不表好感，然而這齣戲的劇情以及劇中的主人翁『阿信』還是受到多數觀眾的肯定與歡迎。受訪者對這出戲的評價與劇中人物阿信的良好評價，並沒有影響他們對日本人的觀感。從受訪者的陳述來看，大半的受訪者確實還是依循文本所提供的閱讀位置來解讀文本，對日本人抱予同情的立場。然而，這些詮釋主要不是來自於文本，而是文本呼應了受訪者對日本人的印象、以及教育體系的解釋、還有同樣曾處於威權社會生活氛圍體驗與同情。基本上，受訪者多半把這齣戲視為一齣本土的『鄉土劇』。而劇中國的國族論述，對全部的受訪者而言，只是故事背景而已。大部分的受訪者對其中涉及國族意識形態的劇情，傾向以個人化的角度去理解，對劇情的種種安排也覺得自然，沒有唐突之處，只有三位男性觀眾認為這出戲是宣傳劇，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如此，其中兩位還是照常收看這齣戲。這兩位受訪者和其他受訪者一樣，認為本劇所傳遞出來的鼓勵向上的價值觀，以及阿信勇於面對生活困難的毅力與精神，才是他們收看這齣連續劇最大的樂趣所在。大多數受訪者起初選擇阿信的原因在於，無法在同檔的本土連續劇中找到可以滿足他們認為言之有物、製作精良的連續劇，所以才收看阿信。對大多數受訪者而言，《阿信》與製作精良的日本商品沒有什麼不同，看阿信是無關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說，從本研究的觀眾訪談中，文化帝國主義論者或是媒介決定論者力陳的文本宰制效果並不是很強。儘管如此，本文作者認為，我們還是必須注意媒介的長期影響，我們固然不必採取狹隘的『影視鎖國』政策，然而維持某種程度的管制，以提高本土戲劇的自製能力還是有其必要。

在觀看五○年代女作家的資料時，有一個女作家的名字不斷地與這些作家並列，在當時重要的報章雜誌，也很容易看到她的作品，但是她的作品似乎一直不受重視，雖然作品有極佳的質量，甚至到了最近還有出版社幫她出版自選集，但是卻只是引起一點點波瀾又繼續沉寂下去。而她的作品雖然多產且頗受歡迎，但是到了現代卻籍籍無名；雖然許多作家對她頗有讚譽，到了現代她的名字卻不再被提起；而提到她的生平與經歷，能尋覓到的資料少得可憐，對大部分研究台灣文學的學者而言，她似乎是一個尚未解開的謎團，她就是本文中所要論述的作家--童真。 童真作品並不算少，雖然文史哲出版社在2005年幫童真出版了一套七本的自選集，但也只佔了童真所有作品中不到二分之一，其餘在五、六○年代出版的作品，及散逸在雜誌、報紙中的作品，都需要再經過整理。雖然這是一件繁雜且龐大的工程，但是童真的作品在五○年代中確實有其獨特性，且其作品已經脫離反共懷鄉的範疇，並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看到台灣社會的脈動、女性地位與心理的變遷等等現在文學研究中極重要的主題。因此筆者希望能藉由對童真作品的研究，挖掘出五○年代女性文學嶄新的一頁。

Historically, Thai women were excluded fro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ither in national or local levels. The 1997 Constitutional reform le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ailand’s political system and strengthened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high politics. The proportion of seats occupied by women in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showed less than 10 percent. Recently, the advancement of Thai women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extensively inspired through discussions and studies of gender politics. In other words, a number of prominent Thai women in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female politicians have been encouraged to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sphere. Meanwhile the male political enactment has still been dominant towards their experiences and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Not only did aim to review the role of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ailand, this research also analyzed the factors either supporting or obstructing female political empowerment. So mixed method was designed as the research tool. As the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1,500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respond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Linear Regression (RP2P)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regarding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ailand. As the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the data from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were collected to cover the details of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both Co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processes were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for Thai women’s empowerment. Accordingly, the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were also the major supporting elements for women’s 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 those were, personal leadership, the acceptance from citizens, the context of society, family background, motiv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operation of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Although, the gender stereotype and prejudices had remained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s for Thai women in politics, the religious belief becomes beneficial in those situations. Regarding the quota system, most interviewees strongly agreed that this measure became a major temporary measure to increase a number of Thai women representatives whereas many respondents focused on the potential of the candidates instead of the gender. In conclusion, the promotion of Thai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requires determined efforts not only by women themselves, but also governments, political parties, mass media, and NGOs. As a result, all levels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concerned by all parties through cooperative working in appropriate measures.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19837号 / 地博第193号 / 新制||地||68(附属図書館) / 32873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教授 重田 眞義, 准教授 高田 明西 真如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論文博士 / 博士(農学) / 乙第13150号 / 論農博第2856号 / 新制||農||1056(附属図書館) / 学位論文||H30||N5097(農学部図書室) / 京都大学大学院農学研究科生物資源経済学 / (主査)教授 秋津 元輝, 准教授 伊藤 淳史, 教授 松田 素二 / 学位規則第4条第2項該当 / Doctor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女性書寫」是作家以女性為本位的思考角度所進行的文字書寫，寫內在的自己，長久而深藏的壓抑才能紓解，才能讓女性的聲音被聽見，藉此打破父權的語言牢籠與價值觀。而女性文體的特色為：如流動詩歌般能穿透身體的文字感染力、有曖昧性的語言空間、親密的隱喻、能寫出父權制語言無法描述的身體欲望等，以這些角度來閱讀施叔青的小說作品，其女性書寫的特質也與之相符合，更成為其寫作的重要基調。 由於尚未有專論從「女性書寫」的方法來探究其全部小說作品。因此，本論文擬以施叔青小說的文本來出發，從女性書寫的角度來探究其作品，希冀能對施叔青的小說研究做補充。 本章先針對六○年代以後的台灣女性小說發展背景作一簡單的概述，以便了解施叔青崛起當時的文壇生態。再從施叔青個人的生命史出發，並進一步對其創作歷程加以研究，以此作為分析其小說創作的基礎。 關於施叔青的女性書寫意識，在第二章中將先針對作家創作時產生影響的女性主義學說，作一概略性說明。另外，對於作家小說文本出現的女性人物也進行分析探究，將其女性形象做分類，並從女性形象的藝術技巧切入，析論施叔青如何形塑出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不同樣貌。 第三章探討施叔青女性書寫的策略，分為旁觀的敘述者、情慾書寫、小敘述手法、歷史書寫四個小節。第一節中從去勢無能的男性人物角度出發，寫出她對父權宰制的嘲諷與抵抗；第二節中論述施叔青細緻微妙的情慾書寫，透過書寫女性情慾來逾越父權思維規訓女性的古法倫常；第三節從小敘述的手法，建立屬於自己的女性書寫文學；第四節以女性寫史的角度，顛覆傳統以男性為中心的歷史書寫，傳達出以小博大的企圖心。 檢視施叔青小說中女性書寫的呈現，表露出女性自我成長的脈絡軌跡：從最初「閣樓裡的瘋女人」，以瘋狂、邊緣手法來顛覆父權為中心的傳統；來到第二階段的「父權下的無奈」，作者揭露女性切身所遭遇的問題，來反應女性在父權禁錮下的掙扎與覺醒；到了第三階段的「身體書寫」，積極且正面去歌頌身體，進而達到解除父權禁錮的目的，藉以確立女性自己的地位。 在結論部份，筆者認為施叔青小說的女性書寫，在當今文壇上可說是難掩其光輝，無論是在台灣或在香港，都應有其重要的定位，在台灣女性文學史中應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本研究的發問從研究者自身經驗以及大眾媒體內容出發，試圖瞭解成年女性學習芭蕾背後指涉出女性身體、芭蕾文化以及社會性別結構之間的何種關係，並從中探討女性身體在習舞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對此，在理論的引用上，本研究以人類學的「體現」典範和美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Iris Marion Young的理論觀點，將女性身體視為一個知覺主體進行分析探討；在研究方法上，則採用「深度訪談法」以及研究者本身的「參與體驗」，以對成年女性的習舞身體經驗進行多方詮釋，從中瞭解該經驗所呈現、調和與轉化女性身體、芭蕾文化和社會性別結構的種種現象與關係。 本研究發現成年女性的芭蕾身體經驗共有三個特質：首先，成年女性在學習芭蕾的過程中，得以覺察自我身體感官，抒解身體壓力，並從社會角色回歸真實自我，對於身體的關注也不再僅集中在視覺觀感，同時也重視身體體驗。芭蕾的身體經驗成為成年女性擺脫社會角色，回歸身體知覺的「她方」國度。 再者，芭蕾身體經驗具有「轉化」的功能。此經驗一方面轉化了成年女性和日常生活的關係，改變成年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姿態、生活行動的意義，讓成年女性有再詮釋個人與生活世界的能力。另外在「芭蕾學習文化」的部分，成年女性在日漸老化、退化身體的限制下，以親身體驗與實踐，重新定義學習芭蕾的年齡上限與可能性，也藉此展現女性身體的能力、自主與超越性。另外，在本研究也發現，成年女性的身體經驗讓過去象徵為男性凝視的芭蕾文化，轉變成女性自我體察與觀看，而重新定義芭蕾的觀看意義，此乃有別於過去女性主義的芭蕾研究結果。 最後，本研究發現女性身體乃是同時交織主客體面貌的多元身體，亦即女性身體在自我知覺以及社會性別結構之中來回游移，時為主體，時為客體，女性身體遂在自我和社會之間不斷變化其面貌。 女性身體有其能動性，但其也必須在社會性別結構之下扮演其角色，因此對於扮演主客體的女性身體的關注，可能不在於尋求身體的終極解放，而是女性身體如何在結構的限制之下，獲得更多的自主與選擇的可能。在本研究中，成年女性在芭蕾學習經驗中，回歸純然的身體知覺，即開啟女性身體自主的可能與契機。

女性成長小說呈現「女孩」蛻變為「女人」的過程中種種權力的運作、傾斜的現實，女性在試圖釐析自身與世界、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中，思索「我」存在的意義。個人的成長無法自外於集體時空的影響，因此本論文在分析架構方面，分從國族歷史、家與家庭倫理、女性情慾自覺三個議題逐步切入，由外而內，漸次歸返自身，分析九０年代以降從「女兒」身份出發，書寫成長歷程、進行女性自我追尋的書寫，探討晚近這一波女兒書寫的新趨勢，女作家如何針對這三個議題進行發聲，回溯成長記憶、歸返女性身體、重析母女關係，進而達到探索自我的目的，也開啟了台灣女性小說發展的新貌。 本論文之內容綱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指出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文獻回顧與整理，第三節則說明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第四節為分析架構與內容綱要。 第二章「我是她們是我：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與國族歷史」，旨在梳理出晚近女性歷史書寫的新趨向，不但以女性成長歷程與國族歷史進程產生對話，更在自我成長的回憶之外，拉進歷史或者家族中的女性人物，以及女妖、女巫、女神等女性文化形象，讓多重女性成長敘事軸線彼此指涉、聚合，以此特殊的書寫模式，構成女性生命史或者家族史。從《自傳の小說》、《沃野之鹿》到《海神家族》，女作家以文字歸返身體，釋放過去歷史書寫中被消音的部分，並特重空間的感知，呈現空間與權力的關係，以及歷史推進的痕跡，在完成自我追尋的同時，也思索女性命運的共同意義，並且在既有的歷史書寫中，開創另一種歷史詮釋的方向。 第三章「無家‧尋家‧返家：女性成長與家的反思」，主要透過新世代女性作家書寫自身成長經歷的作品：包括陳雪《橋上的孩子》、《陳春天》，鍾文音《女島紀行》、《在河左岸》，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等文本，梳理出時代轉折中新一代女性成長的困境：理想家園的失落、家庭倫理的崩解、母女關係的纏結，家成為這一些新世代女性成長的壓抑所在。她們透過感官知能的記憶方式重拾與重釋成長回憶，從童少時期「家園」的內外部空間建構，投射其理想失落的心境，並經由一連串的記憶梳洗，嘗試解決內心的焦慮，找到自身安置的方式。 第四章「青春戀曲的悲唱：同女成長與女性情慾自覺」，關注女同志成長書寫在此一時期的蓬勃發展。九０年代以後的女性小說，兩性關係不再是情愛的唯一模式，異性戀機制的反思成為這波女同志成長書寫探討的主題。本章選擇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與〈關於她的白髮及其他〉、陳雪的〈尋找天使遺失的翅膀〉、〈蝴蝶的記號〉、〈夢遊一九九四〉、張亦絢的〈家族之始〉、〈幸福鬼屋〉、〈性愛故事〉……等作品。此類作品表現女性成長的困境，在於體制壓抑情慾的定義，少女被期待長成為異性戀女性，她們述說自身成長困境的特殊敘事模式，有著死亡與青春交疊的成長特質，文本呈現校園空間的權力運作與監控、規馴中、離校／返校的抉擇之間，以及自我／他者的關係呈現，成長的可能與挫敗，皆是本章企圖討論的主題。 第五章，歸納前述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比較，具體指出九０年代以降台灣女性成長小說在敘事手法與文本內涵中呈現的特色、突破與價值，作為論文總結。

付記する学位プログラム名: グローバル生存学大学院連携プログラム /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地域研究) / 甲第21389号 / 地博第237号 / 新制||地||88(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アジア・アフリカ地域研究研究科アフリカ地域研究専攻 / (主査)准教授 大山 修一, 教授 太田 至, 准教授 高田 明, 教授 高橋 基樹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Area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As a product of the western feminist movement, feminist film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tool for displaying feminist connotations and reflecting femalec onsciousnes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society and the awaken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feminist film theory, criticism and practice have gradually taken a place in the film system dominated by male discourse power, and have constantly tried to speak for women on the big screen. Aft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eminism took root in China. In the 198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feminist film theory and practice, Chinese female filmmakers also began to try to express the situation and demands of Chinese women through films.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drastic changes in reform and opening up,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alllevels of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feminism and feminist films have also chang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Whe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eminist filmmakers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their predecessors, they incorporate the spirit of the new era for the expression of feminism. This article selects two representative Chinese feminist films, which are "Woman Demon Human" and "Send Me to the Cloud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thematic contents, narrative styles and lens languages of the two film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re revealed in three aspects of feminist connotation,which include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female desire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 作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女性主义电影成为了展现女性主义内涵和反映女性意识的重要工具。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与实践在以男性话语权为主导电影体系中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不断尝试在大荧幕上为女性发声。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进一步影响中国。八十年代中国的女性电影人在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也开始尝试通过电影来表达中国女性的处境和诉求。在经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剧变后，当下的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重大变革。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电影也顺应时代的潮流而改变。下一代的女性主义电影人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为女性主义的表达融入了新时代的精神。 本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和近十年的中国影坛选取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主义电影——《人鬼情》和《送我上青云》，并通过对两部电影在主题内容、叙事方式和镜头语言上的分析，发现两部电影在呈现女性意识的三个不同方面——主体性意识、女性欲望和性别差异上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由此，从而以小见大，从局部来窥见两个时代的女性主义电影所反映的女性主义的时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