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從媒體、政黨與族群三個角度切入，引用量化内容分析法與質化文本分析方法，去了解不同語言媒體建構不同政黨與族群女性候選人形象特質爲何？研究結果顯示，在媒體的比較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是馬來語文報紙較偏好馬來女性候選人新聞，至於中文報《星洲日報》則恰恰相反的偏向華人女性候選人新聞，充分反映族群報的特色，即認同與自己相同語言的女性候選人；在政黨立場上，《馬來西亞前鋒報》由於受控於巫統，較偏好報導國陣女性候選人新聞，反觀《星洲日報》雖掌握在與國陣擁有良好關係的朋黨手中，但是在報導上卻偏好民聯女性候選人新聞，反映媒體擁有權並非必然影響媒體的黨派立場。 至於政黨聯盟的對照上，可以發現國陣與民聯女性候選人形象上的差異，主要來自聯盟内的族群，是為族群性別分野的再現，其中兩大聯盟都傾向將華人女性候選人建立起「積極角色」，至於馬來女性候選人，在國陣比較是「消極角色」，反觀民聯則是「中立角色」的建立，雖然兩者主題上有所不同，但所強調的是一種「中立又偏消極」的參政姿態，這與華人女性候選人積極參政姿態很不相同。 最後再深入探究馬來人與華人女性候選人形象比較上，並從三方面著手，即參政途徑的比較、政治角色的比較以及私領域的比較，歸納出三點：（一）被黨主導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主動出擊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二）依賴男性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自主型的華人女性候選人；（三）重視母職的馬來女性候選人與雙重角色負擔的華人女性候選人。

晚清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是晚清民初一位特殊且才氣橫溢的女詞人，她曾興辦女學，編輯報刊，推展護生工作，並以自身之能力遊歷歐美，將所見異地風光一併入詞。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下，堅持舊文學創作，以舊文體書寫各式創新的詞作題材，為清代女詞人發展劃下一燦爛尾聲。本論文除緒論及結論外，正文共計五章，大致以下列五方面做為闡述核心。 　　其一，透過呂碧城身分與流動的空間觀看其一生，從她參與報刊、興辦女學以及加入社團來看近代女性如何進入公共空間，以及概述其生平交遊。 　　其次，從呂碧城的詞作特色部分進行探究，探析一個走在時代尖端的新女性，如何使用舊文體表現其個人情懷、旅居異鄉的情感與鄉愁，以及如何調動大自然的空間與中國神話典故顯現婦女跨越邊界的進程，中年後皈依佛法，又是如何運用舊文體進行戒殺護生的創作。 　　其三，專論其為數眾多的海外新詞，探討其如何書寫歐美風光及所見所感，以及於詞作中抒發之故國情懷、所寄寓之情感，並藉由夢境書寫這一類題材探論呂碧城內心世界。 　　其四，綜論呂碧城在藝術技巧及風格創新上之突破，論述其如何將詞之視野擴大，將女性詞由閨閣中走出，甚至走出中國，替女性詞開拓一嶄新詞境。 　　再者，綜合對呂碧城題材及創作技法的歸納，運用接受美學理論，由文化背景、生命經歷的同情共感下，論述呂碧城對李商隱詩的接受，以及在詞作內容及藝術技巧上對李商隱詩的繼承。 　　最後，本論文研究目的為對呂碧城之詞作進行整體研究，冀能重新發掘呂碧城於近代詞史上之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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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的女性徘徊於傳統與現代的夾縫間，面臨角色調適與蛻變的危機和挑戰．由 於文化的一脈相傳，當今社會的文化特質，有許多來自傳統，所以婦女問題也有一大 部分是傳統社會問題的延續．由於唐代文化深具開創性、融合性、世界性等特色，在 中國傳統文化中深具重要性；小說又能反映時代背景、社會生活和民眾感情，並且唐 代小說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上重要的關鍵，故本研究擬以「唐代小說的女性角色研究」 為題，著重社會文化學的研究角度，期望知古鑑今、繼往開來，對婦女問題之探索， 盡一己棉薄之力．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著重文學與社會學的角度，包括：文獻法、內容分析法、情節 單元研究法、檔案研究法，並且運用基本的社會心理學理論，進行女性角色分析． 首先，參酌王國良「唐代小說敘錄」、盧錦堂「太平廣記引書考」，嚴謹地整理研究 的對象．其次，建立取樣的標準：基於題目的需要，選擇行文中有女性角色出現者， 或是側面敘述提及女性者，皆列入研究之篇目．從所瀏覽的近百部的唐代小說集，大 約有七千多篇小說，析出一千三百篇左右之小說，作為本研究之基本對象．再者，對 於影響唐代女性角色的重要背景，作文獻之探討及整理，包括（一）儒學式微，胡風 盛行，（二）婚姻概況，（三）后妃公主預政掌權，（四）娼妓問題，（五）傳統的 女子教育理念等．最後，對於一千三百篇小說，先做初步分類，配合小說中所提供之 內容、情節，採用本文研究法，針對其中的女性角色進行詳細之論析，包括女性角色 的特質、內涵、作用、意義，共分三大類：民間家庭女性角色、皇室家庭女性角色、 娼妓．並依此三大類對於小說的篇目．女性角色一一做了詳細的統計和分析． 研究顯示小說多半描寫奇妙傳奇，平凡的妻女角色只是淡淡帶過，妻妾主要功能則在 延續子嗣；那麼娛人聲色的歌女娼妓，自然而成了傳奇中的女主角；至於權勢地位較 高的宮中后妃，有較大的自主權和影響力，但是生活中也充滿許多的腐敗和危機．

本論文一冊，共約五萬餘字，分為五章二十五節；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為文獻探討 ，第三章為研究設計，第四章為分析結果，第五章為結論、限制及建議。 隨著經濟繁榮，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女性主管人數增加，而這些女性主管進入傳統的 男性領域時會遭遇到那些困難？本論文主要從員工的角度來看女主管與男主管在影響 下屬做事的技巧上是否有差異？而這些差異是因員工本身的性別，或性別角色態度的 不同而造成？還是因男、女主管本身的不同而造成？此外，並對員工知覺上司向下影 響方去進行分類及探討各類方法使用頻率、效果和評價與員工人口特質、組織特性之 關係。

一九八０年代台灣在經歷過美麗島事件，及鄉土文藝思潮的洗禮之後，整個社會雖然仍處在威權體制，但壓抑已久的本土社會批判力正若野火燎原，尋找著各種縫隙顛覆僵化體制，嘲諷守舊價值觀，迸發勃勃的生命力。在解嚴前後的這段時期，正值各種文化思潮及新舊意識形態不斷的交鋒辯證，台灣的文化場域糾葛著複雜的家國認同，以及族群、階級、性別的種種差異，還有現代化生活□離鄉背景的疏離感，對商品消費的空洞感，交織在八０年代的文化情境中。其中台灣新電影的崛起與女性書寫是相當重要的兩個現象，而多部「文學電影」的拍攝表徵著文學與電影的結盟，宣告著「小說的影像化」在此時期亦是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 筆者希冀能跳脫單一經典作品的詮釋，及作家定位的研究，遂擴大研究範疇並以文本為主，作跨藝術，跨文類及多重符號系統的互文研究，試圖尋繹出當代文化的另一種視角。筆者在搜羅八０年代小說文本時，發覺文學文本生產呈現商品化、消費化的傾向，當時正值台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女性作家以豐碩的創作量，積極攻佔文學市場及文學獎的時刻，台灣新電影的勃興與女作家的文壇發聲可謂八０年代兩個重要的文化場景，在商品市場的機制運作下，女作家的作品時時被改編成電影，躍上大螢幕粉墨登場，轉化成聲色俱佳的文化產品，電影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頻繁地互動與對話，形成複雜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現象。女作家、女演員與男性導演以虛構的小說╱電影文本作為演練場域，透過敘事改編、影像形塑、聲音的表述，再現女性經驗及父權文化，所呈顯的性別表演與台灣歷史脈絡及文化象徵系統互相呼應，展現當時藝文工作者對於社會議題的關懷，對歷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對儒家傳統的挑戰。 透過對這個「女性文本╱電影改編」文化現象的整理、爬梳及反省，希望能回應當代喧嘩的視覺文化工業與寂寞的文學產業，在後現代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界線日趨模糊時，文學這個古老的產業還能以什麼形式介入當代論述？對於身處於電子資訊、數位傳播的新世代而言，多媒體與敘事文類的結合，可以讓文學這個說書人展演出什麼新的美學形式？如果能將八十年代活絡的「文學電影」現象作系統的研究與整理，一方面釐清這個文化現象在台灣文化場域當中的定位及回響，並解析文學與電影之間互相交集，互相詮釋轉化的美學形式，作為當代文學與其他文化產業交流互動的考察。另一方面也作為一個重要的切入點，反思當前的影視產業與文學產業的連結，是否可能為傳統╱前衛，人文學科╱理工科技，及全球化╱在地化創造出對話的空間？透過小說文本與影像文本的互文參照，可以探究影視語言在挪用與借用文學素材時，如何受到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思潮的重新詮釋，成為解構威權政治的論述利器，繼而被視為台灣文化本土化與主體建構的典範文本。再進一步探問的是：現代化的影像媒介與台灣文學的相遇□，各種強勢的西方影像美學、技藝、論述如何被台灣創作者所吸納、移植與轉化，進而使台灣能展開對自己歷史身世、主體建構及文化認同的反思，產生出本土化的文化產品。 筆者所欲探究的課題在於：台灣在八０年代有許多得到文學獎的女性小說被改編成為電影，其中尤以新電影的導演拍攝較多，女性小說改編過程以女性角色為主，鋪敘女性意識、女性關懷，以及女性在社會上的現實處境，筆者認為可以劃歸為「女性電影」的類型作探討。若從建構論的角度而言，男性導演也能拍攝出女性電影，我們也能在男性導演的鏡頭□讀出「女性書寫」。筆者想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互動，探索當女性小說文本介入電影之後，以往女性在電影的象徵系統□，被意識型態建構為刻板形象與符碼，即好萊塢影片類似的敘事模式與觀看機制，此強化父權社會性別符碼及對女性的貶抑，是否被一步步瓦解？與這瓦解相對的，是否有一種全新的敘事模式及敘事動力進入電影文化產業？女性在八０年代的主體再現中是否從單純被看地位中轉換出來，從純客體，承擔價值的身份轉換成具有主體威勢與創造意義的身份？她們是否不再被男性作為視點交換的客體，同時開始解構某種傳統的交換方式。在以女性為主角的影片中，女性的主體性在敘事形態及符碼意義之中不斷型塑而成的，男性的主體地位，及主動的觀看者地位是否逐漸喪失？筆者希冀藉由八０年代女性小說文本的爬梳，及電影影像再現的運作過程，作為理解八０年代文藝現象的一個切面。 本論文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在八０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這群後起之秀在數年間囊括了各大重要的文學獎，並積極攻佔各大報副刊版面，被學界指為「閨秀文學現象」，她們敘事技巧圓熟，以敏銳筆觸，捕捉細膩寫實細節，在出版市場上各展風華，作品經常引起社會大眾注目，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她們深受讀者欣賞，又得到評論者的討論，可謂在文人圈內報酬相當優渥的寵兒。此批活躍的女作家跳脫社會角色的扮演，道德倫理的定位，以情欲書寫為策略，召喚陰性書寫與母親聲音（the voice of mother），撩撥人世的愛慾情仇，以女性身體的繁複感官重構女性主體，以女性生命歷程女兒、妻子、母親拆解男性所建構的大敘事及父系霸權論述。 這群女作家與台灣新電影導演一同成長於台灣四０、五０年代，這批新電影導演積極改編女作家的作品，在影像上呈現生動而豐富的女性面貌，展露女性的主體性與強韌，以期再現台灣斯鄉斯土的成長歷程，也藉由女性生命史轉喻鄉土情感與家國認同。八０年代文學與電影新生世代的邂逅結緣，重新翻寫重構台灣本土的影像，及台灣人的身份認同，相較於八０年代之前中國符碼時時現身於文本影像之中，新電影可謂台灣影像主體性建構的起始。八０年代台灣新電影及文學電影的出現及建構，逐漸發展出「電影作為一種藝術」（film as an art）的論述，這除了電影本身的美學技巧之外，尚需要閱讀社群（影評人）及支援媒體參與論述，這個閱讀社群（影評人）以焦雄屏為主形成一個「班底」，強調知識份子的理念及專業的電影批評術語形構成「藝術電影精英社群」，以有別於傳統八卦印象式的電影評論方式，此社群對新電影的論述文章多半集結在《台灣新電影》一書。 在八０年代電影與文學結合成一個高尚藝術，迎合中產階級崇尚品味的心態，並形成改編文學的電影風潮，因此，我們想要探問這種文藝現象的實踐過程是如何？又牽涉到那些因素與環節之運作？知識份子、電影工作者、影評人、與作家及學院內外的閱讀社群、批評者之間互動關係為何？在文化場域中各佔據什麼位置？女作家及新電影導演、影評人的文化資本及象徵資本，以及所謂的habitus如何催生、影響文學與電影的互動？這些皆是文藝社會學所關注的課題，社會學理論對本研究的啟發性主要在於：在探討女作家文本或電影文本時，不應忽視文藝場域和habitus的影響性，文藝活動和文藝實踐必須針對深層的結構性因素加以反思。作家除了從事文學活動之外，尚有其他的社會身份存在，並涉身於各種場域之中。文學場域和其他場域之間所具有的共構性不應忽視，其他藝術領域及政經變化對文壇的影響應納入研究的視野之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主要以八０年代女性作家：朱天文、李昂、蕭颯、蕭麗紅的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為主，探析深具女性意識的小說文本，在男性導演的凝視與詮釋之下，其女性議題及女性書寫特質，是更為彰顯、飽滿，或者是被消弱、削滅。男性導演的詮釋又與台灣社會文化產生何種互文現象？再者，本論文考察台灣電影╱文學互文現象、女性小說文本改編成電影之後如何處理女性形象、女性身體等等議題。在研究的時間點主要以八０年代為主，並回溯七０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所及在八０年代有鄉土小說改編風潮，以及新電影追求自我文化主體性與藝術性的努力。希冀透過文學與電影互文改編的考察，能更進一步理解八０年代的文藝現象，以及電影與文學互相闡發，互相豐富彼此的美學特質。

藉由接觸《女聲》網站，研究者得知兩位女性站長獨立經營網站五年多，從中理解站長強調各種女性的發聲權，並以書寫日常生活事件作為論述基調，以及鼓勵女性網友發言，引發研究者對兩位站長本身產生濃厚興趣，欲探討兩位女性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過程、參與女性運動的經歷，及其與網路科技的密切關係。 本論文採用生命故事研究取徑，透過接觸網站與親身訪談，理解兩位女性站長的生命內涵與故事。本研究發現兩位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與其個人婦運經驗，呈現彼此辯證的情形，具體顯現經驗與覺醒，或說實踐與意識，兩兩交互影響，以循環或螺旋方式持續進展，非線性走向，不斷歷經微妙或戲劇性轉折；此外，兩位站長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則呈現親近與親密的樣貌。換言之，兩位女性的個別經驗與感受，實則展現性別、科技與運動主體性交織的生命故事。

王安憶是大陸文革結束後，新時期崛起的作家，其作品以其質量之豐，在當代大陸文學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本論文試圖勾勒王安憶小說作品的文學時代與社會背景，並藉助敘事學的相關理論分析王安憶在不同時期的作品裡所呈現的最主要的敘事特色。 王安憶早期小說主題與作者本人的文革經驗有相當大的關係。論文中借用Erik H. Erikson在《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的認同理論，探討具備「知青作家」身份的王安憶對於自身的文革記憶以及面向轉型社會的價值選擇。1980年代中期，大陸文學界興起的一股「文化尋根」風潮，王安憶也在此風潮中找到了日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尋根。到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發生體現了大陸社會的民間與中央統治集團之間所存在強烈矛盾與問題。文學╱小說的主體性問題在此時被提出，而王安憶在〈叔叔的故事〉之後所發表的一系列「後設小說」，則使得小說在王安憶的文學世界中，得到了主體性的地位。90年代以後，以《長恨歌》為代表的一系列上海故事產生了豐富的內涵。此外由於王安憶的小說具有不同時期，對某一相同或相類的主題採取不同切入角度來加以書寫成篇的特點，因此她的小說往往隨著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的著重方向，例如：知青及農村題材小說曾分別在她80年代初以及90年代末出現，但早期的知青小說旨在描寫文革的傷痕，而90年代末的一系列知青與農村小說，卻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加上王安憶寫作風格的日益明顯，對於她的敘事風格的軌跡描述以及寫作的審美選擇，都是論文中釐清與討論的重點。

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於民國91年3月8日開始實施，其中最受矚目的條款之一即是第十六條關於育嬰假規定之部分，本研究意圖探討我國育嬰假對於社會中既存母職制度及女性就業處境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研究架構分為兩個脈絡進行： 在育嬰假對於母職制度之影響的部分，本研究發現部分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母職意識型態趨向傳統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而造成其母職意識型態改變之主要影響因素為：一、受訪者在請假期間之全新母職體驗的影響；二、家人對於受訪者請假專司母職的正向態度。在研究中可以發現，部分受訪者之母職意識型態在假後有向傳統父權文化靠攏的情形出現，使本研究不禁質疑，育嬰假或許提供了父權文化對於女性實行母職「再社會化」的場域。再者，因「女性期望成為一個母親」的母職意識型態為母職再生產的主要關鍵，故可以進一步推論，若請假者的母職意識型態向父權文化靠攏是育嬰假可能的後遺症之一，那麼在未來集體選擇的情形下，育嬰假將可能回過頭來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度更為鞏固，導致女性更加無法自母職的枷鎖中脫出。 在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之影響這一部分，本研究透過「請假者未來之不可預測性」、「職場形象的惡化」及「育嬰假為一個新的烙印」三個層面檢視育嬰假對於女性就業處境所可能形成之影響。研究發現育嬰假之請假者在請假後可能必須面對一些請假前難以預測的困境，以及在請假之後將可能產生職場形象惡化的問題。並且因育嬰假本身與工業社會對於「工作」的定義與要求相互違背，且育兒及女性兩概念長期以來存在著一連結，故在「育嬰假」、「女性」及「重家庭、輕工作之負面形象」三者可能產生緊密連結的情形下，將導致女性未來之就業處境更加不利，再次深陷女性於「次級勞動力」的污名中。

2000年3月18日，民進黨籍的陳水扁與呂秀蓮以「兩性共治」為號召，擊敗了代表國民黨的連（戰）蕭（萬長）配與獨立參選的宋（楚瑜）張（昭雄）配，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民進黨的上臺執政，不僅宣告了國民黨在台灣五十餘年執政時代的結束，更因為產生了第一位女性副總統以及女性官員比例最高的內閣，而被解讀為台灣性別政權和平轉移的象徵 ，對於國內婦女地位和權益的提升具有指標性的意義。 然而，呂秀蓮就任副總統以來可說是風波不斷。幾次針對兩岸政策的發言，媒體大篇幅的報導，質疑她逾越了副總統職權，引發在野黨人士的砲轟，就任不到三個月就面臨罷免危機 。呂秀蓮曾直指媒體將對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報導，是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性別歧視」；新聞從業人員也不甘示弱，反駁呂秀蓮總將媒體對她的批評都化約為對女性的歧視，以「性別」包裝她的政治言行，甚至做為自己的「政治防護傘」 。如《中國時報》記者張慧英於2000年6月15日第三版名為〈女性不是政治盾牌〉的特稿中提到，「她（呂秀蓮）論政時心中無性別，被批判時卻又解讀為打壓女性，全體女性不由自主地被綁架成為她的盾牌，這不只是霸道，而是一種剝削女性弱勢地位的霸道」。呂秀蓮與新聞媒體間的性別論戰，究竟孰是孰非，因而成為國內探討女性政治人物媒體再現的重要素材。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1972: 175）指出，「世界的再現，如同世界本身一樣，都是男人的作品，他們從自身的觀點描述它，並與絕對真理加以混同」。由於傳播媒體的擁有者與工作者以男性為主，性別社會化使媒體不斷再製社會的主流價值（Bulter and Paisley, 1980），大眾媒介對女性的再現，被視為支援並維持普遍的性別分工與男尊女卑的概念，並且使之永垂不朽（Strinati著，袁千惠等譯，2005: 163）。媒介被視為傳布有關女性特質的刻板印象、父權結構和霸權價值的主要工具（van Zoonen著，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 39），不論是電視劇、廣告或是新聞報導，女性往往遭到「符號的消滅」（symbolic annihilation），也就是女性被責難、瑣碎化或根本不被呈現（Tuchman, 1978），媒體文本中呈現的女性角色是根據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所描繪， 強調女性依附男性的附屬地位。在女性主義者眼中，媒體不能真切反映女性的角色與責任，藉著強化性別刻板印象，對女性的參政造成阻礙（Norris, 1997），因此探討新聞報導如何再現女性政治人物，就顯得重要且有意義（Devitt, 2002）。 然而，由於我國女性當選公職人員的比例，仍不能反映女性佔全國半數人口的事實，因此國內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再現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仍不多，且既有研究往往鎖定特定人物引發的特定議題進行質化的文本研究（倪炎元，2003；吳志怡，2002；陳姿羽，2001；黃美惠，2001），僅以女性政治人物為主，而欠缺女性與男性政治人物的比較，同時分析樣本都為報紙新聞報導，探討電視新聞如何再現女性政治人物的研究仍付之闕如。然而，傳統「眼見為真」的觀念，電視已成為台灣地區民眾最信任的新聞媒體，認為電視最能幫助瞭解社會事件（羅文輝，2004），因此探討電視新聞如何報導女性政治人物有其必要。本研究將以2004年大選期間兩位副總統候選人呂秀蓮與宋楚瑜為例，探討國內的電視新聞媒體再現不同性別的政治人物是否有所差異，並進一步分析電視新聞所再現的女性政治人物，是否仍受到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