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來自大陸及東南亞國家的新移民女性人數迅速增加，與其相關的議題也成為學術界、政府、媒體，乃至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76年1月至95年4月底止，大陸配偶人數為23萬8,551人，佔所有新移民人數的64.28%，其中，女性大陸配偶人數又佔全部大陸配偶人數的93.5%，顯示女性大陸配偶為臺灣新移民的主要組成。 本研究主要即探討身為新移民的女性大陸配偶在臺非正式就業的情況，以及她們從事非正式就業的原因。經由質化研究中的深度訪談法，與九位工作經歷迥異的受訪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從她們的生活脈絡與工作經驗去理解女性大陸配偶在臺非正式就業的情況以及在工作上面臨的問題，並勾勒出問題背後隱藏的國家權力運作、社會資源、家庭因素對她們的影響和代表的意義。 研究發現，女性大陸配偶從事非正式就業的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臺灣政策對於大陸配偶在臺工作的限制。第二，女性傳統家庭角色對就業形式的影響。第三，缺乏在臺灣的社會資源和人際網絡。 此外，經由訪談可以發現，女性大陸配偶是具有高度異質性的群體，每一位受訪者的教育背景、夫家環境、經濟情況、個性和想法都不同，工作的性質、環境、待遇和福利也各有差異，但是對她們而言，即使工作的意義大不相同，有人是出於現實層面的維持生計，有人是為了建立自信、獲得成就感，也有人認為藉由工作才能拓展社會網絡，工作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諸多現實層面的限制，使得這群新移民在臺灣的就業之路坎坷艱辛，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即出於政策的限制。本研究認為，女性大陸配偶透過婚姻形式來臺，是完全合法的移民，至少應該享有與外籍配偶相同的工作權利。研究建議，政府應全面開放工作權與大陸地區高等學歷認證和專業執照認證，並且縮短取得身份證的年限、完善新移民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的面向、普及並完善公立幼兒托育機構，以更平等與友善的政策，幫助來自海峽彼端的新移民適應新生活。

孟瑤的寫作歷程由1950年5月7日發表在《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版〈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一篇短文，到1991年完成了最後一本風雲傳為止，她一生花了四十餘年的時間，寫下了包括長、短篇小說、散文、史傳小說、文學專論、劇曲劇本、童話等，總共78部作品。 五○年代是孟瑤寫作歷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在五○年代她的創作十分豐富，共約三百多萬字，是她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作品刊載近二十家的報紙與雜誌。在五○年代這個特殊的年代中，孟瑤龐大的作品量，往往透露出女作家在時代動亂中，時、空變換的轉折；在女性意識的開啟與歷史學的素養下，孟瑤所創作的小說作品，確實有她的特殊性值得探討，她應該擁有她的文學位置，而不應該如此地孤寂地凋零。 本文探討在五○年代的女性文學的國度裡，在官方與男性權力掌握的罅隙中，女性文本跨越傳統的份際，展現其獨立開創的新人生態度。同時深入孟瑤在五○年代的文本中，所隱含的深刻意義。孟瑤的小說常在言情故事的遮掩下，不經意地流露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宣揚，展現其素樸的女性意識。同時在小說藝術追求上，繼承五四感時憂國的文學傳統，在五○年代的寫作中，展開女性大河小說的寫作企圖。孟瑤的小說藉小人物在家國動亂中，立身的悲哀與無奈，訴說踽踽獨行的異鄉客，在故去的家園與永遠的鄉愁下，漸漸滋生的在地感情。孟瑤在五○年代堅持而勇敢地為女性而發聲、為立根於台灣新故鄉而執著，並在歷史中留下見證的一角。

台灣在尚未被併入清國領土範圍前，本地居民是以部落社會為主，尚且有平埔族與高山族。目前我們熟諳的貞節牌坊、旌表與匾額，皆隸屬中國傳統儒家所推崇的節操理念與漢人思維，然而，它們並不存在於原始的台灣。清代台灣婦女因守節而受到表揚一事是根據旌表律令，為能理解此制度是如何生成於台灣，必須追溯制度的起源、演變與對台灣婦女的影響。 本文欲從明清的律令，探討旌表辦法、規範及名稱之差異，與此制度如何演變並施行於清代台灣，並以清代台灣志書中〈列女〉之名稱與紀錄作為佐證旌表一制在清代初期、中期、後期之演變，了解彼時台灣婦女是如何被納入儒家規範與漢人價值觀的體系之中。此外有別於以往關注寡婦弱勢與同情憐愛的面向，本文將以《淡新檔案》和《台灣私法物權編》中的民事訴訟與契約簽署等案例，分析婦女選擇守寡一途之因素，包括她們須面對現實經濟環境與家庭成員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守寡」實為婦女幾經機會成本考量後之選擇。台灣女性權力是如何從優勢轉為劣勢，再經由身分的轉變展現其母權亦是本文觀察之課題。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女作家人數之多，如同璀璨的文學星群，不斷照亮臺灣文壇的半邊天下。然而，如此豐沛的臺灣女性文學創作，在臺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以羅蘭的作品，不論是在過去或是現在，以欣賞或是讚譽的讀者居多，但研究者和評論者相對的就比較少。以臺灣而言，截至目前，雖已有為數不少的單篇評論，但專論羅蘭作品的專書卻是付之闕如。研究的對象，也僅只於一些的簡單評析，尚缺有體系的全面探究，因此，本論文以羅蘭散文為研究的主題，希望能為羅蘭散文架構一個較全面的體系。 本論文擬從文本出發，以主題的取向與敘述的策略相結合，兼具作品內在與外緣的探討與比較，從而進一步辨義羅蘭散文的書寫在現代散文中的意義與位置。除了主題與敘述為兩大主軸開展之外，作者的身份所造成的條件性書寫，及其相關的文獻資料也是本論文所關注的重心。希望透過「基礎的文本整理與詮釋」、「論文研究資料解讀」、「時代變遷對作家的啟發」和「文本分析」為研究的策略，將時代變遷對羅蘭的影響與啟發等面向做一通盤的分析、比較與歸納，藉此結果來論證出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中心議題──羅蘭作品在當代女性散文中的位置，並試圖建構其在散文史上的意義，且根據各章的研究成果，總結歸納羅蘭散文中所呈現出的風格特色與美學內涵，企圖辨義其在散文史上所代表的意義，以補臺灣文學史史頁中──「當代臺灣女性散文研究」之不足。也希望能把羅蘭的創作和時代變遷建立關聯性，並能透過本研究建構一個臺灣女性當代散文研究的觀察脈絡與文化視角。 / 摘要 i 目次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10 第三節 範圍界說與研究方法 ………………………………………………15 第四節 章節架構與安排 ……………………………………………………18 第二章 她的故事──羅蘭自傳研究 ……………………………………………20 第一節 走過歷史的橋樑 ……………………………………………………22 第二節 尋根溯源的身世拼圖 ………………………………………………27 第三節 一趟返「家」的旅程 ………………………………………………39 第四節 「消失的存在」與「存在的消失」 ………………………………44 第五節 小結 …………………………………………………………………52 第三章 她的理想與異想──羅蘭生活散文研究 ………………………………53 第一節 彩繪日記 ……………………………………………………………55 第二節 生活中的「小」風景 ………………………………………………59 第三節 美麗的夢想？ ………………………………………………………72 第四節 小結 …………………………………………………………………84 第四章 她是這樣感悟人生──羅蘭小語研究 …………………………………85 第一節 她和廣播結緣 ………………………………………………………85 第二節 哲理與智慧並存的獨到見解 ……………………………………91 第三節 羅蘭小語的美學意涵 ……………………………………………103 第四節 小結 …………………………………………………………………112 第五章 結論：羅蘭散文書寫的特質與意涵 ……………………………………113 第一節 家台灣的生活圖景與認同 …………………………………………113 第二節 感官體驗的召喚 ……………………………………………………116 第三節 生命的感悟與自我追尋 ……………………………………………118 第四節 總結 …………………………………………………………………119 附錄…………………………………………………………………………………122 參考書目……………………………………………………………………………129

本論文之所以討論蘇偉貞小說與戰後台灣文學史建構的關係，是因為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評論已經不少了，這證明蘇偉貞小說有其重要性。但是目前就筆者所見到的台灣文學史，如果有談到一九八○年代左右興起的女作家作品，對於蘇偉貞小說幾乎只以一個名字帶過，可以說是忽略她的存在。這樣的落差是很大的，於是本論文便想探討，文學史對一個重要女作家小說的忽略，其中的原因何在，並進一步探求如何為蘇偉貞小說在文學史上定位，給予適當的評價。 但是一九八○年代以後興起的女作家小說受到忽略的不止蘇偉貞小說，而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之所以有討論的價值，有兩個原因：第一，蘇偉貞小說從一九七九年至今，多次獲得文學獎，創作品質得到肯定；第二，關於蘇偉貞小說的討論已經不少，並且在同一議題上，評論者常有對立的兩派意見，這就挑戰了文學史對作家作品的定位與評價。例如談到小說中的女性意識，有些評論者認為蘇偉貞小說中相當缺乏女性意識。可是也有論者在承認蘇偉貞小說中有父權思想的同時，認為她的小說並不是全然沒有女性意識的。此外，有些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表達出的特色是和鄉土文學不同的，它們是從新的角度來觀看社會現實。但是也有評論認為蘇偉貞小說不能反映現實，反而像在〈陪他一段〉的小說中，傳達了少女心靈的純潔性與理想性，這是現實所沒有的，是讓少女在面對現實時能擁有暫時的迷醉。 本文所採用的方法，首先是找出筆者所能見到的戰後台灣文學史，找出它們的史觀。這是因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涉及作家作品會不會被納入文學史的問題，而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又與其建構文學史的史觀有關，因此找出史觀，就能找出文學史選取作家作品的標準，然後才能找出蘇偉貞小說被忽略的原因。經過分析，本論文認為這些文學史的文學史觀，幾乎就代表了史家的政治史觀，因而作家作品的選取及詮釋，同時也要能為史家的政治立場發聲。而史家賴以建立文學史觀的政治史觀，又是在男性社會下形成的，也可以稱之為男性史觀，因而在選取女性作家作品時，作家作品能不能為男性史觀所用，便成為文學史在納入女性作家作品時的考慮因素。因此本論文得到的結論是，戰後台灣文學史的建構，往往有它的政治立場和性別立場。 在了解建構戰後台灣文學史的方式涉及史家的性別與政治立場之後，接下來便檢討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性別與政治立場，以探討其與文學史之間的關係。 談到蘇偉貞小說如何表達其政治立場的部分，本論文認為小說表達了國族認同、土地認同和身分認同的態度。在國族認同方面，她出身眷村及曾為軍人，使她的小說中有軍人及其眷屬的出現，或以眷村為背景，甚至是帶有反共意識。而蘇偉貞與三三文學集團之所以發生關係，乃是他們站在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的立場，認同這樣的意識形態，往往也就意味著認同他們所塑造出來的國族認同意識。不過，張愛玲小說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細節敘事，這一點使小說將軍人的職業氣質表現在日常瑣事上，這種作法則使軍人做為鞏固國家領土之工具的英雄光環消解。此外，張愛玲反共小說從人性面來反共，也影響了蘇偉貞反共小說的寫法，而從人性面寫反共，便消解了國民政府反共所賦予的國家使命，因此，雖然蘇偉貞認同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但這些都無意間使反共懷鄉之想失去其為國族而戰的神話性，也使蘇偉貞小說之政治立場漸與國民黨反共意識形態悖離。 而蘇偉貞身為一個眷村出身的作家，小說也表達了一個第二代眷村子弟對台灣土地的認同過程，從《有緣千里》到《離開同方》到〈老爸關雲短〉，小說是逐步表現出對台灣的土地認同，〈使者〉持續這樣的看法，但是對第一代眷村居民，之所以懷鄉的心態，則進一步產生理解和同情。 在身分認同方面，蘇偉貞小說一直相當肯定身為眷村子弟及軍人的角色。 再說到蘇偉貞小說的性別立場，原本，蘇偉貞小說在興起之初是服膺國民黨意識形態，也就是由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雖然如此，性別意識原本不夠強烈的蘇偉貞小說，仍可說以其題材瑣碎、或大量以愛情為題材等被視為相當女性的特色，而在性別立場上與男性不同。然而它逐漸浮現的女性意識，仍使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漸漸與男性中心文學史觀衝突。在這一點上，本論文認為張愛玲仍然發揮了她的影響力。首先是使蘇偉貞小說中惡毒母親的形象重覆出現，並且使它們具細節敘事的色彩，這不但影響了蘇偉貞小說的政治立場，也影響其中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又因為女性意識的逐漸強烈，使小說後來對女性身體的關注漸漸多了起來。 綜合以上討論，本論文認為蘇偉貞小說在性別立場上是由服膺男性中心思考逐漸轉移到具女性意識，在政治立場上則由服膺國民黨反共意識到不再書寫反共懷鄉，並且認同台灣土地對一個眷村子弟的重要性。 已經完成的、男性中心文學史觀下的戰後台灣文學史，很明顯的和蘇偉貞小說所呈現的東西對立，然而目前尚為主流文學史觀的後殖民文學史觀，要如何面對已經發現的這個現象？如果蘇偉貞小說有其被討論的價值的話，那麼後殖民文學史觀該從那個角度去把握蘇偉貞小說的價值，並且仍站穩後殖民的立場？其實，後殖民文學史觀標榜的去中心權力的宰制，並且建立主體意識，是後殖民文學史觀在面對作家作品時可供來者借鑑之處，蘇偉貞小說的呈現以及轉變，也是其主體意識的展現。如果能從這個角度對蘇偉貞小說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做同情的理解，文學史才能真正做到具後殖民的史觀。這也就是本論文在第四章所說的，要把握住文學史觀的後殖民立場，但是在思考作家作品的意義時，要有後結構的思考。 本論文認為後殖民史觀應當注意的是一個外省的、眷村的、軍人的、女性作家小說，如何在政治及性別立場上，呈現其從服膺殖民到具後殖民思考的歷程，這也是蘇偉貞小說的價值所在。特別是在今日，將蘇偉貞小說納入文學史的考慮，富有其時代意義。過去，劉心皇的《現代中國文學史話》和尹雪曼的《中國新文學史論》把戰後台灣文學視為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文學的傳承，稱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枉顧本土發展出的台灣文學傳統。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和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便以對立於國民政府文藝政策的思考方式，加意強調台灣文學史的寫作，必須要有台灣意識。為了使台灣本土文學傳統不再受到壓抑，他們勢必要以這樣極端而對立的姿態來反抗。 如果能意識到，書寫台灣文學史時，以台灣意識對抗國民黨反共的中國意識是一種階段性任務，而現在台灣本土文學傳統因為這樣的努力也不再被漠視之後，文學史的下一步，除了繼續主體建立的過程，還應注意到主體內部不同構成因素的差異性。否則，文學史的建構仍然只是以一個中心取代另一個中心，甚至是以一個霸權取代另一個霸權。這就是為後殖民文學史觀注入後結構思考的時代意義。我們檢視小說家如何在這樣多重邊緣的位置發聲，對她的政治與性別立場加以思考，以致其思考帶有後殖民的意味，這些相對於男性或本土意識論者是一個對照。而強調政治與性別立場的文學史觀，也可透過不同政治與性別意識形態的呈現，豐富文學史的內容。

本研究為瞭解女性罹患憂鬱症及復原的歷程，與家庭系統的相互影響關係；及其復原歷程中有助於復原的因素，採質性的研究設計，以深度訪談法訪問三位20至30歲曾罹患憂鬱症、目前已復原的女性。 研究結果發現：在其生病前，家庭中皆有不穩定的夫妻次系統，充滿衝突且關係疏離的父女次系統，受訪者心理層面感到不被支持的母女次系統，疏離的手足次系統，僵化三人組的出現，以及過於糾纏或僵化的界限。她們的自我分化過低，與家中其他成員的連結薄弱，心理距離疏遠，處於一個不被支持的位置。同時，在她們心中都有很深刻、覺得難以原諒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在這樣的家庭互動型態中，更加無法抒解。 在她們復原後，家庭結構中不穩定的夫妻次系統，及僵化三人組的情形沒有很大的改變。而家庭系統中有助於復原的因素有：(1) 開放的系統：家庭與外界的連結增強，不論是教會或醫療體系的資源都能協助減輕家庭中的壓力。(2)個人良好的自我分化帶動系統的轉變：從生病到復原的過程中，她們經由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對話、及嘗試獨立過程，自我分化增強，開始能體會父母的心情，放下原本難以諒解的情緒，與父親的關係變得緩和，與母親或手足的連結增強。(3) 清楚的界限：與其他成員的心理距離調整到較適當的位置，不再過於疏離而無法得到支持，或過於糾纏而直接承擔太多其他次系統而來的壓力。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that begins from a woman having depression disorder to her recove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r and her family, and the factors which are good for her recovery.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n-depth interviewing are adopted to collect data. Interviewees are three unmarried women who are twenty to thirty, and they have already recovered from their dep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the women get depressed, their family suffers from the unstable spouse subsystem; the father-child subsystem is distressed; the mother-child subsystem can not get support; the sibling sub-system is estranged; the rigid triad evolves, and the boundary of the family is over enmeshment or disengagement. The degree of the interviewees’ self-differentiation is low; the link between their family and they is weak. They are psychologically distant from their family so they would be unsupported in their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ir complex emotion is even harder to be released in this family interacting pattern. After they recovered, the unstable spouse subsystem and the rigid triad would not disappear. However, the family system does chang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covery are: (1) open system: the link between the family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stronger. Resources from churches or medical system can moderate the pressure from the family system. (2) individual’s self-differentiation urges the change of the family structure: interacting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endeavoring to seek their independence , they undergo more complete process of self-differentiation. They began to relieve their bitter; they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father; the link with their mother gets stronger. (3) clear boundary: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 family members and they adjust to a proper situation. The interviewees stop overly disengaging from their family, so they can get support. Meanwhile, they also don’t overly entangle with their family, so they no longer bear directly the pressure from other subsystems.

臺灣女性主義的性侵害研究，發展出被害人「無聲—現身／聲—失語」困境研究的學術脈絡。本論文嘗試在這樣的本土學術脈絡中，從論述的層次，探討女性被害人形象的社會建構與性侵害案件「真相」建構之間的關聯性。本論文援引論述分析的理論架構，並利用「從屬位置」（subject position）作為概念工具，詮釋臺灣當代司法實務判決與媒體言說如何論述具體性侵案件的女性被害人。本文認為，判決心證中的法律論述，與媒體言說中的道德論述，在具體性侵害案件的討論上，均建構出相似的、單一的女性被害者從屬位置。前者以去脈絡化、去關係化的方式解讀性侵害被害人的故事，形塑出原子式的主體位置，後者則是以性別化的道德標準對女性被害人課以嚴苛的道德責任。兩者互為援引，支持彼此的正當性，進而形成一不利於女性被害人敘事的論述結構。一方面，她無法成為判決心證論述中全知全能的原子式主體，另一方面，她也未能符合道德論述中那個對性（sexuality）有著高度警覺性的主體。因此，具體案件中的女性被害人，作為性侵害事件中的主體無法被看見、承認，而成為「失格」的被害人，從而，她的性侵敘事也成了「失真」的故事。

在市場區隔理論的發展中，由早期的地理化區隔、人口統計變數的區隔、到心理與行為方面的區隔，像是:生活型態、人格、與使用時機、使用率⋯等, 但是這些區隔變數只是注重於產品的利益面、功能面或屬性面，並沒有針對消費者的核心價值為出發點。 在信用卡的紅海中，除了銀行發行的聯名卡、認同卡之外， 研究生以女性在人生階段不同功能性角色的消費價值變化，以信用卡延伸服務發展新的信用卡形態，探討以人生角色定的情感黏度發展，是否能減少呆卡率。發卡銀行應該了解消費者核心消費價值，發展有顧客價值的產品或服務，讓她們對發卡銀行提供的產品或服產生強烈的認同與忠誠。本研究採質化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 女性隨著不同生命階段遭遇到不同的人生課題，自我角色轉換時，需求亦會改變，與信用卡的關係知覺也隨之改變，女性在相同的生命課題，不同的生活經驗的互動過程，每一角色代表著女性情感價值的知覺。故女性的需求可以以擔任不同角色如妻子、母親來分類 二、 單身階段因情感價值的關係申辦的第一張卡，在之後的家庭發展過程中，也不會取消該卡片，因為此信用卡連聯個人在離開父母的世界，所代表著邁向獨立自主、自我追尋、自我展現的個人情感關係。 三、 女性在新婚期申辦的信用卡，大多以功能性角色‘太太’、‘母親’在生活上的需求，如超市聯名卡、水電費自動專屬信用卡扣繳，兒童服飾愛的世界聯名卡，可以了解女性在家庭發展階段，女性關注的焦點從個人的需求及家庭需求發展，重視責任、關懷他人，他們在群體中不斷訴諸於共同的感覺與情緒, 她們透過心理認同的相互連結起來，並且獲得情緒價值。 四、 女性持卡人需要的是被尊重、愛護以及同理心的感受，一但發卡銀行給予女性消費者這樣的感覺，她會一輩子記得這樣的窩心的回憶，不會輕易轉換發卡銀行，因此發卡銀行在CRM方面最重要的關鍵在於了解女性重視的是什麼，一但有了針對女性較細膩的行銷策略與服務品質，必可穫取女性的終身價值。

凱蘿‧邱琪兒在《醋湯姆》和《頂尖女孩》主要運用社會女性主義的觀點，探討女性在資本主義與父權的宰制下所遭受的壓迫。兩部作品中不但關注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更重視在不同的社會階級下，女性會因階級上的差異而自我分化。 第二章在分析《醋湯姆》 中，邊緣弱勢女性在面對父權壓迫時的種種煎熬、憤怒、 與掙扎。《醋湯姆》以十七世紀基督徒獵殺女巫事件為背景，劇中被指控為女巫者，大多為社會邊緣人。其中指控他人為女巫者，竟也不乏女性，他們為了自我的利益和生存，願與父權共謀，欺壓弱勢階級，但自身也受父權機制的壓制。此外，本劇穿插的歌曲將十七世紀迫害女巫的厭女思想連結到二十世紀持續詆毀女性的態度。 第三章則著重《頂尖女孩》，雖然劇中出現諸位歷史上的成功女性，但至今女性仍 為了追求成功而缺乏團結甚至放棄母職。1980年代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成功女性」可以跨越階級的藩籬並獲取職場上的成就。但劇中批評Marlene，這種為了事業成功而放棄家庭的女性，不過是複製了另一種父權思維而已。另外，第三章也探討邱琪兒創新的寫作手法，她認為向父權屈從的女性角色在性別扮演上皆有其目的。女性角色過度強調外在的服裝藉此討好男性支配者，並展現自已的社會地位。例如，Marlene刻意穿著女性服裝遮掩自身，實際上是在遵從父權體制。 第四章為總結，邱琪兒在兩部劇本中指出部分的女性不願意團結，也拒絕幫助大多數的女性尋求轉變。藉由這兩部作品邱琪兒檢視女性間的階級衝突：女性為了自身利益和成就壓迫其他女性；遭受壓迫的女性因難以離開困境而敵對成功的女性。那些屈服於父權的女性不單強化了父權體制，更對處於不利地位的女性造就更加無望的未來。 / This study of Vinegar Tom and Top Girls demonstrates how Caryl Churchill asserts her socialist feminist concerns of intertwining class and gender issues. Both plays reve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situation and gender oppression. She makes explicit that the class hierarch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determining women’s experiences. The power and injustice are practiced by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which uphold the oppression for women. The main concern of both plays is the indictment of the women in powerful clas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In Vinegar Tom, the witch accusations result from the patriarchal and class prejudice against poor and marginalized women. Th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is manifested by some women who are patriarchal agents to victimize the women of lower class. In addition, by using the songs, Churchill presents shocking connection between medieval misogynist attitudes to witches and people’s continuing denigrating attitudes to women in general. Top Girls manifests, in spite of the historical women’s success, lack of solidarity and abandonment of motherhood remain unchanged in the present time. Thatcherite politics promoted the image of the high-flying female achiever who was capable of transcending class boundaries and of attaining material success in the work place. However, in this play, the successful woman, Marlene is a believer of patriarchy in disguise of a woman who forsakes her origins and family. In addition, there is a theme of performed gender roles in both plays. The women who collude with patriarchy focus on their dressing to achieve the practical purpose. In both plays, Churchill addresses the women who do not build solidarity or foster change for the majority of women. The women of upper class oppress the other women to attain their achievements or pursue their own benefit. The women of lower class cannot escape the plight and they are hostile to those upper class women’s advances. The women’s collusion with patriarchy strengthens the stabl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causes a bleaker environment for those disadvantage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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