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以重視人際關係、包容、關懷等特質，融入傳統的權威、剛強的領導，於職場上擔任主管職比例已上升的趨勢，顯見「坤道」已逐漸被重視。 　　21世紀是屬於中國人的世紀，中國《易經》被尊稱為「群經之首」，本研究從「《易經》坤卦」內涵及其六爻的變化及應用，詮釋出具柔性特質的領導。是以，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做為之後章節的論述內容： 一、《易經》的經傳大要及中心思想為何？ 二、現代領導理論為何？ 三、《易經》坤卦的內涵？其對領導意涵如何論述？ 四、《易經》坤卦爻動後與權變領導學之關聯為何？ 五、《易經》坤卦領導對於當代的領導理論有何貢獻？ 在研究方法上，採行質化研究，首先對《易經》的經傳大要、中心思想、坤卦意涵及現代領導理論等，進行文獻、次級資料分析及經典研究的概念、描述分析，並簡略敘述坤卦動爻位後的變化及應用，進一步建構出易經坤卦領導學的雛型。 研究中以德國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進行個案分析，讓本研究更趨完備。 最後結合傳統與現代理論為坤卦領導學與現代領導理論提出具柔性特質的領導的相關論述並對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本項次級研究(secondary study)係以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第三期第二次的資料進行分析，旨在探討教育與職業地位取得之性別差異與變遷，透過女性主義觀點的檢視，體現近代台灣地區社會變遷的趨勢。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計有：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三期第二次問卷與Trieman的「國際職業聲望量表」，共計擇用有效樣本2198人進行分析，並利用迴歸分析、多變量共變數分析(MANCOVA)等統計分法，進行模式之檢證。主要發現如后： 一、 兩性的教育取得具有性別差異，惟其差距日趨降低；而教育總年數因隨時間變遷的漸次提增，為兩性在教育取得的共同趨勢。在同一人口年輪教育取得的性別差異比較中，男性較女性具有教育取得的優勢，尤其在1967年以前出生的人口群中更為顯著。然而在教育取得的變遷中，教育取得的愈佳化，是一無性別差異的共同趨勢，亦即兩性的教育取得均日趨提昇。 二、 兩性的職業地位取得具有性別差異，尤其在職業收入上更甚顯著。在同一人口年輪職業地位取得的性別差異比較中，男性較女性具有職業地位取得的優勢。尤其兩性職業收入的差異，在1967年以前出生的人口群中更是明顯。而職業聲望的性別差距，在1967年以後出生的女性人口群中，即便其職業收入與男性的差異已大幅減低，但因其從事的職業結構，反使其職業聲望居處劣勢。惟就女性職業地位取得的變遷而論，在時間的嬗變中，女性的職業聲望與收入均已大幅的提昇。 三、教育取得對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具有兩性的性別差異。在同一人口年輪的性別差異比較裡，男性的教育取得對其職業地位取得的影響甚於女性，故而在女性教育程度亦漸趨提昇之際，教育取得對女性職業地位取得的助益，相對於男性是較低的，故而教育水準的提昇，將會是女性社會地位提升的必須，但其未必能成為社會地位晉升的最佳途徑。惟女性的教育取得，在社會變遷的氛圍裡，對其職業聲望的助益是較有利的，因教育的取得將有助於其在主流職業結構中從事較專業、職業聲望較高的工作。

一個人的一生都與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從出生開始，就在家庭之中成長茁壯，到就學年齡就到學校接受教育，就學時期，也參加各式的活動、社團，更長則進入社會，加入企業、政府、軍隊等組織。組織的成立都有其目的，參與的成員都希望能夠達到組織的目的，這與組織的「人」和「事」，有相當大的關連。 組織架構是眾人組成之合作體系，其運作則為資源應用、創造價值與分配價值的過程。組織能否順利營運，需要靠「人」（理念、文化、成員）與「事」（活動、技術、結構）的互相配合，建立協調性與共榮性以便發揮協力之效。 在企業的組織研究之中，性別的議題也慢慢地被重視，從研究管理者的性別差異開始。若將組織類同於人，人有生命週期，組織也有生命週期，從人有性別的觀點來看組織是否有性別，進而討論不同的性別下其行為表現是否有所不同。 在一個陽剛特質高的組織，組織的目標為功能性的，溝通多為工作需要，溝通方向多為由上向下，主要以命令的口氣與下屬溝通，決策的過程偏向理性，領導者利用獎懲來使員工工作。但在一個陰柔特質高的組織，組織目標多為共同性的，因情感而發生溝通的需要，由下向上的溝通也非常的重要，較多的以直覺來做決策，組織關注在「人」，領導者藉由個人的魅力來將使命移轉給員工，使員工的個人目標能與組織的目標一致。 由個人的社會性別的觀點，分別由陽剛特質及陰柔特質的高低，將組織區分為陽性組織、陰性組織、未分化組織、及陰陽同體組織。而陽性組織由軍隊組織來代表，陰性組織由宗教組織來代表，未分化組織由政府組織來代表，陰陽同體組織以企業組織為代表。 從組織的社會性別觀點來檢視一個組織，不同於過往的組織理論的概念，這個架構的建立，提供了另一種用來觀察組織的角度，即一套分析工具。這樣的架構可以用來研究組織之間的差異，以及四種類型組織內的差異。因此可以應用在組織的建構或發展，或是組織改變的依據。

本論文對於太宰治後期表達女性生命力的作品進行研究。這些作品雖是男性作家所書寫的作品，但是敘事者是由具主體性的女性所發聲而與男性的言論進行對抗，並且重新構築在制度內被他者化‧差別化的女體性。筆者著眼於這些問題點並進行考察。對於在太宰的女性敘事小說中的「男人的擬態」與「女人的不良」這種相對化構造上對峙的女性表現的表象上，檢驗太宰治的性別差異的構造並進行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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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由於殖民者將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建設引進，使得臺灣的城市空間有了大幅度的改變。至三Ｏ年代仿歐建築的都市樣貌大致底定，當時筆直的街道充斥著洋樓、商店及自動車，公共空間如公園、音樂台、劇場、運動場等的開放，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建設，均帶給民眾不同以往的體驗。同時期，女性因現代性政策的執行（如放足及接受教育等），擺脫了傳統的規範與束縛得以進入公共領域，並從中獲取「行」及「知」的權利，此時，女性除自身主體價值觀念的轉變外，都市規模的興起與速度時代的到來，都讓整個城市空間運用的概念與距離不同以往，當然也衝擊著女性的身體經驗。而三Ｏ年代的白話通俗小說對於當時城市景觀的書寫常能見到異於傳統的刻畫，從溫泉、公園、動物園到咖啡廳、電影院及百貨公司等都市場景，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約會地點往往結合了都市男女的愛戀經驗，其中更有了擴展時代女性活動範圍的可能。及至戰爭爆發後，為配合動員政策，臺灣女性至戰地支援，於空間的移動上有了更大的躍進，而小說中對於女性身體移動至戰爭前線並化身為報效國家的志願士或看護婦的情節亦有諸多的描述。本文即就三Ｏ、四Ｏ年代白話通俗小說中女性活動空間擴展的線軸，從最原始的家屋出發，至城市的休閒去處、工作場域，乃至異國戰地，由近而遠、由小至大，談女性主體自我實踐的歷程與可能性，並從女性空間開展的過程中分析其中所帶來的多元樣貌。

全球化的趨勢帶來了人口的移動與跨國婚姻的增加，對於移入國家常常產生多元文化的衝突，對於移入者更有許多要適應的面向，導致產生語言、文化與生活適應不良、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缺乏支持等問題。 因此新移民女性遠嫁他鄉的勇氣是應該被佩服的，因為她們要到一個陌生的國家重新生活，並帶著原生國家的文化、價值，要來融入和學習新國家的文化、價值。 也因為她們要面臨許多生活上的適應，有些適應上的問題透過學習是可以解決的，例如：語言問題，可以透過家人教導或是參與各縣市識字班，可是有些問題卻無法透過學習或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例如：家人與外界的歧視，因為家人對於新移民女性嫁來臺灣的動機，會停留在為了金錢而來到臺灣的刻板印象，可能需要透過實際的認識、接納新移民女性，才能減少歧視或不客觀的負面想法。 為使外籍配偶家庭生活正常和樂，並迅速融入臺灣社會，以降低各種足以衍生社會問題的各種相關因素，雖然已成為政府、非營利組織與外籍配偶家庭非常重視的課題；但臺灣社會對外籍配偶原生文化大多缺乏瞭解，造成許多既有的偏見與刻板印象，使得外籍配偶適應臺灣生活更增添一層陰霾。 本研究在暸解政府對於新移民照顧輔導政策中，如何幫助新移民女性在臺灣所面臨的個人生活、心理、經濟、子女教養、婆媳、社會參與、資訊網絡等等問題。藉由訪談新移民女性表達出在政府的照顧輔導政策下的觀感與需求，供政府日後施政參考，以提出更具體及具多元文化的移民政策，來幫助新移民女性融入臺灣社會，並培養民眾尊重多元文化共存的觀念，以促進多元社會文化的實現。 /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not only to the increase of glob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marriage but also brings cultural conflicts to the receiving country. To the immigrants, there are plenty of aspects to be faced with, such as the adaptation of language, culture, daily life as well as the building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lack of social support. Therefore, the spirit of foreign spouses is truly admirable considering the courage they need to start a new life in a foreign country, striving to acclimatize themselves to the culture and value of a new country on their own. In addition, they have to cope with many adaptation problems, some of them could be solved through learning, such as language, which could be tackled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family or Chinese literacy classes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Nonetheless, some of the problems could not be solv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such as discrimination within or outside their family. Since their Taiwanese relatives might still have stereotyped ideas that they only married for money. To eliminate this type of discriminative and negative think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spouses is required. With a view to reducing all sorts of derivative social problems, it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our government, NGOs, and families with foreign spouses to provide them with happy family lives and smoother adaptations. Unfortunately, without 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original culture, our society is still riddled with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s against foreign spouses,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adapt to life in Taiwan. As far as the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policy are concerned,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to understand in what way our government is assisting foreign spouses with problems regarding personal life, mental adaptation, financial ordeals, childcare, relationship with mother-in-law,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ation access. For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polices, this study aims at revealing the perception as well as needs of foreign spouses through interviews, in a hope to propose a more practical and multi-cultural immigration policy that will not only help foreign spouses with better adaption into our society, but will also cultivate a public sense of respect for the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ultures on the path toward the realization of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一九六三年郭良蕙的《心鎖》、一九七三年歐陽子的《秋葉》、一九八三年李昂的《殺夫》。每隔十年台灣社會就會對於女性小說引發議論，這正好印證性別議題的文學，總是受到壓抑跟封鎖，女作家探討身體的感覺或情慾問題都無法在權力的干涉當中遁逃。三位作家分別運用了性別／文本策略，來表述情慾或小我，這種對於宗法倫常逆向演繹的書寫方式，最終被推上道德審判的祭台。因此我們可以說《心鎖》、《秋葉》、《殺夫》，分別代表了六0年代、七0年代、八0年代，這三個世代台灣的情慾書寫，女性文學遭受壓抑的索引。 五、六0年代可以說是黨國思想最為穩固的年代。郭良蕙反向的探討女性的情慾、外遇問題，無疑就是踰越了那個時代的主流價值。因此「《心鎖》事件」才會從原本單純的文學事件引發成社會事件。整個「《心鎖》事件」也可以視為威權體制壓抑文化表述空間的象徵。《秋葉》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年代引發議論。歐陽子所使用的現代主義的審美觀念，在於彰顯人性的深不可測。透過人物內心不真實的想像，挖掘到最真實的自己。因此她筆下的女性角色也顛覆了傳統文學裡三從四德的女性形象，讓女性回歸真實的人性。《殺夫》成功問鼎文學大獎，替女性文學作了成功的辯護。而她的獲獎，並不意味著衛道人士從此就會對溢出常軌的女性書寫善罷干休，而是揮舞著道德的大旗群起圍剿。李昂所欲控訴的實則是一部血淚斑駁的女性身體壓抑史。 以歷時性的觀察，三冊小說分別反叛當時響徹雲霄的大敘述。她們從幽微的女性意識到主動出擊的女性主義，這樣的脈絡經過現代主義的洗禮之後，也可以視為女性從「反思」到「反抗」的自我美學建構的歷程。

詞選研究是很具開發潛力的空白之地，詞選批評研究之視野是多元的，透過詞選批評可以逆證編選者的詞學觀、審美品味，又可透過選本中之評語了解編選者之詞學觀，以及當時作家間的交遊情形，亦可從詞選傳播現象了解群眾的消費取向。此外，更可以從詞選編輯做詞史、詞學史的橫向詮讀。 　　尤其地域詞選和女性詞選為清代所特別獨有。女性詞選的研究一直非常匱乏，其實女性詞選所涉及的層面十分廣袤，從女性本身個體、群體交遊到家族間的詩詞唱和來往，是一個同心圓關係，不斷拓展出去，尤其在明清女性文學蓬勃發展之下，女性詩詞創作是最大宗，詞又是較為溫婉柔媚，適合抒情的文類，女性詞與女性詞選的發展應可互為參照；其次，女性創作與家族間的關係，甚至與地域詞學的關係又密不可分，如當地學風對女性創作的讚揚或褒貶，都可能影響創作風氣與風格。 　　清代女性詞選研究之必要性在於其「文學史性評價」和「社會性評價」，如果以前的文學史是一種減法的建構，只擷取撰寫者認為「重要的」，那當代重新建構文學史時，應該要用加法的視野，去看那些被忽視（而非被淘汰）的作品或現象。 　　本論文並非要去「證明」男性或女性編選的詞選集是否有何不同，而是整理文本、分析文本，去「說明」這些女性詞選呈現出什麼。因此本論文嘗試詳細整理此一文學史中空白的處女地，並試圖從清初詞選與女性詞選的定量分析，探討女性詞選中典律與性別差異等相關論題。

本論文所謂的「家族書寫」是在文學範疇中透過家族歷史現實與群體活動的記錄，加上文字敘述、記憶回溯、虛構想像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書寫策略與筆法，透過經營、追溯家族史的書寫形式而成的作品，它們的特點是融合了歷史與想像，在時空交錯的網狀結構下進行，經由書寫家族史的過程，及其內容、結構以實踐認同，重構歷史。而在此之中，個人自我認同與性別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仍在不斷地被書寫著。在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當中，女性不存在於祖譜當中，女性在家族歷史裡沒有名字。女性從書寫中確立自我認同，從女性的觀點追索自我的身世，從女性群體當中的「自己」到「異己」，無論是內在血緣、情感或外在社會關係所組成的人際網絡，都可以透過回憶、想像、書寫來建立女性的自我認同。 本文欲從「女性家族書寫」的範疇當中，探討三大命題：一是歷史定義的開放與女性敘事的特點，二是記憶與書寫，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關係，第三則是透過女性書寫所建構的女性主體。 第一章共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篇章架構」簡要說明各章的論述重點。 第二章主要是探討「書寫策略」的部分，如女性書寫策略當中的「瑣碎敘事」，或是女性家族中的「姊妹情誼」，筆者認為這是女性書寫中建構記憶的「利器」，皆援引女性主義加以申論，同時也輔助主題核心論點的確立。 第三章則引用西方後結構女性主義學者西蒙‧波娃和精神分析學派的寇多洛對於女性的研究論述，從「社會關係建構」與「精神分析」雙方面同時探究兩性構成的家庭關係、母女關係和母職等議題，以突顯九○年代之後，家族重要成員形象的轉變和家庭關係的呈現。 第四章引用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以及後殖民理論，析論家族與國族史交疊之下的女性書寫，進而追問女性主體在書寫過程中所展現的面貌。關於「女性主體」的部分，則援引法國女性主義學者伊瑞葛來(Luce Irigagy)的「流體力學」理論，及台灣中文學界學者劉人鵬所提出的「罔兩問景」的女性閱讀法，從流動與曖昧的角度，建構女性主體的特質。 最後一章則是結論，將各章的結果綜合彙整，集結各章的分析成果，以獨立各章結論結合後，做較為宏觀的整體性析論。一方面針對本論文的分析成果所作的結論，另一方面則是從文本考察的結果中，所延伸的看法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