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在探討婉如模式下有酬家務勞動服務正式化，一方面從基金會的組織運作系統來理解有酬家務服務正式化的概念及操作方式，另一方面從家務服務工作者的工作動機、自身經驗與情境感受來探討此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兩相對照勾勒家務勞動服務正式化的面貌，並進一步探索此模式在家務責任的性別分工上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另外從婦女運動的角度來看，基金會作為早期菁英婦女主導的婦運及近期基層婦運兩股潮流的延續，在以婦女二度就業為媒介重新開拓、建立與這群婦女的組織網絡時所遭遇的困難與挑戰。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彭婉如基金會的家事管理系統及家事管理員為對象，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參與觀察及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了六位於彭婉如基金會家事管理系統下培訓、媒合完成，目前仍從事家事管理服務工作的家管員。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一）婉如模式透過制度的設計將有酬家務管理工作由毫無保障地下經濟工作轉變為勞動市場具有穩定薪資與勞動保障的正式工作，提供家管員選擇、定義甚至提升其與使用者之間關係的保障，具有了勞動力去商品化的意義。（二）此份工作帶給二度就業婦女足以支撐家庭的經濟收入滿足其工具性的需求，但研究發現到家務勞動辛苦而勞累的本質並不會因為變成一個有酬的職業而有所轉變，且家務管理服務是在家戶環境中一人獨立完成，缺乏共同工作的伙伴關係，造成封閉、孤單的情境感受，因此此份工作在本質上挑戰性與與樂趣並不高，無法滿足工作者的情感性需求。另外婉如模式下使用者與家管員間的互動關係，雖已擺脫剝削關係模式，但仍呈現變動不穩定的狀態未達到理想的互助模式，使用者是互動關係的主導者。（三）基金會對於性別分工的議題避開直接衝撞的模式，改採溫和務實的方式，先扮演婦女的社會支持系統角色，提供家事、照顧服務或二度就業機會，解決目前最迫切的困境（婚育與工作衝突、就業與經濟困難），另外再透過組織、教育訓練的方式支持或鼓勵其擺脫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母職責任的枷鎖。（四）在婦女組織教育上，傳統的性別分工為最主要的障礙，在母職妻職責任下，婦女難以將關注的焦點擴展到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外的事物身上，建立女性間的學習支持網絡。因此參考過去草根都市社區運動的經驗，「母職」仍是現階段最有效的動員策略，需要更精準且細緻的規劃，才能在婦女組織網絡的建立上看到成果。然而整體而言非營利組織下的正式化有酬家務勞動模式從勞動與性別的角度來看，對於家務勞工的勞動保障，以及性別結構正義具有模式建立與倡導的雙重貢獻。

本研究以現階段國小教師為對象，希望了解國小教師教學創意與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現況，以及教學創意與家庭作業安排創意之間可能的關係。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教學創新行為量表」、「教學創意動機量表」與「家庭作業安排創意問卷」為研究工具，透過便利取樣的方式，以全省849位國小教師的填答結果，作為資料分析的依據。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 本研究受試之國小教師具有中高程度之教學創意，科任教師之教學創意明顯高於級任教師，而「都市地區」教師之教學創意明顯高於「偏遠地區」教師。 （二） 在家庭作業安排策略方面，教師認為問卷中的各項策略還算符合其實際安排家庭作業的情形，女性教師在家庭作業安排策略中「考量環境脈絡、與生活連結」的因素高於男性教師；科任教師在家庭作業安排策略的「深化學習與提升學生內在動機」、「提供學生自主規劃與選擇」、「沒有固定答案與方式」因素之創意高於級任教師；教學年資在11年以上之教師家庭作業安排策略創意大致較高；而「都市地區」教師在「深化學習與提升學生內在動機」、「考量環境脈絡、與生活連結」、「保持彈性與系列規劃」與「沒有固定答案與方式」等因素方面，皆明顯高於「偏遠地區」的教師。 （三） 就家庭作業的安排內容而言，教師最常安排家庭作業的目的是「複習」，在家庭作業的種類中，教師較常安排「練習」、「閱讀」、「撰寫」類型的家庭作業。 （四） 在開放性資料中，有別於文獻選項的家庭作業安排目的包括：「充實學習能力」、「讓家長了解與參與學習」、「陶冶生活品格與技能」、「維持身體健康」、「配合學校活動」、「處罰」、「打發時間」以及「讓教師了解學生學習狀況」等；有別於文獻選項的家庭作業安排種類包括：「做家事」、「表演」、「運動」、「活動」、「做好事」、「反省」、「錄音」、「聆聽」等。 （五） 國小教師之家庭作業安排創意與教學創意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六） 國小教師之教學創意可以有效的預測教師之家庭作業安排創意。

當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期間，社會上普遍認為政府的管制是不正確的，整個社會瀰漫著自由化的思維，在金融體系方面也逐步解除金融壓抑轉向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但是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由於突然之間缺乏有效的監理，整個台灣金融體制開始發生一連串的金融問題，如彰化四信、國票案、地下金融、非法吸金等事件。再加上隨後受到亞洲金融風暴影響，造成了「本土型金融風暴」。這些事件造成了台灣國內一堆企業受到傷害而倒地不起，而這些倒地的企業，很多都是透過特殊的「政商關係」從銀行中獲得了高額貸款，然後再將這些錢拿去操作財務槓桿。但在發生如上述的金融事件後，這些企業或私人財務操作失靈導致破產，而這樣的操作失敗連帶的也就衝擊到銀行，致使銀行產生了一大筆的呆帳，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產生了很大問題。 而金管會正是為了改革金融體系弊端所成立的國家機關，金管會被賦予「獨立機關」的職能，但是卻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喪失了其獨立自主性及能力。本文藉由探討金管會成立以來的諸多政策制訂與執行的面向，透過Breton的七種政府模式以及Najam的策略互動觀點來分析金管會的自主性與能力為何呈現一種低落的狀態。

警務工作在國家政府組織中依法所賦予的任務是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以促進人民福利。警察任務的達成與否及其執行的態度如何，直接觸及人民的權益及社會安全秩序。在現實的生活中警察人員的私領域如何？尤其是警察人員的家庭生活。警察工作的特質對警察人員的家庭生活影響情況為何；又如何的轉過來的影響到警察工作。自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男性警察配偶對於其家庭之家務分工、婚姻滿意度與家庭價值之情況。為瞭解不同的個人特質，對於家務分工、婚姻滿意度與家庭價值等各面向有無差異，採取問卷調查法。問卷採自行編制而成之「家庭價值觀量表」，以進行施測。 樣本來源，係以台北縣為例，將範圍界定於以男性警察為配偶的女性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只限於男性警察的家庭，樣本選取係以台北縣政府警察局外勤工作警察為對象。範圍包括15個分局，有效樣本533份，有效回收比率88.83%。研究項目分為下列4部分：一、警察配偶基本資料。二、家務分工量表。三、婚姻滿意度量表。四、家庭價值量表。主要在於想了解不同的個人特質對警察家庭的家務分工參與頻率、家務分工參與情形、婚姻滿意度、家庭價值觀四變項之間的差異性及相關情形。 問卷回收後，經統計分析，首先採次數分配與平均數之描述性統計，對問卷內容做普遍性地描述，進而對「家事參與頻率」、「家事在何種情況下完成」、「婚姻滿意度」、以及「家庭價值」量表，進一步利用SAS進行因素分析，中萃取共同因素，再以變異法作正交轉軸分析，在分析過程中，取艾根值大於1。在家事參與頻率中，共計有12個有效項目，從中萃取5個因素，因素1協助採買頻率；因素2協助整理頻率；因素3協助修繕頻率；因素4協助清洗頻率；因素5家人互動。總解釋量為55.46%。在家事在何種情況下完成中，共計有12個有效項目，從中萃取3個因素，因素1家居環境情況；因素2清洗餵食情況；因素3與家人互動情況，總解釋量為85.14%。在婚姻滿意度中，計有31個有效項目，從中萃取5個因素，因素1情緒交流；因素2婚姻生活；因素3婚姻維持；因素4尊重因素；因素5婚姻重要性，總解釋量為67.88%。在家庭價值觀中，計有37個有效項目，從中萃取8個因素，因素1生兒育女；因素2子女養育；因素3父母權威；因素4成員互助；因素5婚姻正當性；因素6子女價值；因素7婚姻破綻；因素8角色分工，總解釋量為67.05。 進而針對這些因素，與個人基本資料進行差異性檢驗，以及家務分工、婚姻滿意度、家庭價值等三個量表之間之相關分析。以對假設進行檢驗，結果發現：1.個人背景因素之不同與婚姻滿意度之間有顯著差異性，部分修正。2. 個人背景因素之不同與家務分工之間有顯著差異性，部分修正。3.個人背景因素之不同與家庭價值之間有顯著差異性，部分修正。婚姻滿意度、家務分工與家庭價值之間有顯著相關，此部分完全成立。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十點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參考：（一）夫妻溝通、彼此配合協調。（二）調整勤務、配合正常作息。（三）分擔家務、減輕妻子負擔。（四）角色執行、避免過度權威。（五）身心健康、當前重要課題。（六）勤休合度、勤務家庭並重。（七）落實代理、分擔個人責任。（八）伴兒成長、舉辦親子活動。（九）三代同堂、重視倫理價值。 / The duty of police service work is entrusted legally to maintain the public peace, protect social security and prevent all harms to improve people's welfare by national government. How does the duty achieve or not and the execution manner touches people's right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order directly. How is the police officers' personal life, particularly their personal family life in reality? How is the job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ir family life and also how the family life influence their work performance? The work/life interaction is the important topic which is worth studying.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discuss the masculine police spouses' value of housework division, the degre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the attitude regarding their family valu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above, we adopt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questionnaire was self-established and executed by “the family values scale.” To take Taipei County as the example, limits in the masculine police's spouse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content is restricted in the masculine polices' family and the sample selection takes the Taipei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 the front-end officers, as an object. With 15 branches included, 533 effective samples and 88.83% effectively return rate, the research divides into the following 4 parts: First, the spouses' basic information. Second, the housework division scale. Third, the degre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Finally, the family value scale. It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four variables, the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situation,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the family values. After recovering the questionnaires, we adopt frequency and the description analysis through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then do the common description to the questionnaires content, then to "family affairs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family affairs that condition under completion" , "marriage satisfaction" , and "family value" scales. Further, we carry on Causal Factor Analysis (aka CSA) in extract a common factor, and make by Variation Method over Shaft Analysis and Varimax. In this analysis, make eigenvalue greater than one(Kaiser's rule). In the housework participation rate, there are 12 effective items, extracted 5 factors from it: 1. the assistant rate of purchasing; 2. the assistant rate of cleaning; 3. the assistant rate of repairing house stuffs; 4. the assistant rate of washing; 5. the interactions. The total explanation quantity is 55.46%. In the housework accomplishment circumstances rate, there are 12 effective items, extracted 3 factors from it: 1. the environment; 2. the assistant of washing and feeding; 3. the interactions. The total explanation quantity is 85.14%. In the marital satisfaction degree, there are 31 effective items, extracted 5 factors from it: 1.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interaction; 2. the marriage life; 3. the maintenance of marriage; 4. esteem of each other; 5. the importance of marriage. The total explanation quantity is 67.88%. In the value of family, there are 37 effective items, extracted 8 factors from it: 1. child bearing and rearing; 2. child rearing; 3. the parents' authority; 4. helping each other; 5. the validity of marriage; 6. the value of child bearing; 7. the marriage flaws; 8. role divisions. The total explanation quantity is 67.05%. Then aim at the factors, carry on a Differencial with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division of household, marriage satisfaction, family value...etc. three forms of scales is analytical. With assumption that carry on an examination, find the following result: 1. The dissimilarity of personal background factor and of the marriage satisfaction has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nd the part is revised. 2. The dissimilarity of personal background factor and of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has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nd the part is revised. 3. The dissimilarity of personal background factor and of the family value has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and the part revised. Be related between family value and marriage satisfaction, division of household, this part completely establishes. Based on those findings, 10 suggestions proposed to be a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organizations: 1.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2. Adjust working hours, try to live normally. 3. share housework, reduce spouse's workload. 4. the role play, avoids excessively authoritative. 5. physical and moral integr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 6. work/life balances,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job and family. 7. to execute proxy plan, share the work load. 8. companion grows, conducts the parent-child activity. 9. three generations under the same roof, take ethics value.

本文探討台灣家族及非家族企業上市後股權分散之路徑及動機是否相同。從初步統計可發現兩類企業內部人持股在初步公開上市後逐漸且穩定地分散。 使用Pobit模型發現，家族之永續傳承考量下，家族成員認定家族企業為家族系統之衍生，因此內部人持股降低因素並非由代理因子所造成。而歸結多種方式分析，可發現市場因子，即企業股票之流動性為主要且一致造成股權分散之因素。文章後段使用不同的家族企業認定方法，我們仍然得到相同地結論。 文章最後階段反向思考家族控制進入及離開企業之決定因素，可發現代理因子在非家族企業轉變為家族企業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另一方面，市場因子則在家族企業轉變為非家族企業扮演主要角色。

單親家庭已是目前主要的家庭型態之一。由於在單親家庭中，只有一位家長負擔生活與教養子女的重擔，因而他們的負荷與壓力比一般雙親家庭要得更多更沈重，值得加以重視與協助。因此作者試圖透過本研究，加以探索單親家長的社會適應情形及支持網路的來源、影響，和探討單親家長的支持網絡與社會適應間之相關情形之外，亦以透過對不同特性的單親家庭之比較，來嘹解其在社會適應、支持網絡及福利需求上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係對大台北地區的國民中學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取得樣後，進行發放問卷，並輔以對相關機構郵寄問卷，共取得655份有效樣本。 而本研究主要發現為： 一、在社會適應方面，單親家長的社會適應情形會因單親家長不同的基本特性而有所差異。 二、在支持網絡方面，單親家長的情緒支持與財物支持會因單親家長的不同特性而有不同的差異；但是單親家長的人力支持與整體性支持卻不因單親家長的不同特性而有所差異。而單親家長於支持網絡上獲得協助的情形，則會因單親家長的基本特性之交互作用影響，而有顯著差異。 三、在福利需求方面，亦會因單親家長不同基本特性而有所差異。 四、在支持網絡與社會適應間的關聯上，部份項目並無險著相關，而部份項目（社會關係適應與人力支持、情緒支持、整體性支持；心理適應與人力支持、情緒支持、整體性支持），則呈顯著正相關。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與未來研究展望，以供單親家長、政府相關單位與實務界以及往後研究作為參考。

本研究採用論述分析來研究台灣電腦居家化初期的出現的流行論述，經由檢視媒體論述，來挖掘出社會對家中電腦投注的文化意涵，瞭解電腦進入家庭過程中出現哪些論述，這些論述又怎麼反映當時的社會價值與訴求。研究資料的分析時間為1995年至1996年。分析的媒介以平面媒體為主，包括報紙、雜誌、平面廣告。 電腦居家化的論述大多都和「有小孩的核心家庭」相關。對於核心小家庭而言，學校成為比企業更重要的聯結家庭和電腦的仲介，父母往往是為了小孩購買電腦，而不是自己。電腦可能是橫亙在父母與小孩間的代溝，父母不懂電腦語言、文化，而難以進入孩子的世界；相對的，也可能成為兩代之間溝通的橋梁，成為另一種親子關係促進器。 電腦居家化論述中，女性的角色多劃限成小家庭中的母親角色，消費電腦的動機為能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職責。不過女性仍在社會設限的眼光中，致力尋找抗爭的可能，展現對於電腦求知的渴望，只是渴求而不可得，跳脫過往認為女性對於科技使用上完全弱勢的形象，反映女性對於科技的恐懼其實是由周遭社會環境塑造出來的。 電腦居家化四面向中納入、佔用、轉化的概念都和電腦家庭的想像「核心小家庭」相關連，但無法斷論是否是由核心小家庭出發，形成其它概念的相關論述；亦或相反。只能說是論述間各有牽涉，互為因果，並構成了主要以核心小家庭為中心的論述。 除此之外，電腦居家化論述在佔用及物化概念上，以將電腦「去高科技形象」的論述為主。同樣的，物化的空間論述為電腦外觀和家庭美感衝突所苦，因此從消費端和生產端都可見到擺脫電腦高科技形象的努力：消費端試圖降低電腦外觀擺在家中的衝突感，同時生產端則調整電腦外觀設計，推出更時尚的家用電腦產品。 從家庭概念的角度來看，電腦居家化的論述主題是界線的延伸以及模糊。電腦被想像成家中的神經中樞，未來的使用者可從遠端控制家庭中的各式電器，家庭隨著電腦遙控延伸至遠方。不只家庭概念向外擴張，社會也滲透進家庭，讓家庭/社會界線日趨模糊。

以往國內研究多國籍企業之對外投資，多以單一國家或特定區域進行探討，較少針對各國之間的區位選擇問題做全方面的研究。本文將針對我國主流產業之資訊電子工業廠商，其對外投資時所擁有的專屬優勢，及被投資國具備的區位優勢，依不同開發型態國家，進行各國之間投資區位選擇因素之探討。期以研究結果，供未來欲對外投資之台灣資訊電子工業廠商，藉以選擇最適切的投資地區，有效且經濟的利用資源。本論文利用2006年經濟部統計處「製造業對外投資實況調查」之資料（有效樣本計759家），分析2006年台灣製造業廠商，在總營業額、全年研發支出總額、當地所投資之行業、勞力密集度、資本密集度、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便利技術與技能之取得、利用當地最惠國待遇及優惠關稅、利用當地價廉充沛勞工，及配合國外客戶要求等條件不同的情況下，會傾向投資於何種開發型態的國家。本研究使用Probit迴歸模型，運用Eviews軟體設定計量模型實證，依據實證結果發現：廠商的全年研發支出總額越高，及為便利技術與技能之取得，會傾向往工業化國家投資；如廠商的勞力密集度越高，及為利用當地價廉充沛勞工，會不傾向往工業化國家投資。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以個案研究的方法，探討一所國中義工家長參與的經驗，以了解學校義工家長的組織、工作內容及其運作模式；義工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動機、過程及信念；義工家長參與學校事務的影響因素及對其個人的影響。 　　為達本研究目的，研究者採取質性研究的方法，運用訪談及配合觀察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料，再就所蒐集資料進行整理、歸納與分析，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西湖國中「慈心團」創團之前，由於籌畫成立之前校長萬家春先生積極運作，結合社區資源，與校內教職員工及家長充分溝通，奠定「慈心團」穩固之基礎，致組織制度健全，組織運作模式有脈絡可循，且檔案建立完整，並獲得多項肯定。 　　二、西湖國中「慈心團」創團之始，即定位在家長會活動組之下，雙方互動良好，不但成員互有重疊，且資源共享，深獲學校及家長會的支持。 　　三、西湖國中「慈心團」創團之始，即在國小的基礎上招募義工家長，因此國中小各項資源可以共享，包括人力、設備、訓練及成長課程等，因此，人力資源、領導者的傳承等不致造成學校推展義工制度的困境。 　　四、西湖國中「慈心團」的工作內容以學校事務性工作為主，能彌補學校人力的不足，且參與過程中，學校與義工家長互惠互利，形成雙贏局面；更因為義工家長未參與協助班級教學，與教師互動少而避免親師無法合作的困擾。 　　五、從西湖國中「慈心團」義工家長參與動機與堅持做下去的信念看來，義工家長已跨出家庭，擺脫侷限「家」的私領域，而參與公共事務，開展「社會生活」，無形中開發了婦女潛能，提供婦女再教育的機會。因此，推展學校義工制度，不但對學校及社會有其貢獻，且對推展婦女教育也有其深遠的影響。 　　六、從西湖國中「慈心團」義工家長參與的過程可知，其豐富的參與經驗，足供各校推展義工家長制度之參考；而其服務與回饋社會的精神，是其成功之處，也是一再獲得肯定的最佳印證。 　　七、西湖國中「慈心團」由於深獲學校及教師的支持，故影響義工家長參與的因素，屬家庭方面者居多；而在義工家長參與的影響方面，其參與後對個人、家庭、社會與學校均有助益，而亦影響其參與的動機。

本論文研究與分析的對象是兩位客家作家，亦即吳濁流與王幼華，嘗試解釋多重認同概念與這兩位作家的關聯，進而再把視野延伸至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 本文的第一章先是由客委會推廣「多重認同」的概念談起，第二章則試著為多重認同的理論意涵進行釐清。於本文的第三章當中，本研究已然指出，《亞細亞的孤兒》裡面已經蘊含了多重認同的想法，而在本文的第四章裡面，吳濁流更提出了類似民主化的論點，期望不同的族群可以藉由認同台灣來解決認同歧異性的問題。就本文的第五章來說，解嚴後崛起的小說家王幼華，其實已經表明自身早已具備了多重認同的思維。而在第六章裡面，王氏的重要長篇小說《廣澤地》與《土地與靈魂》，都可說是一種多重認同概念的體現。循此，從吳濁流到王幼華，這兩位橫跨近百年台灣新文學發展史的客家作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與多重認同的觀念產生了關聯。 多重認同的概念，不論是吳濁流抑或是王幼華，都是他們的身分認同的真實處境。對吳濁流來說，族群認同的問題，不應該構成國家認同的障礙，大家應該秉持民主的精神，共同為台灣的發展而努力，反過來說，不同族群之間的多重認同，應該也可以是促成台灣進一步民主深化的要素。就王幼華來說，由他對於多元文化發展的肯定就可以看出，倘若說多元文化會有助於台灣的民主深化，那麼，多重認同的概念也就會有助於民主化的進展。 / This thesis will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wo Hakka writers: Zhuoliu Wu and Youhua Wang. This thesis will also try to explain these two writers’ texts from the viewpoint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then locate this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Chapter One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spread by Council for Hakka Affairs, and Chapter Two tries to define clearly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is concept. Chapter Three suggests that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is already embedded in Orphan of Asia. In Chapter Four, Wu brings up an idea similar to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z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can resolve the problem of diverse identities b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with Taiwan. In Chapter Five, Wang, a writer of the generation after ended martial law, tells us that he has possessed the idea of multiple identity. And in Chapter Six, two important novels, Swampy ground and Land and Soul, represent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Accordingly, Wu and Wang relate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in his own way, and the writing course of these two Hakka writers almost stretches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vernacular literature. For both Wu and Wang,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could be viewed as their true situation. For Wu, the problem of ethnic identity should not be an obstacl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everyone should try hard to develop Taiwan. In other words, multiple identitie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ll contribute the further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For Wang, according to his confirma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we can understand that if multiculturalism h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olidation of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the concept of multiple identity will be conducive to Taiwan’s democrat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