夥房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社會單位，也是家族賴以生存發展及抵禦外侮的根據地；聚集的夥房形成聚居的村落，因此，夥房是家族的居住單元也是形成聚落的單元。 「夥房」是客家家族的基本單位，夥房內可以細分為一至多個家庭單位，而每一個家庭即構成一個自行運作的經濟單位。在客家人家族夥房之內的個別家庭，並不是處於孤立而疏離的狀態，在夥房裡面的家庭與家庭之間在許多方面，不僅是緊密扣結，而且息息相關。夥房的規模大小是家族經濟與家庭在空間格局上的結合，它可以大到包含十數個甚至數十個家庭單位，它可能超出家族的層次而成為一個群居的宗族，也可能小至只有一、兩個家庭單位，因此，「家庭—家族—宗族」是夥房的社會發展型態。 夥房的意涵包括夥房屋的形制及居住在夥房的各房人，夥房屋是依照人的形體與風水觀來建構，夥房人居住其間須講究宗法倫理序位的安排與空間佈局；夥房人講究祖先崇拜及敬天法地的自然思維，建構天地人祖合一的的宇宙觀。 本研究對於以一個客家村落老庄作為客家夥房的田野研究地，發覺客家夥房外在型態受到時代的演進影響逐漸凋零的現象，尤其是象徵客家夥房核心價值的祖先崇拜祖先至上，受到「神明入堂」的影響祖先牌位漸趨退讓，「壽字聯」被「神像聯」取代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論文說明宋人對於文道關係的看法。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說明宋初古文家文道合一的觀念。第三章說明宋人對於文道關係的看法，從文道合一逐漸轉向文道分離的過程。第三、四章分別說明南宋道學家對於文道關係的看法。第六章為結論。

我國法律就親屬會議規定甚多，但實務上召開親屬會議之情形少見，而相關論文著作對於親屬會議部分亦罕有討論，則有關親屬會議之成員資格、召開程序、決議效力及不服決議之救濟方式等於實務上產生之爭議，及法律所規定親屬會議之權限是否適當，範圍有無擴張或減縮之必要等等，均屬親屬會議運作時必須面臨之問題。而現今社會親屬關係疏離，且散居海內外各地，縱有血緣關係，對於與自身未必直接相關之家族事務是否能充分瞭解，並能依法及時聚會，妥善解決家族成員問題，實有疑問。況親屬會議所處理之議題均屬家族成員之切身問題，如彼此間有利害關係，是否能立於超然客觀之第三人立場，為家族成員謀求最有利之處理方式，亦屬有疑。則以法治觀念萌芽茁壯之今日，「法不入家門」之觀念既已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揚棄，親屬會議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或由國家公權力介入取代親屬會議以行使前揭權限，實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凡此種種，均為本文研究之初始動機。故本文乃從各國親屬會議制度之特色論起，並研究我國親屬會議之組成、權限與決議之效力，與實務上運作與面臨之問題，最終檢討親屬會議存廢之得失，以對於親屬會議制度有一充分之瞭解。

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於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並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綱領中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領導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實行澈底的社會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並明確宣告：「中共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斯列寧主義（以下簡稱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統一的工人階級政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戰鬥司令部…」， 足見中共成立之始，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堅持馬列主義的政黨。 二00一年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成立八十週年大會上，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中共「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將私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創業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及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與工、農、知識分子、幹部與解放軍同列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並將前述社會階層吸收到共產黨。 以「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提高黨對社會影響。」， 而在二００二年十一月中共十六大中，通過修改中共黨章決議將「三個代表」納入中共黨章，並表明中共除了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外，「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在十六大後將有步驟地接納符合黨章規定的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 並於二００四年三月十四日中共第十屆人大會二次議中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對大陸政治具有指導性地位，保障公民合法之私有財產、保障人權。 中共總理溫家寶更表示：「將認真地付之實行」。 中共－這個在創建時期，標榜著強烈反對資本主義、反對資本家的無產階級政黨，竟然在其建黨八十年後，明確地敞開雙臂擁抱過去一直視為其鬥爭標靶的資本家！此次開放資本家入黨，對這個強調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型態的政黨而言，在中共的意識型態上的轉變實具關鍵性。 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在「共產中國的意識型態與組織」書中，認為除了個人與階級外，還有組織層面的意識型態，指的是「以行動結果為導向的思想體系，其目的在於成立或者運用組織」。意即舒氏將意識型態分為：純意識型態，與實際意識型態，前者給予一整體而明晰的世界觀，後者提供個人行動以合理的工具性價值。 意識型態的變化，不僅影響人民的行為，也影響黨政幹部的行為。 此係因意識型態的結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為所謂核心（Core）部分，二為環繞核心外圍實踐性（Practical）部分。核心部分內容主要包含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前述觀點的方法論，或由此世界觀、歷史觀延伸出來的價值觀。實踐性的部分主要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週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此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簡言之，核心部分主要為影響人之價值理性運作，實踐部分則影響人的策略理性的運作，指導人的實際行動。 故一個政黨或國家之意識型態的轉變將影響其在實際執行面上的政治、經濟體制等的變化。而中共的轉變與否更影響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兩岸人民的福祉。因此，有關「中共對資產階級地位之研究」這議題，筆著以為實有詳加瞭解與探討之必要與其研究價值，進而探討中共開放資階入黨背景,目的,影響等,進而頗析中共是否變遷與變化,及對兩岸之影響。

摘 要 本研究在分析1994年至2004年之間不同省籍民眾國家認同的持續與變遷。國家認同是這幾年來受到相當多關注的議題，對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看法。而「省籍」是台灣社會重要的人群分類方式，省籍區分的產生是因為台灣獨特的歷史背景所造成，並延續至今。所以本研究期望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並且分析在這十年之間國家認同的變遷。 本研究發現：一、不同省籍民眾的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整體而言，外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中國，本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台灣。隨著兩岸情勢與國內政局的變化，認同中國的比例逐年下降，認同台灣與雙重認同的比例逐年上升。二、進一步控制政治世代之後，不同政治世代的民眾，其國家認同確實存在差異，年輕的世代比年長的世代更傾向雙重認同；而較年長世代的外省籍民眾較傾向認同中國，較年長世代的本省籍民眾則傾向認同台灣。三、政治態度方面，統獨立場與政黨認同皆會影響民眾的國家認同，但是仍有省籍差異。四、居住地區的影響則是，外省籍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中國人，外省籍人口比例愈低的地區，民眾的國家認同傾向台灣人。 所以台灣國家認同分歧所形成的爭議，應該會隨著年輕世代的加入而減少，而且族群的接觸也有助於雙方的同化，所以長遠來看，本研究對台灣國家認同未來的變遷是抱持樂觀的態度，不同省籍之間的差異會漸漸消失。

本論文主要在研究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以及中共政權如何看待網際網路對國家社會的影響與對其政權的衝擊，並探討中共以〈國家能力〉的向度研究中共以國家意志對網際網路進行干預的能力。 　　本論文的分析架構，以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概況為起點，係以中國大陸學者王紹光與胡鞍鋼之中共〈國家能力〉四個指標的探討角度切入，以國家系絡及社會系絡交互分析。除第一章緒論外，第二章網際網路在中國大陸發展之概況，主要在探討中共發展網際網路的緣起與過程，透過網路特性形成網民參與社會及新聞活動的現象，並探討中共在發展網際網路的過程中，基於政治因素與意識型態所形成的管制。 　　第三章，中共如何看待網際網路的發展與影響。分析中共高層對發展網際網路與管制網際網路的相互矛盾態度，長期而言，中共發展網際網路的布局，可以從法規的限制措施與中文化網域的推動看出端倪，最後聚焦在網際網路對中共統治衝擊的可能性分析。 　　第四章，中共管控網際網路之對策。主要針對中共在網際網路法規內容的分析與探討，及討論中共管制網際網路的執行面問題，執行機構職權的重疊與互相牽制，尤其在中共十六大召開期間，管制網際網路相關的議題，尤其突顯。 　　第五章，中共管制網際網路之成效與得失。從網際網路技術觀點切入，探討中共如何管控網際網路，以遂行其政治目的。反向思考，促成中共監控網路的始作俑者是國際資本家的技術支援與配合研發，因此，商業利益的結合亦加速中共掌控管制網路的先進技術與資源；但在中共嚴密把關下，仍有為數不少的團體與異議人士為中國網路積極尋找突破口，協助中國網民突圍封鎖，最後則是討論中共管制網路是否達其目的與成效得失。 　　第六章，結論分為研究發現與後續研究兩部分。整合歸納前述章節內容，除求深化中共意識型態之政策取向分析，亦窮究網路技術面之操作原委，俾利後續相關領域之研究工作者參考。

國家安全的研究一直是國際關係中重要的課題之一，而「安全」的定義在此研究領域一直是具有爭議性的概念。自從冷戰開始，「安全」便成為各國最關切的重點，此時國家為了維持人民生存與安全，於是軍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就成為「國家安全」範疇內最重要的議題。安全的定義隨著國際情勢的變遷而擴大，國家為維護生存的安全也必須改變國家安全的政策作出因應。 九一一事件改變了傳統軍事安全定義與傳統強權國家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國際社會從冷戰後努力將國際秩序規範在建制下的狀態，重新拉回由軍事武力強者主導國際互動狀態，而欲主導的國家—美國，在因應新環境與新目標的改變時刻，國家安全政策的內涵也須隨之調整。 本論文分為六章二十三節，重點在分析九一一事件對傳統國際典範中安全的內涵帶來的挑戰與影響，焦點集中在軍事力量、軍備部署等範疇內，並且將比較柯林頓政府、小布希政府至九一一事件後國家安全政策的轉變，最後將研究心得與發現條列於結論之中。

本研究探討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海外直接投資(FDI)的決定因素，選取21個國家做為新興國家的代表，以這些國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外國銀行海外擴張次數代表此國家吸引跨國銀行前來投資的能力，再以歐元國家風險指標、EIU國家風險指數、貪腐印象指數、政府效能指數、每人國民所得、總人口、國內放款占GDP、公司市值占GDP、識字率等九個變數呈現新興國家在各個面向的情況，即本研究要探討的決定因素。透過圖表分析及實證研究發現國家風險高低、貪腐程度、政府效能等制度面、政治面的因素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的影響不大；每人國民所得、總人口數、識字率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代表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直接投資時，會考量此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國家規模、教育文化程度等。另外利用公司市值占GDP來代表直接金融市場規模，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但使用國內放款占GDP來代表間接金融市場規模，則對跨國銀行設立海外據點影響不顯著。代表跨國銀行前往新興國家直接投資時，並不在意此國家的間接金融市場規模，反而在意此國家的直接金融市場規模。

外籍勞工一旦失聯（行蹤不明），即脫離正常之外勞管理體系，流散至社會各個角落，對於社會治安、勞動市場、勞動條件、甚至於對該失聯外籍勞工本身之基本權利，例如：人身權、財產權、自由權等之保障，多伴隨負面影響。 因「產業外勞」與「社福外勞」之工作條件、生活環境與法規保障有顯著之不同，例如：「產業外勞」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大多數為集中住宿並設有管理人員；而「社福外勞」中之「外籍家庭看護工」則因工作型態特殊、散居於各雇主之家庭內、且目前尚無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加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發布的統計資料顯示：外籍勞工失聯接近7成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因此，對於「外籍家庭看護工」失聯的相關問題，引起本人極大之興趣。 本研究之研究資料，主要係利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3年至95年所發布之「外籍勞工運用及管理調查報告」相關資料進行比較及94年6、7月份查獲失聯外勞移送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科罰之筆錄，進行分析研究。另外，本研究之限制在於：進行失聯外勞筆錄內容分析之部分，僅能就所蒐集之40筆資料，進行描述性的分析而無法推估預測；致於推估預測部分，則有待日後大規模的搜集資料進行統計運算，建立模型。而研究客體限於「藍領外籍勞工」中之「外籍家庭看護工」，至於非「外籍家庭看護工」而仍屬「藍領外籍勞工」之「產業外勞」部份，受限於研究時間及經費，無法作不同類型的比較，此一議題亦有待日後研究加以補充，附此敘明。

本文由所謂「正常國家」相對的「非正常國家」的意義和脈絡，來看為何日本提出要成為「正常國家」，背後必有與其相對的「非正常國家」之意涵，並由了解其意涵後探討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脈絡及發展。 其次，冷戰結束後，包括國際上美蘇對峙的國際格局之驟變、中國力量的崛起、北韓的飛彈挑釁，及國內泡沫經濟的爆發、人民對長期一黨獨大的自民黨的信心崩潰等之內外情勢，屬於全球經濟強權的日本，如何再次摸索其新世紀的戰略。其中日本政治家所喊出的「正常國家」口號，其具體內容究竟為何，包括防衛政策的調整、和平憲法的修正、聯合國外交的經過等轉變。 最後是根據日本這種戰略的背景及實踐，來分析東亞及美國對於日本的轉變的態度及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