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一點四十七分，台灣發生百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最迫切的緊急救災之後，家園重建問題立刻浮上檯面，這也是國家未來數年間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本研究首先對於國外災後住宅重建的經驗與台灣的政策進行比較，再以災後民間參與住宅整體重建作為研究的主體，並以一般都市更新情境與921災後更新重建情境作為兩大主軸，分析此兩種情境下所產生的差異，發現其差異主要可以分為程序上的差異和本質上的差異。至於以都市更新方式重建災區住宅所遭遇的問題，也歸納分析出下列四大項包括：居民缺乏重建共識、缺乏法令認知、新建商投入不積極與重建貸款問題等。 接下來，從民間參與災區住宅重建報酬風險評估作為切入點，討論影響住宅更新重建風險報酬的因素，進一步去探討不同角色在報酬風險計算方式的選擇，以實施者而言，本研究採取現金流量折現模型（DCF）中的NPV、ROE與IRR作為評定的基準；對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則著重在其可分回多少樓地板面積，或需要再拿出多少錢以回復其原來之生活水準面積；另外對於政府，則計算出不同模式、情境下政府所補貼的額度。關於風險分析，則利用敏感度分析，來找尋影響報酬的重要關鍵因素，發現營建成本、銷售房價、銷售率是共同關鍵變數，本研究也針對此類變數做了更進一步的分析。 最後運用一個最有可能採取整體更新重建的集合住宅個案，作為模擬的例子，企圖瞭解集合式住宅，在運用整體更新重建所可能產生的分配與報酬狀況。模擬了在無任何獎勵情境下、都市更新條例情境下、921相關重建規定的情境下，不同模式：包括合建模式、部分合建與買回混合模式、部分合建與賣地混合模式的報酬與風險情況。結果發現，921情境優於都市更新條例情境更優於無任何獎勵之情境，且部分合建與買回混合模式、部分合建與賣地混合模式將會是市場上最常遭遇的狀況。但以本研究所採用的個案與假設前提而言，整體更新重建依目前的規定，實施者將不願意接受此類行投資案。就一般都市更新條例的情境，此個案應屬於更新成熟度不足的地區，除非具有強烈的不良外部性政府願意增加補貼，否則將不會自然進行更新重建，至於921情境下政府已投入較都市更新條例情境多的補貼，仍不足以吸引實施者投入，其原因可能就存在於實施者對未來市場信心不足，導致容積獎勵無法落實。 對於以上的缺失，本研究針對財務機制面與非財務機制面做出下列建議，首先對於財務機制面提出：容積獎勵的彈性運用，包括容積獎勵與補助金互補的關係和容積移轉配套實施、融資制度的建立、土地價值計算方式、拆遷補償費正當性的思考。至於非財務機制面則提出協商機制的建構，與更新機構的確實建立的建議。

於都市計畫中，容積率的訂定或容積移入區的劃定及其上限規範，其擬訂過程所需考慮的因素以及訂定方式，似乎未有明確客觀標準或指導規範；且甚少將不動產市場需求層面納入考量，而影響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因此，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區位可及性（規劃供給面）與區位的市場需求兩者對於容積率訂定之理論關係，並提供一套容積率「分派」之方法。研究方法包括特徵價格模式與模擬分析，實證案例為2001年台北市的住宅交易資料，其來源包含台北市稅捐資料與不動產交易資料庫。模擬分析結果顯示出模擬範圍內住宅使用之預測容積率的空間分佈，可據以作為容積率訂定的標準；而預測容積與法定容積的差異於空間上的分佈情形，可分析可能作為容積移入區的劃定區位，以促進土地容積更有效率的配置。

我國長久以來公共設施建設最感困擾的事，即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而未能及時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問題，若要解決此問題，可能必須尋求以非金錢的方式為之。以往的研究證實，以容積移轉方式來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可行的途徑之一，然經本研究發現，目前我國容積移轉交易市場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環境中，且相關配套制度並不完善，以致於市場存在著許多交易成本，造成市場交易不活絡的現象。因此，本研究以交易成本理論為觀點，並以台北縣為空間研究範圍，探討國內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過程中所產生之相關成本，以及了解形成這些成本之原因為何，並提出健全我國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之相關配套措施，以促進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交易的活絡。 本研究在相關理論與文獻的基礎上，透過個案分析及深入訪談方式，探討容積移轉問題與建立交易平台之可能性，本研究發現國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市場有以下的缺點：1.市場資訊不對稱；2.交易談判協商困難；3.執行契約成本過高；4.交易完成後之監督與管制措施困難。是以，本研究針對以上市場上存在的困難，試擬出以下運作之機制，藉以改善容積市場的交易情況，內容包括：1.建立交易平台提供交易者解決搜尋上的困難；2.由TDR銀行與仲介公司成立中介組織，並由政府部門加以協助與監督管制，以提供相關資訊予市場中之供需雙方，作為衡量降低本身成本的參考依據；3.建議建立一交易平台所需之相關配套措施供公私部門之參考。本研究建議公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相關容積移轉法源依據之整合與容積權利之法制化；2.適當的揭露容積移轉區位資訊與容積供給者資訊；3.訂定相關罰則以減少政府部門之監督成本。而建議私部門可建立以下之配套措施，內容包括：1.設立容積銀行供容積憑證之存放；2.代理制度的引入；3.由仲介公司扮演資訊提供的角色。 關鍵詞：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交易成本、交易平台

我國自民國八十六年起，於文化資產保存法中導入容積移轉之概念，利用容積移轉補償古蹟等存用地所有權人發展受限之相關損失。嗣後，陸續於其他法律與都市計畫中亦有相關容積移轉制度之產生，抑且更將此等原作為補償手段之容積移轉，進一步擴張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等特定土地之取得手段，此亦成為我國容積移轉之重要特色。惟探究當初容積移轉導入國內時，學術界與實務界泰半針對容積移轉所將引發之相關都市發展等規劃面問題加以討論，對於容積移轉相關之法律問題卻未加探討，實有不甚嚴謹之處。據此，本文則針對現行容積移轉於我國法體制下，所產生之相關法律問題加以探討；抑且鑑於日本容積移轉運作之過程中，產生與我國類似之法律問題，以及其容積移轉運用於積極都市開發之層面等作法，該等相關內容皆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是以，本文以日本容積移轉制度為借鏡，以期解決我國現有容積移轉之相關法律問題，並參考其容積移轉之優點，以改善我國容積移轉之相關作法。 從而，本文首先於第二章中闡述相關容積移轉之原理與內涵，並參考日本相關討論，針對容積移轉於大陸法體制下，其得自所有權分離而為移轉之法律原因加以探討，以明確我國容積移轉之先決要件。並於第三章中詳細介紹我國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與運作現況，以瞭解我國容積移轉制度之內涵，並探求其特色與相關法律問題。其中，目前相關法律主要有容積移轉之公示問題以及相關民眾參與之問題。 再者，於第四章中詳細介紹日本相關容積移轉之內容，以探求其容積移轉之特色以及相關問題與解決方式，以期日本相關容積移轉制度內涵，得提供作為我國制度問題解決與改進之參考。 其次，以第三章與第四章之內容為基礎，於第五章中提出我國容積移轉公示問題與民眾參與問題之解決方式，以及參考日本容積移轉之優點與長處，提出相關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加以參採之方向與內容，以期更加完善我國容積移轉制度。 最後，於第六章中作前述各章之總結，並期望我國容積移轉制度得進一步針對法律問題加以改善，並且就制度本身之運用得加以擴張，使我國都市發展與容積移轉制度更加完備。

過去政府對於私有既成道路用地，除限制其使用外，並不積極辦理徵收補償，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四百號解釋明確指出，既成道路在私有土地上成立公用地役關係，導致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損害，各級政府應依法辦理徵收補償。然目前各級政府財政困難，全面採徵收補償方式辦理，有財政難以負荷之困境。因此，本研究嚐試將美國發展權移轉／容積轉移制度運用於解決既成道路之問題，期能建立一個能減輕政府財政支出的既成道路用地取得方式。 本研究先就發展權移轉制度之應用與限制加以探討，藉以了解其是否具有解決既成道路用地問題之可能。其次就目前既成道路之問題加以分析，比較各種用地取得方式之優劣，並透過政策評估指標的建立與專家問卷分析的運用加以檢視，得出建築容積轉移制度是目前政府解決既成道路問題方法中的最佳方案。 為使建築容積轉移制度運用於解決既成道路用地取得問題之構想落實，本研究除試擬建築容積轉移的運用流程外，並就可能遭遇之課題加以分析，透過專家問卷調查之方式，評選較優之解決方案以回饋建立制度執行時的配合措施。此外，本研究採用財務分析方式模擬個案在建築容積轉移過程中是否對供需雙方產生經濟的利益，以佐證本研究先前建立之制度在經濟上的可行性。根據模擬試算的結果顯示。制度之實施使既成道路地主及開發者雙方，皆有機會獲得較多的利益。 本研究認為從財產權保護之觀點，政府有必要積極解決私有既成道路之問題。而利用本研究建立之建築容積轉移方式應可使政府在不須花費龐大的經費支出下順利解決問題，惟制度實施之初須考慮相關的配套措施及先以試行方式取得實施經驗，才能使建築容積轉移制度發揮其效用。

河川整治與築堤防使人民免於洪氾的災害，又可對邊際河川土地加以開發利用，效益誠屬可觀；惟上述皆需徵收河川地，而目前徵收經費業以累積千億，徵收財源既不足，只有研擬替代方案解決。又針對河川整治產生浮覆新生地的特性及民國五十八年公私地交換禁令的解除，河川地交換即為本文研究的方向之一。另外，關於私有浮覆地受益部分該如河回饋？本研究應用容積移轉觀念，研擬一公平回饋模式來落實防洪受益費的課徵，以充裕水利基金、籌措徵收經費，最後並以財務分析來評估地主配合意願。 本論文共有六章，二十一節，重點摘要如下： 第一章 介紹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內容假設與限制、方法與流程。 第二章 說明河川地徵收立法意旨及補償標準原則，並介紹「水地重劃」辦法以為本文研擬方案之對照，再引用專家意見以為研擬方案之參考。統合了以上方向之後，方藉由第三章理論基礎及文獻回顧來強化第四章研擬方案之完整性。 第三章 介紹地租理論、徵收理論、財產權觀念、發展權移轉觀念及相關文獻並就本研究擷取意念加以串聯。 第四章 說明土地交換方案及購買發展權方案，並對購買發展權方案所擬所需繳納發展權利金數額多寡作業流程進行論述；並對目前河川地徵收相關權利清理論法略作介紹。 第五章 以新店溪秀朗橋至碧潭橋間河段為例，調查河川地地籍資料，首先進行河川整治前後徵收負擔情況比較；次估算河川浮覆新生地所產生交換價值，以明瞭換地效益；再假設浮覆地分區以就第四章購買發展權模式預估水利基金可獲得之總發展權利金；最後並以法令、財務、財稅觀點進行研擬方案之可行性分析。 第六章 說明研究總結、研究貢獻與政策意涵、研究建議與後續研究。

農林水産研究情報センターで作成したPDFファイルを使用している。

財產權的發展，具有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以及減輕租值消散的功能，同時也會影響誘因機制與市場行為，因此，建立可執行的財產權或契約系統，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市場交易的效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政府用以界定財產權的一項重要工具，但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受到資訊不完全的因素所限制，而產生許多社會經濟衝突的問題，所以，在財產權界定不完全的情形下，分區管制制度的執行可能是一種負和、零和或正和的賽局。 在台灣的都市規劃管制制度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一直被視為政府執行都市公共政策的重要工具，但是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對財產權配置的影響，很少被深入的探討，亦少有相關的實證研究予以論述說明。由於分區管制決策直接影響人民的土地財產權範圍，因此，以財產權為研究的焦點，連結制度及執行層面的動態分析，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政策運作的過程，檢視分區管制制度設計的問題，藉以提供更佳的制度環境。本研究嘗試以新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基於財產權的觀點，連結制度變遷及執行層面的分析，研究所有權人及利益團體如何透過與政府的協商，改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進而影響財產權配置的問題。在方法上，則透過賽局理論及個案研究，建立參與者行為互動模式及進行實證分析，以剖析制度變遷的原因及問題。 本研究除了進行以上所述的議題，亦同時關注制度選擇、容積移轉的問題，以及違規使用的行為，並將從一系列的行為分析中，進一步探究尋租行為對分區管制制度及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的結果，除了對分區管制制度提出具體的建議外，亦對制度變遷的行為及政府角色，提供更多的認知面向，值得作為都市研究的參考。 / Zoning institu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for enforcing urban policy in Taiwan. Zoning not only control the quality of urban environment, but affect the price of real estate. However, the reasons of zoning institution changed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ed the 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are very rarely investigated. The decision of zoning will directly influence the scope of landowners’ property rights. Thus, based upon the viewpoint of property rights, incorporated with institutional and enforcing dimension to conduct a dynamic analysis can deeply investigate the process of policy oper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zoning.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property rights perspective and the approach of property rights analysis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end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zoning institution and its enforcement. The stud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argaining among private landowners, interest group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ll also try to find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nforcement through cases study. Cases study is used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actors participated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bargaining, re-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easons of zoning institution changed. After the cases study, the research will address some suggestion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and try to review the polic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ontrol in Taipei city. A promise suggestion o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 on zoning institution and behaviors.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the rent-seeking patterns and the production paths on the zoning behaviors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zoning institution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will make further suggestions to the issu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zoning, and to the avoidance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 Moreover, the source and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zoning related to rent-seeking behavior, and the ways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are provi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further study of urban planning.

都市更新是未來台灣都市發展的重要方向。然由於政府人力、財力上的限制，故鼓勵私部門參與投資更新事業為近年來推動都市更新的重要手段。目前政府提供許多獎勵措施，以增加開發業者投資更新事業的意願，其中被學界及業界視為最有效的措施是建築容積獎勵，而政府提供獎勵措施的目的在於：增加開發業者投資更新事業利潤的同時，亦能促使其早日進行更新，以縮短更新時程。然目前相關研究中，並無研究直接就此政策是否能達其目的作一探討，故對建築容積獎勵是否能促使更新早日進行有所懷疑，因而欲加以探究，此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欲探討建築容積獎勵能否促使更新早日進行，須從開發業者何時進行更新案的角度出發，亦即探討不同容積獎勵值下開發業者的最適開發時機，而開發時機可藉由開發投資決策法則決定。目前由於當開發業者取得建築容積獎勵時，並無立即開發之規定，因此開發業者不需立即開發，而可等待至最佳開發時機再進行開發，而淨現值決策法則無法反應此種情形，故本論文將改採實質選擇權決策法則探討容積獎勵對開發時機的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文之研究目的為(1)以實質選擇權的概念，探討開發業者的最適開發時機。(2)探討建築容積獎勵對於開發時機的影響，以瞭解現行都市更新政策是否得以提早更新窳陋地區。為針對上述研究目的進行探討，本論文將分別回顧私部門參與都市更新及實質選擇權的相關文獻，以瞭解私部們參與都市更新之成本、收益因子，以及如何應用實質選擇權的概念，求取最適開發時機，進而建構最適開發時機之模型，此外，蒐集更新個案與市場資料，進行個案模擬與敏感度分析，最後提出政策建議。 研究結果顯示：(1)更新案具選擇權價值。(2)當總收益與總成本的比值大於最佳開發時機的決策準則時，應立即進行開發。(3)建築容積獎勵的給予，將增加更新案的開發利潤，但對開發時機的影響不明顯。此外，影響最適開發時機的因素很多，本研究結果發現：(1)審議期間、資金成本及購地成本上升時，會提早進行更新案開發。(2)審議通過當期的銷售價格、房價預期成長、房價標準差增加時，會延遲開發更新案。(3)容積取得成本、建築成本預期成長、建築成本標準差對開發時機的影響不顯著。 基於本研究結果，本文提出政策性建議為(1)私部門在進行更新案的開發時，應考量選擇權價值，以獲取更大利潤。(2)如政府欲透過容積獎勵方式，促進早日更新，則應將建築容積獎勵隨等待時間增加而減少。(3)可考慮其他的獎勵措施以提供開發業者誘因，避免造成現行容積管制政策失靈。

在都市發展環境當中，居住環境品質取決於居住者本身之感受程度，可分為內部環境及外部空間結構，內部環境係指針對居住者本身所在的生活圈裡，外部空間結構則多半為公共設施的鄰近程度、交通便利性及嫌惡設施等因素，世界衛生組織曾於1961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理想居住環境為安全性、健康性、便利性、舒適性等基本理念，經由探索性、驗證性因素，分析彙整出解釋社區居民對居住環境品質之衡量著力點在於實體性、社區服務與管理、現代化等三大方面，因此居民感受度是與前開四種基本理念相呼應的。 在針對居住環境品質與社區滿意度相關文獻探討後發現，居住環境品質多與社區滿意度有關聯，顯示在建構生活品質模式應先將領域分群，透過客觀、認知及評估因子，即可呈現各領域的滿意度。 為解決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歷史建築物保存及公共開放空間之提供等議題，我國開始實施容積移轉制度，主要目的為追求環境寧適、健全實質建設、保留彈性立法規則及民眾參與，惟接受基地在注入原基準容積後，其鄰近居民之居住環境品質是否受到影響及衝擊，為本研究所關注之重點；本研究係探討容積移轉制度實行迄今，接受基地容積移轉案件在興建完成後，對週邊土地所帶來之影響。 本研究以容積移轉接受基地興建前後對居住環境品質之問卷調查，以新北市中和地區之接受基地周邊住民作為受訪對象，以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為分析方法，以五大變數－接受基地興建前既有環境滿意度、接受基地興建後正面環境改善、接受基地興建後負面改變影響、容積移轉政策修正建議及其政策滿意度進行模式驗證；研究結果發現既有環境滿意度對負面改變影響、政策修正建議呈正向影響，對正面環境改善、政策滿意度呈負向影響，另負面改變影響、政策修正建議則具有著之中介效果，該研究可作為未來推動容積移轉制度辦理之修正建議。 / In the urba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living environment quality depends on how residents feel. It can be divided into internal and external spatial structure environments.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refers to living areas where the residents themselves reside; the external spatial structures are mostly the proximity, accessibility and distaste factors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1961 World Health Report proposed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ideal living environment for safety, health, convenience, comfort, etc. They compiled an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to explain the measure of the quality of living through exploratory, confirmatory factors. The analysis compiled an explanation of the way community residents measure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focal point li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physical properties, community service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residents' susceptibility echoes the former four basic philosophies. In regards to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fter disscussing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the quality of living environment correlate with community satisfaction interaction. This shows tha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quality models, domain clustering should first take place, then g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objective factors, perceived factors, evaluated factors before presenting various domains of satisfaction. However, to address topics on land reserved for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topics on historical building preservation and public open space topics, Taiwan began to implement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control. The main goal of this system was to pursue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 substantive construction, maintain the flexibility of legislative rules and promote public participation. However, the main concern of this study is whether or not the environmental living quality of nearby residents' was affected after the development rights of the receiving area received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rights and built high-rise buildings. This study mainly dicusses ways to implement the so far accepted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case after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and the effects brought on by the surrounding land. This study looks at environmental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acceptance and construction. A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for this study and was administered to local residents of the Zhong-he, New Taipei City development rights receiving area as target respondent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by way of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Five variables were proposed, which are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of the development rights receiving area regarding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before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having positive evaluation after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having negative evaluation after construction;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regarding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olicy amendment; variables of nearby residents regarding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policy satisfaction, to conduct a model confirmato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variabl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nega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and policy amendment variables, but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osi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and policy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negative evaluation variables have indirect effects on policy amendments.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ransferable development rights system in handling amendments in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