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參與歐洲統合進程中，曾於1960年至1973年間參與歐洲自由貿易協會，並自1973年後從歐洲自由貿易協會轉型為歐體的一員，丹麥加入歐體之後其歐盟政策經歷了適應期（1973-1986）、高峰期（1986-1992）與調整期（1992-2000）。在各個時期之中，丹麥制訂歐盟政策經歷了一連串持續與轉變的過程，究其原因莫過於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之間相互影響與互動所致。在第一層次（國際層次）之中丹麥與各會員國在國際場合進行談判，透過不斷的磋商與讓步，與各會員國達成國際協議；在第二層次（國內層次）之中國會、歐洲事務委員會、政黨、利益團體及丹麥民眾，分別透過各種管道影響丹麥的歐盟政策之制訂。由於許多國際層次的歐盟條約都必須得到丹麥國內的批准，致使「批准」成為兩個層次之間的重要連結。 本篇論文以兩層次賽局作為分析架構，並以「勝利組合」作為分析工具，探討第一層次歐盟各會員國如何對丹麥作出施壓與讓步，以及第二層次國內各因素如何在歐盟政策制訂過程中發揮影響力，透過「勝利組合」的範圍變化，分析單一歐洲法與馬斯垂克條約等重要歐盟條約如何得到「批准」通過。在第二層次之中，尤其不可忽略公民複決對丹麥制訂歐盟政策所發揮的影響力，透過整理丹麥舉辦六次關於歐盟議題公民複決的經驗，可歸納出公民複決是影響丹麥制訂歐盟政策的關鍵因素。此外，第一層次的談判結果也會影響丹麥民眾對於某項議題的偏好。國際壓力是造成國內政策轉折的必要條件，相對地若缺乏國內對於國際壓力的回應，光憑國際壓力尚不足以達成國際協議。因此，這兩個層次是雙向影響與互動的過程，而非單向的影響過程， 兩層次賽局應用在丹麥歐盟政策制訂上，丹麥國內民眾不僅對條約本身（第一層次）做出衡量，也對於政府的表現做出評估（第二層次），使公民複決在兩層次賽局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歐洲統合過程中，丹麥相較於其他歐盟會員國，其國內因素對於歐盟政策之制訂，發揮了較大的牽制作用。一項重大歐盟條約的通過，必須得到國內第二層次的支持才得以批准，這使得決策者不敢擅作主張，必須將國內的意見充分表達於國際談判之中，且要得到國內的充分授權之後才能在國際談判桌上作出決定。因此，丹麥在制訂歐盟政策過程中持續地將民眾意見納入其中，丹麥對於民意的重視，益加凸顯出主權在民的精神。 丹麥雖只是身處於北歐地區的一個小國，但丹麥卻能善用自身的籌碼，在國際談判中爭取有利的條件。在歐洲統合過程中，丹麥持續將其理念帶入歐盟，進而影響其他會員國與整體歐盟政策之走向。展望未來歐洲統合的發展，歐盟擴充之後會員國數目增加，丹麥的統合經驗，特別是採取尊重民意的歐盟政策，將可作為其他新加入會員國的參考。故丹麥經驗在歐洲統合的歷程及未來發展上均具有重要性，而「兩層次賽局」也可供作其他會員國分析歐盟政策的架構，更可作為解釋其他內政與外交相關議題的分析工具。

貨幣政策的調整向來摻雜很多國際與國內經濟、政治因素的考量，尤其隨者中國不斷增加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的大量積累，使得美國國內要求縮小中美貿易逆差的聲浪愈來愈大，而人民幣匯率問題又在此一不平衡貿易結構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美國本土製造業是要求人民幣大幅度升值的主要政治力量，它們遊說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企圖迫使美國政府向中國施壓，特別是在每兩年一次的選舉壓力下，美國政府將傾向於發動對外國貿易夥伴的攻擊，藉以轉移自己受到的政治壓力。對中國而言，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則主要是中國政府考慮政治與經濟穩定後的產物。面對來自美國方面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的可能選擇是，逐步改變匯率水準和形成機制，並創造一系列制度條件，使之與經濟成長方式以及對應的社會目標相一致。和美國相比，政治因素在中國匯率政策中的作用可能更強，因為除了經濟後果外，匯率政策的調整還意味著社會問題與政權穩定的政治考量。在人民幣匯率問題這一場利益博弈中，表面上代表國家利益的政府政策，實際上卻是中美兩國內部強勢壓力集團之利益與政策制定者之利益的融合。 美國是利益團體政治最為發達的國家。美國三權分立的基本權力架構與競爭性的選舉制度，乃是利益集團政治欣欣向榮的泉源。因此，美國的任何一項公共政策都是在不同利益團體的激烈競爭下，在利益團體與立法機關、行政部門間艱難的討價還價基礎上達成的。而中國政府則因享有較大的政治和經濟自主權，政府在匯率問題的態度更能決定政策的走向與選擇。基於中美兩國在匯率議題上的觀點與立場迥異，彼此之間的衝突與博奕過程也就難以避免了。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分析俄羅斯在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對於亞太地區軍售的政策及其制定過程，並探討軍售對於亞太地區的影響。並分析俄羅斯自冷戰結束之後，如何藉由軍售議題取得在亞太區域影響力的槓桿。 本文以層次理論作為分析基礎，將俄羅斯軍售政策的形成分成三個層次來探討，這三個層次依次為國際環境因素、區域因素以及國內因素。並且在三個層次中同時以經濟與政治因素去分析軍售政策在分析層次中所受到的影響有哪些。

本文以全球化為前提、全球治理為架構以及多層次治理為分析理論下，探討現今全球愛滋病治理。本文的論點為現今的全球愛滋病治理實為多層次之治理，原因為資助團體的資助方式造就了多層次治理結構。資助團體，包跨世界銀行、美國總統緊急愛滋病資助方案以及全球對抗愛滋病基金的資助方式使得非政府組織蓬勃發展，但未受資助之區域組織卻無法彰顯任何的功能，造成了區域性的空洞化。本文亦探討全球化對於愛滋病之影響，其中交通的快捷造成了愛滋病迅速蔓延，而通訊技術的發展，讓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擁有協調合作的工具，提供快速的打擊愛滋病方案。

歐盟多層次治理由超國家歐盟機構、國家、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串聯而成，此四層次行為者緊密相關並互動產出歐盟政策。此模式進而延伸至歐盟境外治理，使得管制(regulation)增加，區域無政府狀態也漸趨向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三大同步進展的推動力導致歐盟多層次治理。其一，歐盟公民共享世界觀形塑出歐盟內部一致性；其二，歐盟中央化(centralize)成員國不能或不願治理之議題領域；其三，歐盟分裂化(fragmentate)其治理權威予跨國家網絡與次國家代表團體。歐盟境外治理以其周邊為主，其面向潛在會員國的擴大政策(enlargement policy)將區域和平共榮區大幅擴張，為國際關係史上的巨大成就。同時，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的境外治理行為模式漸受關注。此即會籍條件性(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與政策條件性(policy conditionality)的比較。 　　歐盟地中海政策即歐盟對於非潛在會員國境外治理的個案。相較於以中東北非區域或非洲區域為整體，地中海區域主義更加密切，並因而有其研究價值。歐盟作為成員國集體行動的代理人(agent)，在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推展中，也漸產生前述的多層次治理模式。本文對歐盟地中海政策網絡進行檢驗，並發現其與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的相異性。就低主權爭議性而言，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有效迴避殖民遺緒爭議與干涉內政疑慮；就高政策滲透性而言，跨國與地方網絡易於串聯滲透至地中海區域公民社會、企業及地方代表機構之中，有助於促成文化同質性與共同生活經驗，並從根本上促進和平共榮區的目標；就低強制性而言，歐盟地中海政策中的共有制(co-ownership)精神，國家、跨國家與次國家層次的自願參與及水平式合作，都使得地中海夥伴國較以往更願意納入歐盟地中海政策的治理網絡之中。 / EU multilevel governance consists of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nation state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and subnation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our levels contributes to EU policies, and even EU external governance,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its neighborhood. EU enlargement policy toward potential member states successfully expands EU area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Meanwhile,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become systematic and obvious.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is a case of EU external governance in non-potential member states. Compar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or Africa, regionalism across Mediterranean Sea is much stronger and thus worth more researches. EU promotes its Mediterranean policy in a way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as well, especially after Arab uprising in 2011 as EU starts to cooperate more with legislatur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Mediterranean regions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governments there.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networks of EU Mediterranean policy and figures out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diplomatic policies of sovereign states. First, they involve less sovereignty issues since tran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level effectively avoid post-colonial disputes and intervention concerns. Second, they are highly accessible because of their strong connec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local representative bodie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Third, they uphold principle of co-ownership and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participants are thus more willing to join the policy networks.

本論文是台灣地區首篇以「議題設定理論第二層次」中的「媒介議題屬性設定效果」為主旨的實證研究。論文以「台北市公娼存廢議題」做為分析個案，目的在於驗證「媒介設定公娼議題的第二層次效果」。研究方法係以報紙內容分析與民意調查兩種方式，檢驗報紙所強調報導的屬性，是否也是民眾腦海中比較凸顯的屬性。研究結果證實了媒介的議題屬性設定效果。其他主要發現如下： 　　一、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對於「台北市公娼存廢議題」的整體報導中，以「掃黃與色情」這項屬性被報導的次數最多，第二名是「照顧弱勢生計」。其他的報導屬性依次是「社會風氣」、「食色性也」、「行政立法」、「工作權」、「兩性平等」、「制度合宜」、「公共衛生」、「都市發展」、「人身安全與住宅安寧」與「其他」。三報之間的報導屬性排名大體上類似。 　　二、在受訪者對公娼議題屬性的認知方面，以「掃黃與色情」所佔的比例最高，排名第二的是「食色性也」，其他依次是「社會風氣」、「都市發展」、「制度合宜」、「照顧弱勢」、「工作生存權」、「兩性平等」、「行政立法」、「人身安全與住宅安寧」、公共衛生與「其他」。 　　三、在人口變項方面，報紙對於各次群體在公娼議題屬性的第二層次設定效果上，的確有所差異。整體說來，報紙對於女性、高教育程度、外省籍，以及支持國民黨和新黨的受訪者，有顯著的設定效果。

隨著網際網路在商業上應用的增加，新的技術、新的標準以及新的應用不斷的推陳出新，網際網路電子商務已成為現今資訊管理的重要課題。無疑地，網際網路電子商務吸引了各行各業的注意，但不表示各行各業對網際網路的各項應用已廣為採用，且這些應用並不表示可以產生收益。本研究將網際網路應用層面分為三類：「企業對外部個人」、「企業內部員工」、「有業務往來之企業」等三種不同的應用對象，針對國內企業，探討企業特質與是否採用任何網際網路應用的關係、企業特質與應用網際網路服務對象的關係。最後根據對國內Internet應用的調查，利用企業在各應用層面的應用與深度，找出國內企業Internet應用的應用層次。 本研究針對國內一千大企業的資訊主管，以郵寄的方式，共寄出900份問卷，回收率為20.2%，有效回收率為19.4%。現今已有75.7%的企業有Internet應用，並且有一半的企業應用Internet技術在一年之內。經資料分析後發現，採用及未採用Internet的企業兩者在最高主管的態度、組織的運作績效、及網路技術應用的熟悉度與成熟度等有顯著的差異存在。另外，Internet應用的服務對象與產業別、企業規模、組織集權程度、最高主管的態度、網路技術應用的熟悉度與成熟度、組織的運作績效等企業特質有關。 根據文獻探討所整理出的Internet應用層面，調查企業的應用情形及應用深度，歸納出「內外整合」、「內部支援」、「基本應用」等三個應用層次，並發現這三個層次的電腦化歷史及Internet的使用歷史並無顯著的差異，可知，企業電腦化的歷史或者是Internet使用的歷史與Internet應用層次無關，完全依照企業的需要，建置所需的應用。

冷戰結束後，民族主義在世界各地呈現復興的趨勢，而從九零年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復興與發展，也一直是受到關注的話題與焦點，像是1997年的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現在的反日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些都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實際例證。但是對於民族主義，一般總是存在著許多負面的看法，因為在西方的民族主義發展歷程當中，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將很容易的演變成極端激進形式，我們是否能將中國的民族主義輕易的套入西方的歷史情境當中，將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民族主義在外交中的影響力，如同惠廷(Allen S. Whiting)所言，民族主義如何影響中共外交，將取決於它國如何對待中國，也因此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除了分析中國民族主義興起在外交層面的作用之外，更需關注中日民族主義之間的互動趨勢，以及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發展。本論文在分析中共對日外交政策上，關注的主要變數是民族主義發展的影響，在分析的途徑上則試圖從國際層面:如中日民族主義的互動趨勢；國內層面:如中共愛國主義的原則、官方與民間民族主義的互動；以及決策層的認知思維層面，依據多層次的分析途徑，從以上這些變數來探討冷戰後中共對日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因素，並期望藉由民族主義興起的研究，提供理解中國崛起與發展的一個觀點。

東協國家的發展對日本無論是在國際政治上或經濟重新再起都是很重要的一環。然而冷戰後中國崛起、各國新舊領導人交替，在這樣複雜的環境變化下，日本如何因應這些變化，興起本論文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目的在於分析日本對東協國家的政策從冷戰到現在有什麼改變，而隨著時間演進，這些政策改變之後，日本與東協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否有趨勢可循。本研究將從非傳統安全議題中的環境保護與防災合作，以及經濟議題中的FTA／EPA來作切入。 本研究企圖以「層次分析」構築全篇論文的研究架構，分別從國際和國家以及個人三個分析層次探討日本對東協國家外交政策中非傳統安全政策與經貿政策面的變化，並解釋國際層次、國家層次以及個人層次中的各個變項如何影響日本與東協國家之間的互動。 本研究認為日本對東協國家外交政策最終促使日本與東協成員國的關係更加緊密。在非傳統面向中，國際層次因素是促使日本與東協國家在非傳統安全合作上影響最深的要素。實際施作的細節則是受到國家層次因素的影響，主要由外務省定出支援方針，由JICA具專業知識與充足經驗的專家在第一線實際操作。在經濟面向，國際層次上，區域經濟整合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對此，日本國內雖有不同看法，卻已逐漸凝聚共識，東協的經濟成長力是讓日本經濟再起不可或缺的重要助力。

台大實驗林管理處(以下簡稱林管處)認為轄內之契約林農有擅於林地從事農業使用等違規使用行為，擬對違規者加以處罰或收回其承租地；但部分違規之契約林農卻認為其利用土地的方式本是順應當地自然生物資源特性，並未破壞山坡地，且長久以來的栽種經驗早已建立起和其承租地之間的深厚情感，這種尊重自然的生產模式，理當不是破壞山坡地保育的元凶。然而，在這兩種不同思維的作用下，引發林管處和承租戶之間的衝突。按理而言，林管處秉持森林資源保育政策，意在引導林地利用的內涵與建立模式；但林農在生計與產業經營考量下，咸認林地利用自是以市場為導向，方可發揮使用權功能。然而，究竟此等權力關係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為何?對於土地利用之影響又如何？凡此皆值得深入考察，以探究實情。 本研究藉2010年迄今以契約林地現場查勘、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林農、林管處承辦人員之方法，觀察當地林農對於契約林地的利用方式；另考察近數十年來林管處的經營管理政策措施、林農違規利用土地所造成之管理失靈的問題。以Walck and Strong（2001）提出的權力關係為論述中心，探析政府政策、社群的價值規範、市場經濟、財產資源等四大因素之間的相互牽扯，佐以Zoe, Jennifer and Lorraine (2011)應用需求層次概念在土地管理上的做法，考察近數十年來我國台大實驗林的經營管理政策措施，以及林地承租戶土地利用情形。用以分析林管處與契約林農在契約林地上違規利用之根源，探求林管處與契約林農對於利用契約林地的觀念差異，並探求現狀下契約林地違規使用問題的癥結。 本研究以權力關係兼採需求層次概念對於契約林地地影響模式，透過文獻分析、實地訪談及問卷分析，獲得以下結論（1）現行造林契約規範難以處理契約林地上違規利用狀況（2）造林契約目的無法兼顧保育森林與契約林農生計收入（3）契約林農無法落實保育之觀念。並依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以下之政策建議（1）應盡速調整台大實驗林造林契約規範（2）有條件允許契約林地上種植非林作物（3）契約林地之管理應導入契約林農保育的概念。 /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thinks that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rmers have illegal behaviors, such as the use of agriculture, and plans to give penalty to those violators or regain the lease forestlands from them. However, some of the violators consider that their land use conforms to the feature of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y never damage the hillside because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ng-lasting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and the lease forestlands. In addition, this kind of production is respectful to the nature and should not be accused of destroying the conservation of hillside. Therefore, these two opposite thoughts caus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and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rmers. The forest resource conservation policy, which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adheres to, is to lead the direction of land use and to establish a model of land use as well. However, in consideration of livelihood and forestry management, the forestry farmers argue that the lease forestlands should be market-oriented in order to operate their right of land use. Therefore, it’s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about how the power relationship works between the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the land use.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management of the forestry famers and the utilization of the lease forestlands, this study applies field stud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investigating the farmers and staff members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Furthermore, this study also reviews the management policies of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in the past decades, as well as the records of illegal use and the unsuccessful management of the farme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wer relationship proposed by Walck and Strong (2001), the study probes the mutual interaction of four main factors---governmental policy, community values, market economy, and property resources, and complements with the method of land manage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need hierarchy by Zoe, Jennifer and Lorraine (2011). The research findings go as follows. First, it is hard to deal with the violation of illegal use on the forestlands by the present contract and regulation. Second, the purpose of afforestation cannot include both the forest conservation and the livelihood and income of the famers. Third, the contracted forestry famers are unabl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should modify the contract and regu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Second, the Experimental Forest should conditionally permit the plantation of non-forest crops. Third, the management of lease forestlands should include the ideas of conservation of lease forestlands. In the end,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facts and thoughts about this topic in hoping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illegal use of the lease forestl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