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是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兩種意識形態，而兩者根據切入角度不同而有許多的定義和類型。本文主要是透過政治系統理論來連結民族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關係，並創造出由民族主義而來的恐怖主義類型－民族主義型恐怖主義。之後，再以車臣共和國在帝俄、蘇聯到俄羅斯聯邦統治下的這段歷史來作分析，來證明現今因車臣共和國所產生之恐怖主義屬於民族主義型恐怖主義。最後，從俄羅斯民族政策、聯邦改革政策和美國反恐政策等各種面向來探討俄羅斯如何利用政策和國際情勢來解決因民族主義運動所衍生而來的車臣恐怖主義。 / 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ideologies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two also have many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types of varia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angle. This text mainly links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terrorism through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ory and creates the terrorism type which comes through nationalism － nationalism of terrorism. And then the history of the Chechen Republic under the rules of tsarist Russia, Soviet Union and Russian Federation is analyzed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 terrorism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current Chechen Republic is a kind of nationalism of terrorism. Finally, following the various aspects of Russian national policy, federal reform policy and United States' anti-terrorism policy is a discussion of how Russia utilizes the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o solve terrorism which derived from nationalism.

恐怖主義對現代文明國家與全球安全威脅甚鉅，儘管以歐美為首的當今文明國家，為打擊恐怖主義已長期投入無數的資源，然而此舉非但未能使恐怖活動稍歇，反而挑起更尖銳的民族對立，壯大恐怖組織的聲勢。恐怖主義與反恐戰略，兩者之間雖消長互見，卻只有持續不斷的纏鬥而不見雙方尋求理性的共識。 2001年發生的「九一一事件」便是考驗恐怖份子與反恐政府雙方能力的試金石，不但「基地」(Al Queda)恐怖組織展示了無與倫比的威脅能力，受害的美國更是發揮了前所未見的復員與報復能力。一場改變歷史的恐怖行動，讓恐怖主義與反恐作為同時提昇至更高一層的境界，從此兩者之間將會產生何種互動結果，是筆者興趣的所在，也是本論文研究的動機。 本論文以研究美國的反恐作為為主，透過對「九一一事件」的研究，筆者希望能對美國的反恐的發展作一系統化的探討。文中將回顧恐怖主義威脅美國社會的歷史，以及美國政府各時期的因應作法，並以反恐作為的轉變將美國反恐歷史劃分為：1980年代以前、1980年代以後至「九一一事件」發生前，以及「九一一事件」之後等三個時期，透過每個時期反恐作為的改變，探討其所象徵的意義。

分離主義與恐怖主義長久以來深切傷害著世人，然而無論是分離主義或是恐怖主義，相對立的雙方均認為本身是正義的一方，為正確的信念而戰，顯見認知的差異性相當大。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境內存有分離主義，但卻發展成和平與暴力兩種不同的態樣，暴力的分離主義甚至採取恐怖主義的作為，其關鍵性差別在於政府體制的民主或專制。 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維吾爾族與藏族因與漢族間的隔閡及對中共政權統治的不滿，產生分離主義，爆發層出不窮的衝突，維吾爾族更加激烈的演變成恐怖主義，中共為維護其政權，保護領土的完整性，維持社會和諧，強力推動維穩政策，犧牲大量人力及資源，但並無法獲得和平，反而抗爭更加激烈，顯見其民族政策成效不彰。 新疆、西藏與中國中原，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下，交錯複雜，在近代帝國主義權力爭奪的角力之下使新疆、西藏成為動盪的區域，各方對於主權的爭議各執一詞，難以形成共識。 新疆與西藏同屬中共治理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然而新疆比西藏衝突更激烈，甚至轉化為恐怖主義，主要原因為本質因素的差異，在先天地理環境、宗教信仰與精神領袖的反差，在本質不同的情況演變下，影響中共後天治理政策與維穩力量的不同，最後反饋到維吾爾族與藏族，維吾爾族發展成與藏族相異的恐怖主義道路。

本文試圖對「東突」問題做一全面完整的探討，並釐清「東突」的屬性及其與恐怖主義之關聯，並經由個案探討，瞭解911事件後所形成的國際反恐情勢對全球民族分離運動產生之影響，以及中共如何因應911事件後的國際反恐環境，如何運用國際反恐合作處理「東突」問題，以及分析其作法所產生的利弊得失。 本文的研究核心是「東突」分離運動，包括分離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以及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國際社會支持等兩外部影響，三個研究客體之間彼此進行影響與回饋，在分離主義未能解決之前，三者不斷進行循環，主要結論為： 東突問題實際上就是新疆地區之維吾爾族在中共政權下倡議的新疆分離運動。民族分離運動主要涉及要求分離之民族對統治政權之不滿，以及分離主義內部所產生之認同感而生。東突之民族歷史記憶雖被中共視為不曾存在之過往，但不論此種歷史記憶之真實性，此已成為東突推動分離運動之主要基石，且民族之成因複雜，「民族」之支配力及影響力絕不亞於身為一個公民之身分。中共之民族政策失誤也是構成東突主張之主要原因之ㄧ，如中共之無神論、社會階段演化論、民族自決論無一不招致反彈，加上中共在新疆實施之移民及同化政策、經濟資源發展與分配、人權迫害及核試爆等作為，均引起當地民眾之不滿，對於主張獨立之維吾爾菁英而言更是難以忍受。 東突分離主義在1933年、1944年曾兩度短暫建國，但在1990年代受到東歐及蘇聯解體，中亞各國紛紛獨立的影響，東突運動再度復興，並採取激進的暴力手段。中共於1996年起與俄羅斯、中亞5國合作反恐，此時已被中共公安部視為恐怖組織之東突組織，亦多於1996年、1997年在大陸境外成立，一方面顯示東突活動更趨活躍；另方面亦凸顯在中共之高壓嚴打政策下，東突份子亦不易在新疆立足，必須在境外尋覓與中共抗爭之基地。 911事件前，中共都將東突議題界定為內政問題，禁止各國以人權之加以干涉，更積極阻止這些分離主義團體將其訴求國際化。911事件後，中共雖然未改這些問題是內政問題之基調，但中共卻將這些問題冠以「恐怖主義」之名目，要求各國予以撻伐，惟西方國家多未認同中共所稱的內部威脅是恐怖組織，僅聯合國和美國僅有認定「東突伊斯蘭運動」組織有跡證顯示與基地組織有關。 東突運動再度受到重視，與911事件及國際反恐活動密切相關，尤其將分離運動「恐怖主義化」則已成為各國打擊分離主義之合理藉口。政治分離運動如何面，東突運動提供一個觀察參考，反恐問題開始與人權問題結合，成為國家主權受到恐怖主義威脅與分離運動追求民族基本權利之拉距戰，而分離運動如何整合發展及強化凝聚力，亦是後續研究值予探討之內容。 關鍵詞：東突、分離運動、恐怖主義、反恐、911事件

美、蘇兩極對抗的結束，國際安全體系是以｢美國超強、區域多強｣的態勢，維持國際社會的運作。傳統的軍事對抗越趨緩和，21世紀因全球化主義的興起，國界的觀念被迅速地打破，非傳統的國土安全亦對國家內部之人民的生存與發展造成嚴重的威脅。例如：國家經濟安全、社會安全、金融安全、環境生態、資訊科技安全、能源供應安全、恐怖主義攻擊等，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與民眾生命財產造成衝擊。「911恐怖攻擊事件」不僅是美國遭到重創，並為21世紀初的全球安全戰略關係帶來巨大的衝擊。隨著全球化的世界村概念的形成，恐怖活動的手段不再侷限於暴力攻擊而已，樣式更複雜及多樣，更是未來趨勢。 中華民國台灣為順應世界反恐怖主義行動，且身為全球民主陣營的一員，深切體認到：恐怖主義對於個別國家或地區的威脅。我國是國際社會的成員，無法自外於「反恐行動」的世界潮流，為避免遭受國際恐怖活動攻擊，除充分瞭解及掌握世界恐怖主義發展趨勢外，更應檢視我國現行國家安全對策，以確保國家安全。 恐怖主義有著極複雜的背景和因素，在一個恐怖主義事件的背後，往往夾雜著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民族等多種因素，同時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綜觀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有：利用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電腦網路成為恐怖活動的新領域；恐怖組織呈現多元化發展；恐怖襲擊以象徵性、經濟性目標為重點。反恐行動是危機管理的一環，台灣長期以來受中共的武力恫嚇有增無減及國際恐怖活動的覬覦，顯示國家的安全威脅，並不僅是來自外部的軍事威脅，還包括國際恐怖主義的擴張。因此，建立全面性的安全環境，乃是不論政府或民間都必須具有的基本共識。 「911事件」後，世界各國均體認到恐怖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並將反恐合作列為國際合作的重要工作，其主要的作為包括建立反恐合作機制、反恐情報交流、簽署反恐協定、反恐軍事演習等。 依據相關的法令規定及現況，我國處理國家安全的恐怖活動主要機制有：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及國家安全決策機制。我國在反恐怖行動的整備，在行政院的國土安全辦公室的統籌下，各有其中央主管機關策頒應變機制，負責整合、督導、協調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反恐怖行動及救護工作。 本文參酌現行危機管理理論以及世界主要國家之國家安全機制發展經驗，針對我國未來國家安全體制，除執行面涉及專業應繼續保持分立外，在法規面上，應將相關緊急應變之法規合併，並於制度面在適當的政府層級，成立一個專責統合機構，以強化整合協調功能，達到危機預防的效果。

2001年9月11日美國本土遭受恐怖份子以劫機方式襲擊，重創美國本土安全、政治、經濟，同時亦讓各國理解到安全威脅不僅來自國家，亦可能為個人或組織。面對美國本土受到威脅，小布希政府當下向恐怖主義份子宣戰，且與盟邦合作進行反恐。然而，在反恐戰爭之進行下，美國需要中共在安理會、反恐等問題上的合作，小布希政府逐步調整「戰略競爭者」的用詞，而更強調雙方關係是現實、合作、競爭，進而主張「坦誠、建設、合作」的關係，因此，既交往與圍堵為美國對華政策主軸。同時，面對美對華政策的調整，中共亦開始重新省思對美戰略。於21世紀恐怖襲擊發生後，改變了國際格局，其對中美關係而言是合作之分水嶺，抑或是崎異之源頭。 本文研究將以911事件背景脈络，以中共之角度探就911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同時引用多元層次分析對中共內外進行評估，以取得中共對美戰略的主要意涵、矛盾與影響。再者，針對中美關係主要安全爭議上進行討論，包括：反恐實踐、台灣問題、飛彈防禦系統等議題。最後，則希冀提供中美關係研究上不同的觀察面向。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人間・環境学) / 甲第22532号 / 人博第935号 / 新制||人||223(附属図書館) / 2019||人博||935(吉田南総合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人間・環境学研究科共生人間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内田 由紀子, 教授 齋木 潤, 教授 月浦 崇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傳統以來，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危機與災難莫過於來自敵國所發動的戰爭，然近年來國家安全的威脅已不再侷限於傳統性的戰爭，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跨國恐怖組織所從事的破壞行動。2001年9月11日，以賓拉登為首的國際恐怖份子，對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及國防部五角大廈發動恐怖攻擊行動，事件發生後，我政府立即啟動國安機制，採取因應措施，預防恐怖份子連鎖反應，對國內治安造成衝擊。政府為因應反恐的需要，召開「三芝會議」、制定「反恐怖行動法（草案）」、成立「反恐怖行動小組」與「反超限戰策劃與指揮小組」、實施各項反恐演習、尋求國際反恐合作…等作為，均顯示政府對此議題的重視，惟反恐作業與相關措施在國內尚屬草創，確實有很多待克服之處。 國際恐怖主義的廣義定義有100多種，比較集中的也有20多種，迄今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定義。恐怖主義有著極其複雜的背景和根源，在一個恐怖組織或一件恐怖主義事件的背後，往往混雜著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民族等多種因素，同時又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性。綜觀恐怖主義的發展趨勢有：謀求利用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電腦網路成為恐怖活動的新領域；宗教狂熱型恐怖主義出現上升趨勢，其破壞性和殺傷性不受制約；恐怖組織呈現多元化發展；恐怖襲擊以象徵性、經濟性目標為重點。 聯合國已制定了12項全球公約，亦設立反恐怖主義委員會（CTC）、特設委員會及恐怖主義政策工作組，並運用相關機構從事反恐工作。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間的相關組織亦體認反恐意識主流，紛紛將反恐合作列為組織的重要工作，主要的作為包括建立反恐合作機制、反恐情報合作、簽署反恐協定、反恐軍事演習等。這段期間，世界各國和有關國際組織加大了反恐力度，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成效包括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戰爭的勝利、逮捕了伊拉克前總統海珊及數千名恐怖份子、國際反恐合作、及凍結了一億多美元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資金。但是，從全球範圍來看，恐怖活動依然猖獗，賓拉登至今仍是漏網之魚、「基地」組織不但沒有被打垮，反而擴散至世界各地，當前國際反恐行動形勢仍然嚴峻。 台灣不是國際恐怖主義攻擊的主要目標，但不能排除成為恐怖份子藏匿地點或犯罪活動之中繼站、及恐怖攻擊報復美國的目標之一（已遭基地組織點名）；國內至目前為止沒有形成恐怖組織的條件，但需注意內在可能的潛在威脅因子，政府必須提出解決方案予以消弭；中共以超限戰之恐怖主義手段對台實施攻擊的可能性亦不大，惟需嚴防其為達目的採取非實體破壞之手段打擊台灣。 現行我國危機處理法制歸納起來略可區分為重大國家安全事件、實際戰爭狀態、重大災難事件、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重大變故、平時的安全及治安事件等五大類型，我國目前的反恐機制亦是依其相關規範而建制。依據相關的法令規定及現況，我國反恐怖危機處理機制有：國家安全決策機制及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恐怖主義活動的攻擊方式，概可分為五大類，即傳統性恐怖攻擊（爆炸、暗殺、武裝襲擊、綁架與劫持人質、劫機與劫持車船）、核、生、化及網路恐怖攻擊等，我國在反恐的整備上亦涵蓋這些威脅，在行政院反恐怖行動小組的統籌下，各有其中央主管機關策頒應變機制，負責指揮、督導、協調各級相關行政機關及公共事業執行各項反恐、防恐及救護工作。除了這些應變危機處理機制之外，當危機發生後，尚須啟動兩個救援體系：一是災害防救體系；二是緊急醫療救護體系。並視情況啟動一個備援體系：即全民防衛動員體系。以強化災害防救功能，確保緊急傷病患之生命及健康。 我國在反恐措施方面，從法律修訂、情資整合、維護海域（岸）安全、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國軍應變整備、核生化處置能力、到資訊安全等工作，均積極的完成整備。在國際合作方面，亦與相關國家實施情報合作、洗錢防制工作、提供人道援助、簽訂「司法互助協定」、防杜高科技物資非法輸出、簽署「貨櫃保全計畫（CSI）」及配合「防止擴散安全倡議（PSI）」等反恐合作。 在我國反恐對策之建構方面，本論文分別從政策規劃、機制運作、執行措施、反恐能力、國際合作等五方面來探討，期能建構完備的反恐對策。 一、在反恐政策規劃方面：在外交戰略上，緊密與美關係而取得所需奧 援，且能與中共和平相處，另應提升與日本之安全交流；在國土安全上，將恐怖主義的威脅，由國安會納入國家安全戰略之中，作為政策指導原則，並由行政院負責全盤性反恐政策規劃。 二、在反恐機制運作方面：強化情報預警功能；加強情資整合及通報；提升情資研析能力；落實反恐機制整合；修訂重大劫持、破壞事件權責；精實反恐演習。 三、在反恐執行措施方面：儘速完成反恐怖行動法立法工作；修訂民航法設置安全人員；制定保防法；做好關鍵基礎建設弱點評估工作及強化安全維護；加強機場安檢工作；精進簽證及移民政策；嚴密空域安全管制；強化現有民防功能；化解國內統獨爭議與族群衝突；有效打擊相關金融犯罪；做好社會公共關係與媒體倫理工作；落實宣導教育工作。 四、在反恐能力整備方面：精實反恐能力；強化反恐訓練；嚴密網路安全維護；落實核能電廠安全工作；健全生化災害防救體系；加強生化防疫及醫療救護能力；做好毒物管制工作；精進生化戰劑反恐訓練；明訂國軍支援事項。 五、在國際反恐合作方面：持續與美國進行各項合作；以人道救援扮演「貢獻者」角色；以經濟實力推動反恐合作；加強洗錢防制合作；強化安全合作；全民外交首重文宣與鼓勵民間參與；發展亞太地區國家的關係；藉海軍巡防台海南疆及南海尋求與美軍合作。 最後，本論文之研究發現概述如次： 一、國際社會對恐怖主義一直沒有統一的認識，妨礙了反恐怖的國際合作。 二、恐怖主義發展走向，將使危害更加嚴重。 (一)宗教狂熱不斷上升，大量殺傷不受制約。 (二)結合運用現代科技，恐怖攻擊手法多樣。 (三)活動範圍逐漸擴大，攻擊目標趨向多元。 (四)運用資訊技術領域，組織呈現多元發展。 (五)組織串連策略聯盟，相互為用各取所需。 三、應發揮聯合國在國際反恐中的主導作用，增強國際合作效率。 四、國際反恐合作將是長期而複雜的工作。 五、我國應更重視非傳統性安全威脅。 六、我國現行反恐體系尚未完備，有賴政府積極建構。

「九一一事件」後，以恐怖主義為代表的非傳統安全，日益威脅國際安全環境，成為國際上處理安全問題的重要對象。東南亞被美國列為反恐第二戰場積極介入地區反恐，而中共與東協國家也在2002年發表「中共與東協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並於2004年簽署「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將打擊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恐怖主義、武器走私、洗錢和網路犯罪列為合作的重點，利用現有機制，制定和落實雙方的合作計畫。我國雖然不是恐怖主義攻擊的重災區，基於地緣關係仍需予以關注，且中共與東協國家所面對的恐怖主義不同，為何仍需要合作反恐，則是本論文所要研究的重點。 本文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探討中共與東協國家反恐合作的主要因素與未來的發展。從恐怖主義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認知方面，認識到恐怖主義與有組織犯罪、販毒、洗錢、海盜等非傳統安全有著互利共生的密切關係，這也是造成恐怖主義逐漸國際化的趨勢，影響所及的是全球性的威脅。而國際反恐合作直到目前為止，雖然經過聯合國在各方面的努力，然而由反恐共識不一、法律未甄完備，各自國家利益使分岐以及恐怖主義發展複雜化，致使恐怖主義仍難以根絕。 從中共與東協國家個別的反恐實踐中分析，得知雙方在反恐作為上除了國家內部的作為外，也尋求雙邊、多邊及國際的反恐合作。另一方面也瞭解到恐怖主義對中共的威脅尚不至嚴峻，倒是東協國家長年遭受恐怖威脅，除了東南亞地區既有的政經情勢不穩所導致外，更在於以伊斯蘭教為背景的大多數回民對西方不滿的反映。而美國的全球反恐戰略，所形成對中共的包圍態勢，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強化反恐關係，加上中共穩定周邊全力發展經濟的利益，均使得中共與東協國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加強反恐合作的關係。 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上除了反毒方面，獲致一定成效，其他在警務交流、執法及海事安全合作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方面已訂定相關的合作計畫，惟尚處於執行的初步階段，短期內難以論定其成效。然而中共與東協國家在反恐合作利益的持續匯集及恐怖主義在區域的威脅猶存，雙方在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將是長久而持續的。未來在雙方反恐合作的力度是否增強，甚至跨區域的反恐組織之連結以及超越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值得持續研究與觀察。

By applying a series of overlapping models it seems possible to account for the crime of 9/11, and its subsequent atrocities, with some degree of certainty. These models, the Propaganda Model, the Pentagon System and Top-Down Democracy, interconnect in ways that enforce the Iron Rule of Oligarchy and its unmitigated mis-use of power. It is, thereby, helpful to consider this complex triad as a Rosetta when decoding the diverse func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these elements is an imposed Synthetic Hegemony that has powerful historic consequences. In the alternative, its devastating effects on the cultures and peoples of the world are well kn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