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後，以「基地」組織為首的伊斯蘭恐怖網絡，訴諸保衛伊斯蘭文化、厲行伊斯蘭教義作為宣傳，旋即擄獲廣大穆斯林信眾的民心，並大力鼓吹穆斯林教徒發動對西方世界的聖戰，其所代表的新型恐怖主義―以建立一嚴格恪守伊斯蘭律法的純正伊斯蘭教國家為組織訴求―是「九一一」後動輒危害國際社會和平及穩定的最大安全威脅。 　　為了達成宏大的建國目標，「基地」組織將組織觸手伸向東南亞及南亞等區域，或扶植、或結盟當地伊斯蘭極端組織。其中，印尼及巴基斯坦兩國自是無法擺脫伊斯蘭恐怖主義攻擊的陰霾，尤以兩國內部極端伊斯蘭教派組織，同霑「基地」組織的資源援助、技術訓練等，繼而造成印、巴兩國境內恐怖攻擊活動屢見不鮮，每每造成重大傷亡，亦導致內部政局動盪不安、民心惶恐。 　　因此，本文研究核心即是印尼及巴基斯坦兩國，以探究「九一一」後兩國境內恐怖主義之發展、影響面、反恐作為等面向，並相互比較、分析，據此觀察二者間各層面之異同、及其反恐政策之有效性。

本文是針對台灣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件所作之研究，筆者所先梳理謝雪紅等人士在戰後成立台盟之過程，了解謝雪紅的台盟組織是如何在台灣已無勢力的情況下，卻成為國民黨政府羅織政治案件的對象，並且從這樣的過程中去了解白色恐怖的樣態。 謝雪紅等人在二二八事件後逃到香港成立了台盟組織，由於其反抗蔣政權的主張，因此成為中共在建國時積極攏絡的對象。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加上謝雪紅等人在日治時期以來的左翼背景，因此也成為國民黨政府在鞏固政權時的威脅，尤其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對峙的情況下，對於「叛亂組織」是採取從寬認定的標準，台盟組織也衍生出許多的政治案件。 筆者從判決書等官方文件中篩選出共58件台盟案件，透過統計分析了解到台盟案件在案件年代和人數分布都與1950年代的政治案件分佈大致雷同，而在涉案人士的刑期方面則是有相當大比例被處以重刑，這與當時執政當局對叛亂團體的處置方式有關，而在涉案人士的籍貫部份，台盟案件人士籍貫主要是以台中和桃竹苗地區為主，這或許與台中地區是謝雪紅活躍的地區有關。 透過人事關係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台盟案件是與省工委會組織相關者居多，造成這樣的原因筆者認為是與省工委會的活動方針和調查單位的偵辦手法有關。省工委往往以「台盟」為名義對外吸收成員，因此造成許多以台盟為名，但其實是省工委會的外圍組織案件；另一方面，台盟案件的擴大也與調查單位的偵辦手法有關，調查單位在偵辦所謂的叛亂組織案件時，採取了如嚴刑逼供、矇騙等「審訊手法」以及自新自首的方式來擴大案件波及的層面，因此也造成了許多以台盟為名的冤錯假案的發生。

戰後臺灣於194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之間，曾出現大量政治案件。本文想討論的主要問題是：這些政治案件在不同的處置流程中究竟如何被處置？尤其是如何被不當、甚至不法地處置？人權又是如何在這些處置的過程中受到侵害？並思考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層出不窮的結構因素。 本文分別就體制、法制、偵辦、審判、核覆，以及執行等面向／流程加以深入探討。其中，「強人威權黨國體制」是製造政治案件的核心體制。當局以此背離民主人權要求的體制作為發動機，於是在白色恐怖時期製造出眾多恣意立法、恣意行政與恣意司（軍）法下的政治案件，這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層出不窮的結構性因素。 另外，白色恐怖的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其中，對於人身自由、表現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等人權面向的侵害，尤為直接而明顯。本文也相當關注人權在這些不當處置與不法的處置的過程中如何受到侵害的情形。

本論文藉由研究車臣、新疆及菲律賓南部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活動之成因，檢視文明衝突理論在個案之適用性。首先從個案衝突發展之歷史背景著手，再以資料庫檢視內部衝突之原因，最後檢討內部、外部因素及種族政治因素對個案衝突的影響並做出文明衝突理論並未比其他政治性因素更能解釋衝突產生之原因的結論。 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未發現「文明衝突」對個案衝突而言未具一致性的解釋力，衝突的發生與個案歷史背景、種族文化、內部及外部政治因素有關。（2）宗教的教義是可以被政治所影響的，甚至是為政治而服務的。（3）國家與團體的「利益」仍為影響衝突發生之重要因素。（4）個案專制或民主政體內部因政治體制的不同，使得人民在選擇衝突的形式上會有所不同。（5）雖然同屬伊斯蘭教，同時具有分離意識與恐怖主義，但個案恐怖主義活動發展現況並不相同。（6）「文明」的分類過於簡化。（7）個案確實存在文化上的衝突，但不至於演變成全球性的「文明衝突」。（8）伊斯蘭教本身並非恐怖主義的溫床，但確實有分離運動或恐怖主義組織利用伊斯教來團結群眾、招募人力、獲取國際資金來源或鞏固其領導勢力之情形。

在二○○一年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之中，美國的雙子星大樓垮了。一時間，帶給美國人民極大的震撼。而這樣的一個事件，再度將東西方文明的衝突帶到一個顛峰。早在一九九三年，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就曾在「外交事務季刊」（Foreing Affairs）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了未來的衝突源，將會是來自於不同的文明之間，其中所指的便是基督教與回教之間的衝突。 在這樣的論調之下，類似「九一一」這樣的攻擊事件，似乎會一再的重演。基督教與回教之間的戰火也將越演越烈。美國在「九一一」之後，便將其國防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之上。幾乎所有與恐怖主義有關聯的，都被美國列為首要目標。美國也藉著這個機會大肆地在海外從事軍事活動。 在美國大張旗鼓的同時，東南亞地區，成了美國在中東地區以外，第二個反恐重點地區。東南亞之所以會是美國的第二線，原因在於回教在東南亞地區的勢力十分龐大。在東南亞地區當中的印尼，可說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國家，他有兩億一千兩百萬的人口，其中回教人口達一億七千萬 。自「九一一事件」以來，印尼也接連著發生了多起爆炸案。 菲律賓南部地區也為回教激進組織所苦。自一九七○年代始，回教分離分子就誓言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莫洛國家（Moro Bangsa）。 而在菲律賓南部的回教分離主義團體中，共計有莫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MNLF）、莫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MILF）及阿布薩耶夫組織（Abu Sayyaf Group, ASG），在這三個組織之中僅有阿布薩耶夫組織被美國列為恐怖組織。 因此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於汶萊舉行第七次東協高峰會時便聲明堅決對抗恐怖主義，並於二○○一年反恐聯合行動聲明（2001 ASEAN Declaration on Joint Action to Counter Terrorism）中對於反恐戰爭提出九點方案 ，在這九點方案之中，一開始就提到要加強並檢視東協會員國的反恐機制。這樣的一點建議對於東協來說是第一次就反恐這個議題來做一個內部的檢討，這是在過去所沒有的。且在此聲明之中也強調要加強多邊與雙邊的合作，除了東協內部會員國的合作之外，更注重的是東協組織及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間的合作。

本論文以近年歐盟會員國境內之孤狼恐怖攻擊趨勢出發，分析歐盟因應孤狼恐怖主義威脅所制定之反恐政策，同時評估歐盟反恐政策之內外反恐成效，藉此檢視孤狼恐怖主義與歐盟反恐政策之因果關係。孤狼恐怖主義緣起於美國「無領袖反抗運動」與「暴力激進化」，並透過「全球伊斯蘭反抗運動」與「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成為歐盟內部安全之威脅來源；而歐盟反恐政策之決策機構與執行機關，業已透過戰略方針與行動計畫等歐盟反恐法律文件，對內建立合作機制與輔助工具等內部反恐網絡，藉此強化歐盟與歐盟會員國之間的警察合作、司法合作、資訊與情報交換合作、以及邊境安全合作；對外則透過國際協定形式，與重要第三國以及國際組織建構外部反恐網絡，以雙邊與多邊反恐合作形式強化歐盟反恐能量。本論文亦以四起孤狼恐怖攻擊個案分析歐盟會員國層級之反恐措施，分析近年歐盟孤狼恐怖主義之現況與趨勢。 本論文發現，歐盟孤狼恐怖主義來自「聖戰恐怖主義」、「本土恐怖主義」、與「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等三種威脅，而歐盟近年因應孤狼恐怖主義威脅之反恐政策與措施，已朝向2005年11月30日歐盟部長理事會《歐盟反恐政策》四大反恐戰略的「預防」層面發展，並以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為重要反恐目標；此外，歐盟除了著手打擊「激進化」與「暴力極端主義」等導致孤狼恐怖主義之根本原因原因外，亦持續因應敘利亞與伊拉克等衝突地區之「返國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所帶來的後伊斯蘭國時代孤狼恐怖主義威脅。 / With the trend of lone-wolf terrorism in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hesis analyzes EU’s policy to counter threat from lone-wolf terrorism and also evalu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iveness of EU’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in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e-wolf terrorism and EU’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Lone-wolf terrorism origin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Leaderless Resistance” and “Violent Extremism” and further threatened EU’s internal security via “Global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The decision-making as well as the executing agencies of EU’s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has established mechanisms of cooperation and policy toolkits for internal counter-terrorism network by means of EU’s legal documents of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c guidelines and implementing programs included,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cooperation of police, justic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border security between EU and member states. Meanwhile, EU has also been constructing its external counter-terrorism network with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with thir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importance. The thesis also offers four case studies of lone-wolf terrorist attacks of EU’s member states to analyze conditions and trends of lone-wolf terrorism in EU. The thesis concludes that “Jihadist terrorism,” “Home-grown Terrorism,” and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are the three main types of threat of lone-wolf terrorism in EU, and that EU counter-terrorism policy has been developing strategy of “prevention”, one of which stated in “EU’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ies” of November 30th, 2005, by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onsidering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 as its main target. Additionally, EU has been countering not only root causes of lone-wolf terrorism, such as “radicalisation” and “violent extremism,” but also future threats from “Returning Foreign Terrorists Fighters” heading back home from Syria and Iraq in the Era of Post-Islamic State.

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建國以來，僅五十餘年歷史，國土面積小，人口與敵對的阿拉伯國家相較不成比例。三軍常備部隊始終維持在十餘萬人；惟軍事力量強大，足以稱的上是世界的強國之一，更是中東地區一流的軍事強國。自建軍以來，軍事成就不但令人刮目相看，政治上，更成功扮演維護國家生存的重要資產角色。其建軍如何影響陸軍之發展、在全般戰略與戰爭中的地位、作戰思想及軍事準則之形成與實踐等成就之內涵，均具深入研究價值。 以色列近兩千年歷史中，不曾擁有國家及軍隊，在短短數十年內，能將複雜的軍事藝術發揮的淋漓盡致，究其核心價值，是猶太人的「生存」問題。而軍隊是龐大而複雜的戰鬥組織，其發展及改革長囿於現況或傳統思路，當面對新的戰場時，往往失去其適應能力。然而，以色列陸軍在戰爭中所表現的，是始終引領著戰爭的發展。 以色列因戰爭而全國皆兵，並進行軍隊的建立及脫胎換骨，其成就是從摸索與錯誤、實驗與辯論中將所得實際經驗，從最基本的技能，到錯綜複雜的大軍作戰訓練自己，並在戰爭中通過檢驗。戰爭中，以色列陸軍始終主宰戰場形勢，其成功不僅是作戰準則、戰術及組織進步而有效率，甚至是與他人不同，但全部都是以色列人自己創造出來。而永遠準備打下一場戰爭是其不變的信條，從質與量的提升、作戰指揮及戰略、戰術運用、逐次發展到聯合作戰型態及新式武器裝備發展與運用等，均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最寶貴的經驗教訓，是以色列決心自行發展遂行長期作戰所需武器，不再完全依賴外來的武器供應。 以色列軍事準則的形成、制定，有其歷史、地理及心理的複雜因素，這也是它比對手擁有更勝一籌軍事技巧的原因。其攻勢及守勢準則根源是建立在以色列一貫的安全概念上，戰略是守勢的，陸軍的運用向以攻勢為主。關鍵因素為政治孤立、戰略縱深不足及缺乏作戰持續力、強敵環伺及超強干預的脆弱性等考量。作為一個小國，以色列陸軍只有較少的選擇與較小的自由發展適合於自己的軍事準則，即先尋求可用武器，再擬訂其準則。所以其準則主要是可用武器功能之發揮。他充份瞭解大國的準則，僅能有限度地運用於解決小國的問題。因此，以色列在發展自己的準則上，是成功的典範，它經常不斷變化、修正與革新，因為，下一場戰爭必定不同於上一次。所以必須注意戰爭的積極經驗及教訓；且對消極的教訓也相當注意。準則的彈性與不受拘束，使他在研究每一次戰爭教訓時，係假定以軍戰敗，而不是以戰勝者的態度自許。這方面以色列充分掌握小國不似大國，小國通常只需發展適合於地區情況的戰略及軍事準則，因此，機動性與適應性相對提高。 戰略環境改變，因應潛在威脅方面。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已逐漸傾向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然而，潛在威脅並不因此而消除。陸軍為因應新情勢變化，主在加強指揮及作戰運用更具彈性，提升三軍聯合作戰能力及相應的軍事準則之革新。在因應恐怖攻擊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阿拉伯人恐怖活動做出的反應都是使用軍事手段，非但未使巴勒斯坦人屈服，反而擴大恐怖攻擊規模，致以色列陸軍傷亡持續增加，反制恐怖主義投資也相對增加，更投入龐大經費構築安全隔離牆。面對與巴勒斯坦衝突持續發生「質」的改變同時，以色列陸軍所擔負對付恐怖攻擊活動的難度將會更高。 以色列陸軍未來仍將強調以實力為原則，始終保持對敵國的絕對優勢：保證「質」的優勢，藉以抵消阿拉伯國家「量」的優勢；保持對阿拉伯國家的嚇阻態勢，準備與阿拉伯國家進行全面戰爭。但是以色列對敵人的軍事嚇阻，卻也有限制：(一)嚇阻態勢是一種不得已的暫時解決當前問題的辦法。長期衝突的事實說明，如果雙方缺乏邁向政治妥協的行動，嚇阻終必失敗。(二)倚賴軍事力量對付侵略的嚇阻戰略，在敵人不顧一切、估計錯誤或以克勞塞維茲戰爭思維(除非軍事結果對政治的後果有極不利的影響，否則政治後果才是至關重要的，而不是立即的軍事結果)的方法下從事，嚇阻也終究會失敗。

南亞係指印度半島和其鄰近之島嶼而言，位於印度洋北岸，為亞洲大陸的南方門戶，有次大陸之稱。區域內國家計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及馬爾地夫等七個國家。自古以來，南亞地區就是扼控歐、亞、非三大洲的海上通道，也是連接阿拉伯地區、非洲地區、歐洲地區與亞洲地區各國的一個海上樞紐。 印度、巴基斯坦兩國的恩怨情仇，可說是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她的癥結始於16世紀歐洲殖民主義開始入侵印度，1813年英國擊敗法國獨自使印度逐步變為英國的殖民地，並採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人民民族獨立運動高漲，1947年6月英國公布了「蒙巴頓方案」，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實施分治獨立，使得印巴兩國間的仇視和對立的立場，更加尖銳和具體化。 印巴兩國自1947年脫離英國獨立建國後，於1947年雙方於喀什米爾爆發第一次衝突，經由聯合國安理會居中調停下，雙方同意在喀什米爾地區劃定一條停火線（Cease-fire Line），其後復於1965、1971年於此地發生兩次戰爭，並造成雙方的大量損失。雖然雙方在1972年達成西姆拉協定，將原先的停火線轉化為雙方實際控制的界線，不過彼此間的衝突卻未因此而獲得解決。此後雙方雖不再發生如前次大規模的衝突，但低強度的區域衝突仍然不斷，尤其是雙方在80年代中期於錫亞琴冰川的爭端，90年代的卡吉爾衝突，更造成雙方人員與資源的損傷及兩國關係的低迷。 1991年蘇聯解體後，印巴兩國間的對抗並沒有因冷戰的結束而獲得平息，反之於1998年5月後更演變為核武競賽的局勢。歸咎其根本的原因，除了喀什米爾爭端的問題外，尚包括有區域外強權的介入因素、印巴政治因素及核武軍備發展等影響，使得南亞地區一夕之間躍升為世界火藥庫之一。 2001年911事件後，南亞地區雖然不是大國爭霸的重點，但自美國小布希總統對恐怖主義宣戰後，一夕之間南亞地區遂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2004年1月4日，第12屆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領袖高峰會議後，印巴兩國基於國內宗教極端主義的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國際強權的干預等因素，雙方同意在2004年2月開始展開兩國間的全面對話，以進一步的推動兩國間的關係正常化。同時，印度從中國厚植綜合國力、經濟發展支持國防建軍中得到啟示；唯有消弭印巴兩國的爭端，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才能創造印巴兩國雙贏的局勢，並加速達到印度成為世界大國地位的目標。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十萬大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入侵科威特，引起世人關注。美國以國際警察之姿，高舉自由民主與維護世界秩序之大旗，透過外交積極爭取國際正義與國內外輿論支持下出兵，最後速戰速決破敵。在整個衝突與危機處理過程中，美國前總統布希透過決策小組的磋商，交互運用外交與軍事戰略等途徑，期盼達到「以戰止戰」的目的，其過程融合了外交策略與戰爭藝術，也為老布希總統及其班底打響了名號。 本論文之主要研究動機與目的，起於美國自受到「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尚未完全結束之際，復以伊拉克總統海珊可能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由，透過強力運作，於2002年11月8日獲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全數通過1441決議案，聯合國武器檢查小組自11月27日前往伊拉克實施武檢，美國同時於波斯灣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軍事部署。期間經過四個多月的外交折衝，聯合國武檢小組歷次提出的武檢報告，並未發現伊拉克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具體證據。而伊拉克總統海珊亦宣稱並無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2002年10月，美國主管東亞暨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平壤，凱利向北韓官員表示，美國知悉北韓發展高濃縮鈾的計畫。北韓先承認有此計畫，隨後又否認，辯稱此舉僅係自我防衛，而正處於制訂「核武發展計畫」階段而已。為何美國2003年3月20日執意要對伊拉克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而對北韓卻以談判方式解決。 2003年5月1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在航空母艦林肯號（CVN-76）上，正式宣佈結束對伊拉克的戰鬥，美國海外出兵再次贏得壓倒性的勝利。然而，美國發動這場戰爭在正當性與合法性上卻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後勤」是國家經濟資源的轉換過程；由於「軍事後勤革新」具備「科技」、「經濟」的特質與效益，成為美國追求21世紀「全球戰略」的安全依賴。冷戰後美國即提出軍事事務革新（R.M.A.）觀點，並以「全球化戰場支援－聚焦式後勤」遠景，結合「企業經營」商業典範，建構跨世紀支援新戰爭的後勤策略。「九一一」事件後，由於美國東亞安全戰略，潛藏「恐怖主義溫床」及「『多強』大國」危機因素，頓時成為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關注的焦點；因此，基於「威脅」與「能力」的認知，美軍展現了「先發制人」（preemption）軍事目標，並對中國崛起之區域霸權抗衡，磨合共同發展的生機，此被定義為「圍和」（congagement）。 夲論文總計六章節，其宗旨在探討美國「軍事後勤」革新，對其「東亞安全戰略」規劃之影響，並從上述情節與環境，思索後勤與戰略的互動性；如第二章探討反恐時代美國國家安全觀，「九一一」事件後如何追求國家安全戰略，及面臨國際政治困境的因應之道。第三章探討美國軍事事務革新動機，及「軍事後勤」策略發展特質。第四章探討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及軍事後勤思維。第五章則藉國際新自由主義之互賴關係，探討美軍運用軍事後勤，對區域信心建立及預防外交的影響，並試圖尋求衝突解決途徑，以利美國規劃高機制的安全戰略目標；內容涵蓋中國崛起對美國在東亞反恐佈戰爭的機會與挑戰，及美國借助「軍事後勤」與俄羅斯、日本及中國的發展軌跡。 經研析結果，東亞確實已成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關鍵地帶，從軍事後勤革新角度，亦足證實未來美國全球戰略，將與資訊及經濟利基共生，並與東亞盟國落實更完整的「安全合作」。因此，軍事後勤使美國對東亞各國戰略步調幾近一致，並與經濟發展條件齊驅；軍事後勤使美國優先認知，爭取海外基地使用權，及危機前即與盟友軍事接觸、有效提供後勤資源，將更能落實聯盟統合戰力。而軍事後勤更使石油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基石；由於石油具有經濟建設的附加指標，使美國與東亞戰略大國提前交鋒。總之，「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整個東亞安全局勢，軍事後勤與區域經濟某些指標已整合，或從軍事事務革新觀點，在東南亞部分已漸形成美軍戰鬥系列的後勤區，與東北亞的前線戰力前後相應，似乎又透露美國正為擴軍的戰略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