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後一貫道大量從中國來台傳道，在目前的台灣是具相當有活力的宗教，不僅在國內傳教，現在更積極往海外拓展道務。回顧一貫道在台灣的發展歷史，一貫道在台灣是一個備受打壓的一個宗教團體，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以及安定社會秩序而決意打壓一貫道，直到國民黨政府在1988年開放同意讓一貫道合法化，讓一貫道遭受長達40多年的壓迫。也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打壓，造成一貫道的發展歷程誨暗不明、發展方式低調隱密，使得多數人無法理解一貫道的發展歷史。 在中國發揚的一貫道，自1930年農曆6月15日一貫道的師尊、師母同領天命後，一貫道從中國的濟南開展，次第往天津、青島、北平、西安等地發展，從地理來看，是由華北而華東、華中、東北、西北、華南、西南，至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已將一貫道傳往中國各地。 一貫道普傳中國各地後，一貫道常州組於1943年正式成立，由上海基礎壇獨立出來，因此與基礎壇關係深厚。常州組成立後，吳萼偉派徐昌大、顧愛珩等人來台灣發展一貫道，之後徐昌大常駐在台灣發展道務，一貫道常州組遂在台灣穩定下來，發展至今。 徐昌大來台灣發展一貫道，銳意推廣一貫道，透過徐昌大學習在地的語言，用在地的語言推廣一貫道，在他這一代就已完成本土化的過程。本文為理解一貫道在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以常州組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本土化過程，理解其發展的歷史，透過口述歷史的資料，描繪出一貫道常州組從中國開始成立，並且來台灣的發展歷史，同時也說明了常州組來台人員徐昌大是如何扎根本土、深耕在地、發揚國際，然後一直發展到2008年的過程。

自覺運動之所以在1960年代引起風潮，並非僅是公德心的議題，而是肇因國族主義因素所致。自覺運動是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運動與道德重整運動，這種心理來自於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及反共戰爭宣傳所致。民族精神教育塑造中國國族認同，反攻戰爭宣傳凝聚全面戰爭氛圍，個人的行為被上綱到國家興亡的關鍵，形成一種國家至上的心態，自覺運動就在這種脈絡下登上歷史舞台。 自覺運動主要有兩條發展路線，一為台大的《新希望》，一為救國團輔導的自覺運動推行會。《新希望》是推廣自覺運動的刊物，在運動退燒後，轉變為知識啟蒙為主，介紹民主、科學思想，最後因刊登殷海光的文章，以及羅素的反戰和平思想，觸犯政治禁忌，遭到停刊。 戒嚴時期自覺會得以跨校串連，係由救國團協助、輔導之故。之後，自覺會的規模日增，會務執行更加嫻熟，推行各種社服活動、響應愛國運動。隨著分支機構的增設，中學生逐漸成為會裡的多數，憂心於國家當前困境，讓部分會員開始有激烈行為出現，引起當局警戒。於是，救國團切斷總會跟各校中學會員的連結，停止補助，收回辦公室。缺乏政治、經濟力量的學生難以為繼，自覺會從此式微。 自覺會沒落之際，許席圖等人在澎湖發起統中會，自行發展組織，更打算涉入政治，觸犯禁忌。即使統中會人數不過數十人，也未有武裝叛亂意圖，政府依然雷厲風行的鎮壓，成為白色恐怖下的犧牲者。

東南亞海域的海洋運輸在亞太地區經濟成長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旦海上環境遭受猛烈恐怖襲擊，全球的船運和貿易活動立即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麻六甲海峽的特殊地理環境，讓恐怖份子很容易在良好策劃下，完成海上恐怖攻擊活動。後續該地區的保險金額將會高得驚人，造成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海運、亞洲地區的貿易、全球經濟的成長都會受到波及。這也正是為何執恐怖世界牛耳的「蓋達」組織正在積極組建「海軍」，對海上恐怖攻擊展現高度興趣的主要原因。近幾年來東南亞海盜有漸趨暴力的傾向，加上「蓋達」組織的阿富汗基地受創，部分幹部落腳於東南亞，更加深人們對於手段殘暴的海盜與海上恐怖主義的聯想。「蓋達」業已投注許多心力發展海上攻擊能力，如果再與東南亞恐怖組織分享研究成果的話，情況勢必更加棘手。 本文特別針對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泰國等五個國家作分析，檢視各國所發生的海上暴力事件以及處理的方式，並且研究各國主政者對於恐怖主義的態度。此外，對於與海上恐怖主義有關聯的東南亞恐怖組織包括「伊斯蘭教祈禱團」、「阿布薩耶夫」、「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等，分析其有無跨界發展的能量與發動海上恐怖攻擊的能力。文中也試著從「東協」及其相關組織以及「聯合國」、「國際海事局」、「國際海事組織」、「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全球性的機構分析其面對新興海上恐怖主義活動的回應，進而整理出促進東南亞各國在海上安全維護上更進一步合作的措施。最後針對台灣的海上反恐作一檢視，希望可以從全球海上反恐的努力獲取經驗，與全球反恐接軌，提升國家海上安全的保障。 關鍵字：海上恐怖主義活動、「蓋達」組織、麻六甲海峽、九一一事件、東南亞、海盜。

本論文探討的是，六十五年前台灣受過苦難的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重回受害地，成為人權博物館兩園區志工之傷痕記憶轉化歷程。此歷程從個人傷痕記憶著手，含括他們參與人權館說故事後的自我轉化，及轉化後對該館於臺灣社會實踐轉型正義中的角色扮演期待。探索個體與集體記憶是件困難的事，是故起點回到綠島、景美兩處受難地，幽暗無聲卻蘊含飽滿故事的場所，參觀者在此可認識歷史並感受他們受過的苦難。 研究動機肇始於，研究者觀察到不是每位經歷過苦難的人都能重回曾經的受害地，更遑論驅離自己內心的黑暗，點亮傳遞人權之火。很多人仍噤聲不語的生活，惟卻有幾十位受難者志工願意回到園區，說出自己的經歷。國家暴力導致之歷史事件，讓他們成為監獄受害地的一部分，監獄經過社會政治制度的轉變成為博物館，出獄多年後或遺忘或埋藏的人與事，當再進入博物館重見押房牆面留存舊時斑駁痕跡，便即喚起他們內心的傷痕記憶。情境讓記憶甦醒，園區成為說故事場所，他們說故事也觸動個人生命轉化。 研究對象以1950～1970年代十位不同意識型態受難者志工為主，研究者經過近兩年多長期間的相處觀察，與兩個多月訪談分析，看見與熟悉著不同受訪對象的情緒風貌，瞭解他們傷痕記憶的異與同，經歸納分析後，提出不同年代他們有所差異的傷痕記憶建構模式。 研究者更透過該等模式深刻瞭解，十個故事中個體與集體，彼此記憶交錯的幾種複雜情緒，與情緒及內心正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也分析不同傷痕故事中隱存之歷史脈絡，與脈絡及個體在過去所想、所看的當時集體社會狀態之關連。更獲知，另有一群受難者，有別於當下臺灣社會認知主流冤錯假案外之另類記憶。人與空間的複雜關係，在過去，如暗室囚禁的恐懼，強化傷痕記憶深植於受難者心中，此記憶並與實質囚房空間密切聯結著；時空改變後，現在，監獄囚室的受害場所內涵轉化為展示歷史的博物館，空間與傷痕感受聯結之記憶，便以故事形式於人權館再現。人權館成為受難者生命質變的場所，它讓他們說故事的意義變得不一樣，產生自我傷痕解構後的療癒結果，也對不同年代他們，不僅對自我，也對參觀者、更對台灣社會產生正面影響。 本研究發現，轉型正義必須從人開始，積極實踐的基礎則是，賦予社會生活中的每個人應重視人權教育，與點燃其探詢歷史真相的熱忱，及擁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態度。除了前述實踐基礎發現外，受難者與人權館又促成另者改變，個體轉化後對群體社會狀態的正面影響，即參觀過該館的年輕人開始關注阻止身邊不正義的現象，與挺身制止違反公共道德的主動行為。此等個體與群體行為的改變，更強化受難者更積極投身人權館，促成該館公共性價值的形成，此價值是民主制度構成之關鍵核心原點，即是公民參與由下而上的集體動能。此動能再促使該館運作更符合社會各界期待，令它在台灣實踐轉型正義失落中，扮演還原歷史真相、教育思想傳遞的關鍵角色。 /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live through and to recor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65-year-old bitter, traumatic memories of White Terror as the surviving victims returned to the sites of terror, namely Green Island and Jingmei, now both divisions of Taiwanese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o work as volunteer narrators. The records of this sublimation process started with the victims’ memories of sufferings, and as they began to voluntarily tell their own stories, they turned their personal traumas into eager expectations for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to trigger the practic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entire Taiwanese society. To explore every piece of individual as well as collective memory, both sites of terror, where gloomy silence used to haunt with heart-breaking stories untold, were repeatedly visited so that the painful history could be relived.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many victims of White Terror could only live in total silence, never to bring themselves back to the place of sufferings again, let alone lighting up the dark corners inside their hearts and passing on the torch of human rights. However, this study was motivated by the observation that several dozens of White Terror victims did come back to where they had been tortured to tell people their sad stories. In the Museum, every little trace on the walls of the preserved prison cells brings back these victims’ traumatic memories. As these victims relive their painful years in prison and share their stories, the Museum becomes a place where history is passed on and life is lifted up to a higher level.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en volunteers, each with a different ideology, who had been prisoned for political reasons during the 1950~1970 period. Through more than two years’ close observation as well as intensive depth interviews that spanned more than two months, the researcher was able to depict these storytellers’ deepest emotions and form a time-bound traumatic memory construction model after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interviewees’ traumatic memories. By applying the model developed, the researcher was able to detect several complicated emotions hidden behind intertwined individual/collective memories as well as some conflic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ose dark emotions and certain positive energy inside. Meanwhile, the historical context could also be revealed by studying those traumatic stories, and so coul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ial status perceived by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t that time. Notably,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that a certain group of White Terror victims actually bear in mind some alternative memories of fear that are off the mainstream and are distinct from the so-called cases of injustice. Dynamic relationships have always existed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space. In the past, fears towards the dark prison cells were planted deeply in the victims’ hearts. Yet, as the very site of persecution has been turned into a window for history display, the memories that used to connect the fear and the prison cells have now become stories that are passed on and on for the sake of human rights enhancement. The storytellers’ lives have thus sublimed, for the repeated actions of storytelling have been decomposing and healing the traumas inside their hearts, and having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visitors of the Museum and to the whole Taiwanese society as well. This study has confirmed that transitional justice has to start with people. To actively put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practice, every individual in the society has to be well educated to cultivate a good sense of human rights,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social justice, and enthusiasm for the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truths. In the Human Rights Museum, the volunteer narrators have not only transformed their lives from miserable victims into determined social justice promoters but have also influenced and encouraged young visitors to start paying attention to incidences of injustice happening around them and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them.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form a cycle and reinforce one another, helping to shape a collective, bottom-up value system that is the very core of democracy.

911事件發生後，國際體系權力格局受到衝擊，國家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現了轉變，尤其是中國與美國的國際角色與雙方關係的變化，同時，國際安全環境因持續不斷的恐怖活動的衝擊，而充滿著不安的氛圍。不僅美國與中國積極進行反恐行動，包含歐盟、俄羅斯、澳洲、東南亞及南亞國家，都投入了不少財力、人力與物力在這個領域之內，同時，全球性及區域性國際組織皆制訂一系列的反恐國際規範來因應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發展，及提供各國進行反恐行動的依據、規範。 美國以「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作為其反恐戰略的基礎，強調軍事打擊手段、先發制人（preemption）、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而中國則是以「新安全觀」作為其反恐戰略的理論基礎，強調以多元的手段打擊恐怖主義勢力，及推動國際社會進行「安全合作」以尋求「共同安全」。在中、美雙方都有反恐的現實需求下，進行了包含政治、經濟、法律與情報等四個方面的廣泛合作。

1970年代蘇聯的戰略核武數目與美國並駕齊驅後，蘇聯即採用「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蘇聯解體後，其繼承國俄羅斯在1993年公佈的「軍事準則基本章程」當中，放棄了「不率先使用核子武器」的政策，甚至在2000年最新版的「軍事準則」當中，進一步宣稱保留核子武器的優先攻擊權。因此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在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冷戰結束後，俄羅斯的核子戰略政策反而由冷戰時代的消極防禦性逐漸轉變為具有侵略性？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何俄羅斯在宣佈保留核武的優先攻擊權，強調戰略核武的重要性後，卻反而裁併掉其第一大軍種且掌管大多數核武的戰略火箭軍？ 本論文在地緣政治研究途徑這條「線」外，另外加以戰略三角研究途徑以及克里姆林宮政治研究途徑這兩條「線」，三條研究途徑交織形成一個三度空間，將所有俄羅斯核子戰略政策轉變的因素納入其中，並分割成外部、內部兩個「面向」去研究探討，以求完整且系統化地解釋俄羅斯核子戰略政策之轉變。 冷戰結束後，戰略三角之一的美國在歐亞大陸的西邊主導北約東擴，逼近到歐亞大國俄羅斯西面的家門口；在歐亞大陸的東邊美國又與日本透過新的「美日防衛合作方針」跟「周邊事態法」，擴大了兩國軍事同盟的範圍，試圖對俄羅斯構成東西鉗制效應。美國一方面試圖對俄羅斯構成東西包圍態勢，另一方面也試圖建立起「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削弱俄羅斯的核武嚇阻能力，以達成美國「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領導世界的目標。另外，戰略三角之一的中國在冷戰結束後崛起，長遠來說不僅地緣政治上對俄羅斯構成威脅，其核武戰略在受到美國「全國飛彈防禦系統」的刺激後，也對俄羅斯的核武戰略造成影響。上述這些情況威脅到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導致俄羅斯改變其核武戰略政策。 俄羅斯在傳統勢力範圍逐漸被西方國家入侵的情況下，使得俄羅斯內部保守勢力抬頭，這展現在1993年、1995年跟1999年的三次國會選舉上。這種政治生態反映在俄羅斯政府的對外政策上，便由原本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路線轉變為東西平衡的大國獨立對外政策路線，影響到俄羅斯的核武戰略。另外，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這三股勢力在高加索、中亞地區的活動，以及美國覬覦中亞能源欲將其勢力深入該區，這些情況都對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構成了威脅，也導致俄羅斯改變其核武戰略政策。況且俄羅斯正在進行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能否成功又牽涉到是否裁併戰略火箭軍的軍事改革路線之爭，但是為減少軍費支出集中資源發展經濟，所以在裁併戰略火箭軍之前，更須加強核子嚇阻的可信度來保障國家安全。

本篇論文探討的是，台灣「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保存、復甦和建構的社會過程。 自1949至1987年，我國在戒嚴體制的控制下，「五○年代白色恐怖」的集體記憶曾經長期受到抹黑及消音，當時受難者及其團體在此一記憶的保存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透過他們私下的集結與聯絡，在團體的脈絡中鞏固了此一記憶。 解嚴前後，過去被壓抑的許多記憶浮上檯面，透過紀念儀式、平反活動、修改法令、保存歷史地標等活動，各方主體重新召喚、組織、競爭詮釋集體記憶，端賴資源不同，決定了競爭結果。但是由於五○年代白色恐怖蘊含的意識型態和國族認同，不完全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因此並未馬上進入國家論述。 隨著舊政權逐漸退出執政集團，新的國民黨政權有「建構新國家」認同的需要，同時遭受地方反對黨政府的強烈挑戰；配合社會控制鬆綁，文化媒介的傳播，民間記憶更加浮現。最後在「朝野大和解」等現實環境的配合之下，受難者團體採取迴避意識型態的論述策略，發揮了臨門一腳的功效，終於讓此一集體記憶進入正式論述，新的「人權論述」的建構和認同也在這個過程中悄悄的重構、凝塑。 但是目前呈現的集體記憶仍是經過篩選、組合後的結果，紀念碑的概念如「人權」、「民主」等，已獲得這一波國族建構的認可；但是相對的，由於兩岸的僵局未解，左翼思潮和運動仍然被排除在外；少數族群、弱勢性別的詮釋權也相對被忽略。目前各種不同主體，仍在互動中持續移動建構，或許下一次大規模的記憶召喚，隨時可能在適當的時機，再度出現在公共論域。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新興的電腦犯罪、恐怖主義、非法移民、國際販毒、槍械走私、組織犯罪等問題，向為各國所共同關切。傳統安全係以戰略和軍事威脅為主，而非傳統安全威脅則來源多元、形式多樣，所呈現者又以各式跨國組織犯罪最為顯著。本論文以兩岸交流衍生之大陸民眾偷渡入臺、毒品走私、組織犯罪等議題來闡明臺灣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此外，尚須因應「國家認同」等源自內部治理之「內發性威脅」等「危機」。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向外擴散及向內滲透特點，與傳統安全問題間沒有明確界限，兩者具有相互轉化的特性，一旦非傳統安全問題失控或激化，可能被迫須以傳統軍事手段解決。故非傳統安全的範圍是動態的，難以界定，有鑑於兩岸交流衍生之非傳統安全議題相當龐雜，本文乃選擇對個人、社會、國家、國際體系等各層次皆會造成安全威脅的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組織犯罪以及恐怖活動等四項議題為主要研究課題。 當前全球化的發展潮流勢不可遏，安全研究的範圍究應「擴展」還是「窄化」，廣泛受到學者的重視與辯論，主張「擴展」之學者所持的理由是，許多非軍事面向的議題，影響並威脅國家安全至鉅，應該擴大安全研究的範圍。而傳統安全研究學者則認為，若將安全議題太過於擴大，將造成研究焦點無法集中，以及安全實質內涵空虛的弊端，故本論文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當前對我國非傳統安全具指標性之大陸非法移民的深層結構、兩岸毒品走私現況和未來發展、跨境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發展趨勢等課題，並提出因應建議。

阿蘭達蒂•羅依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微物之神》迄今已出版了八年之久。由於書中所觸及到的議題繁多，包括印度賤民階級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施加在婦女身上的肉體與精神上的暴力，或是在全球化下地方文化的邊緣化，所以至今仍贏得許多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的關注。有些研究者將這本小說視為一個表現後殖民時期印度社會的文本；有些則將其視為將正規英文轉化為實驗性語言的絕佳典範；另外有些則將其視為一本宣揚女性權利的小說。 以上這些議題我在這本論文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並以「純潔」典範的角度來探討。這裡所謂的「純潔」典範，指的是一種只接受特定受認可特質，並排斥任何在認可範圍外的存在，具將其視為「不潔」的系統。因此在文中「純潔」一字的指涉範圍含括衛生方面的乾淨，儀式上的潔淨，以至於在種族以及文化意含中的純淨。在第一章中，我會對文本做一個背景知識的介紹。在第二章，我將表明羅伊在小說中刻意破壞「大論述」的目的，並說明羅伊行文中表現出「大故事」的單薄度，以及這些大故事如何造成弱勢主體的隱没。在第三章中，討論將延伸到維魯沙這個角色上。首先我會解釋及解讀他賤民身份所被賦與的本質，接下來我會分析他所帶有的「不潔」意涵是如何及為什麼使他成為是代罪羔羊。在第四章中，我同樣的運用「純潔」與「不潔」間的對立關係來解讀小說中女性角色的處境。如同維魯沙一般，瑞海兒與阿慕也同樣在「純潔」符碼的宰制之下。它的標準支配了女性以及母性的合宜行止的內含。這些女性主角們也因此受限於「純潔」意涵的羅網之中。最後，我會在第五章中回頭總結前面幾章所提到的議題。此外，我會對於羅伊小說內容中所反映出來的當代印度社會與歷史的角度做一些討論，因為這點曾經引起爭議，並以此做為這本論文的尾聲。 / Arundhati Roy’s prestigious first novel (and maybe the only novel),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has already come out for eight years. It contains such exuberance of topics, such as the inequality towards the untouchable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violence abuse upon woman, or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globalization, that it has earned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even till now. Some of researchers consider the text as a fiction which presents postcolonial India, others find the book as a perfect demonstration of how proper English is transformed into a more experimental form; still others treat the novel as an assertion of female rights. In this thesis, I more or less touch all of the above topics, and investigate them in the light of “the model of purity,” the system which only recognizes the approved essence and wipes off anything that is not. Thus in this thesis the term purity refers to concepts of the hygienic purity, ritual purity, and also the purity in the ethnic and cultural aspect. I will give background knowledge to the book in Chapter One. Then, in Chapter Two I declare Roy’s intention to mime the grand narrative in her novel, and how Roy’s writing lays bare the fragility of The Great Stories and how they work to ensure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minor subjects. In Chapter Three, I extend my discussion to the character Velutha. Firstly I explain and interpret his essence by his untouchable background; then I will analyze how and why his impure essence makes him a victim of others’ irrational malice. In Chapter Four, I also apply the opposition of purity and impurity to read the situation of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Like Velutha, the heroines Rahel and Ammu are also under surveillance of the purity code. The criterion of purity dictates not only the context of decent womanhood but also motherhood.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are thus caught in the inescapable network of purity. Finally, I will have a retrospective look on my thesis in Chapter Five. Apart from this, I will have a brief discussion about the social reality reflected in Roy’s text as this issue once brought about controversy. This small debate will serve as my finale.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和戰史研究法，並從戰略——目的、手段、方法——之研究途徑切入。 研究重點首先從以色列之海域環境和威脅來源著眼，探討以色列國家安全戰略與防衛戰略構想；由於以色列之兵役制度與軍隊訓練情形，實為支持其遂行防衛戰略，達成其國家安全之重要支柱，故亦予分析。 其次，針對以色列海軍參與之重要戰爭，包括獨立戰爭、六日戰爭（美海軍情報船自由號被以色列海空軍擊沈事件和以色列埃拉特號驅逐艦被埃及飛彈快艇擊沈事件）、十月戰爭（以敘「拉塔基亞海戰」與以埃於紅海戰線之對決）、以及其他零星之重要衝突加以析論。 第三，探討以色列海軍之兵力建設與準則發展狀況，析出以色列海軍建軍發展之三個階段，研究其硬體建設（水面作戰艦艇、潛艦、突擊隊）、海軍任務、海軍作戰準則、反恐作戰準則與行為規範之發展情形。 最後，分析以色列海軍面臨之挑戰、探討其國防資源之分配問題、海軍高科技武器發展以及其於未來之展望。 具體研究成果包含找出以色列海軍影響深遠之戰役——拉塔基亞海戰，瞭解以色列海軍建軍發展之歷程，並且發現以色列海軍邁向新時代之發展趨勢。 研究心得有三點：第一，以—阿海軍戰爭之啟示；第二、以色列海軍發展之啟示；第三，研究以色列海軍之啟示。 / The Study of the Israeli Navy was made us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war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It was written within the approach of the strategy research which of the aims, the means, and the ways. The paper will (1) introduce the sea environment of Israel and sources of the threats, discuss Israel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s defense strategic conception, and Israeli conscriptions and its military training; (2)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 and importance of the Israeli Navy war history; (3) give a description of structures of the Navy and its doctrines; and (4) propose the challenge of the Navy, analyze its problem of the defense budget distribution, open its hi-tech weapon systems, and observ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include: (1) excavate the most valuable warfare among the Israeli Navy war history which is the Battle of Latakia; (2)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s of the Navy; and (3) find out the trend of the Navy futur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