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布農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氏族」，這是身為布農族人的責任也是義務。過去歷經不同政府統治，氏族組織從清代的賜姓政策、日治末期的改姓名運動加上國民政府漢姓名政策後，破壞了原本的姓氏結構而遭部分瓦解。氏族功能的式微使得氏族不再是影響布農族社會的重要推手，取而代之的權力迫使布農族傳統社會組織的快速解體。氏族的沒落是否代表一個部落的變遷？筆者從氏族組織的角度切入、回顧過去與詮釋現在潭南部落的變遷過程，並闡述其改變的原因及特殊性。 本論文從過去傳統氏族功能至當代－婚姻、政治、宗教、經濟之氏族運作，做為觀察潭南部落氏族功能運作的指標，提供未來氏族延續性的參考。根據研究所得之結果，氏族運作的軌跡，可分為三部分： 一、 適應：漸變符合社會形式 有些氏族功能的消失是因為不合時宜；有些氏族功能的轉變是為了適應社會；有些氏族功能的延續則是本質用途的傳遞。 二、 尋根：恢復傳統姓氏 惟有積極恢復傳統姓氏，找到自己所屬的「根」，才能讓布農族人原有的親族組織－氏族制度得以傳衍下去。 三、 傳承：未來延續性 透過文化的認同，勾連著氏族成員間彼此的親屬、社會關係，並凝聚氏族之間的認同感及向心力，來強化氏族成員間認同意識，使之氏族更能活絡於布農社會裏。 從結論的分析，乃得知氏族運作的軌跡，不是從有到無，突然消失不見的。而是漸進的、修正的、漸變的。漸漸符合現代社會潮流的發展及為適應社會的變遷，而修正變成現代所能接受的型式，所以，氏族的功能不是消失不見，而是以另一種可以符合現在社會的型式、概念而存在。

摘 要 美國在國際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世局的變動而轉移，由立國之初的孤立主義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而今更躍居自由世界的領導地位，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的動向自為世人所關切。而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如民意輿論、利益團體、政黨、行政部門、國會、大眾播媒體、總統聲望等等。在美國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大眾傳播媒體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更隨著資訊事業的蓬勃發展而加重其份量，大眾傳播媒體如何正確地向人民報導政府的外交政策，又如何將民意反映於外交政策上是一重要的工作責任。在美國外交政策制定中，大眾傳播媒體尤其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而使得民意在何種條件下，會支持或不支持行政當局的因素，在決策者做決策時倍受重視。 本研究認為，在美國未來的維持和平與人道干涉行動中，民意所扮演的角色是必要受到限制的。民意對於國際事件反應的主要來源，基本上消息是來自電視媒體，如果民眾持續對國際危機的反應，主要根據影像的傳送，則民眾的反應中只有純粹的情緒層次，而欠缺對於美國執行危機任務其中複雜與危險全盤的理性了解。在美國以民為本的民主社會中，民意對於外交決策佔有相當的影響力，政府中的決策人士亦重視民意與輿論，在民意不支持甚至反對行政當局的情況之下，容易造成美軍草率的撤軍，使任務失敗，例如此次的索馬利亞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e Hope），便可以由本論文印證。近年來，學術界有許多不同的論證探討了美國未來人道干涉的角色，但本研究著重在「探討民意與美國海外用兵兩者間的關係」，重點在研究索馬利亞個案（1992-1994）。且必須回顧美國先前的海外用兵經驗，其中最值得借鏡的是「越戰」與「波斯灣戰爭」。戰爭後期在國內輿論大力反戰的聲浪中結束的越戰，行政當局記取了在越戰的慘痛教訓，對未來美國處理海外用兵時的新聞媒體表現，予以管理，故在爾後的波斯灣戰爭中，便對當前影響民意最巨的新聞媒體，實行新聞檢查制度。 儘管美國涉入各個海外危機的理由各不相同，但行政當局與媒體和民意之間的關係，必須有良好的溝通，不但有利於軍事任務的成功達成，且可以成為一個可供日後處理海外危機的依據。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的樂觀、調節焦點、情緒調節、逆境經驗與恢復力、創造力之關係。以台灣地區公私立1033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450位，女生583位。研究工具包括逆境感受量表、逆境因應量表、逆境意義建構量表、樂觀傾向量表、調節焦點量表、情緒調節量表、自我恢復力量表、創新行為量表、創造力自我效能量表。研究中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典型相關等統計方式進行資料之分析。 研究發現陳述如下： 一、大學生還算樂觀，同時具有求成與避敗的調節焦點，還算同意使用重新評估與沈著冷靜之策略以調節情緒，也有一點壓抑情緒的傾向，面臨逆境時還算符合徬徨無助、丟臉憤怒之感受，還算能用積極處理和調適轉移的策略因應逆境，也還算能從逆境中建構積極信念和領悟磨練之意義。 二、樂觀與逆境感受(N=1033, r=-.320)呈顯著負相關，而與逆境因應(N=1033, r=.558)、意義建構(N=1033, r=.572)呈顯著正相關。 三、調節焦點的求成取向與逆境因應(N=1033, r=.316)及意義建構(N=1033, r=.400)呈顯著正相關；避敗取向與逆境感受(N=1033, r=.266)、逆境因應中的消極處理(N=1033, r=.193)呈顯著正相關。 四、情緒調節的重新評估與逆境因應(N=1033, r=.339)、意義建構(N=1033, r=.407)呈顯著正相關；壓抑與逆境因應中的消極處理(N=1033, r=.118)呈顯著正相關；沉著冷靜與逆境感受(N=1033, r=-.168)呈顯著負相關，與逆境因應(N=1033, r=.430)及意義建構(N=1033, r=.428)呈顯著正相關。 五、逆境感受與恢復力(N=1033, r=-.255)、創新行為(N=1033, r=-.156)、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184)呈顯著負相關；逆境因應與恢復力(N=1033, r=.327)、創新行為(N=1033, r=.366)、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362)呈顯著正相關；逆境意義建構與恢復力(N=1033, r=.338)、創新行為(N=1033, r=.314)、創造力自我效能(N=1033, r=.306)呈顯著正相關。 六、樂觀中的正向結果預期和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的調節焦點、沈著冷靜的情緒調節與調適轉移的逆境因應策略對恢復力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的調節焦點與徬徨無助的逆境感受對恢復力有負向預測力；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沈著冷靜與積極處理的因應策略對創新行為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新行為有負向預測力；正向結果預期、勇於面對挫折、求成取向、沈著冷靜與積極處理對創造力自我效能有正向預測力，而避敗取向與徬徨無助對創造力自我效能有負向預測力。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對教學與輔導實務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本文以歷史研究及文件分析為基礎，用以述明下列兩項主題： 一、陳述中共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內，其財政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建立、調整 (轉變 ) 和影響；基本上，中共的財經政策以中央集權為根本發展方向，而在面對政經環境的 改變下在策略上有不同的調整與轉變。本文以當時政經環境、政權領導者的認知與政 策暨相關聯民間部門反應之互動影響為研究焦點。 二、探討中共對待農、工、商部門在土地與工商業所有制政策的變化；中共在恢復時 期的所有制政策以發展集體所有 (農村) 與國營 (工商業) 為要，筆者嘗試探討其制 定政策之基礎，執行的過程及其與民間部門的互動影響。 關於中共的財經政策方面，集中管理財經工作是財經政策的目標，這其中並涵及對政 權權力的分配與制度的集中管理，這是共產主義制度之必然與實行計劃經濟之必要發 展方向。中共集中管理的財經政策 (制度) 常因為完成財政稅收的目標而調整，形成 權力的收–放、寬–鬆之現象，這是本文探討的重點。關於政策的基本發展脈絡，在 政權鞏固後，中共立即實行『統一財經工作』，而在韓戰時財政支出大幅增加，遂有 放權地方分享財政收入以利稅收工作進行之舉，在韓戰趨於平穩之際，中共中央即又 將財政大權收回中央掌理，這其間，中共亦逐步建立集中管理財經工作，包括貨幣管 理、經濟核算、預算決算、基本建設進行諸方面。 關於所有制方面，所有制政策表現在農村土地的擁有型態與工商產業之經營管理與控 制的所有型態。農村土地從土改後的個體所有轉向農業生產合作社之集體所有發展， 這其中包括有鞏固政權的策略、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爭論而涵及毛澤東和劉少奇 的路線鬥爭等變數。在工商業所有制方面包括過渡時期理論、經濟政策，決策環境的 討論，其轉變的脈絡是『統一財經工作』後工商蕭條，『七屆三中全會』逐步恢復， 韓戰期間工商業的發展到『五反』後視資產階級為主要對立階級，這樣的發展結果是 將工商業逐步納入國營與中共政權的管理控制底下，做為其實行計劃經濟的基礎。 上述財經政策與所有制變化的討論，是為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金本位在歷史上的表現,介紹金本位之機能及其興衰回顧。 第二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國際貨幣制度與黃金。詳述戰后國際貨幣基金體系之建 立與崩潰始末, 石油危機、通貨膨脹, 以迄於今之浮動匯率問題。 第三章回復金本位的各種方案。分析提倡回復金本位的動機和背景, 并逐一介紹各種 提案。 第四章回復金本位的可行性分析。就金本位的特質及目前的世界環境, 探討回復之主 張是否可行。 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目的是從注意力恢復理論的觀點檢驗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如何影響恢復體驗，進而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人際因素有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其他顧客的相似性、外表及行為適當性、以及服務人員的服務友誼、顧客導向行為與銷售導向行為。本研究執行兩個研究，研究一將會透過量表建構過程發展一個恢復體驗量表，適用於享樂型人身處理或心理刺激處理類型的服務業，並得知恢復體驗的概念內涵與組成要素。研究二將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以及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研究一結果指出恢復體驗由內容迷戀、暫時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六個子構面組成，該量表共以21題衡量，並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與外在效度。研究二結果指出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會顯著的影響恢復體驗，而恢復體驗亦會帶來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恢復體驗會完全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結果討論理論、方法與管理意涵。在服務業情境的恢復體驗概念內涵比大自然情境多了過程迷戀面向，但是少了一致性面向。恢復體驗的前因應不只限於與大自然有關的實體因素而已，因為人際因素亦是恢復體驗重要的前因。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間的關係應被建模為反映型而非形成型。本研究提供服務業者指南，告知其如何透過人際因素的形塑與管理，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由於小群體融洽相對於其他人際因素而言對顧客的恢復體驗影響較大，服務業者應將較多資源分配在管理顧客小群體上，並促成其產生小群體融洽。最後，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of custo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clude small groups (i.e., interpersonal rapport), other customers (i.e., similarity,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uitability of behavior), and service providers (i.e., service friendship,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selling orientation).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Study 1 developed a scale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pplicable to hedonic service industry of people-processing or 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 types. Also, the conceptual domain and compon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ere discussed. Study 2 examined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whether restorative experi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d tha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s comprised of six dimensions- content fascination, escape, motivation compatibility, competence compatibility, novelty of activity, and flow. The new scale is measured using 21 items and has good reliability, convergent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The results of study 2 indicated that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Restorative experience complete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Compared to natural environmen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process fascination but has no dimension of coherence. Since interpersonal factors facilitat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the anteced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na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done in the pas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hould be modeled as reflective, not formativ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guideline for service marketers to manage and harness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improve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for customers. Since rapport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has more influence than other interpersonal factors o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ervice marketers should put more resource in managing customer small groups and facilitating rapport among members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In the end,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關貿總協於一九四八年成立以來、已成為規範世界貿易最重要的 協定。而中共為全球第十五大貿易國、因此自然不應被排除在外 中共之情況特殊、引發一些法律上以及經濟上的問題、使其入蟫藆撬繺祭蛂C共入會案之法律問題主要來自其「恢復原會籍」之要求。此一起祖父條款、入會費、與排除條款之適用上的問題。另外、中籍亦對香港、澳門之會籍有重大影響。經濟問題則是起因於中共之非市場經濟體制以及其要求享受開家之優惠。雖然中共以進行大幅的經濟改革、但主要締約國仍經濟制度不夠自由。另外、由於中共龐大的出口潛力、使各締願給予其開發中國家所享有的優惠。於中共加入關貿總協對雙方皆有正面意義、因此預料兩方面都度的妥協以求問題之解決。實上、中共已經以「新加入」的方式與關貿總協展開談判、因恢復會籍」之要求並無任何實質意義、至於入會條件方面、關同意中共可以以關稅減讓的方式入會、但中共卻無法避免歧視限制以及特別防衛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