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主要假設及還輯網、論文架構。第 二章：單元成本分析之基本概念，說明單元成本分析之意義、主要目的、基本原理、 及實施步驟。第三章成本控制制度之探討，說明成本控制制度之意義及基本原則。第 四章標準設定與差異分析，說明單元成本分析運用於標準設定與差異分析之研究。第 五章原因探究與改善異常，說明單元成本分析運用於原因探究與改善異常之研究。第 六章 研究，係以台塑關係企業為個案研究對象，說明制度設計，實施方法及實施 績效。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發行公司債籌措資金的情形蔚為風潮。依據我國目前規定，公司擬發行的公司債須由證期會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進行評等，並出具報告。既無信用評等向來重視會計資訊的品質，因此引起了本研究探討資訊揭露是否會降低公司債資金成本的動機。關於資訊揭露與負債資金成本的關係，僅見於Sengupta(1998)的研究，而本研究則試圖以資訊揭露能降低代理成本的角度，探討在國內資本市場中，資訊揭露是否與負債資金成本存在一反向關係。 本研究評估揭露指數方法與之前文獻所採用的的內容分析法不同。本研究是以公司發行公司債前一年度盈餘概估情形評估揭露指數口本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迴歸分析(OLS)對測試假說，其結果如下： 1.公司發行公司債之增額負債資金成本與資訊揭露程度存在反向關係。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我國資本市場中，公司資訊揭露程度與公司債之殖利率存有顯著的反向關係。顯示在債券的初級市場中，除了債券的條件與公司體質的好壞以外，資訊揭露也可能成為公司債殖利率的決定因素。 2.若公司債的代理成本較高，其資訊揭露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反向變動關係會較強。 本研究以公司債轉換條款與擔保條款的有無，區分公司債代理成本的高低。實證結果發現，發行具轉換條款公司債之公司與發行不具轉換條款公司債之公司，其資訊揭露對負債資金成本影響顯著較低。驗證了設有轉換條款或擔保條款之公司債將因為債券本身的代理成本下降，而削弱資訊揭露對公司債殖利率的影響。也就是說若公司債屬於普通公司債或無擔保公司債時，資訊揭露對公司債之殖利率影響更大。因此對於有意發行無擔保公司債或普通公司債的公司而言，資訊揭露將更能降低其負債資金成本。 關鍵字：代理成本，負債資金成本，揭露程度，資訊不對稱 /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for listed corporations to issue bonds in Taiwan. Currently in Taiwan,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ttee (SFC) forbids a corporation to issue bonds unless it has been properly rated by a credit rating agency certified by the SFC. Since the credit rating agency all along have generally placed a great deal of emphasis on the qual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purport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fuller disclosur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can indeed reduce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Only one study by Sengupta (1998) focused on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addressed the issue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isclosure level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this study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a revers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disclosure and cost of debt capital in Taiwan form the angle of the agency cost. The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score of the disclosure level applied by this resear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pplied by prior studie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earning estimation disclosure made in the year prior to the bond issuance, for measuring the disclosure level. 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QLS model to test the hypothes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other variables,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1.There may exist a revers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remental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the disclosure lev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significant reverse relation between the yield to maturity of bond and the corporate disclosure level. This finding leads us to conclude that because of the ability to lower the agency costs and control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level, couple with the terms of the bond and the issuing corporation's financial conditions, could be one determinant of the yield to maturity of the bond. 2.If the agency cost of the bond is higher, the reverse relation between the incremental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the disclosure level could be stronger. In this research, agency costs are considered low when the bond is convertible or secured, or vice versa. The result shows that for the corporation issuing convertible or secured bonds, the impact of the disclosure is less significant. This finding verifies that when the bond is convertible or secured, the reverse relation between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and the disclosure level could be weakened since the agency costs are lower.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for corporations that attempt to issue straight bonds or unsecured bonds, the disclosure level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ule to reduce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Key word: Agency Cost, Cost of Debt Capital, Disclosure Level, Information Asymmetry.

權益成本估計的不確定性將嚴重影響企業價值評估的準確性，因此本文檢視CAPM單一因子模型及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依1982年7月至2007年12月之台灣二十八類產業為研究樣本，以傳統的所有樣本期間迴歸（Full-period Regression）與滾動式迴歸（Rolling Regression）兩種不同估計方式，發現CAPM及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之風險係數隨著時間改變的平均真實隱含標準差均高達0.18以上。比較兩模型在產業權益成本預測能力的比較上，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不論預測近期或遠期的表現均優於CAPM外，預測的期間越久，兩模型預測能力差距將越小，其預測能力也越接近。在我們進一步利用兩種定價模式估計產業權益成本發現，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明顯降低了產業權益成本的波動狀況，並且CAPM與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使用五年滾動式迴歸模型估計的差異大於使用完整樣本期間估計的方式。有鑑於此，當我們選擇資產定價模型做為資產評價上之權益成本應用時，在預測短期間的權益成本估計上，Fama and French三因子模型以長期間的完整歷史時間估計仍為有較佳方式。然而在預測遠期的權益成本估計時，CAPM仍為不錯的估算方式。

網際網路供商業需求應用以來，Internet上的使用者便大幅提昇，而Internet在商業應用的蓬勃發展，使得Internet的策略價值以及與企業競爭優勢的關係，也逐漸受到重視。電子商務的興起為企業開啟一扇門，而欲在網路時代成功且存活長遠的企業，仍應具備成本觀。電子商務之興起與盛行所帶來的是交易方式及作業流程的改變，而交易方式改變相信定會對其相關成本項目造成影響；成本構造若不同，對成本之管理方式亦應會有所不同。故若能確定導入電子商務後成本結構之增減變動情形，相信對成本管理焦點之掌握是相當有助益的。 有關電子商務之研究文獻皆指出導入電子商務具有許多優點，其中一項即為降低成本，然而目前有些導入電子商務的公司其營業額雖呈倍數成長，但利潤卻未如預期增加。導入電子商務是否真能致使成本減少，亦或是某部分確實減少，但某部分卻超乎預期的增加？而減少的項目為何，增加之項目又為何？本研究之目的即為探討導入電子商務對成本結構造成何種影響，故研究問題為： (1)傳統模式與電子商務模式下之成本結構有何不同處？ (2)為因應電子商務模式下之成本變動，成本管理焦點應如何轉移？ 本研究之課題係在於從價值鏈觀點來探討導入電子商務對成本結構有何影響，並希冀透過一資訊服務業以個案訪談方式及實地實證方式對問題能有一滿意之解釋。經由本研究從價值鏈及成本觀點探討後，發現個案公司透過電子商務方式，確實改變了部分成本結構，但在初期，必須大量投入資本科技軟硬體、教育訓練、認證發行等成本及進行大幅度的企業流程再造活動；然而就中長期而言，不但可以強化企業營運效率，更能進一步加強本身競爭力，而各部門透過流程再造及資訊化的過程更可將多餘的資源運用在附加價值更高的活動上，茲將本研究所獲致之導入電子商務對成本結構影響的結論彙總如下： （1）導入電子商務後人事成本增加 （2）行銷模式改變導致行銷成本減少 （3）導入電子商務使資本科技成本大幅增加 （4）透過金流將使財務成本降低 （5）價值鏈中之主要活動的成本降低，而支援活動的成本增加 （6）人事成本所佔比例增加，行銷支出所佔比例減少 （7）導入電子商務必須配合企業流程再造

中央對地方干預的工具包括利用強制性責任(Mandate)來賦予地方政府執行某些政策的責任，或者也可能利用補助制度來干預。近年來，各國聯邦或中央政府預算赤字的惡化，促使其利用強制性責任方式，將財政責任及負擔轉移給下級政府，以降低赤字及負債。此種由中央將財政成本移轉給地方負擔的強制性責任，我們稱之為「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unfunded mandates)」。 無財源提供之強制性責任主要問題的核心在於：「融通(funding)」--成本應由誰負擔，以及「強制性的命令」--應由何層級的政府來作決策，中央（聯邦）政府抑或地方政府。針對中央強制性責任是否應給予地方財源融通，研究顯示，在地方存在淨利益外溢問題時，中央利用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配置扭曲現象，不論是否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均能使資源達成有效配置。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淨利外溢的問題時，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反之，若地方存在淨外部成本問題時，根據效率與公平原則，利用中央強制性責任來矯正此問題時，中央則不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若中央以強制性責任來強制規定全國最低施行標準時，基於公平與效率原則，中央應給予地方財政上的融通。 在一國存在二級政府的制度下，若中央基於財政困難之因素，強制的將此負擔移轉給地方，可能會影響人民所可享受的最適公共財及私有財水準，在特定條件下，將使人民福利水準降低。理論上，均衡時中央與地方所提供的每單位公共財所帶給人民的邊際效用應相等，中央應自行負擔所提供之公共財所有財源。 有關強制性責任所造成的財政成本負擔，以台灣省為例，中央強制性責任確實對地方財政產生影響，且實證結果顯示，有些強制性責任將部分的財政負擔移轉由地方政府負擔缺乏理論上的依據，例如全民健康保險法及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由此可看出，在我國中央政府財政赤字趨於嚴重的同時，似乎有利用強制性的財政移轉來降低中央赤字的現象。但是中央政府卻忽略了此種財政負擔移轉的合法性、經濟性與公平性。

電信業務的營運成本分析，首重各項業務耗用資源的合理分攤，而傳統的財務會計制度，並無法滿足此項需求，因此本文擬採用「作業基礎成本制度 (ABC, Activity Based Costing)」，來作為各項成本分攤的基礎。而有鑑於電信事業規模龐大而複雜，常造成營運流程分析的困難，本文擬採用IDEFO圖形作為分析的工具。IDEFO目前已成為美國聯邦標準FIPS 183 (Fede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tandards Publications 183)，其最大的優點是適合用來描述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又因為IDEFO的圖形呈現皆以作業為中心，有助於我們結構化地描述以作業為中心的活動。 本文嘗試利用作業基礎成本制度與IDEFO功能模式(Function Modeling)去分析GSM行動電話業者的營運成本。綜合相關的研究結果，發現本文所提出的營運成本分析架構，確實能提供行動電話業者一套連貫而完整的分析架構，以分析實例來說，電信業者可藉由本架構分析出整個作業的成本，並能將這些成本追蹤到相關的費用會計科目，使得分析出的數據能更具成本攸關性，對於所分析出的每通平均發話成本而言，也比傳統財務會計的計算方式更加合理。

一、出事銀行的流動性創造 流動性創造是銀行的主要功能之一，但從傳統的存放款到近年來蓬勃發展的表外交易，銀行長期頻繁地使用以短支長的工具，流動性創造最後竟成了次貸危機銀行受傷的一個關鍵原因。本文以次貸危機期間美國和歐盟共18個國家的商業銀行為研究對象，檢視其流動性創造的效果，並將出事銀行區分為擠兌銀行、紓困銀行和倒閉銀行，呈現流動性創造帶來的不同衝擊。此外，本文還進一步地分析銀行盈餘結構轉變造成的影響，觀察是否會增加或抑制原先流動性創造的效果。 實證結果顯示，高度的流動性創造會增加銀行出事的可能性，且收入多角化程度的提高，會更增加流動性創造帶來的負面效果。而以市場為基礎的國家，因為銀行活動和市場相關性高，能夠創造出較多的流動性，但銀行出事時，也容易選擇紓困銀行而不讓其倒閉，避免對整體金融環境造成太大的負外部性。最後，限制銀行從事證券活動，則有助於銀行免於紓困。 二、成本管理的銀行效率 本文是第一篇結合成本管理和銀行效率的研究。在盈餘管理的文獻中，呆帳費用 (Provision for Loan Loss, PLL) 被認為是銀行最常用來操弄盈餘的科目。因為它是銀行最大的應計項目，經理人往往利用將其提前或遞延認列來進行盈餘管理。甚至，政府的寬容政策、管制改變和企業醜聞等因素，也都會讓呆帳費用產生大幅波動。然而，呆帳費用是總成本的一部份，所有造成呆帳費用波動的原因，都可能進一步影響總成本，使總成本也大幅波動，本文將這樣的影響稱之為「成本管理」。過往成本效率的研究，使用的都是經過成本管理的總成本，而偏離真正總成本的結果導致銀行的效率表現也容易錯估。 本文提出了一個降低財報上呆帳費用波動的方法，盡可能地讓其在當期認列，成為符合經濟意涵的呆帳費用 (即「經濟呆帳費用」)。然後，用經濟呆帳費用求得當期理論上的總成本 (即「經濟總成本」)，並重新對台灣29家商業銀行的成本效率進行估計。實證結果顯示，經濟總成本不但遠高於財報上的總成本，所估得的效率排名也和原先有很大的不同，但明顯較符合現實狀況。

會計學教課書都教學生：決策之作成，應從成本效益出發，至於過去已投入的成本屬沉沒成本，非攸關，不應影響決策，讀者少有質疑，但事實究竟如何？實務上，決策者做決策時，考量之因素甚多，不會只有成本一項，不過教課書多只著重成本一項，這又與事實相左。本研究以「核四決策」為例，探討實務上決策之作成，在諸多因素中沉沒成本是否真的沒攸關性。 核四應否停建，不論在能源、社會政策等層面皆具高度爭議性。本研究結合會計領域與重大公共政策議題，藉支持/反對停建核四之觀點，辨認決策者或旁觀者所在乎之因素，如已投入興建成本、完工程度、預期尚需投入成本、經濟結果，以及核能安全、核電廠可能面臨的風險等，再探討決策者對停建核四的態度是否受沉沒成本或其他因素之影響；以及，決策者的知識背景（會計系、政治系）及政治理念是否影響決策者的上述認知。 本研究透過問卷搜集資料，發現已投入之核四興建成本（即沉沒成本）顯著影響受測者贊成停建與否的態度：當受測者越覺得沉沒成本重要，越傾向反對停建核四，有沉沒成本效果存在。本研究也發現受測者最重視的細項決策因素，為「臺灣若發生類似福島核災之核災損失」。對臺灣而言，日本福島本具時間、地理、文化上的相近性，再加上媒體敘事的渲染力，福島核災創造人民對於核災的公共想像及恐懼。在其他因素中，「非核家園」之理念亦顯著影響核四決策：當受測者越覺得「非核家園」之理念重要，越傾向贊成停建核四。本研究還發現受測者的知識背景影響其對沉沒成本的態度：評估核四決策時，政治系受測者較會計系受測者，易受沉沒成本影響，將沉沒成本視為攸關。再者，政治理念對於受測者贊成停建與否的影響，當受測者對候選人的偏好為江宜樺先生等人，其立場以反對核四停建居多；當受測者對候選人的偏好為蔡英文女士等人，其立場以贊成核四停建居多。 本研究發現臺電的溝通效果不佳，除數據之可靠性待加強外，傳遞的資訊並未針對問題的核心，例如核能安全很受受測者重視，然而臺電於說明核電廠之安全時，使用「複合式災害」來描述福島核災，複合來自地震及海嘯，而事實上福島核災係因海嘯而造成，海嘯因地震而引發；臺灣外海斷層之地理構造使臺灣核電廠區域縱有大地震時，也不會遭遇如福島般的大海嘯。 因此本研究建議臺電和行政機關，應針對核能安全及核能政策，辨認人民容易產生誤解的資訊為何，以正確的用詞精確澄清。此外，非會計背景之決策者，應加強關於沉沒成本的認知；會計背景之決策者，應抱持批判性思考的態度，質疑「沉沒成本不應該影響決策」的理論是否事實上成立。 / There is an undoubted rule always on accounting textbooks, which is, decision making should base on the cost-benefit analysis, as for the investment in the past belongs to sunk cost and is irrelevant to the decision making. However, is this legit? There are so many concerns beyond the cost when decision maker making decision, but most textbooks only focus on the cos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urth.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decision making in Lungmen nuclear power plant” a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whether sunk cost is truly irrelevant to decision making in reality. The issue that whether construction of Lungmen nuclear power plant should be suspended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no matter in aspect of energy, social policy and so on. First, across accounting and public issues, the researcher collects the viewpoints from pros and cons toward this issue, and identifies decision factors, for examples, the invested construction cost (which means sunk cost here), the degree of project completion, future expected cost, economic results, and nuclear safety, probable risk of nuclear power plant. Second, this research examines whether sunk cost or other factors influence decision makers’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Third, whether knowledge backgrounds (major in accounting 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decision makers influence their cognitions about sunk cost and the issue.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found: First, sunk cost does influence receivers’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the more important receivers think sunk cost is, the more they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to be suspended; sunk cost effect has been observed. Second, among factors, receivers take Japan’s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most serious. We argue that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s timing, geography and Japan’s culture are close to Taiwan, thus the disaster deepen public imagination and fear about the nuclear disaster. Third, the idea of nuclear-free homeland also influences decision making in the issue: the more important receivers think the idea is, the more they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to be suspended. Forth, receivers’ knowledge backgrounds influence their cognitions about sunk cost: compared with receivers major in accounting, receivers major in political science take sunk cost as a relevant factor. Fifth,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receivers influence their attitude toward the issue: when receivers vote to Jiang Yi-Huah etc., most of them against the construction to be suspended; when receivers vote to Tsai Ing-Wen etc., most of them support the construction to be suspended. Sixth, Taiwan Power Company doesn’t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Not only reliability of its data, but the covey of core inform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For example, it describes Fukushima nuclear disaster as a “compound disaster” including earthquake and tsunami, but actually the disaster happened only due to tsunami caused by earthquake. The geological formation of offshore faults of Taiwan is different to Japan, thus there will be no Fukushima-like tsunami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suggest: First, Taiwan Power Company and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should identify the information that public easily misunderstood, especially about nuclear safety and energy policy, and then clarify with proper words. Second, decision makers with non-accounting background shoul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about sunk cost. Third, decision makers with accounting background should have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whether the theory that “sunk cost is irrelevant to decision-making” is found in reality.

企業之營運當中，其營運資金有部份需仰賴企業外部之投資者，大多數公司會以發債的方式進行籌措。債權人在投入資金前，其所能信賴的即企業對外之財務報表。但債權人對於管理階層所編製的財務報表可靠性會產生不信任感，此時便需要會計師的查核意見；然而在安隆案後，社會大眾對於會計師的獨立性信賴崩盤，Arthur Andersen為安隆公司提供簽證服務長達二十七年，此舉引發人們對於會計師任期長短所造成的獨立性疑慮；此外，安隆案的揭弊者Sherron Watkins，於2002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女性風雲人物，在一般認知中，女性的行事風格較男性保守也較有道德感，且女性較可能因為偏好道德上的判斷而勇於挑戰現實中的壓力。 / When it comes to managing an enterprise, most of the companies would rely on outside investors to supply them with operation funds. Companies would raise funds by issuing bonds. In order to win the trust from these investors, management team has to provide them with impressive financial statements. Financial statements represent the financial affairs and the state of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n a period or the end of the year. Due to the distrust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reliability may occurred by creditors, opinions from accountants become necessary. However, the scandal of Enron Corporation had inflicted the trust from the public. People started to concern about the independency of accountant because the engagement service that Arthur Anderson had provided for Enron was last for 27 years. Generally, people consider women are more conservative and full of moral sense than men. Women may prefer challenging the pressure of reality due to the judgement with moral sense. Moreover, Time Magazine named Sherron Watkins, the whistleblower of the Enron scandal, “Person of the Year” for 2002. Therefore, whether the gender difference may affect the final opinions that accountants provide, becomes another key point in my research.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debt cost with elements as follow: auditor’s gender and tenure. With a sample of ordinary corporate bonds published by listed and over-the-counter companies during 2000-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audited by female accountants has less debt cost and auditor’s tenure has a positive association with debt cost.

本研究旨在探討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及舉債成本之影響。根據過去研究，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及舉債成本的影響無定論，因此本研究以46家國內一般銀行(包含本國銀行及外商銀行)承做台灣上市上櫃公司的借款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自2005年至2014年共計10年的借款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依據三個模型，分成兩部分來說明實證結果:成長機會高及借款額度大之企業，採用Panel Data進行迴歸分析，來檢驗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與舉債成本之關聯。 本研究假說認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與多家銀行往來，會有資訊洩漏之風險，但實證結果顯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銀行往來家數越多績效表現越好，推測原因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資金需求大，因而在企業機密資訊揭露與補足資金缺口兩者中，選擇與多家銀行往來以獲取足夠之資金;但在同樣成長機會高之企業樣本中，銀行往來家數對舉債成本無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借款金額越大之企業樣本中，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其績效表現沒有比較差，並且與多家銀行往來對績效表現沒有幫助; 一般來說，借款金額越大舉債成本越高，然而，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借款金額大之企業與越多家銀行往來，會使得舉債成本下降，過去也有研究指出與越多家銀行往來，可以透過多家銀行協商，取得較佳的借款條件，與本研究實證結果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