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他命自2006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K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總共304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K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被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K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K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報》則凸出用K青少年的「被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K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為，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為，來指出K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K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為，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為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為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K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K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為「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K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K他命行為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被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為「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為，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K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K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人類社會造成全球暖化問題的科學事實已逐漸受到科學界肯定，而國際社會自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簽署以來即開始著手因應全球暖化問題，至今已邁入第17年。其中在2009年舉辦的哥本哈根峰會，由於背負著產出延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氣候協議之重責大任，是全球氣候談判最受矚目的一年；知名經濟學家Nicholas Stern更稱之為「二次戰後最重要的一次會議」。然而哥本哈根峰會最終仍因不同國家間巨大的利益分歧，未能達到當初期待的目標。 　　新聞媒體是公眾理解全球暖化議題最重要的管道；若從建構論角度觀之，媒體更是各類政治行為者論述競爭的場域，反映了社會上某種文化價值或意識型態。因此不同國家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很可能反映了一個國家及其社會、乃至於公眾理解氣候變遷議題的觀點，進而左右其對氣候政策的支持態度。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即為透過跨國新聞框架分析，了解新聞媒體在特定國家情境的影響下，有關哥本哈根峰會報導的論述特色，進而思考媒體在再現全球暖化這個全球性議題上的角色。 　　本研究以哥本哈根峰會最受矚目的美國和中國，以及台灣本土報紙作為研究對象，採取van Gorp的新聞框架分析取徑，針對《紐約時報》、《人民日報》及《聯合報》自2009年10月至2010年2月共五個月份的相關報導進行歸納及演繹兩階段的新聞框架分析。首先在歸納階段，研究者在大量反覆閱讀、推敲新聞文本後，共找出環境保護、經濟發展、政治賽局，以及國族主義四個新聞框架，以及與每個框架相對應的框架化裝置及推理裝置，作為建構框架的要素。在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用內容分析法，逐一測定四個新聞框架在三報所有文本中的分布狀況，以及新聞性質和新聞消息來源與框架之間的關聯。最後則整併上述結果，並納入不同國家的氣候談判立場及社會文化脈絡，以論述的方式探討不同國家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相同和相異之處。 　　研究發現，三國媒體框架哥本哈根峰會的方式與其國家氣候談判立場及國情大致相符：《紐約時報》大多將哥本哈根峰會框架為各類政治行為者之間的政治角力，反映國內政治化的氣候懷疑論述，同時模糊了美國的國家角色及應承擔的氣候責任。《人民日報》多將峰會框架為經濟發展問題，或是刻意強調國家立場、讚揚國家表現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論述特色符合國家以開發中國家自居、強調經濟發展權利的立場堅持。《聯合報》同樣主要將峰會框架為與台灣無關之國家間的政治角力，否則即為以順應時勢或掌握外交機會為題旨的國族主義論述；此若即若離的論述特色反映了台灣弱勢的國際地位，以及國家深怕遭到國際制裁或孤立的特性。 　　以上研究發現也促使研究者思考不同媒體在報導氣候談判及全球暖化議題時扮演的角色。《紐約時報》的政治賽局論述雖與美國社會中的質疑聲浪有關，然而媒體強調平衡報導的新聞產製規範亦是導致爭議爭議被放大的關鍵。《人民日報》向來是為中國政府喉舌的傳聲筒，此體制特色造成該報新聞論述大幅偏袒國家立場，顯示中國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的理解很可能也有所偏向。《聯合報》的新聞論述則出現斷裂的現象，其中台灣角色和哥本哈根峰會之間僅存在提升外交地位一項連結，恐怕難使公眾重視此議題；此外，媒體的哥本哈根峰會新聞和國內全球暖化論述也並無緊密關聯，因此顯得片斷、無脈絡可言。 　　研究者最後提出國內新聞實務的改善空間，認為在當今媒體主流論述以強調個人層面之節能減碳為主的狀況下，媒體對氣候談判的關切應可作為將全球暖化新聞提升至國家及國際政策層次的機會，如此方能促進國內公眾更加關注全球暖化議題。

近年來台灣財經雜誌一反過往多採訪製造業及科技業企業高階主管之習慣，大幅擴展報導人物範圍，並以「熱血」一詞形容採訪對象。為探討此熱血現象背後工作價值觀之轉變可能，本研究選取《Cheers快樂工作人》、《商業周刊》、《天下》及《遠見》等四財經雜誌，蒐集自2006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間227篇人物報導，並採納各刊物揭示目標讀者圖像及組織宗旨文章，使用van Gorp（2007）所提框架分析方法建構熱血人物報導所含框架包裹，檢視框架中各裝置運作的情形，及其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連結，並檢驗各刊物使用熱血框架之情形，且交叉分析報導人物基本特徵及雜誌使用熱血框架的情況，以解讀財經雜誌人物報導所再現熱血人物所具備特徵，與各框架背後運作之文化迷思。 本研究歸納出三種熱血人物框架類型，分別是「為所欲為」、「克服挑戰」及「犧牲奉獻」框架。「為所欲為」框架強調主角不僅為了物質報酬，更係尋求自我認同而投入事業，故多不依既有慣例行事，因此遭受周遭人群懷疑，。依據熱血行動於報導中的負面或正面評價，可區分為反省衝動過往的「年少輕狂」範本及鼓勵讀者勇於作自己的「勇敢逐夢」範本。「克服挑戰」框架則指出熱血是獲取事業成功需具備條件，主角因擁有不懼挑戰的熱情，而能突破重重難關且成就功業，其展現情況可分熱血為成功鑰匙的「成功要件」範本，以及主角一再突破難關並享受挑戰過程的「奮戰不懈」範本。「犧牲奉獻」框架強調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崇高宗旨，故主角不惜不計個人得失投入公益事業，並可依據熱血行動影響層面及範圍加以分類，「默默苦行」範本描述主角利用自身專長服務群眾，；「傳佈公益」範本則將影響眾人作為公益行動的重要手段或目標，且經常強調使用傳播工具的重要性。綜言之，「克服挑戰」框架文章篇數最多，「為所欲為」框架次之，「犧牲奉獻」框架殿後。其中最少。《Cheers快樂工作人》、《商業周刊》與《天下》皆以呈現克服挑戰框架為主，惟《遠見》呈現為所欲為框架之文章比率比例最高。 比較各財經雜誌出現熱血人物特徵，本研究發現熱血人物以男性為主體，而《Cheers快樂工作人》與《遠見》採訪創作及運動表演人員的比例最高，其選取熱血人物所在產業亦以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為主；《天下》及《商業周刊》出現熱血人物身處政府及教育機構（含非營利組織及個人）者最多，《天下》偏重報導專業或受雇人員，《商業周刊》則以企業高階主管為主。觀察各框架呈現人物特徵，「為所欲為」框架文章中最常出現之職業身份及產業別為創作及運動表演人員與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顯示本框架多搭配工作自由度高之職業從業者出現。「克服挑戰」框架中最常出現的產業類別為媒體、數位內容產製業與傳統製造業，其中專業或受雇人員出現頻率最高，展現其成就導向特色，。在犧牲奉獻框架中，志工、學生及業餘者佔多數，呈現產業亦以政府及教育機構（含非營利組織及個人）為主流，可見本框架呈現特別側重公共服務之職業特性。 本研究認為各框架範本可依據熱血行動以「人與其周遭世界的互動態度」加以分類，如行動為外在世界所認可，能號召眾人行動或取得成功，則以和諧式熱情樣貌呈現；若行動不為外在世界所認可，行動者須以己力突破橫逆，甚至修正行動以符合期待，則多以偏執性熱情特徵描寫行動。此現象顯示財經雜誌報導熱血人物時，仍依循社會認可邏輯加諸價值評判。 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期望未來財經雜誌積極向讀者介紹不同管理模式及職場改造經驗及勞資溝通技巧方法，讓工作者非僅在個人心態及工作技巧上展現「熱血」，而有能力改變勞動條件，打造符合工作者需求的職場環境，俾能充分發揮個人潛力，。媒體也可多報導一般工作者，非僅報導獲社會認可之成功者，以呈現工作者的多元面貌，。一般工作者也可透過網路透過社群網路發聲，與他人交流經驗，或可突破現有職場困境，以提升勞動條件。

觀察近年國內數本財經雜誌的封面專題題材，可見其中不乏氣候變遷影響相關議題討論的刊載，以商業金融趨勢為議題主要切入角度且納入目標閱聽眾考量的財經雜誌，如何於其文本中建構氣候變遷議題為本文欲探討的核心問題意識。故此，本研究依循框架分析的建構論途徑，採納由比利時學者van Gorp所提出的質量兼具分析架構，以國內具相當指標性和流通率的《商業周刊》、《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三份財經雜誌為研究對象，藉由框架別、消息來源等綜合政經、社會文化脈絡的討論，由歸納和演繹兩階段中瞭解1992至2011年期間的氣候變遷議題於財經雜誌文本中被建構的樣貌。透過561個有效樣本的反覆檢視，歸納得出解決責任、經濟影響、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五個框架別，《商業周刊》所建構的氣候變遷議題以經濟影響框架出現頻率最高；《天下雜誌》與《遠見雜誌》則以解決責任框架為最彰顯者，災難末日、環境永續與衝突競爭三個框架於文本中的出現頻率則皆偏低，三份財經雜誌在援引框架的議題建構過程有顯著差異。輔以質化討論的研究結果，研究者從中觀察到各框架別之間沒有時間流變上的差異，但各框架別所屬的範本運作在不同時間階段則有細微的差異表現。隸屬解決責任框架的政府責任範本密集出現在2007年之後，推估此與IPCC所發布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有關，其對氣候變遷人為論的高度肯定促成解決責任分配的呼籲聲浪；2009年底於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再次強化地球村中各個國家政府必須肩負的解決責任；企業責任範本與政府責任範本的表現有相似的趨勢，自2007年起企業責任範本始頻繁出現；個人責任範本的相關論述則於2008年之後密集表現於文本中，此與2008年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施政方向有關，如執政黨將低碳家園以及推動綠能產業納為重要的施政方向，在政府官員大力推廣個人日常生活的減碳實踐下，減緩氣候變遷影響的風險分散至個人身上，氣候變遷議題氛圍有成為大眾論述的趨勢；科學社群責任範本所展現的人定勝天和科學至上態度，多出現於2008年底與2009年初，此與美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作為意見領袖的動態有著密切相關。在經濟影響框架的部分，研究者發現自1990年代初，財經雜誌已將環境保護和氣候變遷議題融入經濟脈絡的討論中，直至1990年代末期，代表負向意涵的衝擊範本對於能源密集的高耗能產業規劃多是給予掌聲，傾向保護產業忽略環境的態度。2000年台灣經歷首次政黨輪替，面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態度仍舊延續過往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對氣候環境的友善開發管制偏向保守。然這樣的經濟中心思維在2011年國光石化設廠案的質疑批評聲浪中看見具體轉變。強調氣候變遷影響下的各式災難現象與人禍的災難末日框架，其展現的範本模式在20年的歷時中則未出現不同時間上的特色，此與災難框架事件導向的屬性有關。無論是和諧共存範本或自然教育範本，環境永續框架在文本論述中出現的頻率皆偏低，無法反映其在20年的歷時過程中所彰顯的範本演變特色，但根據分析結果可觀察到的是環境永續框架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包括好萊塢電影、環境紀錄片等片段內容、環境理念與應變態度，皆在文本論述中以貼近閱聽人的方式引用展現，環境永續的環境中心價值觀在大眾文化的氛圍中建立。衝突競爭框架的框架包裹運作反映在科學不確定性與政治陰謀角力兩範本上，此兩類範本非規律性地出現，無特定的範本論述轉變差異。整體而言，三份財經雜誌在氣候變遷議題上展現了經濟影響成改變誘因、環保團體聲音的微弱、由大眾文化領導議題和強化解決責任等文本論述特色。

我國2000年總統大選結果為台灣帶來首次的政黨輪替，使我國在民主化的路程上更進一步地朝向民主鞏固(Democracy Consolidation)的階段，在這樣的時代中，公務人員必須更加重視民意，並在人民心中建立值得信賴的形象。而在人民的「腦海圖像」大多是由傳播媒體傳遞的訊息所建構而成的，故公共管理者須了解人民從傳播媒體獲得什麼樣的訊息，以及公務人員在傳播媒體上的形象究竟為何，才能對症下藥地進行公務人員的形象改造。 因此，本研究以聯合報系的電子資料庫「聯合知識庫」為分析資料的來源，資料範圍則為我國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各一任總統任期，即1996年5月20日到2004年5月19日的公務人員新聞，採用傳播學界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與框架分析，分析上述時間範圍內的聯合報的新聞內容，以了解公務人員在報紙上所呈現的形象究竟為何，以及比較2000年政黨輪替前後公務人員的報導形象，是隨著執政黨的更替而有所不同。 結果發現，報紙給予公務人員的框架有三：「大人」、「公僕」及「員工」，其中以「公僕」為在新聞之中最常見的公務人員形象框架；再者，報紙多以中立立場、極短篇幅，以及純新聞的報導方式來報導公務人員。最後，如果比較政黨輪替前後的公務人員新聞之後，發現兩時期的公務人員皆被報紙視為「公僕」，而且多被給予負面的報導；但亦有所不同之處：政黨輪替之後，公務人員新聞的報導篇幅變小，對公務人員的評價負面新聞比例不變，但正面新聞比例有上升的趨勢。 / In democratic polity,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governance is public opinion. After the year of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bureaucrats need to build reliable images in people’s head and try to earn their support for the policies. But, what is the images of bureaucrats in people’s head is an interesting but unsolved question for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e research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tories about bureaucrats in the media---the strong fourth branch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 and fram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news in the United Daily News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Between the years of 1996 to 2004, 998 sample news are selected from the database of UDNDATA.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of all, as a whole,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newsframes of bureaucrats utilized: “authoritarians”, “public servants”, and “employees”, and the newsframe of public servant appears to be the most popular one. Secondly, bureaucrats’ news is covered in less than 500 words and in the tone of neutrality and negativity. Thirdly,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newsframe between the news before and after the first party turn-over. However, the news space is getting shorter and the amounts of positive coverage are increased after the year of 2000.

基因改造食品一方面是複雜的基因科技產物，另一方面牽涉環境與健康危害的議題，是風險社會下即具代表性的例子。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再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歷年來的報導呈現何種趨勢？與某些特殊事件有關？以哪些形式與議題為最多？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媒體使用了哪些框架來再現基改食品的樣貌？其中又與哪些在地文化產生互動？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質量化兼具的框架分析兩部分，分析1994年1月起至2006年12月底為止，《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基因改造食品新聞。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份發現，基因改造食品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為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生活」版面，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科學領域專家」，最主要的新聞議題為「政策規範」。這部份的框架分析，研究發現以屬於「進步包裹」的新聞為最多，在各框架包裹所細分的小框架中，採「科學萬能」框架論述的新聞又佔有最高比例。 本研究也依新聞數量變化，將基因改造食品議題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99年之前的「醞釀期」、2000至2003年「高峰期」與2004年之後的「平穩期」。醞釀期的報導大多將基因改造產品視為科學新產物，有許多來自外電或編譯稿。高峰期開始出現一連串的消費者運動，焦點轉為關注政策制定與食品安全。後來的議題平緩期，出現在地方版的新聞數量超過社會／生活版面，意謂著基改議題逐漸在地化發展，新聞重點在政策的執行面。此外，隨著時期演進，採取「危害包裹」與「關切包裹」論述的新聞也有逐漸增加趨勢，顯示管理議題愈受重視。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份，本研究發現採用「進步包裹」論述的新聞，抱持基改食品是改善現狀、帶來美好的立場；其中再細分出來的「科學萬能」與「經濟掛帥」框架，多用科學、經濟術語或研究報告、數據來加以佐證，呈現出基改食品在科學與經濟上對人類的貢獻。這兩大框架強烈暗示科技與經濟至上，論述中幾無描繪任何發展時可能的代價與風險，同時又佔據最多新聞數量，因而令其他相對的框架立場難以發聲、居於弱勢。 其次，歸類為「危害包裹」的報導，傾向基改食品具有風險、對人類有害。其中屬「健康疑慮」框架者，關注食品安全問題，論述者多為社運團體，亦引用科學報告為證據；但是他們最終對法規的呼籲，在媒體報導中無法成為關注焦點。被歸類為「天然最好」框架的報導，多為商業推廣新聞，藉由強調非基改食品優點來反面凸顯基改食品，有嚴重的新聞廣告化問題。在「產經毒藥」部分，此類新聞以事件導向為主，描繪有關本地基改作物影響出口經濟的案例，但新聞數稀少，難以喚起重視。風險最大的「禍延子孫」框架，其立場認為基改技術將帶來人類浩劫，但台灣並非基改主要生產國，容易有置身事外之感，加上強大風險的關注本身尚未被科學認可，也很難在地生根。 屬於「關切包裹」的新聞，與法規政策演進有關，其中區分的「妥善管理」論述，對政策有嚴格要求；「有管就好」框架的新聞，則流露出管理的散漫。在此包裹中，呈現出台灣官方面臨美國貿易壓力下，對高科技風險產品的處置，然而台灣並非每次都能嚴守立場，在本地自主與強國干涉間取得平衡；而媒體報導不僅透露出這個問題，也暴露媒體本身並沒有做好捍衛民眾知情權與加強風險意識的責任。 本研究希望能加強後續對風險事物的研究與重視，也建議媒體對任何科學研究，應抱持懷疑態度，不宜過分誇大、宣揚其預期貢獻或獲利。媒體工作者應時常關注國內外的重大科學發現，深化本身背景知識，在報導議題時才能有深入的理解，以善盡加強大眾風險意識之責。政府面對風險事物，不只要盡快制定相關規範，也必須與民眾做良好溝通，加強他們的風險意識與知識。

能源議題在臺灣一直存在爭議，最為社會大眾熟悉的是核能問題，核能幾乎是國內媒體最關注的焦點之一。自2012年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提出核四公投，國內主流媒體相繼推出跨國性的能源專題報導，內容不同於過往媒體多聚焦在核能議題，故引發本研究探討媒體如何建構深度能源報導的興趣。 本研究以2013年9月《遠見》〈未來的電哪裡來？〉和2014年3-4月期間刊登的《聯合報》〈明天的電 核去核從〉為例，探討國內媒體在核能風險的爭議如何建構跨國性的能源專題報導。為加強分析文本背後的社會文化現象影響，本研究採用並調整van Gorp（2010）歸納和演繹法兼具的框架分析架構，在社會文化現象的分析納入深度訪談法，以訪談記者的資料掌握媒體產製流程、守門原則和媒體文化等因素對文本建構的影響。在框架演繹階段，本研究則採內容分析法統整新聞框架在兩大專題的分布情形，及媒體屬性和消息來源與框架間的關聯。 本研究根據兩大專題的論述建構「供給穩定」、「需求節能升效」、「公眾價值」、「人身健康安全」和「環境低碳」等五個框架類目。供給穩定和需求節能升效框架分別討論能源的供應及需求問題；公眾價值框架關注核能風險溝通的民主參與；人身健康安全框架探討核能造成的健康安全危害；環境低碳框架則聚焦能源政策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各框架的核心意涵基本上映照臺灣目前選擇能源最需要面臨的問題困境。有關各框架在兩大專題的分布情形，整體以「供給穩定」框架的出現頻率最高；分開來者，《遠見》和《聯合報》專題都以「供給穩定」最多，但《遠見》專題依序為「需求節能升效」和「公眾價值」框架，《聯合報》專題則以「人身健康安全」和「公眾價值」框架名列二、三。 在框架論述部分，因兩大專題的產製時間和採訪國家重疊，專題報導出現類似的框架化裝置和推理裝置，且有以外國作為臺灣借鏡楷模的意涵。兩大專題的論述建構都深受社會文化脈絡和消息來源的說法影響，特別是有關專業議題的討論，報導相當依賴可信度高的消息來源。媒體差異則影響兩大專題出現不同的論述特色，《遠見》專題因該雜誌定位為專業財經媒體，報導呈現財經雜誌深度報導的特色，內容援引豐富文獻。《聯合報》專題則具有報紙即時性的特色，報導篇幅短、關注各國最新的能源發展資訊。 在消息來源的引用部分，兩大專題鑑於可信度的守門原則，整體以官方和產業單位為引用前兩名者，進一步分析，《遠見》專題的前兩名為產業和官方人物，《聯合報》則反之。除此，五個框架整體也以官方單位引用最多；其中「需求節能升效」和「公眾價值」框架以產業單位引用最多，其他三個框架引用最多者皆為官方單位，主因是「需求節能升效」框架重視產業和民間的節能行動，公眾價值框架注重能源產業機構和民間的風險溝通，其他三個框架則關注政策制定者因應能源供給、能源風險和氣候變遷的作為。 本研究發現，部分研究結果的推理需藉由訪談記者才能確認，如《遠見》因定位為財經媒體，影響專題著重產業觀點；或如《聯合報》專題的報紙特色，也根據訪談結果了解媒體文化對新聞建構的影響。若僅採用van Gorp的分析架構，難以掌握媒體產製流程、媒體文化或潛在的社會因素等影響，故本研究輔以深度訪談法探討新聞框架和文化現象的扣連，補充了van Gorp框架理論的不足。 本研究也針對能源報導提出實務建議。首先，媒體組織需持續培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鼓勵報導開展多元消息來源；在報導寫作方面，應增加關注產業責任和與臺灣脈絡相近的國家情形，拓展報導面相。同時注意查證工作，避免報導流於以作為平衡的衝突方式呈現。而在製作國外議題方面，建議新聞工作者事先前往各國蒐集一手資訊，尋求駐外單位協助、聯絡特派員或預先採訪國內專家和民間團體，以利實際採訪。國外報導另須重視國外經驗和國內脈絡的差異，使報導引發讀者關注國內問題，並作為實際可行的解決策略。 關鍵字：能源、核能、框架分析、風險社會、專題報導

Framing research over the years has led to remarkable findings about how the media is able to influence public perception about certain issues or events. Framing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s commonplace, yet only a few deal specifically with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countries over a single incident. The current study conducted a comparative framing analysis on news reports of a single incident as covered by each country’s media. The incident in this case is the Guang Da Hsing shooting that occurred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in May 2013. A content analysis of two newspapers from Taiwan and three from the Philippines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frames that appeared in the text. Additionally, the incident was also examined from a cultural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exploring theme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othering”,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and crisis response strategies.

過去20餘年來，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邏輯下，中國特色的維穩體系顯著擴張，預示中國正步入維穩國家。維穩體系主要是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目的無外乎鞏固中共韌性威權。然而，既往學者從媒介控制角度研究中共威權統治，往往聚焦於改革與發展，漠視已成社會常態的維穩。本研究旨在彌補這一不足，並希望以群體性事件為觀察對象，檢視市場化媒體與維穩之間的統合與衝突。依框架包裹取徑，本文歸納出高壓維穩、開明維穩、官民互動、為民維權四種媒介框架與話語。研究結果發現，面對群體性事件，媒體分別扮演了黨國喉舌、監督者和公眾利益代言人的角色；媒介框架呈現出多元化特徵，但框架並非固定不變，相反潛藏著動態變化的可能；多元衝突的框架實際可以整合到更宏觀的信任與擁護政府的框架中。本研究的另一重要發現是，在嚴格新聞管制之下，媒體最常見的框架建構是開明維穩，表明市場化媒體服從維穩需要仍是主流。這一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市場化媒體如何鞏固中共威權統治。 /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systematic stability maintenance apparatus has expanded dramatically under the logic of “stability overrides everything”, 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 is turning into a security state. The operation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mainly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The purpose is nothing less than strengthening the CCP’s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However, Stability Maintenance has been ignored when researchers who study China’s authoritarian ru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control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Choosing mass incidents as case study, this paper aims to cover the shortage mentioned above,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oriented media and Stability Maintenance. By taking framing package approach, this paper showed that mass incidents were framed as one of the following: coercion, enlightened coercion, official-civil interaction, and legal rights safeguard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market-oriented media played different roles as party-state mouthpiece, supervisors and spokesperson for the public interest. It also showed that the pluralistic frames of mass incidents actually can be integrated into a broader pro-government frame. More important, enlightened coercion became the most common frame under tight news censorship. It indicated that market-oriented media subjected to the necessity of Stability Maintenance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for media coverage on mass incident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result explained how market-oriented media sustain the CCP’s authoritarian rule.

不單僅祇是回溯威權時期國家機關、反對運動與主流報業的歷史，本文汲取各種相關文獻企圖開展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研究。國家認同議題的研究同時具有理論與實踐上的目的，它反映了近年台灣政治最重要的轉化情況，值得學界投入更多的努力去探索。 　　與其他文本及論述分析方法相較，框架分析更能揭露深植於媒介正文中的意義，並提供社會主體機制間（如國家、反對運動...）權力關係的深層描述。媒介框架分析同時也加速了傳播研究與其他理論傳統（如建構論取向...）正持續進行中的整合趨勢。 　　這項初探研究鎖定過去四年(1988-1991)有關台獨議題的各種媒介框架之消長浮沈情形。本文嘗試提供這樣的建議：每種框架均包藏了駁雜不一的「框架論點」，而且並非所有的框架都如過去研究文獻所稱是「預先定義好」的。再者，媒介場域存在的框架競爭本身亦起落不定，各種社會力各有擅場。因此，媒介框架的流變與複雜特性，使我們有必要透過接合媒介框架與更寬廣的社會情境，作為詮釋問題的基礎，進而再思國家認同議題本身存在的機會與陷阱。最後本文也提出了若干暫時的結論。 / Rather than simply retrac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ate, opposition, and dominant press in the authoritarian decades, I want instead to draw on some relevant literature to open up a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Fo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nds, we necessarily explore 'national identity'. This issue reflects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in recent Taiwan politics, and absolutely deserves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now. 　　Compared with other discourse and textual analysis methods, framing analysis is more capable of unfolding the deep-rooted meanings in media texts and offering a 'thick-description'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agencies, such as the state, opposition, etc. Media framing approach also has accelerated the ongoing convergenc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theoretical traditions. 　　In this preliminary inquiry, I concentrate on the ebb and flow of media frames that is on the 'independence' issue during past four years (1988-1991). I propose here that a frame has its variants of 'framing arguments,' and not every frame is so 'pre-defined' as some earlier researches suggested. Furthermore, there are many ups and downs in the framing contest. Therefore, its flexible and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force m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rticulating media frames with the larger social context, and reconsidering the possible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The main findings are: 1. As one of media frame sponsors, the state remains a dominator within media discourses on the 'independence' issue, albeit opposition movement becomes main source of the dominant press. 2. Third party and reporters usually affiliate with the state, rather than political opposition. 3. However, media discourses around this issue gradually paves the way from the 'illegitimate' to the 'impossible,'signaling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identity politics. Especially, It's significant that Localism frame overpowers the long-standing Great China one in frame disputes. We are certain that ethnicity or nationality in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has been radically re-constitu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