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在1993年8月31日與2000年2月21日，由大陸國台辦與新聞辦發表了兩篇對台白皮書，台灣的輿論界掀起一陣對於中共對台白皮書的討論與報導，兩岸關係的議題也倍受關注。在此，本研究希望能藉由中共發表兩次對台白皮書為研究時間始點，並使用內容分析法，研究《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三大報社論針對兩岸關係的篇數、標題、立論觀點、統獨偏向及稱呼兩岸用語之差異。 研究發現，對兩岸議題著墨較多的報業，統獨偏向的立場也較為明顯。《自由時報》社論的篇數一直是最多的，甚至是其他兩報的兩倍，《自由時報》的統獨偏向也是最偏獨立。至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報的統獨立場相近，社論篇數也相近。 社論標題方面，從1993年到2000年，社論標題主角都回歸以「台灣」優先，只有最偏統一的《中國時報》還以「兩岸」優先。由於2000年新政府執政，因此三大報提及「新政府」的比例大幅增加。標題主題方面，2000年三大報對於兩岸議題較少以國際觀點來談，也較少以兩岸歷史淵源來談，而較關注主權議題、國家安全以及台灣人民自決。 社論立論觀點方面，1993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聯合報》、《中國時報》比較偏統一的報業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自由時報》比較偏獨立的報業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2000年，「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主權議題」還是三大報社論常用的立論觀點，然而在比例上，統獨偏向是中立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還是最關注「兩岸經貿交流」，而統獨偏向中立較偏獨立的《聯合報》以及最偏獨立的《自由時報》卻最關注「兩岸主權議題」。更值得關注的是，當比較偏獨立的《聯合報》、《自由時報》都關注「台海安全情勢」的同時，立場最不偏獨立的《中國時報》卻關切「兩岸歷史淵源」。 社論稱呼兩岸用語，2000年，三大報的統獨偏向都往獨立移動，因此，稱呼「中共」的比例減少。《聯合報》、《自由時報》常稱對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時報》則常稱對岸為「中國」。三大報在2000年還是最常稱呼「台灣」，但是其次就是稱呼「中華民國」、「我國」以及「台灣共和國」，可以發現國與國的思維更加明顯，而國共關係的思維較為減少。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發現《聯合報》社論的統獨偏向與《中國時報》相近，《中國時報》不論在1993年或2000年都比《聯合報》偏統一。《聯合報》、《中國時報》與當權者的關係，由於《中國時報》與當權派的關係較《聯合報》良好，雖然《中國時報》的統獨立場比《聯合報》還偏統一，《中國時報》卻不像《聯合報》被貼上「親中共」的標籤。若硬要貼上統派標籤只要《聯合報》被歸類至統派媒體，《中國時報》也應該在列。但是在1992年底大規模的退報運動當中，《聯合報》、《中國時報》都同樣報導大陸官方談話，卻只有《聯合報》遭抨擊是「中共的傳聲筒」。本研究發現《聯合報》與《中國時報》有相近的兩岸統獨立場、同樣的報導卻有不同的際遇，極重要的關鍵是報社與當權者的關係。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分析國家認同(身分)，對於中國和臺灣之間所謂「國與國」關係的影響。兩岸關係的和暖始於１９７０及１９８０年代末期開始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過程，這提供了雙方交流的機會，特別是在１９８７年中華民國政府開放經貿和民間交流，如一般民眾赴大陸探親。更重要的是，當臺灣的一黨專政消逝後，臺灣人民以民主改革重塑了政治環境，而這種民主改革也使臺灣政治產生了新的變化。 本研究認為，就「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而言，不僅是甚於政權的移轉，而且也包括某些政治之外的因素改變了意識形態，最明顯的因素即是經濟。自從１９７９年兩岸的軍事衝突結束後，雖然雙方並未建立有效且特久的和平機制，但在此時期，兩岸都經歷了一些社會自由化及著重經濟發展的政策變化。本文將透過三個焦點問題以理解「自由化」、「民主化」與兩岸之間的關係： i.兩岸於１９７０年代後期及１９８０年代，在個別強人領導之下，國家認同（身分）的影響為何？ ii.這些發展在兩個中國實體的內部如何影響兩岸關係？ iii.未來兩岸如何調整政策以促進和暖的局勢？ 本文將採用溫特的社會建構論做為研究的理論框架，亦即建構主義中的三個Ｉ：認同（身分）、利益和制度。以社會建構論應用在兩岸關係上是有其意義的，同時也顧及了國際關係理論做為一種積累式學科的特殊性。根據社會建構論指出，國家認同（身分）是透過文化規則以塑造，如１９８０年代臺灣人民對於民主的認知，及１９７０年代之後中國自由化的過程，都是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國家認同（身分）在以利益為驅動的國際關係下，必須以「國與國」的關係所取代。本文將以１９７０－８０年代兩岸關係做為案列，解釋國家認同（身分）在「國與國」的關係中的使用。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identity in the state-to-state relat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Following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on the mainland in the late 1970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of the 1980s, a thaw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OC was effected. The subsequent exchange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s included such important changes as the ROC government’s lifting of travel and trade-related restrictions to mainland China in 1987. More importantly, when one-party rule was lifted the people of Taiwan were given the chance to shape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with the help of democratic reforms which gave a new substance to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exchange. The focal point of this study will be the argument that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es on both side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regime change but also the ideological shift caused by a number of extra-political factors, most notably economic factors. Although no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long-lasting peace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militarized dispute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OC in 1979, this period also witnessed a shift in policy towards social liberalization along with an increased empha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I will approa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t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rough three focal questions: i.How has it been the effect of state identity in the late 1970s and 1980s in China and in Taiwan under their respective leaderships? ii.How did these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two Chinese entities affect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ii.How will both sides modify their policies in the futur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more conducive to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other side? I intend to use Wendt's 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3 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namely ‘Identity, Interest and Institution’.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aims to be relevant and persuasive considering the ad hoc –event driven– characterist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discipline being accumulative. In Social Constructivism, state identities shape through the cultural norms, such as the Taiwanese perception of democracy as part of its own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1980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from the late 1970s onwards. The state identity, therefore, makes room for the state-to-state relations unde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riven by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e effect of the state identity in the state-to-state relations in the case stud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in the late 1970s and in the late 1980s respectively, will be comprehensively subjected to examination in my research.

本研究的問題意識為「為什麼國家體制有時無法成功消弭社會運動的風潮？」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意識，本文採取一個「策略-關係」途徑的研究方法，並假設「社會運動若能於特定結構之下運用得宜的策略，即能持續生存發展」。因此，本研究探討台灣民主化過程之下一種特殊型態的「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分別是「反核四抗爭運動」以及「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 在本研究的第二章與第四章內容分別描述了這兩個特殊的社會運動興起背景以及台灣民主化的進程；而在本研究的第三章與第五章內容則分別討論這兩個社會運動採取的外部策略與策略互動。研究發現，「反核四抗爭運動」是以一種「以國家為槓桿」的外部策略；而「紅衫軍反貪腐倒扁運動」則採取一種「以大眾媒體為槓桿」的外部策略，這兩個案例在台灣民主化的不同階段之下分別成功形塑了「指向國家核心的社會運動」，共同見證了台灣民主化發展的獨特經驗，因此具有相當程度之指標性意義。 / The original research conscious of this study is” Why state machine sometimes can’t terminate social movement successfully?” In order to face this research conscious, the research adopt” 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and assume “If social movement could use suitable strategy in particular structure, the social movement could be exist and develop”. For the reason, this study wants to treat a special type of social movement, and we called social movements with “point at state core”. this study further select two social movements with “point at state core”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Anti-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movement” and ”Anti-corruption depose-Chen Campaign”. In Chapter 2 and chapter 4, we describe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movement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Chapter 3 and chapter 5, we discuss external strateg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social movement cases. This research discoveries that Anti-fourth nuclear power plant movement uses the external strategy of “as state as leverage”. On the other side, Anti-corruption depose-Chen Campaign uses the external strategy of “as mass media as leverage”. Finally,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two social movements with “point at state co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針對「有害廢棄物污染與環境管制政策」的論述主軸，本研究除歷史地探究戰後台灣有害廢棄物污染問題的形成脈絡之外，並選擇「桃園RCA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為研究個案，探究在該等污染事件發生之後，如何被定義及解決的具體過程，並闡述地方社區民眾的訴求與心聲；最後則是總結前述研究結果，論述研究個案的政策意涵，並針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及相關的環境管制政策建構提出批判性的思索。 首先，本研究指出有害廢棄物污染此一結構性的問題其實反映了戰後台灣所謂「優良投資環境」的利基之一－相對低廉的環境成本，表現於外便是長期放任與形式化的環境管制。並且，在相關污染事件陸續爆發的1990年代，事態的嚴重性已然超乎政府的能力所及，故而在「私有化」的政策取向之下，政府企圖利用各種「獎勵投資」的策略，例如稅賦減免、放寬 / 簡化土地使用管制、國營事業土地釋出、加強查緝以穩定廢棄物的供給量等措施，藉以扶植民營廢棄物清理業者，並且巧妙地將廢棄物的生產與整體的資本擴大再生產連結了起來。可以預見的是，此一策略或許在短期內可以稍微抑止事業廢棄物流竄的問題，然而卻更進一步地深化了「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棄置」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絲毫無助於更積極地從源頭減少污染危害的產生。 其次，透過對「桃園RCA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事件」的考察，本研究指出戰後台灣具有強大相對自主性的政府雖然以各種政策工具創造出所謂「優良的投資環境」，但是彼等所依恃的環境管理體系偏重「事後管制」而無力於「事前預防」，使得鄰近污染場址的社區民眾、農民與勞工成為環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在跨國資本「賺飽就跑」的移動邏輯，並將污染惡果轉嫁予地方社區之下，後者無異是與總體之「發展」脫勾的。繼而，觀諸污染整治之過程可知，該污染事件徹底地被設定為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由於風險詮釋權力的偏差動員，政府與資本藉由特定科學知識的引介與轉譯所啟動的「技術動員」，其實亦代表了特定「利益動員」之實現。換言之，在「權力動員 → 技術動員 → 利益動員」的過程中，與資本再生產攸關的變更開發利益被普遍化、極大化，地方社區民眾所可能遭致的污染危害則是被選擇性地詮釋，甚至於忽視。此一過程除體現出環境風險「在地化」的脈絡，亦隱含著環境污染所肇致的決策權力不平等，因為民眾們失去了直接參與瞭解，並決定攸關其生活之行動方針的權利與能力。而該等污染事件除指涉環境惡物的生產與分配外，更是和勞動安全、民眾健康、性別平等、社區發展、權力分派等關乎社會正義的問題密切相關，是一個「多元不平等」的公共議題，要解決環境污染所肇致的不平等，便不能忽略其他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基於前述研究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在相關污染整治的問題方面： 當污染場址受限於整治技術無法回復至先前狀態，污染行為人亦不須就損害負起賠償責任時，讓受污染土地變更使用應是可以接受的原則，否則土地的閒置將使地方社區再次成為最無辜的犧牲者。不過，為了使環境風險與開發利益能夠得到衡平的考量，整治決策及土地使用變更審議過程中應適度納入民眾參與機制，其意見亦應被尊重與採納，而不是被選擇性地忽略或詮釋，以強化決策之正當性。 二、 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修正方面： （一）管制手段應考量整體工業體系之生產過程，俾積極地從源頭減少 污染危害。 （二）應以「無過失賠償責任」作為追索污染責任之原則，而溯及既往責任應擴及污染之損害賠償責任，賠償範圍亦應增列自然資源之損害。 （三）在公害行政救濟上，相關之污染受害賠償法制、污染補助（償）基金及環境損害強制責任保險等制度，應儘速予以研訂。 （四）在資訊公開與民眾參與方面，應在肯認受污染影響之地方社區民眾擁有「充分資訊的權利」、「公開聽證的權利」、「民主參與及社區團結的權利」、「賠償的權利」，以及「污染清除與被破壞環境復原的權利」等公民權的基礎之上進一步予以強化。 （五）中央政府應適度下放人力、財力與權力，以強化地方政府執行污染防治或整治之能力。 （六）結合污染整治與土地再利用之原則應以更積極、實質的民眾參與為主導。 三、在相關環境管制政策之建構方面： （一）為了打破決策權力不平等所加諸於弱勢者的「環境不正義」，本研究主張政策的制定 / 執行通常是一種主觀的價值選擇，而非如科技決定論者所謂的客觀事實之認定。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選擇的權力應該保留在民眾的手中，也唯有經由民主的參與才可以促進理性目標的達成。 （二）在相關污染事件的整治過程中，科技專家的角色應該不再是決策的「仲裁者」或「決定者」，而是各種民眾參與機制的「促進者」；並且，彼等的基於高深的統計數據或模式之論述典範亦應稍作轉化，俾使民眾能夠更清楚地瞭解科學論述的意義，而非反倒成為其參與之障礙。 （三）正因有害廢棄物污染危機實源自於資本的生產決策（其將污染惡物之處理成本外部化），進而在既有環境管理系統無法控制經濟事務的窘境之下，唯有藉由民眾參與的不斷實踐來尋求「生產的民主化」，讓資本自行擔負起應有的處理責任，才是解決當前困境之道。質言之，民眾參與除了技術層次的探討（如哪些人參與？如何參與？參與程度為何？）之外，更應肯認的是其實質定位與意義（如決策權力的賦予或分享、風險論述之地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