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卅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其中以人口快速成長與 社會繁榮，所造成的都市問題尤為嚴重。在許多解決都市問題的措施中，要以都市計 劃最具積極性和建設性，它除了是對過去都市實質建設方面提出改進外，並對未來提 出整體性通盤的規劃，藉以減少可能發生的都市問題，故都市計劃影響相當深遠，為 當今市政建設不可忽視皂一環。 我國在民國廿八年首制都市計劃法，確立都市計劃制度，但由於當時國內一般都市並 不發達，都市問題亦未普受重視；另則歷經戰亂，各地都市計劃不克有效實施。直至 政府播遷來台後，勵精圖治，刻意建設台灣為一模範省，都市計劃制度遂能逐步施行 。又為諸都市計劃能與時俱進，其制度雖經兩度改革，但尚未臻於完善，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社會進步速度太快，一方面則是都市計劃的行政體制本身有缺陷，諸如都市 計劃法令治縣益棼，都市計劃組織體系的不健全，及都市計劃運作制度的多所窒礙等 。 本論文即是針對上述問題，以文獻研究途徑，參考實務法規與資料所作之研究，全文 一冊共分五章，約十萬餘言，各章要點如下： 第壹章緒論，簡述都市計劃概念與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分析架構、方法 與限制。 第貳章我國都市計劃之法令依據，說明我國都市計劃據以實施之都市計劃法，及其各 時期之演變況革。 第參章我國都市計劃之組織，計分五節，首先闡明都市計劃組織之主要型態與我國現 行之組織體系，再就此一體系中之各別機構按其組織功能與職掌之不同，分業務執行 、審議研究、業務配合等機構與臨時性組合，分別加以論述。 第肆章我國都市計劃之擬定與實施，旨在探討我國都市計劃運作制度之程序及其推行 。 第伍章結論分兩部分，先就現行體制中的法規、組織和制度運行各方面綜合分析檢討 ，最後則提出未來改進之建議。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及研究程序。 第二章 現行規定地價作業之探討：分從土地政策上、估價技術上、行政作業上三方 面探討現行規定地價作業之問題及其改進方式。 第三章 規定地價作業電腦化目標與可行性分析：根據上章所述問題、需求，確立電 腦化作業目標。然後從作業時效上、設計技術上、成本效益上、資料處理正確上、電 腦應用安全上及民眾接受性上等幾方面，分析規定地價作業電腦化之可行性。 第四章 規定地價作業電腦化系統之建立：乃試擬電腦化之作業方式；並提出電腦化 之系統架構與綱要設計。 第五章 規定地價作業電腦化配合措施與未來方向：說明施行電腦化作業應有的配合 措施，如教育訓練、朿關法令的增修訂等；並提出未來地價查估改進方向及整體發展 地政資訊的目標與策略。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就各章節所研討的主題作一摘要，並陳示研究結果及未來研究 的向；同時提出幾點建議，以期本研究成果能儘速規劃實施。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 「前條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 以上即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承認之變更起訴法條制度，在法國法上稱之為罪名調整（requalification），此一制度之由來，由本土教科書的閱讀得知係基於採納職權主義之故 ，這樣的理解持續到進入法文文獻的閱讀之後，作者對這句話突然顯的不知所措，因為「什麼是職權主義？」，在法國當代通用的知名刑事程序法的教科書中 ，對於訴訟架構，也只有談到糾問制（inquisitoire）與控訴制（accusatoire），並沒有提到職權主義，那變更起訴法條為什麼可以跟職權主義扯上關連，而職權主義又是什麼？這個疑惑一直到我閱讀到了司法職責區分原則（第一章、基礎認知），我才恍然大悟，變更起訴法條涉及的是罪名的調整與適用，而這是審判（jugement）的核心功能，在司法職責區分（principe de la séparation des fonctions judiciaires）之下，他被賦予給法官（偵查（instruction）與起訴（poursuite）在我國被賦予給檢察官，在法國偵查則另外交由偵查法官為之），由法官對於檢察官起訴之事實進行審理並恢復他們真正的罪名，罪名調整制度便成為審判程序之必然，因為只要有審判制度，法官就有適用法律之職責，就會有變更起訴法條之可能，除非將起訴罪名認定為訴訟標的，則此時罪名之調整所涉及的就是訴訟標的之變更，這項任務不歸屬法官，而繫之於當事人。 回到變更起訴法條，之前提到，在司法職責區分之下，法官肩負著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即審判）之任務，首先，就事實認定而言，法官會為起訴的事實（in rem）所束縛，這是一項重要的程序規則，這項規則這樣說道，當案件一經合法起訴到法院，產生合法訴訟繫屬之後，經檢察官擇為訴訟客體的犯罪事實，會對法院產生拘束力，亦即法官不可以認定起訴書中所無之事實，這就是起訴的事實效力（或稱對事效力），發生於案件合法繫屬於法院之後，所謂的合法繫屬指的就是訴之提起，訴之提起方式（或言繫屬模式）在我國主要有公訴與自訴兩種，法國法除自訴外，在公訴中則存在有直接傳票（citation directe）、移送處分（ordonnance ou arrêt de renvoi）、立即出庭（comparution immédiate）與自願出庭（comparution volontaire）等四種方式（第二章、起訴之模式與效力）。 其次，就法律之適用而言，在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e de légalité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的要求下，欲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法官就必須查核起訴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要件該當，同意檢察官之法律見解固毋論，然若法官（變更主體）在審判過程中認為罪名之適用有所偏差時，對於科刑或免刑判決（變更需限於科刑或免刑判決？），法官就必須為起訴法條之變更，而由於受到起訴的事實效力所拘束，這項罪名調整之權限則必須侷限在事實同一性的範圍內（事實同一性），亦即新罪名的適用不可以包含有檢察官起訴書所未指出之事實，該如何認定，法國學說實務對此顯的異常平靜，作者在法條變更方面沒有看到關於同一性認定的相關討論，相反的，我國學說在此方面則發展得相當蓬勃，但仍不脫基本事實同一說與法律事實同一說之分野。（第三章、刑事訴訟法第三百條之要件） 二００二年春天，作者利用到Poitiers大學學習法文之便，順便就近向在當代法國刑事法方面頗負盛名的Jean PRADEL教授請教關於告知義務之看法，當時作者詢問了教授，如果法官忘記告知在法國法應當如何處理，教授一副不以為然的表情，一度讓作者誤以為法國法在這方面的進步，慢慢的，作者方瞭解到，原來傳統上，法國實務界一直皆認為同一性是變更起訴法條的唯一要件 ，這項看法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九年歐洲人權法庭對法國關於輕罪（délit et contravention）的刑事程序所做成的一項判決才明顯改變，根據此號判決的見解（此亦為歐洲人權法庭向來的觀點），法官罪名調整之權利，在公正程序的要求下，應當與被告的防禦權結合以觀，亦即為保障被告在訴訟上知的權利以及辯駁權（contradiction），以便其能適切實施訴訟上防禦，法官在審理過程中，一旦心證有所變化時，必須踐行告知，適時傳遞予被告訴訟上之變化，且待被告就新罪名有所表示之後，方能為罪名之調整，此舉使得近年來法國最高法院在對關於罪名調整之判決為廢棄（cassation）審查時，見解明顯轉向歐洲人權法院；而在我國法方面，則有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設，綜觀近年來我國最高法院所表示之見解，實務對於該規定的具體操作，愈見重視被告在訴訟上之防禦權，與歐洲人權法院之作法有漸趨一致之態勢（第四章、刑事訴訟法第九五條第一款之要件）。

海報原是屬於藝術性的創作品，然而在蘇聯將其與政治相結合發展成政治宣傳海報，因此其特性是既屬藝術又屬政治。在西方電影中，時常可看到將政治宣傳海報當成藝術品掛於牆上，例如在電影《恐懼的總和》(«The Sum of All Fears»)中，主角是一名蘇聯歷史學家，其辦公室的牆上就掛著一幅由摩爾(Д. С. Моор, 1883-1946)所畫的《五月一日─勞動節》(«1 Мая Праздник Труда», 1920, 圖3-3-13)海報，電影畫面所欲呈現的意涵一方面是作為裝飾品，另一方面則是象徵著蘇聯。在2003年筆者曾到過聖彼得堡及莫斯科，當地所有書店皆將過去蘇聯時期所發行的政治宣傳海報重新印製，作為海報、書冊、明信片等予以販售，足見其對俄國而言，是珍藏品，亦是代表俄國的紀念品。 一個以專制統治為主，並對所有傳媒嚴加控管的國家，竟能發展出如此特殊又美麗的海報藝術，實是令人玩味。蘇聯政治宣傳海報給予人的第一印象是用色強烈、主題鮮明、並流露出鼓舞士氣的愛國情操，此外亦會出現如同連環漫畫般具故事性的內容，海報中的人物角色除了號召群眾的英雄人物，也有諷刺敵人的戲謔角色。如此兼具著藝術與政治之雙重性的海報，想必無論是政黨領導者或是繪製海報的藝術家，於俄共建立初皆是無法預料得到其能嶄露頭角，進而成為國家重要的宣傳媒介。所以，對於政治宣傳海報於蘇聯時期的發展也就令人十分好奇，同時其引人矚目的藝術宣傳手法也相當值得深究。 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的俄共不論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皆處於混亂之中，但是政治宣傳海報卻絲毫不受影響的開始茁壯成長，反而似乎因破碎國家的局勢激起了海報畫家創作的靈感，大量的作品自十月革命後便不斷湧現。因此，由這些海報作品中除了可以欣賞畫家的繪畫手法、感受海報內容所流露的情感外，同時從這些政治宣傳海報中也能勾勒出當時的歷史背景及時代意涵。因此若要解讀十月革命後由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Ленин), 1870-1924)所統治的蘇共歷史，亦應能透過海報的內容來理解，而這也唯有結合了政治與藝術於一體的政治宣傳海報才能達到此目的。

我國加入WTO後，保險市場加速開放，保險行銷亦走向多元化，而保險經紀人屬於保險行銷之一環，因此如何健全保險經紀市場以維護保險業之正常運作，並兼顧消費者權益，實係監理機關之一大課題。 2004年10月14日，美國紐約州檢察官史匹哲（Eliot Spitzer）正式起訴國際保險經紀人，此起訴案為保險經紀業界投入震撼彈，引發保險經紀人之利益衝突等問題。而我國亦隨之檢討保險經紀人於保險交易中，雙重代理及保單條件與再保條件不一致之問題。因此如何避免保險經紀人之利益衝突，並尋求解決之道，無疑係現階段各國監理機關之重要課題。 而本文以「論保險經紀人之自律規範與法令遵循」為題，嘗試先就保險經紀人之利益衝突之態樣、國內外案例及解決方法做一探討；其次再就美國、歐洲、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及國際保險監理官協會等之法令遵循計畫做介紹，嘗試為我國保險經紀人之法令遵循制度勾勒完整之藍圖；再其次針對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保險監理官協會、紐約州之保險經紀人自律規範為介紹，引導出我國保險經紀人自律規範之立法走向；最後做一評析與建議。 / Since the entrance into WTO, the market of insurance is opened speedily and the marketing of insurance also trends to diversify in Taiwan. To be a part of insurance marketing,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regulatory to enhance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of insurance brokers regularly and protect the rights of consumers. In 14 Oct,2004,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Spitzer filed a civil suit in State Supreme Court in Manhattan, bringing charges of fraud and antitrust violations against leading insurance broker Marsh & McLennan Cos. (MMC). This case shocked the industry of insurance brokers and emerged the scandal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refore the fierce debate on dual brokerage and difference in condi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surance mediation was going on in Taiwan. So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the regulatory all over the world right now is to avoid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of insurance brokers and solve it . The main theme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Code Of Conduct And Legal Compliance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forms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Taiwan and overseas are addressed and the solutions are suggested. Second, some models of the legal compliance are examined, including U.S., Europ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And the structure of legal compliance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Taiwan is established. Third, the codes of conduct of insurance brokers abroad, ex: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of U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and the Insurance Department of New York State are introduced. Then the guidance of code of conduct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Taiwan is proposed. As poss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reform of insurance brokers in Taiwan, some conclusive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are submitted in the final place.

我國銀行業最常見的作業風險事件多集中於少數幾項類型：內部詐欺；外部詐欺；客戶、產品與營業行為；運送與作業流程之管理。從銀行業的角度來看，各項法條的意義雖很重要，實務上如何執行才能滿足新法規的要求以減降作業風險才是銀行管理人員最關心的事項。本研究針對幾項銀行在推動作業風險管理體制過程中主要面對的挑戰，從新巴賽爾資本協定中作業風險的角度，試圖分析並且提出因應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新版個人資料保護法後作業風險管理的建議，包括落實作業風險的管理工具與運作模式進行探討。具體目的包括探討目前台灣銀行業作業風險所面臨的法規挑戰、探討台灣銀行業如何落實作業風險管理、並提出結論與建議以提供台灣銀行業者後續經營的參考。

垃圾是人類利用大自然，維繫生存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固體廢棄物，近年來台灣地區 經濟快速成長，國民生活水準提高，造成了大量生產與大量消費的社會，人口集中都 市以及高度工業化，使得台灣地區固體廢棄物不僅在量的方面大幅度增加，且在質的 方面亦較以往為複雜，因此固體廢棄物處理已由以往的病媒問題轉變成公害問題。 自七十一年五月中旬以來，台灣地區曾發生多起民眾反對固體廢棄物處理事件，甚至 演變成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因此近幾年來，政府乃陸續對行政體制、經費、法規 、計畫等做了一連串的改進，此種改進使得固體廢棄物處理從過去比較偏重技術層面 ，轉變成比較傾向整個的考慮，本文即是從行政機構與管理法規的面向，對台灣省固 體廢棄物處理作一分析，全文一冊共分六章，約七萬餘言，各章要點如下： 第一章緒論，簡述台灣地區固體廢棄物處理現況與本文研究動機、方法與範圍。 第二章台灣省固體廢棄物處理之法令依據，旨在探討台灣省固體廢棄物處理各時期之 法令依據與制度沿革。 第三章台灣省固體廢棄物處理機構之組織體系，計分五節，首先述明台灣省固體廢棄 物處理機構之組織體系，再就此一體系中個別機構按其組織功能與職掌之不同分別加 以敘述。 第四章台灣省固體廢棄物處理機構之人力運用與人員管理，主要在探究固體廢棄物處 理的最基層單位－－清潔管理所與清潔隊之人力運用與人事管理制度。 第五章組織理論與人事管理原則之運用，旨在提出有關理論與原則以作為來討與改進 現況的依據。 第六章結論－－檢討與改進，分別就前述各章主要內容，對台灣省固體廢棄物之處理 加以分析檢討，並指出缺失及改進之道。

第一章敘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問卷設計、問卷對象、研究 限制及論文結構。 第二章說明會計原則發展之特性應考慮因素、會計原則發展成敗因素及我國發展會計 原則之需求與歷程。 第三章探討租稅法令、公司法、商業會計法、證管會及會計師財務簽證對我國會計原 則發展環境之影響。 第四章敘述英美法西德澳加等國會計原則發展情形，供作我國會計原則發展模式之參 考借鏡。 第五章探討會計原則發展途徑，討論我國會計原則發展應由何人、如何發展等程序及 技術性問題。 第六章提出總結論及建議事項。

在金融市場國際化之趨勢下，各國金融交易參與者極可能受到跨國破產事件的影響。同時，受到金融創新潮流的驅使，非傳統金融工具的商業活動亦構成金融市場重要環節之一，從而探討破產法制對於非傳統金融交易契約之處理方式，實有其重要性。本文以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市場以及所選取案例為中心，探討跨國破產事件相關議題，包括破產法制對於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所給予的特殊規定（或在破產法制下承認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之效力，以下均統稱為「破產法特殊規定」），以及相關跨國破產事件之可能處理模式或合作途徑。 本文以國內外學術文獻、法院見解之整理為基礎，進行法學分析，並輔以金融實務觀點進行研究，於各相關部分同時探討我國法制。本文分為七章，內容簡介如後。 首先，於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方法與架構，同時也限定研究範圍。又因跨國破產事件具多樣性與複雜性，為使本文討論範圍明確與聚焦，故於第二章先行提出具體跨國破產事件之美國與英國案例及其爭議問題，並以其做為本文探討中心與範圍，探討內容即包含破產法制涉及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之規範實體面議題，以及跨國破產事件處理方式之程序面議題。後續章節將陸續探討上開問題。 第三章簡介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以及說明其常見契約結構、相關法律問題。本章同時介紹「單一主契約模式」與「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之概念，學者及實務工作者有謂上開契約條款之功能，包含避免於破產程序中破產管理人選擇性履行或拒絕契約、降低交易對手信用風險、提升未違約方之再避險可能性、減少銀行業之資本計提成本、降低系統性風險等，而其中最具爭議性的降低系統性風險功能，也是目前全球多國破產法制承認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具有效性的重要理由之一。本章著重於顯示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之當事人約定事項與破產法制間之關聯性，此屬於破產法制之規範實體面議題，以便於次一章接續介紹外國破產法制之相關具體內容。本章內容與後續各章均有密切關聯，故有說明之必要。 第四章先說明破產法制之一般原則，再分別於美國、英國、歐盟、日本、以及我國法制下，觀察破產法制對於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之例外規定（或在破產法制下承認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之效力），著重於說明破產法制立法或承認「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效力之現況，並參考外國文獻探討其立法理由是否具有充足正當性，以及其規定是否有修訂或調整之必要。相對於第三章彙整學說及實務觀點以說明「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之功能，本章則援引外國文獻對破產法制立法或承認「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效力之批評，並做出該條款效力於破產法制中至少應調整為受有一定限制之結論，也就是訂有交易提前終止權之暫時凍結期間、於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清理程序中適用股東與債權人共同承擔損失機制、交易雙方善意無偏頗等，以及在我國法制下亦宜採取同等看法。本章最後分析本文第二章案例在破產法制下之實體面問題，同時也藉此試行探討「提前終止與淨額結算條款」在破產法制下的效力範圍以及第二章案例合成型債務抵押債券交易中有關「序位轉換條款」之效力爭議。本文認為美國破產法院、英國法院係分別各自依其破產法制與公共政策對「序位轉換條款」做出效力判斷，各具實體理由；以及「序位轉換條款」在我國法制下應屬有效。 第五章在本論文題旨範圍內，先說明2007年-2009年金融危機後，二十國集團（G20）所提出的國際性指導建議，之後擇要介紹美國與歐盟依循上開建議，對於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市場所採行的金融改革法規，包含（但不限於）交易執行平台、集中清算、交易資料之申報、對未集中清算交易加強徵提擔保品等管理措施；此外，在跨國交易監理層面上，簡要介紹替代遵循之概念。本章並說明以上規範與跨國破產事件之關係。本章在整體研究架構上的功能有二，一方面是做為第四章破產法規範實體面議題與第六章跨國破產法制程序面議題之連結，也就是觀察美國及歐盟金融改革法令對第四章所述破產法特殊規定之影響，以及金融改革法案所對應第六章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之實務發展趨勢以及特殊清理架構下之相關規定。另一方面，相對於第六章係探討發生跨國破產事件時之程序處理模式，第五章則是從破產事件發生前之前階段觀察，藉由事前建構市場監理措施及規劃，以期促進跨國破產事件發生時之處理效能。 第六章探討跨國破產事件處理方式之程序面議題。先敘明跨國破產立法所採行的基礎原則理論，包含普及原則、屬地原則、修正式普及原則、現代化屬地原則；同時簡要介紹相關跨國破產法制。繼而說明金融穩定理事會 （FSB）相關建議，以及觀察近期國際金融實務發展。之後，綜結第四章至第六章之內容，按跨國破產事件之實體面議題與程序面議題，對於涉及店頭衍生性金融交易之跨國破產事件，說明本文在相關立法論或處理合作模式層面上所採取之立場。最末，分析本文第二章案例之程序處理問題。 最後，第七章就本論文探討範圍以及第二章所提出之問題，進行總結論，並試行對我國金融市場參與者提出相關建議。 / Abstract Due to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t is hard for market participants to avoid the impact arises from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With the trend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non-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ruments become an important role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t’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treatment of these instruments under insolvency law systems. This thesis discusses specific legal issues with regard to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in over-the-counter (OTC) derivatives financial markets with focus on the relevant cases selected, including the special treatment of OTC derivatives under insolvency law systems and the potential procedures or coordinate ways to deal with the cases. Based on and reference to research of academic papers and court decisions, this thesis discusses issues through legal analysis supplemented with views of financial practice. The relevant parts are also discussed under Taiwan’s law system. This thesis proceeds in 7 chapters briefly described as follows. Chapter 1 explains the objective, purpose, and fundamental structure together with the method used of this thesis. Assumptions and Confines of this thesis are also described in this chapter. Given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Chapter 2 attempts to present actual cases for discussion in order to providing the scope and focuses of this thesis. Key finding of the presented cases includes substantive legal issues of insolvency laws applied to OTC derivatives transactions and procedural legal issues of dealing with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Matters aforementioned will be addressed in further chapters. Chapter 3 describes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OTC derivatives and the legal elements of participants’ transaction contracts in market practice. This chapter also describes the concepts of “the single agreement approach” and “close-out netting provisions”. As academic opinions and practical views mentioned, close-out netting provisions encompass the functions of eliminating the risk of “cherry-picking” by a liquidator in the insolvency proceeding, minimizing 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by calculating exposures on a net basis, promoting the possibility of re-hedging transactions, applying lower capital requirements by regulators to refer to netted transactions for bank industry, and reducing systemic risk in the financial system. Insolvency law systems which allow the effectiveness of close-out netting provisions heavily rationalize the legislation as being founded on preventing the threat of systemic risk. While some academic papers argue that the ration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reducing systemic risk is unconvincing or unnecessary for reasons. Chapter 3 primarily concern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OTC derivatives contracts and insolvency law systems, in the dimension of substantive legal issues. What addressed in this chapter is high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sequent chapters. Chapter 4 describes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insolvency laws at first, and then observes the exclusions of OTC derivatives transactions under insolvency law systems of U.S., UK, EU, Japan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focusing on issues respecting of validity and enforceability of close-out netting provisions. Compared with Chapter 3 which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of close-out netting stated by advocators, this chapter illustrates challenges or arguments posed by academic papers with different views. Reference to the relevant academic opinions, this thesis consider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close-out netting provisions shall, at least, be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to a reasonable extent, such as temporary stays on early termination rights as well as on enforcement rights of security interests, application of the bail-in tool in SIFIs’ resolution procedures, and each party’s good faith. The aforesaid views are also proposed to be referenced by Taiwan’s law regime in the future. In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it analyzes the cases presented in Chapter 2 within the scope of substantive issues of insolvency laws, and concludes that both U.S. bankruptcy court’s ruling and UK courts’ decisions on the flip clause embedded in CDO instruments are correct respectively pursuant to their own insolvency laws and public policies. In addition, this thesis is in the opinion that the flip clause shall be effective under Taiwan’s current insolvency law system. Chapter 5 will first describe the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suggested by G20 after 2007-2009 financial crisis. It will then go on to introduce the financial regulatory reforms adopted by U.S. and EU following G20’s guidelines, including the mandatory requirements for trading on the regulated platforms, clearing through a central counterparty (CCP), reporting to a trade repository (TR), and exchanging margins for non-centrally cleared OTC derivative transactions. Besides, the concept of substituted compliance is briefly explained herein for implement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s to cross-border activities. Chapter 5 also observ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foresaid regulatory reforms and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Under the structure of this thesis, substantive legal issues in Chapter 4 and procedural legal issues in Chapter 6 are bridged by Chapter 5. While Chapter 6 emphasizes on ex post measures to handle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this Chapter 5 considers ex ante measures that monitor and supervise OTC derivatives markets and that also have been expected to promote ex post measures in case. Chapter 6 addresses the procedural aspects while dealing with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ases. First,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for cross-border insolvency law are explained, including universality, territoriality, modified universality and modern territoriality. It herein also introduces legislative regimes in relation to 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and some jurisdictions’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laws. Second, it turns to suggestions made by FSB. Third,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n market practice is observed. Then, section 4 of this Chapter proposes framework of regulatory aspects and cooperation arrangements to process cross-border insolvency events, comprehensively in the substantive and the procedural dimensions. Lastly, it analyzes the cases presented in Chapter 2 within the scope of procedural issues of insolvency laws. Chapter 7 summaries conclusions on this thesis and on issues raised in Chapter 2. This final Chapter also tries to provide suggestions to our financial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aiwan.

每逢企業舞弊違法事件發生時，強化內部控制制度及改善公司治理常被認為是有效解方。現今，舉凡美國、日本及我國等國家，內部控制制度均已以不同程度之要求納入資本市場之監理法制中。 我國自1986年起即逐步推動企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於2002年予以法制化，使其具有行政、刑事、民事法律效果，且應用於上市（櫃）審查、增資案審核，並納入金管會「強化公司治理藍圖」進行推廣。在實施成果上，主管機關透過法令制訂、行政檢查、會計師審查、常見缺失宣導、行政裁罰等手段，成就出企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之形式完備率非常高。然而在實質成效上，因為政府之強力推動多過企業的自發性認同，使得企業多抱持應付心態，而吝於配置資源於此。另法制設計對主動自行揭露內控缺失者，又有後續追蹤查核或影響增資審查之不利益，從而降低企業認真執行及自願揭露內控缺失之意願。故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揭露之內控缺失存有黑數，法院亦罕見相關判決來維護市場秩序。 我國內部控制法制係全盤繼受美國COSO Report，其適當性容有探討空間；現行證券交易法中對於內部控制制度之部分罰則法條的適切性，得再檢討；對於法條競合，亦有待更多法院判決來統一見解。關於內控重大缺失之揭露，採用重大訊息之即時公告，應比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之年度揭露，更有助於資訊透明度。另為抑止弊端或為政府新政策增添配套管理措施，主管機關不斷地增訂內部控制制度規範或擴張其範疇，此雖有相當功效，但部分事項也產生逾越法律授權範圍或行政裁量是否恰當之爭議。內部控制制度除硬性法規命令之強制推動外，軟性輔導企業內化至其日常作業中，應更能輔佐立法意旨之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