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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須應用心理學知識及研究方法，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此為不爭之論。然今日我國各級學校實際教育工作中，鮮有從事教育研究者，此又眾所公認之事實。推究其原因，固然受升學主義之影響、及教員待遇過菲薄；然而我們目前經過標準化之測驗寥寥無幾，實施手續又極繁複，致被認為各種測驗之應用及各項教育研究之進行，非專家不能擔任。因此教育研究屬於專家的工作；各級學校的教師憑經驗教學，互不關連。 許多標準的測驗，固然手續繁複，非專家不能實施，然即此認為中小學教師無法進行有益的研究，不免因噎廢食，故筆者不揣淺陋，用較簡單方法，研究教育實際問題。又因群性的培養，為我國向所缺乏，而今日民主社會中群性訓練又極重要，我國教育對學生群性之培養，刻不容緩，是以筆者決定用社會測量法（sociometry），研究兒童的社會關係。 本文共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一般心理學理論，說明影響兒童社會關係之因素，共五章。第二部分報告調查研究本省兒童社會關係的結果，並提出對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的建議，共六章。全文謬誤之處諒必不少，尚請各專家多予匡正。 本研究得力於指導教授胡秉正教授、劉所長白如先生、程法泌教授、黃堅厚教授、路君約教授等恩師之諄諄教誨，及垂楊國校、成功國校、和平國校、銘傳國校、政大實小等各校校長、教導和老師們鼎力協助，謹此一并敬致謝忱。

在中國國家社會關係變遷趨勢的三個重要焦點是NGO的發展、社會抗爭力量的出現，以及國際行動者在中國社會事務中的角色；而在愛滋NGO的發展過程中，提供了同時觀察這三種相關現象的機會。在議題範疇的視野下，本文聚焦於以華北愛滋問題作為共同關注焦點而類型各異的NGO，討論來自跨國、全國與地方三種空間層次的組織的互動與連結，以及愛滋NGO的活動對於既有國家社會的互動模式形成何種衝擊。 在理論觀點上，本文從「組織場域」的角度出發，援引組織制度論提供的多層次分析策略，以便同時在社會系統、組織場域與組織行動者三個層次觀察愛滋NGO的發展動力與演進軌跡。此外，本文進一步針對研究現象的性質提出「跨界組織場域」與「場域層次的社會自主性」兩項概念，以便具體說明全球在地化的制度擴散歷程，以及此一過程如何可能推動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在經驗分析中，本文指出在華北愛滋問題的範疇中出現的NGO，已經在跨國、全國與地方三種空間層次間形成制度化的跨界組織場域，而此一跨界場域的型構、運作與影響，形成了國家力量未能充分掌控的社會活動空間，並且在提升愛滋NGO組織化程度的同時，也使其呈現出「社會運動產業」的性質。 / The rising of NGO, social resist, and Foreign actors involved in domestic affairs are new dynamics in the transition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 in china. All these three trends can be observed in AIDS NGO. In the view of issue domain, this dissert study variety of NGO which act at transnational,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 and involve in AIDS governance related to Henan and other adjoin province, where HIV/AIDS diffused in former blood donors. And, this dissert focus on how these NGOs interact, connect and how they change the giver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that state sets to limit social forces. Institution theory about organizational field offer rice theoretic tools and analysis strategies to understand the loci and effects of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AIDS NGOs. Beyond organizational field theory, this dissert develop two concepts to explain related phenomenons: “trans-border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autonomy of field constructing” In experience, this dissert point out an institutional field which members include IO, INGO and rural organization have emerg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effect of this trans-border organizational field not only promote NGO’s ability to work without state admit, but make their collective action appear the character of “social movement industry”. Key word: state-society relation, golcalization, HIV/AIDS, NGO, organizational field

原住民部落重建是一個漫長的調適、妥協與合作的過程，除了外在政治社會經濟環境的侷限外，原住民本身的知識與能力不足、部落不夠團結、部落組織動員不佳、政策制訂者及執行者對原住民部落環境及文化脈絡的不熟悉、其與部落的溝通不良、外來團隊過於強勢的主導等都是部落重建所面臨的層層阻礙與困難。九二一震災的發生，造成部落原有之社會聯繫與互動模式的毀壞與解組，因而也導致部落內部關係及與外部群體關係型態的變遷。潭南在經歷了與外來團隊間參雜合作、競爭、衝突的災後重建歷程之後，部落本身也應該有所自覺與行動，並非一味地依賴政府單位及外來團隊，在經歷過許多挫敗與成功後，能自己尋找出適合部落重建與發展的方向與途徑。筆者便以「合作、競爭與衝突：潭南的災後重建與社會關係」為論文主題，進行相關之研究與分析。第一章是本論文之相關研究回顧，依據所收集之文獻資料並針對本論文研究之主題，筆者擬分為本論文主要探討之合作、競爭與衝突三種社會關係的相關研究與理論、災害相關研究、災後社區重建與原住民災區重建、原住民部落發展與社區總體營造、布農族社會文化相關研究等五方面來進行討論。第二章則是研究地點－潭南村的各種基礎資料與重建過程的敘述。 第三、四章分別論述潭南村在重建過程中內部社會關係與群體互動，及各外來重建團隊在重建過程中的實際運作，及與潭南當地居民的互動關係。第五章則立基於前二章的論述基礎，將潭南災後重建過程中所展現之社會關係概略性地區分為「合作」、「競爭」與「衝突」三個主要型態，以進行更深入、更全面性之分析與探討，以期能對潭南村在災後重建過程中複雜之關係行為及現象提出適當的詮釋與析論。 筆者經由本論文的研究與分析，及2年多來在潭南進行實際參與觀察之經驗，在此特針對潭南部落未來的重建與發展，提出以下三點建議：一、人類學觀點涉入的必要性；二、部落草根性組織與中介、整合機制的建立與發展；三、其他災區原住民部落重建的經驗學習與分享。此三點建議不僅只適用於潭南部落，更可將之擴大並應用至所有的災區原住民部落，希望能提供部落/行動者在行動時可依循的一個理念與原則。

如何將網際網路與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作一連繫，在過去已有許多人作過討論，本文試著由認識論的角度，就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做一審思。在立論上，本文需處理兩個轉折，首先，市民社會理論由來自西方文明，如何將其適用到中國社會，就得面臨第一個轉折；其次，網際網路是一個虛擬載體，如何與市民社會這一依託於現實社會的實體空間做連結，又需經過第二個轉折。 本文的處理方式，是首先檢視西方市民社會理論的發展歷程，抽繹其中的判別標準，再以此分析大陸市民社會的發展程度。為顧及理論與現實的配合，本文兼採歷史—結構研究途徑，使大陸市民社會理論在宏觀的歷史視野下，能經由國家與社會關係、公共領域、認同等三個切入點，完成第一個轉折。接著在以此三個切入點結合網際網路的特性，理解大陸市民社會理論與虛擬空間的適應性，並探究市民社會是否能在虛擬載體中尋得另一發展空間，以完成論文的第二個轉折。 網際網路雖然提供了大陸市民社會一自主、多元的場域，但網際網路的溝通邏輯卻非市民社會的層級結構所能涵蓋，即便因此擺脫了共黨權威的約束，也不能遽以認為大陸市民社會將獲得發展的契機，本文的重心雖放在大陸市民社會理論，但相信對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也同樣具有啟發的意義。

隨著中共政權對社會控制的放鬆，中國大陸的宗教現正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勃興時期，原本在文革時期被迫害的宗教活動日益繁榮起來。但是中共雖已放棄消滅宗教的激進路線，卻還是透過所謂「愛國宗教團體」掌握著對中國各種宗教的控制。但因為與羅馬教廷之間的關係，使中國大陸天主教所面臨的局面比其他的宗教更為特殊。針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特殊之處境，本論文欲探討問題如下：中共的宗教政策與天主教政策在改革開放前後有何不同？中國大陸天主教的發展在目前面臨什麼樣的困境與挑戰？中共、梵蒂岡、官方教會與非官方教會四者的互動對中國大陸天主教發展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探討消費者在初進入陌生環境，不具備決策所需的相關資訊時，口耳相傳資訊的搜尋行為在消費者決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口耳相傳資訊在最終決策時發揮有效性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以選課決策、參加社團選擇決策、學校附近飲料購買地點選擇決策等消費者會展現出不同涉入程度的三類決策為實驗標的，並以較不具備環境知識的大學新鮮人為受測對象，以實驗方法來探討涉入程度不同的決策類型與口耳相傳資訊搜尋行為、社會關係強度之關聯。 由實證結果可知，消費者在進行涉入程度較高的決策類型時，對於口耳相傳資訊的搜尋將愈趨積極，並愈傾向於向與本身具有較強社會關係的口耳相傳資訊提供者探詢意見。此外，當消費者對於口耳相傳資訊的搜尋愈趨主動時，也會愈傾向於向與本身具有較強社會關係的口耳相傳資訊提供者探詢意見，且由口耳相傳資訊搜尋活動中所獲致的助益也愈高。 在消費者個人的特質方面，本研究引入消費者國籍此一變數，受限於樣本的數目，本研究對於國籍議題所作成的初步結論為：來自不同國家的消費者，當其面對涉入程度不同的決策類型時，其對口耳相傳資訊的搜尋數量是有所差異的。

本文主要論述在於透過歷史的鋪陳來指出社會演化的動力，並非完全是由於市場的力量所促成的，當然這並非否定市場在工業資本主義之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生活在今日資本主義的社會，日常的生活完全無法脫離市場的控制，似乎誤認市場力量是主導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然而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演化過程中，可以發現市場的形成其實是透過人為的因素而形成（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者號稱自律性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前商品化時期作為生活總體的生產與再生產樣式，也由於勞動力的商品化而漸漸被區分為公、私領域的劃分。的確市場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更重於往昔，可是從先進工業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來看，只是國家對於市場控制程度大小改變的循環罷了，從來就沒有脫離控制的範圍--「自律性市場」根本不存在。經濟學者認為經濟發展就是景氣、蕭條、復甦等階段的不斷循環，市場會自動地調節，從歷史的資料中卻可明確地發現，國家的干預也隨著這種循環發展而不斷地縮小和擴大著干預規制的政策。在工業資本主義「牟利」的法則運作下，資本所追尋的就是「獲利率」，不斷地透過任何方式來膨脹擴大自身的價值，這種過程是透過生產、消費與在生產之間的相互流通來達成，光靠市場的力量事無法達成的，必須配合著國家和家戶單位等外部制度的配合才能達成，也就是工業資本必須透過與社會安全制度、父權主義的相互配合，才能使得生產樣式能夠順利的運行而使工業資本主義更加發達成熟。因為工業資本主義並無法製造出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其必須透過家庭來作為勞動力在生產的單位，國家此時扮演重要的規制角色（透過社會政策）。為了打通商品的通路，必須增加消費者的購買能力或者避免大量的生產過剩（銷毀生產資料）。然而資本運行的邏輯是不斷地剝削工資以作為資本的繼續在生產的基礎，各國社會安全制度的出現也就是作為一種「社會薪資」的形式來彌補工作薪資的不足以增進消費能力，維持家戶單位的再生產機制（其補助對象往往是以家戶單位的形式進行），工業資本主義在家庭之外創造了工作薪資，並且需要女性在家內從事再生產的勞動以培育工業資本主義系統所需要的未來勞動者和現役勞動者的再生產。其是透過透過集體、個體的消費和再生產的保護，以維持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的機制能夠正常運行。然而社會薪資的來源是來自稅收，這意味著勞動力成本的變相提昇，往往又制約了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在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有可能會造成產業資本的外移（往低勞動成本、環境政策不受限制），對於一國的經濟發展會有較不利的影響，國家整體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要不是對國內產業進行轉型，以適應另一波的經濟發展潮流，要不然就是對於經濟發展政策有所妥協讓步，然而這是似乎是對於國家機器資本積累和合法性之間的重大考驗，而這也正是生產與再生產樣式之間產生矛盾的危機所在。 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的確為人類的社會帶來了許多便利之處：如生活品質的提昇、科技的進步、交通的發達...，可是在此前提之下，相對犧牲的是包括勞動力、土地、貨幣....等都被工業資本主義商品化了。再利潤極大化的追逐之下，造成勞動力的壓榨、環境的破壞，貨幣資本如同惡鬼遊魂以最迅速的身影往利潤之處到流竄....，人、土地、貨幣不再是原本的意義形式，完全被物化，而轉變為追求利潤工具的形式而存在，徹徹底底地被市場的力量所扭曲。 這種商品化的形式擴大了貧富差距、增加了從屬勞動者維生的壓力，甚至對於孕育萬物生存的環境系統業產生了相當的破壞，這種對於勞動力（來自於家計單位）、生產資料（來自於自然）的不斷吸取，就好像永遠無法滿足的巨靈為的就是剩餘價值的剝削機制，那裡可獲利那裡就有它的存在（準備投胎吸取利潤），實質的經濟體制也如同孩童的玩具般被其把弄再手中。 隨著全球化經濟發展、電訊的快速傳遞等機制加速了資本的流動，這種資本的增值只會更加加深對於勞動價值的剝削，資本的競爭賽只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非資本擁有者地區（往往是資本主義發展位於半邊陲或邊陲地區的國家）的競爭角力、某地區的金融風暴危機的產生－－透露出生產過剩（也就是消費不足）的訊息，這也會挑戰福利國家對於人民的承諾。 　　然而福利國家的出現不僅只是作為經濟的功能而存在，其可以說是國家作為調節生產和再生產樣式之間平衡的機制，其更是國家對於人民政治和道德上的承諾，也將是影響未來社會演變的重要社會機制。再強調商品競爭的全球化經濟環境中，似乎正在考驗著不同福利體制國家在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承諾上之間的權衡，而這也正是社會和市場兩種力量不斷辯證的過程。期待的是一個進步、去商品化的社會，到時人與自然將不再被扭曲。

本文以2008年汶川地震與2013年雅安地震為例，探究中國大陸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遷，一方面，剖析政府如何建立救災體系及管理社會組織，另一方面，剖析社會組織如何以聯合行動投入災難救援。學理層面，以「統合主義」與「資源動員理論」為基礎；實務層面，汶川地震救災時期選取「NGO四川救災聯合辦公室」、「四川512民間救助服務中心」為研究案例，雅安地震救災時期選取「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四川尚明公益發展研究中心」與「NGO備災中心」為研究案例，透過比較研究方式，探討國家結構與社會行動間的轉變。本文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組織類型除「官辦組織」（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GONGO）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外，存在另一社會組織類型領導及處理合法性與聯合性問題，即本文自行界定的「社會聚合型組織」（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SCNGO），期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 /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from Wenchuan earthquake to Yaan earthquake in China. On the one hand, it analyses the government how to build disaster rescue system and manage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t analyses social organization s how to rescue by collective action. The basis of theory is Corporatism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The case study of Wenchuan earthquake is NGO Sichuan Relief Joint Office and Sichuan 512 NGO Services Center. The case study of Yaan earthquake is One Foundation, Sichuan Shang Ming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and NGO Disaster Preparedness Center.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it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tructures and social action. The type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s Government 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GONGO)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is another type of NGO that deal with organizational legal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it names “Society Congrega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CNGO). ” It wan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本文旨在討論地方黨政機構對當地社會組織的治理動機及治理行為，以「統合主義」結合「國家能力」作為理論工具，觀察中國現階段地方黨政機構與社會組織互動的實質情況。本文認為，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目前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大架構下，地方黨政機構及官員在對經濟性中介組織進行治理時，其主要理性來自於「幹部責任制」 ，官員為確保自身政治前途，而會極力設法達到上級政府訂定的經濟指標──如「經濟增長」及「財政收入」──因而會產生「增強治理能力」和「延伸治理邊界」兩種動機，對合乎其要求的社會組織進行選擇性的治理行動，即「組織改造」或「組織創造」。文本同時提出，在地方層級，「黨」與「政府」的角色有所分化，地方政府會基於「增強治理能力」的動機，選擇是否創造一個社會組織；而地方黨組織則會基於「延伸治理邊界」的動機，決定是否將已存在的社會組織納入管制範圍，其前者是經濟性的動機，而後者則是政治性的動機，二者分別決定了政府部門與黨組織的行動方式。至於受到選擇的社會組織，因處於國家統合主義的制度環境下，通常會與政府合作作為交換利益的方式，而雙方互動的方式則是以社會資本為媒介進行的組織資源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