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端運算的概念是Google執行長Eric Schmidt於2007年所提出，目前並無一個統一的說法。一般認為，雲端運算服務是藉由網路連線從遠端取得服務的資訊服務型態。在本地端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可透過網路取得遠方的運算資源。雲端運算對教育的影響，則是教育雲(Education Cloud)概念的產生。所謂教育雲，是應用雲端運算無限延展軟、硬體與儲存設備，把書包、教材、課堂測驗等對學生學習效果有顯著幫助的資訊放在雲端資料中心處理，透過雲端桌面服務的方式傳送給教師與學生。 本文以為，不論教育雲是由政府或私人部門所建置，將來勢必面臨相關法律問題，例如國際管轄權及準據法、民刑事責任之歸屬、資訊隱私權與個人資料保護、著作權法、公平交易法等問題，然而國內迄今仍欠缺相關探討文獻及案例，十分可惜，這也是本文的研究動機所在。本文嘗試提供個人淺見，期望能對雲端運算法律問題的探討貢獻一份心力。 本文第二章先就雲端運算的概念及分類作一簡單說明。其次，為了搶佔市場商機，許多IT廠商開始投入雲端運算的發展，並競相推出各式各樣的雲端運算產品和服務。本文將簡介一些和雲端運算相關的廠商及產品，讓讀者對雲端運算的發展現況及商業模式有初步了解。 本文第三章在說明教育雲的概念及發展現況，包含世界各國及我國教育雲的發展現況。本文所稱的教育雲，包含一切使用雲端運算技術的教育服務在內，包含電子教科書、數位學習、未來教室、雲端資料庫…等，不限於名稱上有標示教育雲的教育服務。 本文第四章在討論教育雲所可能面臨的相關法律問題，由於目前尚無具體案例事實發生，因此本文會先假設幾個案例，再藉由案例去討論教育雲的相關法律問題，讓讀者能簡單了解。隨著教育雲的持續發展，本文所假設的幾個案例將來都有可能發生，本文嘗試拋磚引玉，對相關法律爭議提出個人淺見，希望引發社會對雲端運算法律問題的討論。 本文第五章在討論雲端運算時代下的隱私權及個人資料保護。從網際網路時代走向雲端運算的發展趨勢，個人資訊隱私權被侵害的型態，或個人對隱私權的合理期待是否有別於過去，勢必會成為受關注的議題。在雲端運算時代，雖然使用者在網路上公私領域的界限逐漸模糊，使得對所謂合理隱私權的期待保護程度有所爭議。本文以為，回歸到最根本隱私權的核心概念，確保不受監視的個人自由，以保護個人的意志自主與根本尊嚴，屬於憲法保障的個人基本權利。另外本文也討論世界各國及我國對於個人資料保護的規定，及教育雲所面臨的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問題。 為因應我國雲端運算產業未來發展，本文在第六章會檢討現行法規，並提出若干修法意見，供政策制定者、立法者做為將來修法參考。第七章則提出本文結論。

隨著社會與環境的快速變遷，政府傳統的單一權力控制模式已經無法有效解決公共問題與滿足民眾需求，因此世界各國政府改造趨勢多以治理取代過去由上而下的統治與管理思維，並且尋求政府體制以外的非政府夥伴加入公共事務管理與公共服務產出的行列，而公私協力治理模式之運作更是廣受學界與實務工作者的關注與重視。 本研究試以臺北捷運聯合開發制度檢視我國公私協力之運作執行，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萃取相關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參與經驗，探討我國公私部門在捷運聯合開發之協力過程中所產生之限制與問題。 研究發現我國捷運聯合開發過程中的公私夥伴關係僅建立在制式化的契約基礎上，並無法有效回應開發作業所呈現的複雜動態變化，同時合作雙方也缺乏具體的協商機制與行為共識，因此本研究建議我國政府在政策規劃與設計階段必須將各行動者的參與動機和參與目的納入考量，同時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雙方亦須透過協商互動來確保彼此的合作意願，透過資源共用和權力互賴而完善我國捷運聯合開發之公私協力治理模式。 / With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 rapid change,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y has been not solved the public problem. Hence, every country toward the governance to replace the top-down and seek for non-governments to be public administrators. Therefore,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s popular for scholar and practice workers.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Taipei Mass Rapid Transit(MRT) System with the respect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We will discuss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limits and problem in MRT joint developments through the references and deep interview, gaining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scholars and practices workers.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MRT joint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basic on the contracts. It could not respond efficiency the complex dynamic and both sides lack negotiation systems and arrangement at the same time. Consequence,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untry have to consider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from 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both side have to ensure cooperation willing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and to achieve the perfect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rough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of power in the MRT joint development.

本研究以在民國96~98年間辦理私募引進策略性投資人之公司為樣本，檢視宣告日前後異常報酬之走勢，並探討私募後研發投資及會計績效是否顯著增加。 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測試企業利用私募方式引進策略性投資人，發現宣告日前後之異常報酬率確實有顯著增加，表示投資人看好私募公司未來的發展，但在利用Healy, Palepu and Rubak (1992)模型檢驗現金流量報酬率、EPS、營業利潤率、資產報酬率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Tobin’s Q等不同的經營績效指標，比較公司私募前後經營績效時，卻發現私募後兩年內，公司之績效並未如市場之預期顯著地提升。但私募後公司在研發費用確實有顯著的提升，代表公司在投資方面有顯著的成長，或許這類私募公司需要更長的時間，會計績效才有可能會顯著的提升。 /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wo issues, the abnormal return and the R&D investment and accounting performance before/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trategic private placement. We found that investors gain abnormal return before/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strategic placement. It indicates that the information leakage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is severe and, as investors expected, they gain high abnormal return even after the strategic placement. However, based on Healy, Palepu and Rubak (1992)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accounting performances after strategic placements are not as investors expected when they are measured in terms of cash flow returns on investments, EPS, gross profit, ROA, ROI and Tobin’s Q.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anies do invest more R&D input after strategic private placement. Observing these two facts together,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strategic private placement makes firms input more R&D expenditure but couldn’t gain significant accounting performance within 2 years.

本論文以四個可獨立討論的教育相關議題對教育質量做研究與分析，首先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研究父代與子代間階級流動的情況，並探討教育成就是否為促進代間階級流動的重要管道。實證結果為父代為上層階級的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相對最具有優勢，而教育成就對社會階級有著顯著的影響，愈高的教育成就進入上層階級的相對勝算比也愈高。並發現相對於國小以下教育程度，受專科教育為子代進入上層階級帶來了優勢，而這樣的優勢效果在來自非上層階級的子代又比來自上層階級的子代為大。即先天上家庭環境的不足仍可藉由後天教育成就的提升而改善階級壟斷！ 在了解的教育投資的重要性後，接著使用「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檢測各種家庭因素對於子女私人教導支出的影響，並探討私人教導金錢支出與親力親為的身教究竟為相輔相成，抑或替代關係。實證結果發現家長教育成就與所處世代、在都市居住、公部門工作等因素皆將顯著影響對子女的私人教導支出；同時發現父母花費私人教導支出與投入教導時間兩者間呈互補而非替代關係。考慮投入教導時間的內生性並採工具變數法估計後，平均而言每週多增加一小時的親自私人教導，一年將增加私人教導支出約5,400元。 在學校教育品質方面，惟在資料分類取得的限制下，先以公立學校做為品質較佳的學校類型，並利用台灣高等教育資料庫94年大一新生問卷調查資料檢測明星高中的品牌效果。主要實證估計結果發現，在控制了較以往相關文獻更多的個人特質，並抽離好的學校聚集好學生所產生的效果後，發現公立高中職學校對於進入公立大學與公立技職學校相對上仍然具優勢，即學校本身的確擁有其自身的品牌效果，明星高中確有其品牌價值，進入明星高中的確增加了進入公立大專院校的相對勝算。 近年由於大學校數與大學生人數大幅增加，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的薪資已開始下滑，本論文最後將學校品質的議題延伸至勞動市場，討論畢業學校、個人與公司特質對於初入職場大學生的薪資影響情況，試將學校屬性、求職的社會網絡管道的不同、是否曾接受職業訓練、個人職場表現能力、換工作頻繁與否、職業、工作部門、工作地點、等各項可能影響因素皆納入考量，以釐清各項因素對於畢業生初入職場薪資的影響。並在控制上述各項個人特質、工作屬性等因素後，進一步探討明星大學畢業生是否具優勢？精英大學的價值是否存在？實證結果發現控制前述個人與公司特質後，公立大學相對於私立大學在初入職場的薪資上還是最具優勢，文憑仍是決定大學畢業生初入職場薪資的重要因素！

国立情報学研究所で電子化したコンテンツを使用している。

科技進步神速且日新月異，電腦大數據資訊的傳播與統計資料，可以與物聯網結合，方便消費者一系列之採購需求，各行各業也莫不受其恩賜，但同時可能讓個人隱私權的保密受到威脅。同理，今日預防醫學大數據比起傳統生物統計學，可以處理更多複雜的生物統計項目，包括昔日公共衛生之生物統計學所難以處理的複雜DNA序列，而加以收集、歸納、分析與應用於基因流行病學、癌症基因之篩選、個人化醫療的用藥、老人之長期照顧、孕婦產檢、新生兒疾病篩檢等，並且越來越蓬勃發展。 預防醫學大數據主要是由三種類型之電腦資訊所建構而成：(一)病歷，必須將紙本病歷之數據轉為電子檔案，才可能對於所收集之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形成日後具備預知能力的大數據。(二)病患提供之DNA，收集病患提供之DNA亦可作成具有預測能力的大數據，應用於未來人類基因缺陷之篩檢或治療，以及提供個人化醫學更精準的治療。(三)傳染病之通報案件，作成預防醫學大數據以利於調查疫情，亦有釐清何種因素促成疫情擴散之能力，進而實施衛教宣導，讓民眾知道當地疫情狀況，並貢獻預防方法及加強自我保護。 因此，預防醫學大數據的DNA序列也涉及隱私權之保障，雖指紋、虹膜與DNA序列皆可用來辨識個人身份，對尋人偵辦法律案件皆有幫助，但唯獨DNA序列可用於大眾疾病之預測以及個人化醫學之預防與治療，是人類生物辯識系統中可謂重中之重，不僅可以依此DNA序列尋人辦案，更可以評估個人健康狀況與未來壽命，具備有「預測能力」。因此，不論病患日後之求職履歷或投保，皆可能因DNA序列之外洩，而遭遇到主管的監督或審核者的排斥。將來病患對DNA序列所要求的保密程度會因此更加嚴謹，使得原先醫病之間的隱私權關係，提昇到另一更高的層次。 整個預防醫學大數據基因庫之建立如同水壩，在研發基因庫的單位當然希望「上游」的自願者欲提供自身之DNA人數，可以源源不絕，以增大基因庫的量，期待有更多新的發現。因此，基因庫之「蒐集端」應該以其他國家建立基因庫建置前之規劃或與民眾有公開且相互瞭解之溝通，來進行研討。在「中游」之「管理端」，著重資料之保密與更新，遇到「選擇退出」的民眾，則必須將選擇退出之民眾資料徹底銷毀。如果保密工作未做好，不但自願者會減少，甚至會影響已經參與者繼續參加之意願，正如同水壩有管理上之缺口，容易潰堤。至於「下游」之「應用端」須考慮DNA用於病患篩檢結果，是否影響其日後生活與人際關係。 不論「蒐集端」之提供者對收集者之無私供出自身病歷與DNA資料；「管理端」之對已經提供巨量自願者的DNA的資料，於固定時間與自願者的日常習慣、作息或歷年來的病歷記錄作交叉比對，經常年累月之採取自願者的DNA與更新的日常習慣或最新之病歷記錄作交叉比對，如此不斷更新(up-date)來取得統計學上有意義的DNA序列與某疾病多因子的關聯性，對自願者之病歷與DNA資料有保密義務；或是「應用端」測得DNA後之結果，揭發於受測者知曉；此三階段之流程，無不涉及到個人之隱私權。 世界各國對基因數據的保障有不同立法之思維：德國對基因數據的蒐集及利用，從「個人資訊自決權」著眼，看重於外顯的自由行為是否同意來決定，必須與「告知後同意」始能蒐集、管理與利用的程序保護連結在一起，之後才有權利對抗的問題。然而美國是從個人的「隱私權」出發，強調個人內心私密空間不容任何人干擾，保障個人人格的最後一道城牆，凡侵入或侵占城牆內的任何行為，皆構成侵權行為。 本文解說出「國家防疫」、「個人疾病基因隱私權」與「臨床醫學研究」，此三者間的「衡平原則」：以預防醫學大數據運用而言，所涉及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流行性傳染病之通報，個人「隱私權」之保障，臨床醫學的研究，聯合國宣言等，亦合併本文對國內外案例判決之評析以探究之。 最新之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就「歐盟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 GDPR）之條文內容，使歐盟新個人資料保護法擴及至非歐盟企業也一體適用的法律，已經於2016年年初獲得確定後，並且於2018年正式生效，尤其是法規要求於資料洩漏時必須在72小時內發出通知，知會其所屬企業公司個體、行政主管機關及個資當事人，以及必須遵守資料傳輸的重要相關規定，於本文亦有詳細介紹。 我國最新的醫療法第82條已經於民國107年1月24日公布施行，內容對醫師的損害賠償責任及刑事責任規定為：「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刑事責任」。此次修法之目的在於：近年醫療爭議事件動輒以「刑事方式」提起爭訟，不僅無助於民眾釐清真相獲得損害之填補，反而導致醫師採取防禦性醫療措施，修正醫療刑法「過失」之要件，即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定義現行條文所稱之「過失」。但是，本文所引用國內外之法院判決，皆為民法與行政法的範圍與案例，即使在最新之醫療法第82條公布之後，亦不影響本文的主張。 本文結論分兩大節提出見解與建議：第一節內容，著重於綜合國內外之民法與行政法的案例判決，以提出評析與見解。第二節內容，從「上游」源頭增加預防醫學大數據「蒐集端」基因庫之泉源，提出建議，以增加我國大數據基因庫的量。透過基因(DNA)之捐贈，可以使「上游」之預防醫學大數據「蒐集端」的源頭能夠源源不絕。「前人種樹，後人與前人皆可以受惠乘涼、利益共享」，況且「預防又勝於治療」；不論國家社會或個人，對於如何促進預防醫學大數據之茁壯與永續經營發展，並且兼顧病患隱私權之保障，本文也提供了最佳的方法與展望。

近年來，在資通訊快速發展與公民意識崛起的環境下，開放資料開始成為各國關注的議題之一。運用開放資料致力於資訊透明、達至公眾參與與協同合作的三個目標，不但將政府資訊透明化、節省資訊流通成本，同時能夠藉由開放資料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生活，並運用於經濟發展。 本研究運用公私協作模型，探討台灣在開放資料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企業與公民間的互動關係，並藉此檢驗三方之間是否平衡運作。研究過程，透過相關文獻的檢閱分析三方的協作分析過程，並以運用開放資料進行商業開發的「公車通」、「KNY台灣天氣」、「觀天氣」與「天氣風險管理開發」作為本研究的個案，補足公私協作上的企業方的實務觀點。並先以企業的角度探討企業成功運用開放資料進行商業開放的關鍵因素，及現階段運用開放資料進行商業開發的發展情況。再將這企業個案放置於公私協作架構中，探討政府、企業與公民三方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發現，先進者優勢、因開發者背景所取得之資源，以及對於政府開放資料的依賴程度為企業成功運用開放資料進行商業開發的關鍵因素。另外，政府、企業與公民在公私協作上，並非單向而為雙向的互動關係，且「政府」為公私民協作是否能夠平衡運作的關鍵角色。並經由此研究分析給予建議：1.企業若降低對政府開放資料的依賴程度，並運用組織人才及其關鍵資源，將能夠增加商業模式的差異性。2.政府不應干涉企業與民間於運用開放資料進行商業發展的市場。3.政府須提出完備的獎勵機制，亦或黑客公務員的加入，突破政府的穀倉效應。 / With the ris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open data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 around the world.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uses the 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 theory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al relationship withi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itizen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open data in Taiwan. In addition, using the business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key factors in developing business with open data successfu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adopts case stud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s the research tools to investigate.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finds out that first-mover advantage, the resources enterprises have and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open government data are the key factors in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interactions withi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itizen are not only unidirectional but bidirectional. And the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will be the key factor to the balance in Public-Private-People-Partnership mode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a) If enterprise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the open government data and use resources properly, it will increase the difference in its business model. (b)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should not interfere the market in the business development with open data. (c) The government in Taiwan should set the performance incentives completely, and let more hacker civil servants join into public sector to break through silo effect.

在全球化之今日，英語之重要性已不可同日而語，而伴隨著教育改革及教育選擇權之開放，私立雙語小學也漸漸成為家長之選擇之一，越來越多的家長放棄學區學校，開始作出私立雙語小學之選擇。為探究家長為其子女選擇私立雙語小學就讀之因，本研究先以Ajzen之計畫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為基底，根據本研究之目的，做出些微修改後擬定訪談搞，以半結構訪談方式面對面與選擇私立雙語小學家長進行晤談，之後，再以樣板式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分析之結果除了計畫行為理論之中之態度、主觀規範與行為控制知覺之外，研究者認為根據本研究之目的，應再增列學習關鍵期，故研究之結果以四大方向呈現。（一）態度：在態度方面以家長之擔憂與私立小學之對策、台灣大環境之社會問題以及家長個人之內在因素為三大影響家長選擇私立雙語小學之因，（二）主觀規範：影響家長之重要他人主要分為兩類探討之，分別為專業人士以及身邊有相關經驗之重要他人，（三）行為控制知覺：家長所持之外部資源（主要為經濟能力）與其本身之自我效能，以及（四）童年決定論：家長所關心關鍵學習期之學習議題。最後針對本研究之結果作出討論與建議，希望能透過本研究，提供台灣教育另一參考面向。 / Language 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instead of the schools in the school district, parents start considering bilingual schools as their educational choice for their children. The aim of this study, therefore, was to identify parental rationales for choosing bilingual schools.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approach was used to gain an understanding of par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ere eight Taiwanese parents who made the choices of sending their children into private bilingual primary schools. The parents were interviewed b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 The interview transcripts were analyzed using template analysis based on Ajzen’s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rents’ rationales for choosing bilingual schools were categorized in four main dimensions and smaller parts for each: (a) Attitude: the policies of private bilingual primary schools toward the concern of parents, the problems of Taiwan social environment and parents’ intrinsic negative tendency are the three main factors which impact parents’ attitude toward private bilingual primary schools (b) Subjective norms: advice from the expert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c)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ccessible control beliefs (family finance condition) and parents’ self-efficacy (d) Critical learning period: learning issues that concern parents in critical learning period.

本研究以台灣468筆私募增資案，探討應計基礎和實質盈餘管理的決定因素，及盈餘管理對宣告效果的影響。我們發現當投資人類別分為內部人及外部人時，於私募增資前一年，兩者的盈餘管理程度有顯著地不同。並發現相較於應計基礎盈餘管理，實質盈餘管理與宣告效果呈顯著負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與內部人的私募案相比，外部人的私募案，其盈餘管理程度較低，宣告時市場給予較高的異常報酬，且盈餘管理會顯著地負向影響宣告時的報酬。 / We employ 468 private placements in Taiwan to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accru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REM),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earnings management on announcement retur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ype of investors affects earnings management prior to private placements. Compared with discretionary current accruals (DCA), REM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announcement returns. Outsider placements 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earnings overstatement and higher announcement returns. Outsider placements also exhibit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announcement returns.

在今日，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不僅是遵守法規規範，更積極的是實施綠色供應鏈管理可為企業帶來更多競爭優勢，因此綠色供應鏈管理對企業而言越來越是值得探討與重視的議題。 目前綠色供應鏈管理平台的建立普遍是依賴政府或是第三方機構建立資料交換的機制，或是串接供應鏈上各個企業不同的企業系統達到資料交換的目的，然而這樣的做法有其風險。因為物料資料對企業來說是敏感且有價值的，企業須對提供儲存、資料交換服務的平台有高度信任度，且整個系統亦有中央集權式系統架構之缺陷。運用區塊鏈技術的特性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區塊鏈技術提供資料永久保存、不可篡改的分散式系統解決方案。本研究更近一步將區塊鏈技術結合加解密機制，讓資料僅有提供者本身以及其同意之查詢者能讀取，如此一來使得區塊鏈系統更具資料隱私之特性，並透過區塊鏈外部儲存系統的設計使儲存空間更易規模化，使得綠色供應鏈中大量、有價值物料資料之儲存、交換且須高度信賴物料資料不被篡改以及綠色認證不被篡改、偽造的這些議題能被解決。 / Nowadays,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ystem can bring m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enterprises. This issue is increasingly worthy of discussion. Until now, the establishment of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latform generally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 or third parties building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nnecting the various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on supply chain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data exchange. However, the approach has risks. The feature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can provide permanent preservation and tamper-proof system through the decentralized system solutions. Moreover, this study combines with data-privacy design and off-blockchain storage design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storaging and exchanging the valuable data and ensure material information and green certifications are tamper-pro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