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2014年底上市之1058家香港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公開資訊自行建置資料庫，追蹤最終控制者並分析公司之股權結構、董事會席次以及控制型態。統計結果為91%以上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擁有20%以上之股份控制權，且多數控制者持有約60至80%之控制權。同時，有近八成企業之最終控制者或其家族成員在董事會中列有席位，顯示香港上市公司之控制型態主要為個人或家族掌權式型態，且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本研究以OLS探討最終控制者持股、外部董事席次比率，以及家族型態持股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關聯性，實證結果顯示，最終控制者持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呈正相關；外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負相關；而屬於家族或個人控制型態經營者，與公司營運績效呈正相關。

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十二日公布公司法修正條文，本次修法為歷年來修正幅度最大之一次，其內容包括一人公司、工商登記簡化、廢除公司執照制、負責人之忠實義務、放寬公司資金借貸之限制、折價發行股票、放寬公司取得自有股份之限制、交叉持股之規範、無實體發行及交易制度、認股權制度之增列、放寬出資種類之限制、董監資格之放寬、公司重整程序之改進、公司分割及簡易合併程序等等，堪稱我國企業法制迎向全球化競爭的重要里程碑。由於近年來國內外上市公司陸續爆發大股東淘空公司資產以及經營管理階層的詐欺及通謀行為，而造成前交通部長張建邦下台及華隆集團掌門人翁大銘被收押的「華隆案」，纏訟十二年後，最高法院於民國九十四年判決翁大銘、其秘書李秀芬及前華隆副總經理柯敏雄無罪確定，使得公司治理成為爭相討論之焦點，其中董事與公司間自己交易規範之相關問題一直為學界較少著墨之一塊。 按現行公司法第二百二十三條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交易行為時，由監察人為公司之代表，似僅在迴避雙方代表禁止之問題，對於董事與公司間利益衝突之交易並不能真正達到防範之目的，而監察人是否能扮演把關角色以保護投資股東亦令人質疑，因此本文試圖以外國法制為鑑，指出國內現行法制不足之處，嘗試為未來修法提出建議及參考。

本研究選取1999年至2005年上海及深圳交易所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自董事會性別組成之角度，探討女性董事參與程度與公司盈餘品質之關聯性，分別探討董事會中是否存在女性董事及女性董事比例多寡對公司盈餘管理程度及會計政策保守程度之影響。參考過去文獻，本研究以加入資產報酬率之流動裁決性應計項目作為盈餘管理程度的替代變數（Ashbaugh, LaFond and Mayhew 2003），而會計保守程度則以盈餘變動時間序列（Basu 1997）及應計基礎（Ball and Shivakumar 2005）兩種模型進行估計。實證結果發現，由於女性具有較謹慎小心、較不願承擔風險等特質，因此當董事會中存在有女性董事時，確實可降低經理人員盈餘管理程度，並增強公司會計政策保守性；而女性董事比例之提高，則使董事會更加重視女性成員之意見，連帶使經理人員操弄盈餘之空間受到壓縮，並使會計政策更趨向保守，進而有效提高會計盈餘之品質。

對投資人與債權人而言，企業之績效與風險為影響其作成投資與授信決策之重要資訊。近年來，國內主管機關針對董事會成員應具備之能力予以規範，冀望透過公司董事會成員在營運判斷力、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之提升，增進企業決策品質。本研究探討董監事專業性是否有助於董事會效能之發揮，進而對企業風險產生影響，以公司績效(含市場績效及財務績效)波動程度衡量企業風險，董監事之學、經歷定義其專業性，探討董監事專業性與公司績效波動程度之關聯性，並進一步分析公司經營特性(董事會專業需求、研發投入程度)對董監專業性與公司績效波動程度關聯性之影響。 主要研究結果顯示，就董監專業整體效果而言，董監事財務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將公司經營特性納入考量後，本研究發現，對專業需求高且研發密度高的公司而言，董監事之會計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及股票報酬率波動程度均呈負向關係；財務、法律專業則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對專業需求低且研發密度低的公司而言，董監會計專業則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及股票報酬率波動程度呈正向關係；法律專業與公司價值波動程度呈負相關係，顯示公司經營特性對董監之專業性與經營績效波動程度之關聯性有顯著影響。 / Firm’s performance and its related risks are critical information for investors and creditors to make investment and lending decisions. In recent years, Taiwan Stock Exchange and Gretai Securities Market implemented requirements on board members’ expertise.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board’s expertise would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oard and further have impacts on firm’s risks, proxied by the variability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 I also include corporate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dvising needs and R&D intensit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se characteristics would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aforemention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board members’ financial expertis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After including firm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 I find that for firms with greater advising needs and higher R&D intensity (less advising needs and lower R&D intensity), board members’ accounting expertise is negatively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stock return and Tobin’s Q, board members’ law expertise is positive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and with more financial experts on the board, the firm experiences greater variability of Tobin’s Q.

本研究主要探討非營利組織董事會組成結構與經營績效的關聯性程度。研究對象以台灣非營利組織-文化藝術團體基金會為主，研究期間為民國 94年至96年，採行獨立董事機制者為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得出樣本數共計126 家。 經實證的結果發現：內部董事為志工占董事規模的比例對於管理費用的迴歸是顯著的負相關；內部董事為關係企業員工的比例對於管理費用的迴歸是顯著正相關；家族成員占董事規模的比例對管理費用的迴歸有負向顯著相關。 而原發起人為董事對於目的事業費用占總費用的比例迴歸有顯著的正相關；執行長為董事對於目的事業費用占總費用的比例迴歸有顯著的負相關。至於具文化藝術氣息的董事對於管理費用與目的事業費用迴歸均呈顯著正相關；執行長是否有支薪與目的事業費用的迴歸是顯著的正向。 非營利組織之董事會組成結構與其組織目標的關聯性，可作為主管機關制訂規範的參考。 / Nonprofit Board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The Case of Ar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Chen Chi-Y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profit board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This research is a case study of art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The research covers the period from 2005 to 2007, and there are only 126 proved usable because of missing data. We find out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io of board size to insider volunteers.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lso have th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ion with the ratio of board size to insider employee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atio of board size to relatives. Overall,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atio of total expenses to program expenses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major donor. The ratio of total expenses to program expenses has th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association with the ceo on board. Besides, both of the ratio of total expenses to program expenses and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a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with the talented board members. And the ratio of total expenses to program expenses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pay to the ceo. The study implies that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board compos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fficiency on average only and for the specific sample analyzed. The analysis is a worthy subject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the reference for the related law.

根據最新統計，全球約有七成以上企業為家族企業，貢獻全球GDP達60%以上。至於亞太地區之企業85%為家族所控制，亞太地區家族企業佔整體市值達32%。本文根據「2015華人家族企業報告」研究發現，就2014年統計數字我國上市櫃公司1587家企業中，家族企業占比74%，且就市值而言，我國家族企業佔整體上市櫃公司市值達63%，平均每個家族企業約有市值5.1億美元水準。然而，據該報告指出，就股權報酬率(ROE)而言，家族企業落後於專業管理之非家族企業，只優於國營企業。且就兩岸三地數據加以比較，我國家族企業不論是企業淨值或成長幅度皆為最落後地區，顯示我國家族企業公司治理仍有待改善之處。 至於引進獨立董事制度是否可有效提升我國家族企業公司治理?按相較於英美兩國企業股權分散之情形，我國家族企業大多數屬於股權相對集中型態。根據2016台灣地區大型集團企業研究可知，台灣前100大集團的主要股東的控制性持股，全體集團主要股東平均持股比率為34.05%。另外，有實證研究顯示，在中華文化下一般人所重視之社會連結(social ties)特別會影響獨立董事之獨立性，且獨立董事傾向維持人際關係(relation) ，以和為貴不願積極監督董事會及管理階層。因此，家族企業引進獨立董事制度恐無預期功效。再者，學者研究結論認為：接班後企業價值平均蒸發了60%。而PwC調查全球家族企業，僅有15%家族企業有完整的接班計劃，43%家族企業甚至無接班計劃安排。我國則只有9%有接班計劃，明顯低於全球平均。 最後，本文分析我國近來發生之長榮集團爭產案與寶成、捷安特等家族企業成功接班實例後，建議除企業接班人計劃應提早準備，以提供更寬空間應對接班計畫可能產生之法律問題(如:遺囑特留分、信託存續期間及遺產贈與稅等規劃)外，非接班計畫內之家族成員的生涯規劃也應被重視，以達成接班計劃所預期的和諧及永續成長的成果。

由87年度爆發的數起地雷股事件(如國產汽車、東隆五金)中，可以發現產生問題的公司皆是在董事長主導公司的營運之下，最後發生掏空公司資產的情形，顯示目前公司法及證期會設計的監管機制，並未能發揮預期的監督功能。 監管機制設計的主要目的，係在防範經營者追逐私利而非公司最大利益的情形發生，故要使監管機制有效運作，必須增加資訊的揭露予股東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以解決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而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就是解決強制性揭露下監督者資訊不足的方式之一。故本研究欲從監管的角度切入，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特性，探討影響公司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因素，以幫助年報使用者藉由公司監理特性或自願性揭露水準，判斷公司監理機制的運作是否良善，並提供主管機關，於未來修定公司監理層面及年報揭露的相關規定時，得以參考的資訊。 本研究由公司所有權結構及董事會之特性著手，探討可能影響公司年報自願性揭露的七個因素：1.是否為家族企業，2.是否有監管機制存在，3.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4.董事會成員持股質押成數，5.董事會規模，6.最大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7.獨立法人占董席次比例。其中，家族企業的判斷採用Cubbin & Leech (1983)表決機率模型算得之臨界持股比例，家族持股超過該臨界比例者始視為家族企業。監管機制則以獨立法人的持股及董事會中是否有獨立法人或以外的第二勢力存在來衡量。 本研究首先設計一揭露索引表做為揭露水準的衡量表，並將樣本公司年報內容比對索引表內的揭露項目，採取加權的方式進行評分。索引表內的項目共分五大類：背景資訊、歷史結果彙總、非財務性統計資訊、預測性資訊及管理人員討論與分析。研究對象則為民國87年之上市公司，並排除金融保險業及公民事業民營化的公司。 實證結果顯示： 1、獨立法人持股比例與董事會中獨立法人第二勢力的存在，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公司在有監管機制之下，其揭露水準確實較無監管機制者為佳。此外，家族占董事席次比例與揭露總分間呈顯著負相關。而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較非前三大會計師事務所更能發揮專業的影響力，故能增加公司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至於其他變數對於自願性揭露水準的影響則不如預期。 2、家族企業的揭露水準並未如預期較非家族企業為差，此可能與台灣家族企業普遍存在，形成家族企業間的競爭局面有關。而經實證得知，當家族企業的持股至一高水準時，由於與公司間利益密切結合，更有積極經營的企圖心，故將增加年報中的自願性揭露，以爭取投資人的認同。 3、年報揭露水準於產業間亦存在著差異。於資料搜集的過程中發現，屬於相同產業的公司，揭露內容多有相似的模式。而實證研究亦發現，塑膠業、電子業的揭露水準較其它產業為高，營建、百貨業的揭露水準則較其它產業為低。

本研究同時考量代理理論及資源依賴理論之觀點，認為內部董事雖因任職於公司而造成其獨立性受損，監督誘因較低，但內部董事因具備有企業特定知識與內部有用資訊，故可有效評估策略並作成適當決策，尤以在高R&D投入之企業中，更需要具備企業特定知識之人，因此，本研究探討R&D支出與內部董事席次比率間之關係，並進一步分析R&D對內部董事與經營績效關聯性之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高R&D投入與內部董事席次比率間呈顯著正相關，表示在R&D密度高的公司中，其公司的董事會中會有較高的內部董事席次。在高R&D密度的公司，內部董事席次比率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顯著正向關係。表示在高研發投入公司，公司特定專業知識之需求較高，內部董事資源提供之功能強於監督之需求，因而有較多內部董事席次之公司會有較佳之經營績效。 / This paper considered both agency theory and resource-dependence theory. Although hired by the firm, inside directors may have lower monitoring incentives, they have firm-specific knowledge and useful information and can evaluate strategies effectively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Especially in those high-R&D firms need firm-specific knowledg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 and the percentage of inside director, and also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ide director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high-R&D fir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s that R&D and inside director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t shows that high-R&D firms will have higher percentage of inside directors in their boards. 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lso finds that in high-R&D firms, they will have more specific professional knowledge need, and inside directors’ resource-provision function is stronger than the monitoring function, therefore, firms with higher percentage of inside directors will have better firm performance.

醫療財團法人在台灣醫療界的實力日漸茁壯，已不容我們所輕忽，此外國內外對非營利醫院的董事會結構組成之探討文獻相當缺乏，有鑑於此，本文的目的即是在對此領域作研究以對有關政府單位和未來的學者提供參考借鏡。 本文以台灣醫療財團法人為研究對象，主要分兩部分探討：第一部分主要探討醫療財團法人之董事會治理結構與經營績效關聯。第二部分主要探討醫療財團法人文化背景差異對公益支出是否有影響。 而實證結果顯示：第一部分中我們發現醫療財團法人董事會結構組成中，院長或執行長身兼董事、外部董事比例越高、設置常務董事皆與醫務利益率有正面關聯，而醫事背景董事比例越高和設置監察人皆與醫務利益率呈負面關聯。第二部分中我們發現宗教和企業團體創設背景的醫療財團法人對公益支出都有顯著的影響力。研究教育支出與慈善醫療支出分配方面卻值得我們注意，尤其企業財團背景在研究支出的迴歸結果極為顯著。

本論文採用實證研究，以2001年至2004年高科技產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像，結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探討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薪酬與公司績效的影響。不同於過去研究僅偏重董事會單一功能，例如，以代理理論強調董事會內部的監督控制功能，或是資源依賴理論強調董事會外部的提供資源服務功能，本研究嘗試以內部治理與外在經營環境為出發點，整合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視董事會同時具有監督控制與提供資源服務功能，瞭解董事會成員的智慧資本(人力資本與關係資本)對落實董事會功能的影響，主要在探討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對於董監事個人薪酬的影響，以及董事會智慧資本對於公司績效的影響，據以彌補以董事會為主的研究文獻缺口。 關於董監事個人智慧資本與董監事現金基礎薪酬的關連性(個人層級)，本論文發現任職於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該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少；兼職工作於同產業的本公司關連董監事，該關連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較高；關連董監事獲得的現金基礎薪酬較多，以及獨立董監事的現金基礎薪酬水準較低，以上結果皆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 此外，有關董事會智慧資本與公司績效的關連性(公司層級)，本論文發現公司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規模的比重愈高，公司的當期市場績效表現愈差，研究結果支持代理理論，推翻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公司關連董監事在外兼職的平均數與公司績效無關，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公司獨立董監事比重愈高，公司在下期會計績效表現較差，未能支持代理理論與資源依賴理論的看法。來自學術界的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的觀點。最後，在外兼職工作為同產業的企業的關連董監事佔董事會成員的比重愈高，公司下期會計績效皆愈好，支持資源依賴理論，且符合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公司以垂直分工的合作方式，相互支援所需資源與進行共同研發，以提升企業因應競爭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改善經營績效。然而，由本論文的二個研究主軸的實證結果發現，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公司未來(下一期)的會計績效有顯著貢獻，但領取的董監事薪酬卻較少，表示來自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所負責的權利與責任的關係不對稱，企業未能給予學術界的關連董監事合理的報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