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分析在不同產權制度下的政府與企業關係，以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為例，試圖回答下列問題：蘇南地區鄉鎮政府對於企業的干預一向不遺餘力，而且堅守集體所有制的精神，當它們放棄所有權時，它們要如何從私有的企業汲取充分的財政收入？而鄉鎮政府願意放棄所有權的原因又是什麼？讓出所有權的鄉鎮政府又如何維繫和私有化企業、新興私有制企業的關係？改革後的政府與企業關係和過去有何差異？ 鄉鎮幹部基於經濟表現、財政收入、意識型態的考量選擇了集體所有制。在短缺經濟、勞動力過剩的條件下，鄉鎮集體企業創造一番榮景。集體所有制下政府與企業是「依賴的侍從關係」（dependent clientelism），政府壟斷創辦集體企業所需的資源，壓制私營企業發展，維持集體企業的獨大局面。集體企業經營者必須依賴政府提供的土地、資金、勞力以及其他的行政優惠或保護。政府雖然扶植企業，但是並非建立客觀中立的投資環境，政府作為所有者，政治考量通常大於經濟理性，因此盲目負債擴大產值、企業規模。因為缺少競爭性、監督成本與訊息成本太高，政府無法有效監督、激勵企業，無法抑制企業經營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經濟效益低落並未讓鄉鎮政府進行改革，直到意識型態桎梏解除，鄉鎮政府才逐漸摸索改革之道，其主要的考量原因為財政收入，因為缺少現代化的稅收體系，鄉鎮政府首先改革的是小型或是虧損企業，這些企業對財政的影響不大，直到替代財政方案確定，能夠從私營企業汲取收入後，鄉鎮政府才逐漸退出企業經營活動、大幅改革所有權。因為有能力購買集體企業者有限，缺少競爭性與公開、透明的改革程序，主要是原經營者購買，在改革過程中幹部和原經營者有很大的議價空間，導致集體資產流失，而且未能切斷政府與企業間密切的關係。所有權改革後，因為稅收體系不健全，所以政府還是提供特殊利益給予個別企業，以拉攏彼此關係，所有權改革後，政府與企業關係轉換為「共生的侍從關係」（symbiotic clientelism），企業的自主性提高，政府對企業的依賴增加，但是，兩者還是建立非正式的關係，政府並非客觀中立地創立投資環境。因此所有權改革只是改變侍從關係的性質，政府並未轉型為客觀中立的發展型國家。

本篇論文共分為六章二十三節，所使用者為歷史研究法中的政治變 遷理論。第一章 為緒論。第二章為緬甸概述，本章簡述緬甸淪為英國殖 民地及其獨立建國之經過。第三 章為緬甸現代軍隊之建立，說明緬甸現 代軍隊建立的背景，建軍目標，國防組織體系， 軍事教育及軍中派系。 第四章為緬甸軍干預政治，在本章中論及緬甸軍人政治之演變， 軍人干 政之誘因，軍人對憲法之控制，緬甸境內少數民族問題以及軍事政變。第 五章為 緬甸之軍民關係，其中論及軍人對社會經濟結構之關係，軍人與 政黨之關係以及軍人與 軍人與國內民主運動之關係。第六章則為本篇論 文的結論，作者在結論中論及緬甸軍人 在政治變遷中之角色演變，軍人 鞏固其攻權之作法以及未來展望。

一九五九年革命後成為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革命以前的經濟幾乎全部受到美國企業的控制，是典型資本主義依賴形式。古巴革命後大多依賴理論學者認為古巴依賴結構應已打破，於是將古巴排除於依賴理論的適用解釋之外，但是歷經三十六年的社會主義的洗禮，從歷史縱向發展脈絡來看，古巴依然處於依賴情境之下。 　　不同點在於社會主義依賴的剝削機制少了跨國公司與外國私人資本，不過蘇聯透過跨國的共黨組織關係作為掌握社會主義衛星國的政經發展。因此有學者認為革命後的古巴用一種（社會主義）形式的依賴交換另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依賴。筆者認為依賴理論不應拘泥於抽象的解釋而應能用於具體形式的詮釋，故對依賴理論能否適用解釋社會主義體系加以探討。 　　此外，依賴理論所探討的問題核心大多偏向國內發展的各項問題，事實上依賴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就如同對國內的影響多少會產生扭曲的作用。筆者試圖從古巴發展的歷史軌跡去探討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唯美主義」下的古巴政治經濟發展並進而探討「蘇聯社會主義體系」下的古巴依賴結構與外交政策的演變。

尼采認為藝術的來源是自然中的兩種藝術衝動：戴奧尼索斯式的與阿波羅式的衝動。戴奧尼索斯式藝術是在生命原始的衝動所造成的「過度」中，沈浸在迷醉與狂喜的出神忘我狀態，是充滿力量的宇宙生機的流現。阿波羅式的藝術則提供一種夢幻似的美麗外觀，以幻象的形式遮掩生命本質的恐怖。而希臘悲劇可以作為藝術精神的最完美呈現的理由，就在於它結合了這兩種衝動。悲劇結合了藝術衝動的兩種積極力量，也就是變形(transfiguration)和超越(overcoming)；而悲劇的作用則在於提供尼采所謂的「形而上的安慰」。藝術不只是以美的形象掩蓋住生命令人畏懼的真實面貌，它更透過變形的作用來超越現實的恐怖，以美的形式展現自然豐沛的力量。因此，藝術指出了一種積極的面向：生命中的美學創造力使得人的生存儘管是充滿悲苦，但卻不是沒有價值而必須被否定的。生命的價值由藝術來支持，藝術的優劣也由它表現的生命力來評斷了。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中呈出的藝術觀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尼采放棄以主／客觀作為評判藝術品好壞的標準。他重新定義主觀是一種主體自我與自然融合的表現，這種主體才能分受自然源源不絕的創造生機，因而能表現出普遍性。 　　(2)藝術與生命的緊密連結使尼采反對以認知的態度看待藝術。蘇格拉底式的認知態度即是因為對生命的無知而產生不恰當的了解，也僵化藝術的創作力。 　　(3)自然孕育了創造與破壞兩種力量，為了吸納創造力，藝術同時也把醜放入它的表現內容裡，豐富了藝術的內涵。尼采並不像當時大部分美學家，把對藝術的討論局限在對美感的分析，但他也並未因此就認為藝術缺少美的形式還可以是藝術。 　　(4)以美的態度面對人生，說明生存的價值。這種態度不是把生命當成一種對象來欣賞，而是投注其中的創造精神；這是以創作者為中心的美學態度。生命價值就是建基在人對生存的苦痛不斷的超越，藝術一方面作為生命合理化的理由，同時自然的豐富創造力也使得藝術更形深刻。

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對石油需求度與日俱增，自1993年起從石油淨出口國變成了石油淨進口國，尤其以2004年中國的石油進口量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費國，石油是中國經濟及工業的命脈，對國內經濟發展更具有重要的意義。國際經濟強國將石油安全列為外交工作的重點，透過石油外交途逕取得在國際石油能源資源配置中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及主導地位，以滿足國內工業需求並提高經濟增長。對中國石油需求量急劇增加下，加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錯綜複雜，更加重了中國對石油進口穩定供給的需求，為確保石油能源安全，中國更加積極地實施能源進口多元化戰略，除了從中東、東南亞、中亞、俄羅斯等地進口石油外，非洲的石油儲量豐富也成了中國石油開發新地區，非洲產油國蘇丹更是中國石油外交「走出去」的典範，本文從中國、蘇丹的石油、外交、政策探討中國的石油外交走向。 / Since 1978, 30 year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sustained and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oil demand was increasing since 1993 from a net oil exporter into a net importer of oil, particularly in 2004, China's oil import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surpassed Japan to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nergy consumer, and industrial oil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modern economy,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important. Regarded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oil energy as the focus of diplomatic work and hope to obtain through oil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oil and energy resources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dominant position in order to meet domestic industrial demand and increase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execution of reformation in 1978,Chinas economy has been soaring and so has its demand of oil.IN 1993,China changed from a net oil exporter to a net importer of oil.particularly in 2004,China imported oil more than japan so china which is after America has already become the second largest energy resources consumer in the world.Oil is the lifeblood of industries and modern economy and it has more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tro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onsider oil energy as a key of diplomatic work.They hope t could dominant the main position and ge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oil resources through oil diplomacy for satisfying the demand of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increasing economic growth.

陳之邁生於1908年之中國，時當西力東漸，救亡迫切感與啟蒙企圖心交織，留學風氣正熾之階段。陳氏上承家學淵源，又得兼視中西之乃父調教，年少便負笈美國，並於時代氛圍激盪下，造就其以承擔國族提升為己任之知識菁英素質。 1928年北伐完成，中華民國政局進入由中國國民黨建立之國民政府主導階段。在國政發展由軍政進入訓政時期後，為積極推動國家建設大業，國民政府廣納各領域專業菁英投身公職，並由此帶動一股從「知識菁英」到「實務官僚」之風潮。陳之邁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歸國後，在清華大學短暫任教5年，便被延攬進入行政院任職。其後更因緣際會，被派往駐美使館擔任參事，從而開始其長達35年之外交生涯。 本論文係以尚未全面開放之《陳之邁檔案》為主，佐以其他相關檔案與論著寫成。除介紹陳之邁早年成學經歷，及其對身處時代之觀察，尤著重鋪陳其於1944–1955年駐美時期之外交作為。 陳氏於1944年赴駐美使館任職，時值二戰尾聲，大局漸明，許多戰後復員工作陸續展開。由於許多新興國際組織都以美國作為據點，陳之邁因地利之便，時常奉派擔任相關組織之中國代表，諸如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合國糧農組織等。除參與各國際組織運作，為戰後中國爭取物資外，1949年中華民國代表團於聯合國推動《控蘇案》之文本，也出自陳氏手筆。 達成在各國際組織階段性任務後，陳之邁才得以專注於其駐美使館本職，秉持堅定之反共信念，展開一連串對美宣傳工作。其間，陳氏致力於拓展在美國政界與輿論界之人際網絡，透過其苦心經營之人脈，向美國政府爭取奧援。然由於陳之邁相對傾向美國共和黨之活動路線，也使其於「中國遊說團」風波中，一度成為美國輿論界質疑抨擊之對象，甚且於駐美使館內引發矛盾。 政府遷臺後，陳之邁再獲高層倚重，受託經辦美國記者團訪臺事宜。此事曾引起美國輿論界對臺灣之關注，是為中美關係低迷時期一項頗具正面意義之外交成果。 駐美時期之陳之邁，其職銜或只達公使，然面對中華民國政府對美外交之關鍵時期，陳之邁不避艱困，穿梭於美國政界與輿論界，積極進行反共宣傳，力爭中華民國國際生存空間。透過陳氏遺留之檔案與資料，筆者期待能藉由探討其學人從政之歷程，為勾勒出一部更完整之中美關係史，略作貢獻。

華人藝術市場的主要區塊是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然而三者的發展背景、時間和模式都不同。其中，台灣因為保留了最完整的中華文化與人文素養，使得台灣成為最早發展華人西畫藝術的地方，也是發展最成熟的地方，幾乎主導了「二十世紀華人藝術」項目的市場走向。 八零年代開始台灣經濟起飛，各項商業活動蓬勃發展，藝術市場也欣欣向榮。國際知名拍賣公司—蘇富比（Sotheby’s）洞見先機，1981年便來台設立辦事處，1992年台灣正式成為拍賣中心，於3月22日舉辦台灣首拍。競爭對手佳士得（Christie’s）則於1991年成立台灣辦事處（太古佳士得台灣分公司），1993年10月10日在台舉辦首場拍賣。這兩家在當時獨佔全球藝術拍賣市場的國際公司來台舉行拍賣會，帶動了台灣拍賣產業與國際接軌，更發展台灣成為華人西畫藝術最重要的成熟市場。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較九零年代兩大國際拍賣公司進入台灣市場的營運策略，梳理其策略觀點與資源基礎之分析，探討哪些異質性資源決定了企業競爭力的差異、影響持久競爭優勢之形成，及如何充分運用差異性機會追求成長。由於大多數台灣本土拍賣公司的規模與優勢較小，面對亞洲市場的成長和外國拍賣公司的潛在競爭，期望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台灣本土拍賣公司在經營華人藝術項目的拍賣策略與經營方向的擬定。 本研究發現，蘇富比與佳士得在台獲致成功的營運策略核心是調適策略—因地制宜且熟悉地主國文化之地主國導向調適；而有關進入對台灣拍賣產業帶來之影響，本研究發現，兩大國際拍賣公司不僅幫助台灣藝術拍賣產業奠定各項規範，使台灣正式與國際接軌，也帶動畫廊、藝術博覽會等相關藝文產業升級，成功的拍賣會更擴大帶動周圍其他產業（如旅館業、餐飲業、會展業、精品業等）的發展商機。 ※ 關鍵字：資源基礎，佳士得，蘇富比，二十世紀華人藝術。 / The main areas of Chinese art market are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however, the developing background, time and model in each area are quite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Taiwan is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developed market for Chinese oil paintings because of its full preserv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ties. Taiwan almost dominates the market trend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In 1980s, the economy in Taiwan was booming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were very active which lead to thriving art market. Sotheby’s foresaw the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auction business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Taiwan branch office in 1981 and upgraded the branch to auction center in 1992, holding the first auction in Taiwan on March 22nd in the same year. Its competitor, Christie’s, established Taiwan branch in 1991. Unlike Sotheby’s, Christie’s formed a joint venture to enter Taiwan. It established “Christie’s Swire” Taiwan in 1991 and started its first auction in October 10th, 1993. The two global auction companies coming to Taiwan to hold auctions drove Taiwan’s art auction industry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urthermore, Sotheby’s and Christie’s coming has transformed Taiwan to become the most mature art market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compare the operational strategies of Sotheby’s and Christie’s in Taiwan in the 90s. By analyzing their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bases, we can understand how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affect their competitiveness,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ursuing of growth opportunities. Because most Taiwanese local auction houses are small and have less competitive advantage, facing the strong growth of Asian art market and potential competition of foreign auction houses, I hope that my research findings can help their strategic thinking and strategy formation to capture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core strategy to make Sotheby’s and Christie’s successful in Taiwan art market is “adaption”, which is a poly-centric adaption in which the companies are pretty familiar with local conditions and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As for the impact these two companies have on Taiwan art auction industry, this research finds that Sotheby’s and Christie’s coming not only help Taiwan settle the norms of auction and make Taiwan to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ut also drive galleries, art fairs and other related art industries upgrading. The successful auctions in Taiwan have also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industries, such as hotels, restaurant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and luxury industry. ※ Keywords: Resource-based view, Sotheby’s, Christie’s, 20th Century Chinese Art.

80年代出生於蘇聯，筆者與童年伙伴們見證了國家極大變遷的時代，也成為了該年代的小孩。新俄羅斯的90年代讓我們親自體驗家鄉從「世界上最厲害」變成「最破爛的地方」180度的轉變。可我們從未想過，長大後會被社會學家輕易地稱之為遺失的世代。 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經歷了經濟大幅下滑和接踵而來的兩次金融危機，1993年和1996年兩次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在加上俄羅斯社會秩序也因此差點崩潰，這些事件對俄國人民造成極大的衝擊，導致了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當時我們的父母經歷了很恐怖的十年，可是我們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切對我們的世代造成了多大的隱形傷害。國家解體後，家裡沒有錢的小朋友跟其父母一同失去了被尊重的權利。而殘酷的90年代吞掉了很多的家長，也帶走了很多的夢想。普通人不是被逼辭職，就是幾個月沒領薪水，或是選擇離開家，到很遍遠的地方以健康換來薪水。當俄羅斯人民認識了市場經濟時，由蘇聯長輩帶大的我們都還沉浸於蘇聯生活態度、道德與世界觀。我們從小那麼用心準備邁入的那個世界徹底貶值了，突然間變得好陌生，並不像蘇聯兒童書與電影講的那樣。長大後，新社會的密碼我們無法揭開。雖然無法接受政府樹立的新時代理念，90年代的小孩，還堅信著做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才有意義，就算「做好事有好報」這個道理在現代社會眼裡已徹底失效。 作品內容平均分為文字、繪圖與相片三種文本；敘述風格以較單獨文字片段來解決故事經過的陳述。而且由於本作品是創作者整理過的回憶的緣故，內容大都是屬於情感層面，所以故事情境充分表達通過數位技術較容易達成的目標。相較傳統文字作品，數位技術有提供給創作者更多表達方式與傳達管道。所以筆者決定將《蘇聯遺失的小孩》本作品將以兩個形式呈現：印刷版與電子版（iBookAuthor2）。雖然都基於同樣的懷舊氛圍，傳統圖文書與電子書將成為兩個獨立的作品。

艾凡赫（又名劫後英雄傳）是華特．史考特(Sir Walter Scott，有時譯為司各特)所作的威佛利系列小說(Waverley Novels)中最受歡的小說之一。史考特在出版了幾本有關蘇格蘭的小說之後，決定嘗試寫一部純粹只與英格蘭有關的作品。在閱覽評論艾凡赫的文章中，我發現大部分的學者忽略了艾凡赫或許與蘇格蘭有關的可能性。因此我決定透過蘇格蘭國族主義的角度來分析艾凡赫，探究其與蘇格蘭的關係。 從中古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蘇格蘭歷史中，我得到了啟發。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國族主義形成的過程分成「集體身分認同」、「國家和國族主義」以及「國家身分認同與進階國族主義」來討論。本論文共有五個章節，除了序論和結論之外，中間三個章節將按照上述的三點進行分析。第一章將藉由閱讀蘇格蘭中古歷史和文學作品從中了解蘇格蘭集體身分認同的形成，並將其形成的模式套用於艾凡赫，進而解釋理查國王(King Richard)如何建立英格蘭集體身分認同。第二章所探討的是蘇格蘭歷史與威佛利中蘇格蘭如何成為國家以及其國族主義的建立，並以所得的結果分析理查國王如何使英格蘭成為真正的國家與其建立英格蘭國族主義的手法。第三章將重點擺在小說中英格蘭國家身分認同與其進階的國族主義，希望經由與前兩章相同的對應手法反向解釋史考特如何運用艾凡赫表達自己的蘇格蘭國家身分認同以及其進階的蘇格蘭國族主義。 / Among Sir Walter Scott’s Waverley Novels, Ivanhoe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orks. After writing several novels related to Scotland, Scott boldly attempted to create a purely English novel as an experiment in his life as a novelist. In reviewing the papers on Ivanhoe, I find that critics in and after Scott’s time seem to overlook the possibility that Ivanhoe, like any of its predecessor, is related to Scotland. Therefore,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ottish history and Ivanho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m. Learning from Scottish history, I suggest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from aspects of “collective identity,” “nation and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advanced nationalism.”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chapters according to aspects and a concluding chapter. Chapter One focuses on the building of Scottish identity in history and the building of English identity in Ivanhoe. Chapter Two discusses Scotland as a nation, the appearance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before the Union and Scottish nationalism in Waverley and Ivanhoe. Chapter Three looks into while the characters exhibit their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King Richard pursues his advanced English nationalism in the novel, Scott shows his Scottish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velops an advanced Scottish nationalism that, with a well-preserved Scottish national identity, consecrates to reach a harmonious peace between the Scots and the English via Ivanhoe. Conclusion closes the thesis by reconfirm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ott’s Ivanhoe and Scotland through the three-stage process of Scottish nationalism.

本論文定名為中共與蘇聯衝突之研究，赫魯曉夫時期：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年。全文 共分為八章，敘述自蘇共第廿次代表大會至赫魯曉夫辭去蘇聯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 席職位為止期間北平與莫斯科的衝突。除緒論和結論外，本文部分共計六章。 第一章緒論，本章分為三部分：壹、說明研究的動機，貳、簡述蘇聯外交政策的決定 因素，參、介紹與本文有關的共產黨人策略的基本理論，對於瞭解本文的內容有所裨 益。 第二章敘述中共與蘇聯衝突的緣起及其發展：針對美國的圍堵政策，蘇共領導人於蘇 共第廿次大會，提出和平共處的路線，作為今後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 第三章敘述國內情勢發展對雙方關係的影響：中（共）蘇雙方對於美國鬥爭的策略是 否採取戰爭抑和平路線發生岐見。 第四章敘述由意識形態的論戰發展到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共領導人不滿赫魯曉夫對美 國的政策，先從意識形態上表現，故有列寧生日九十週年的論戰，世界工商理事會的 爭論，再經布加勒斯特會議的衝突，發展到蘇聯領導人對中共政權實施經濟制裁，迫 使中共領導人屈服，結果蘇聯政府不但沒有收到效果，反而使雙方的關係更加惡劣， 以後又召開莫斯科會議，協調雙方的岐見，仍然沒有結果，使雙方的衝突日漸惡化。 第五章敘述中（共）蘇雙方對於國際問題的不同立場：中（共）蘇關係不睦以後，蘇 聯領導人為堅持和平共處路線。 第六章敘述中共與蘇聯衝突擴大。 第七章敘述中（共）蘇雙方廣泛地展開鬥爭，部分核子禁試條約以後，中共領導人決 定對蘇聯從黨與政府方面展開廣泛的鬥爭。 第八章結論：本章綜合上述各章的分析，對於中（共）蘇的衝突，提出四點結論：一 、基於現實的利益和政權安全的觀點。二、雙方分岐的焦點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採 取戰爭路線抑和平路線，中共堅持前者，蘇聯主張後者。三、雙方都以意識形態作為 批評對方的工具。四、雙方都以自己的鬥爭經驗，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路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