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透過國民黨經營的《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解構戰後所形成的「臺灣光復」論述。之所以選擇《中央日報》「臺灣光復節」特刊，主要是因為《中央日報》代表國民黨的意見與觀念，同時，「臺灣光復節」特刊的內容，相當程度集中了國民黨的「臺灣光復」論述。雖然，「臺灣光復節」特刊正式出現是在1952年，但在1949年「臺灣光復節」當日的內容中，本質上已開始呈顯「臺灣光復」論述的內容，因此在研究時間的範圍上，向前稍微延伸。 所謂的「臺灣光復」論述本質上屬於國民黨「官定意識形態」，同時亦代表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其內容主要以「歷史論述」與「治臺政績論述」為主，經過本文的分析合佔篇幅的80%。 「歷史論述」包含「中國與臺灣的歷史關係」論述，以及「國民革命與臺灣」論述，兩者皆強調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的歷史關係，其目的在於建構臺灣人對於中國乃至於國民黨的認同意識。「治臺政績論述」包含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的論述，包含「地方自治」、「土地改革」，以及「經濟發展」等，其目的在於強化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正當性。 若就「臺灣光復」論述的特性而言，在「歷史論述」方面，刻意選取各種能夠建構中國與臺灣、國民黨與臺灣歷史關係的歷史事件、人物等素材。而在「治臺政績論述」方面，刻意忽視、貶抑日治時期的各項建設成就，轉而強調國民黨在臺灣的各種建設成就。不論何種論述，都隱含著一種「恩義」關係，諸如由於「經過中國軍民八年浴血犧牲，以及蔣總統在開羅會議的堅持，才使得臺灣能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抱。」，以及「戰後臺灣的地方自治、土地改革，經濟成就等，都是國民黨政府施政的成績，皆是日據時期所沒有的成就。」等等論述。而這些論述的目的，皆在於促使臺灣人相信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有其正當性。 而這些強調國民黨對於臺灣人的「恩惠」，在透過《中央日報》這類黨營媒體，以及戰後在黨國戒嚴體制底下所形成的「言論一言堂」環境底下，不斷持續放送。甚至透過歷史教科書、各式各樣的圖書出版品等，散播這類的「臺灣光復」論述。 即便在1987年解嚴以後，「臺灣光復」論述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仍然佔有強勢的地位。國民黨的臺灣史論述在解嚴以後的李登輝執政時期，隨著「臺灣意識」的發展，已不可迴避「二二八事件」的重返公共論述場域的問題，而「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史觀的轉變。不過，即便「二二八事件」議題能夠重新公開討論，以及「認識臺灣」教科書的出現，亦不能代表「臺灣意識」已經完全取代「中國意識」在各個層面的地位。例如2000年以後，馬英九所代表的國民黨臺灣史論述，雖然有些所謂的「本土」化，諸如不避諱談論「二二八事件」與「兩蔣功過」，但仍導向有利於國民黨的政治解釋，論述的本質上仍然不脫解嚴前的「臺灣光復」論述內容。 總之，經由本文的研究，可以得知，在戰後黨國戒嚴體制底下，經過國民黨刻意建構的「臺灣光復」論述，不僅長時期支配大多數臺灣人對於臺灣歷史的認知，至今仍然在「歷史解釋權」、「歷史記憶」的爭奪戰中，佔有一席之地。

本文以論述（discourse） 為切入點，並將觀察的對象明確化為：我們社會上的「法律語言」，或者說「法律論述」（legal discourse）。以「論述」為切入點的前提假設是：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由各式各樣的論述所構成 ，而這些論述都對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產生種種的效果，形成我們的世界觀或生活方式。本文將以這個角度切入法律的層次，針對我們社會上現存的「法律論述」對我們產生什麼樣的效果，以及如何產生效果，做有意義的觀察與解讀。 　　本文預計分為五章，包括緒論、兩層理論探究、具體案例分析與結論。在第一章裡，主要是研究動機、思考脈絡，以及本文架構。 　　第二、三章是針對理論部分，呈現論述、法律論述在定義上、論理上的細部討論。第二章是「論述」的討論部分，先從一般西方discourse的理論開始談起，有意義地挪用、鋪陳理論家的定義和解釋，並特別取法傅柯對「論述」的見解，延伸探討「論述」的細緻化特性（如：論述的稀釋作用）。 　　第三章是「法律論述」的討論部分，首先區分「法律論述」的兩個思考方向：「法律即是論述的一種」與「法律文體的論述」，並以後者為描述的重心，但穿插前者的思維模式，在具體操作的分析上作為解讀論述現象的背景預設（見第四章第三節）；「法律文體的論述」藉著西方對legal discourse的模型討論，參照我國法律文書的格式，描述出法律論述的外形及其字句結構。本文相信，掌握「論述」的效果一定要由觀察論述可見的形式部分開始，透過描繪論述的外形，分析論述的結構，歸納出結構的規則，才有可能切實推論出論述的效果。 　　第四章則是以張志輝一、二、三審判決書為觀察對象，進入判決文字的字裡行間的搜查，配合參酌第二章與第三章細緻化的「論述」預設，以及法律論述理論，佐以西方理論界提出的legal discourse模型、外部語言特徵，嘗試觀察描述出現下台灣社會中，「法律論述」的樣貌，以及法律論述作用於社會的效果與影響。相關司法新聞報導也列入觀察的對象（第四節），綜合前面討論的結果，檢討法律論述內部，判決文本與新聞文本之間，以及法律論述與日常生活經驗世界之間，所產生的「稀釋化」作用。 第五章是結論，自我評估觀察所得的結果，與檢視本次觀察研究所有的種種限制，並期待能對當今社會現存的論述情境，有所反省與思考。

本研究依據Fairclough的觀點，認為論述是一種政治操作的過程，它能幫助政府能對人民進行社會教化、形塑人民的認知和行動，以達成權力者的政治目的。並依此觀點分析前總統李登輝主政期間的重要論述內容，檢視其政權所反應的民粹主義。 本研究將李登輝的論述分為三個發展脈絡：「中共—台灣：兩岸關係的分離」、「李登輝—人民：領袖正當性的建構」、「憲政民主—共同體：新國族的建立」，經過分析發現，李登輝總統任內的政治論述，的確有政治操作與教化的功能。在李登輝的論述中，「民主」和「民主改革」是他用來啟蒙與轉化人民認知的重要訴求，也是藉此達成個人權力目的的工具。李登輝一方面不斷對人民灌輸「民主」價值，強調「民主改革」的重要性；同時以兩岸「民主」差距解構中共政權、拖延兩岸關係；並且標榜個人「民主使命」和建構道德形象，使自己成為符合人民期待、值得人民託付的領導人，以此解構政敵的批判和中共的威脅；最後，基於「民主改革」的正當性，他得以不斷要求修憲與改革體制，導致憲政體制扭曲、總統權力毫無制衡。 綜觀李登輝主政期間的論述，大致可歸納出三點民粹政治的特徵：一、利用人民對國民黨威權的不滿，不斷推動民主改革，結果卻造成總統擴權、違反憲政體制；二、李登輝建構個人無暇的道德與神聖使命感，將自己建構為凡事訴諸人民的卡理斯馬領袖，藉以排除來自中共與政敵的挑戰，並吸引人民對其個人的信仰與認同，以順利推動個人改革主張；三、建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生命共同體」，不斷塑造中共為共同敵人。他以簡化的邏輯解讀兩岸問題，煽動人民對中共的情緒，反過來凝聚台灣內部共識與同質性，分離兩岸關係使台灣主權獨立。李登輝政權並非鎮壓性的統治，但他藉著論述的反覆辯證，卻造成個人集權力與一身的結果，可見其權力行使過程中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

從通俗文化、學校教育到醫療論述，今天的肥胖不只是體態而已，且常與「醜陋、病態」劃上等號。「胖醜瘦美」似乎已成為這時代牢不可破的社會認知。鑒於這股日益根深蒂固的社會認知，本研究選擇了有線電視頻道中販賣瘦身產品的瘦身類資訊式廣告為研究標的，來觀察「瘦就是美」這個概念在該類媒體文本運作的情況，以及結合其他論述力量達成規約女性身體以獲取最大利潤的策略。 本研究以批判論述分析為工具，從這個兼具資訊與娛樂的廣告文本形式出發，首先分析該類文本的特性，進而觀察在販賣特定瘦身產品的過程中，此類資訊式廣告建構女性身體理想形象的手法。再者，在高倡追求理想身體形象的前提下，此類資訊式廣告企圖利用科學論述的中立、客觀的權威性來鞏固這個前提，以完成銷售特定瘦身產品的目標之際，更形成對於規約女性身體的馴育手段。基於以上的思考方向，本研究針對了以下四個面向進行分析：包括資訊式廣告的文本分析、女性身體形象的論述、科學╱科學論述的運作、規約女性身體的權力與社會脈絡等，期能進一步揭露此媒體文本的深刻意義，並鼓勵女性積極掌控自我對於身體的定義，不為身體所役。

個人對事物的認識將影響著後續的情緒及行為反應—個人依此認識作出判斷，並進而產生情緒及行動。此認識佔據的位置是如此重要，以至於讓個人憤怒、痛苦、悲傷、或者喜悅；讓個人決意地選擇這個、撇棄那個，讓個人有所堅持、有所排拒。 然而雖則個人深刻地相信著，是外在的事物讓他們這樣做、是外在的事物讓他們痛苦悲傷、因著外在事物的有別，故而讓他們堅守著非如何不可，他們卻很少能夠反省到是什麼讓他們認為外在事物如此這般。 在本篇論文中，討論到個人對事物的理解與解釋，與真正事物之間所存在的差距，從而讓我們了解個人對事物的認識，總是只能以片面性的方式來把握，而讓人容易忽略其中存在的許多可能性。然而，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個人對事物的認識？ 本篇論文認為，個人自出生後開始辨識事物以來，即積累了各種概念或刺激對自身的特定意含，因而個人即靠著此意含的繼續拓展而能夠更加詳備的認識事物與預測事物。因此個人對事物的認識，既表示著個人對於對象本身所辨識出的元素，以及那些元素在個人舊有的概念中意味的總合。若非那些元素在個人的認知系統中具有其意含，個人將無法辨識出它們，因而對象物本身也將不具備那些特殊意味。 人自渾沌而來，在朦朧中發展出對事物的認識，也構築著自身的認知建構系統。此系統在最初時總是具彈性及開放性，然而或者由於社會文化的固定化解釋、或者由於個人太習慣的使用認知建構系統的某種解釋，而使得它越穩固而不易動搖、或者由於創傷性事件造成個人的固著性解釋；凡此種種，都將使得個人越來越用窄化、僵固的方式來形成對事物的認知，因而容易跳入循環性的情緒或行為反應，此時個人將再難以看清外界事物的原貌，而易於落入個人對類似刺激的相同解釋。 因而，什麼樣的解釋系統屬於成熟的認知型態，在本篇論文中再次肯定對變異的開放，以及具彈性的認知系統，唯有如此，個人才能不受限於自身大腦中的框架、不自我束縛，而在更能夠認清外界事物的同時，也才能讓自己獲得更多的自由。

「新北京，新奧運」標示著中國對「奧林匹克」注入新的內涵，本論文將從文化研究取徑，以「體育文化研究」與「奧林匹克系譜」為理論框架，以北京奧運相關政策做為文本，分析在中國國家意識形態的操作下，奧林匹克精神如何被具體化，做為文化理念教育其人民，並將其視為中國成為全球化選民的努力，其中涉及奧林匹克論述的轉移，與西方體育文化進入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奧林匹克從以神為主體的祭神慶典，轉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國力競爭，並在資本主義的深化下成為以消費為主體的嘉年華會。承接奧林匹克現有的框架，北京以其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再現西方價值傳統的奧林匹克，將奧林匹克鑲嵌入「三個代表」的發展策略，並意味中國告別反和平演變的思維，進入奧林匹克精神為普世價值的全球化過程。奧運作為載體在權力實踐中呈現的是各取所需滿足於各方需求的一個節點，一方面藉由奧運，中國找到了主體，同時國內各實踐者也由此找到了主體，二方面各國也較為容易地將北京定位。奧運雖然是全球化符號，但是實踐起來卻充滿了不連續性，這種不連續性是權力主體掙扎的結果，偶然的連續性則是刻意的經營。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探討陳水扁支持者（扁迷）對阿扁之情感與認同，二是檢討傳統迷文化理論和Laclau與Mouffe論述理論在分析扁迷現象時的可能缺失，並提出一個新的整合性理論架構。以深度訪談作為方法、傳統迷文化理論作為背景理論，本研究發現扁迷們透過身體實踐，表達自己對阿扁本人與其背後符號意義的支持；這些意義包括台灣國族意識、公平正義、偶像特質與青年認同。除上述意義之外，「為了自己」、「為了社群」是扁迷支持阿扁更核心的驅力；前者顯現在扁迷的各種認同與防衛機制上，後者則展現在其政治理念成形時的親身傳播中。然而，傳統迷文化理論卻無法解釋阿扁符號意義與扁迷情感／認同的變遷過程，Laclau與Mouffe的空符徵架構雖然得以適切說明意義與認同改變時遭遇的符號與自我分裂，但亦無法真正指出符號變遷時的關鍵因子。本研究認為，唯有整合此二理論、強調符號論述的開放性與主體之能動性，並體認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三者缺一不可的緊密相關性，才能真正完整地說明、解釋此一政治迷（扁迷）現象。同時考量上述條件，我們將獲得一個新的、三重三元性（3 x 3）的整合式理論架構；而任何得以此架構解釋分析之個體行為，我們稱之為「道德實踐」。這不僅強調個體進行道德抉擇的能動性，亦強調其背後以各種符號秩序中介的社群規範。扁迷作為一種道德實踐，並不在正當化扁迷所認同之價值體系為一普遍性道德「內容」，而在說明扁迷，在本質上，即為一種道德實踐「形式」。 / Two aims the present research has. The first is to investigate the feelings and identifications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s (A-Bian) supporters (Bian’s fans). The second is to discuss the suitability of applying traditional fan culture theory and Laclau and Mouffe’s discourse theory in explaining this political-cult phenomenon, and to propose a novel, integrated one. Using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 and fan culture theory as base, the pres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rough body practices, Bian’s fans actualize their support toward A-Bian and various symbolic meanings behind him. These symbolic meanings include Taiwan nationalism, justice, idol characteristics and youth identifications. Besides these meanings, ‘for self’ and ‘for the community’ are more the core motives of supporting A-Bian. The former could be observed in the identifications and defense mechanisms of Bian’s fans, while the latter is concluded both from the importanc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rom the role of communities in the political-ideas modeling of Bian’s fans. As for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traditional fan culture theory fails to explain the conversion of A-Bian symbols and that of Bian’s fans’ identifications. Although Laclau and Mouffe’s idea of empty signifier can properly illustrate the symbolic and self divisions in those conversions, it still fails to designate the key element triggering this process. The pres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only combining these two theories (that is, stressing not only on the openness of structures as Laclau’s discourse theory does, but also on the agency of subjects like fan culture theory does), and recognizing the intimate connection among symbols, subjects and communities, can we thoroughly and really understand this political-cults phenomenon. Considering the principles above, we shall eventually infer a new, integrated, triple-triplets (3 x 3) theory. Every action explainable by this frame could be termed as ‘moral practice’ not only for stressing on the agency in subject’s moral decision making, but also for emphasizing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ocial norms behind it. Regarding being Bian’s fans as a moral practice is not justifying the values they hold to any universal ethic contents, but illustrating that being Bian’s fans is essentially a form of moral practicing.

本研究採用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針對《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從1968年到2007年與優生保健法立法緣由、法案內容考量、討論，以及施行狀況相關的188篇新聞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媒體在墮胎論述中所建構的內容、反映出的觀點，以及權力運作的軌跡，並配合Fairclough的批判論述分析方式，本研究將分析分為文本層面的描述、論述層面的解釋，和社會文化層面的詮釋三層次。 本研究依照時間先後，將優生保健法的發展分為四時期，第一時期從1968年至1982年5月20日，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在行政院研擬時期，報導以告知法案內容與法案進度為主，強調優生保健法對於降低人口數量和提高人口品質的助益，並將優生保健法建構為解決人口問題的良藥；第二時期從1982年5月20日到1984年12月31日，此時期為行政院通過優生保健法草案到立法院三讀通過草案時期，報導特色在於正反意見的並陳，而非單方面傳達優生保健法的正面效果，不過贊成通過優生保健法的一方在報導中較具有優勢，除了標題不時強調優生保健法所能帶來的好處外，也替贊成者建構出專業、正面的形象；第三時期為1985年1月1日到2003年4月16，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正式實施之後，到衛生署第再度擬定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此時期的報導關注墮胎合法化帶來的種種缺失，並宣稱墮胎有逐漸氾濫的情形；第四時期從2003年4月17到2007年1月，此時期為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提出到立法院審議為止，報導關注優生保健法修正草案所引起的爭議，並將法案建構為製造社會問題的惡法。 本研究發現，不同時代的優生保健法討論，建構出的墮胎圖像與定位也有差異。在媒體論述中，優生保健法的角色從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提高人口素質的良法，變成造成墮胎氾濫的惡法。在消息來源方面，早期由政府部門主導論述的地位漸漸被醫師團體所取代，當優生保健法在行政、立法兩院審核時，立法委員的發言也受到媒體的重視，不過與墮胎最直接相關的女性，卻是優生保健法討論中最缺乏力量的，直到2003年後女性觀點才被呈現於媒體上。而媒體也習慣用缺乏可靠的統計數據來描繪墮胎氾濫的現象，並將墮胎與「性氾濫」、「性道德敗壞」做連結，引發對墮胎者道德敗壞與偏差性行為的想像，而墮胎女性被建構出的形象多半是負面的，如衝動的女性或是不尊重生命的女性。墮胎女性除了被建構出負面的形象之外，女性身體也成為人口政策的工具。不論出生率過高或是過低，女性的子宮都被指責為問題的所在，卻忽略女性在生與不生之間的考量。 台灣墮胎論述的特色有三，分別為：（一）與性道德的牽扯不清；（二）不討論「生命定義」的問題，懷孕即是懷有生命；（三）墮胎女性意見的缺席。墮胎是涉及生殖、家庭、醫學、政策、人口等的複雜議題，不過媒體往往將墮胎討論簡化成生死的兩難、性開放的結果、宗教與女性主義的對立等。本研究認為媒體可利用深度報導的形式，或在報導中提供更多正確完整的資訊，協助社會理解墮胎議題的多重面向，讓墮胎議題有更多討論空間。

「中華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在彼此非個人能影響的歷史糾葛中，二者之間擁有國際上絕無僅有的複雜關係，除了引起兩岸的隔閡，也製造了台灣島內藍綠間似乎不能解決的結，糾纏不清，使島內充滿在眾多民主制度的缺點下，被台獨惡意撕裂的族群、經濟不景氣中弱勢的個人及家庭及其他人等的痛苦呼喊，迴盪在國家社會的深谷，久久不已。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故不由自己置身於此統獨爭議漩渦的部分人士，當然對此統獨爭議及其衍生的ㄧ切問題的存在及解決，有ㄧ種屬於自己的責任感，所以想藉著西有的學術性的論文研究方式，提出ㄧ些淺見，謹供參考。 由以上論述的意義、形成、種類、特質、功能、效果及替代（排擠）效果、競逐循環系統、以簡單函數學式表列人性、主觀、意外事件、論述、政策及結果等等的關係，台獨論述形成的歷史背景、種類、干擾因素、民進黨的歷史背景：黨外時期、民進黨與台獨的密切關係中，本論文研究的方式乃是依照下列章節的內容依序探討 一、民進黨使用台獨論述的黨綱的原因及反應。 二、民進黨應用台獨論述，制定執政政策的方式。及民進黨的演化：注重較多政治議題，較有包容性的前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論述，排除泛藍及中間選民的中民進黨時期、獨尊台獨路線失敗，風雨飄揚的後民進黨時期。 中國對台灣獨立的態度 一、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理由。 二、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方式。 三、中共極力反對台獨與民進黨極力支持台獨」的對抗下的雙向性封閉效果。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的 （一）、政治經濟總論。 （二）、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政治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三）、民進黨的台獨論述對台灣經濟的「多層次連鎖反應及影響」等等豐富探討。 「訪談內容」 包括國民黨、民進黨資深立法委員丁守中、王幸男及曾為國民黨的海外黑名單份子，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的陳芳明等具藍綠平衡代表性的三位政壇專業人士所作深度稀有訪談內容。 驗證階段是將「眾多文獻探討」及「訪談內容、資料」等二者的相互驗證，並可以獲得「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影響──以民進黨執政期間為例」的論文題目中，所要求得的結論，即由民進黨的台獨論述（政黨論述）對台灣政治經濟各有三重（層）影響：根本、中層（中間）、最後影響，即第一、二、三層影響，唯此處所提的「最後影響」乃是依循先前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的演化軌跡，為的是以「已實現的第一、二層影響」為基礎，模擬預言的方式，去推估尚未完全實現的「結果及影響」的「可能表現面貌」，為的是以此「模擬的最後影響」，提醒人民、政黨及政府等相關人士及單位，嚴肅的深刻思考，是否能一起虛心檢討各政黨相關論述的內容，部份是否需要予以修正，甚至放棄原有不適合的論述，訂定新的論述內容，以吸引更多人民及選民支持，進而執政，實現根據論述釐訂的各項政策，造福人民及國家，所以在結論之後，就接著推出下列第二節的諸多和本論文研究有關的建議，希望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臺灣的人口政策從倡導節育到鼓勵生育，其中歷經多次變革，以往研究者多從人口趨勢變化來探討人口政策變遷，或僅針對某一政策時期進行分析，但如此一來，不僅將人口趨勢客觀數據化，也忽略人口問題乃為動態的論述建構過程，且斷代式的分析亦較無法看出人口論述的歷史性。故本研究依照時間順序，將人口政策發展分為（一）「食之者眾，生之者寡」－東亞競爭下的「人口爆炸」時期；（二）「進退維谷」－改弦易轍的人口政策轉型時期；以及（三）「待養者眾，扶養者少」－人口老化下的鼓勵生育與新移民時期，並在視媒體社論為論述建構之關鍵場域的前提下，以1959至2008年《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七則社論，進行細緻的批判論述分析，探討在不同政策時期，媒體社論論述所呈現的人口問題以及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 本研究發現，「人口爆炸」時期的社論論述，突顯人口過多有礙經濟發展的問題，以節育來解決人口壓力為此一時期的論述主軸，並依此衍生對中下階層多育者的論述苛責，視多育者為社會問題的來源，以此合理化國家節育政策的正當性，而無視多育者背後所承受的生育壓力，以及對（中下階層）女性自主避孕能力的不信任。「人口政策轉型」時期的社論論述，則始見人口老化論述浮現，與人口壓力論述同在人口政策天秤上擺盪，競爭論述的支配權。然在繼續節育或適度鼓勵生育的論爭中，社論卻是以「提升人口素質」來取得雙方論述的折衷，卻漠視「人口素質」實則對身心障礙者等群體生育自主權的剝奪。到了「鼓勵生育」時期，社論中的人口老化、少子女化與新移民論述已完全取代人口壓力論述，此時「人口」的論述內涵轉變了：人口已不再是消耗資源的壓力，而是維繫國力的生產力。老人與新移民在社論中各被建構為依賴人口與素質不佳的人力，以對比出少子女化造成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將不利臺灣未來社經發展的隱憂。 本研究進一步發現，上述社論的人口問題論述，乃以「人口素質」為名劃界出主流社會對於人口問題的想像，亦即依循（生／心理）正常／知識階級／本土我群的標準來定義何謂人口問題，以及人口素質的優劣。是故媒體社論對人口素質的複頌，背後所隱含的階層、性別、種族與年齡歧視，實為強化與複製政府的政策論述，並未挑戰到既有支配論述的權力位置。 最後，本研究指出儘管社論在人口政策的方向上多傾向採取與政府一致的立場，但從「人口爆炸」到「鼓勵生育」時期，卻可見社論的立場由一開始對政府的亦步亦趨，到逐漸重視輿論的民意轉向。而對政策的施行手段，也從婉轉諫言到直陳己見，並在政策論爭的過程當中，扮演政府探知輿情及提供民眾政策思考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