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在不同的時期，負有不同的意識型態任務，早期的政策電影用來凝聚國民黨「正統中國」的意識，並有打擊台獨與反共的重要責任。隨著社會的開放，政策電影漸被淘汰，八○年代新電影興起，對過去「中國」論述具有汰舊換新的作用，將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帶進電影中，並在八○年代末期的台灣電影中出現多元的國族論述。九○年代台灣電影活躍於國際影展，成為新的國族寓言，但也不免為了迎合西方的口味而加強自身的「東方形象」，逐漸有「中心化」的趨勢。

明中葉以來，海外貿易興盛帶來白銀流入，無論在經濟、社會層面都造成變化，崇尚奢侈風氣在各層面都有僭越的現象，良賤不易分別，使士人尚雅俗之辨。十六世紀以來的社會經濟轉變，與明清易代的政治變局，清朝政府面對晚明以來的社會情勢，制定政策以安定時局，在制度、法律方面有所承襲和更動，想要重建社會秩序。在規範男子之間性行為方面，清朝承襲明代規範男子之間性行為的想法但概念有所不同。本文想要討論明清政府對於男色規範的轉變，並想運用文學作品、筆記等不同類型的文本，討論這些作者如何論述和書寫男色。 本文主要運用文學作品、筆記與司法文書，討論明清的男色論述，分析其中對於侵入者與被侵入者的書寫，以及書寫中呈現的刻板描述。明清男色書寫有典型的描寫，侵入者通常為社會地位高的年長者，被侵入者相對社會地位較低的年幼者，書寫會著重在被侵入者容貌身段的描寫，運用女性化的詞語來形容被侵入者。侵入者與被侵入者關係書寫，類似於男女之間的模式，這種典型的書寫和類比的情況也呈現在法律規範。這些論述並不表示實情，而是當時人對於男色現象的理解與認定。 明清對於男色進行規範和討論，皆視侵入行為是一種汙染的概念，乾隆年間法律修訂，將男子之間性行為視為姦罪一種，在法律規範和概念上，被侵入者與被害女性雷同程度隨著時代變遷有所加深，書寫中將被侵入者等同女性的情況更明顯和明確，形成一種現象，雖然這些被侵入者生理性別是男性，但在書寫中呈現的價值觀或描述方式，等同於女性的存在。男色論述隨著時代與社會變化，有所轉變與更動。

本研究探索台灣當代電視新聞記者如何使用戲劇性元素講述新聞故事。著重研討電視新聞之敘事情節與視聽覺元素的安排。 自2010年12月起，三家電視新聞台半個月期間之晚間新聞時段，抽取24則電視新聞進行內容與文本分析。 研究發現電視新聞敘事模式跳脫以往沿襲自平面媒體之倒金字塔式寫作結構，採用戲劇性敘事結構講述新聞情節。敘事特徵包括「開頭框架」蘊含視聽覺導向之邏輯，如明顯易見的衝突、異常、或具衝擊性畫面經常置於新聞開頭。或是以自然音、訪問人物聲刺開場以建立新聞環境與情境。「結束框架」可分為結論、口頭反應及記者提問。 戲劇性元素運用方面，內在戲劇性元素以「失去生命的危機」和「人與他人(集團)之間的衝突」運用最多，並搭配其他外顯戲劇性視聽元素輔助強化。外顯戲劇性視聽元素以「干擾性旁白」、「自然音」運用較多。視覺上以特寫鏡頭、定格特效與重複畫面方式突顯戲劇性。重現新聞情境的模擬畫面或以新聞人物觀點拍攝的主觀畫面並不多見。 記者亦採用大量聲刺或對話來突顯人物性格、賦予人物意義，並以人物的動作行為描繪其心理狀態、情緒與態度。本研究歸納了電視新聞敘事的基本架構，試圖由敘事理論出發，引導戲劇和與新聞領域間對話，亦發現文類混同的情況。 未來電視新聞戲劇化研究可朝閱聽人研究、美感體驗之接收分析或探究其情節公式與類型以挖掘其深層的文化、社會意義。 /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aiwan TV news. The purpose is to find out how TV news journalists use dramatic elements in news stories.Samples were 24 segments (SOT) of prime time news from 3 TV news channels.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were applied to analysis sampled news sto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se TV news narratives have their unique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inverted pyramid structures, dramatic structures were open with visible conflicts, unusual, or expressive pictures and natural sounds or sound bites.The ending includes conclusions, oral responses, and reporters’ questions. TV Journalists also like to use subjective tones to make news sounds kind and dramatic. They use the “freeze shots”, the “repeat shots”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 whereas “simulation screens” and “subjective screens“are rare. They also use lots of sound bites and dialogues between reporters and interviewees to make the news relevant and vivid to audience. Future research can go further to explore the dramatic narrative structures of TV news on a broaden perspective or on a large scale. Audience reception analysis or formula and genres of TV news are other topics worthy of study.

1979年，村上春樹（Murakami Haruki）以小說《聽風的歌》奪得日本講談社群象新人獎，由於風格新穎廣受年輕人歡迎，被評論家視為日本文學新旗手，同時也代表日本當代文學的轉折。1987年《挪威的森林》以七百萬冊的銷售量晉身日本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文學作品，奠定村上春樹在日本文壇的地位。至今他是目前全球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一系列的作品被翻譯為多國語言，在一定程度上，村上春樹也成為當今日本文化的代表。八○年代中期，村上春樹的名字首度出現在台灣媒體上。這位隨後在台灣被塑造成巨星形象的日本作家，以其獨特的符號和囈語寫作風格，創造的「村上式」文風及思考模式，在台灣成為一種流行的閱讀、創作以及生活品味象徵。結合行銷體系、網際網路及其作品具備發展成大眾文學的潛力，「村上春樹現象」由小眾、精英轉變為大眾蔓延開來，成為台灣社會特定時期鮮明的流行文化圖騰。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與影音的跨文本閱讀，以探討村上春樹流行現象之文獻與村上文本為起點，並透過和村上讀者的深入訪談記錄，檢視國內村上論述之發展與內涵交相型構出的辯證過程，由產製到閱讀一一爬梳，勾勒一個由多種論述共同織就的村上春樹圖譜，進而解答為何村上作品能穿透地域和語言的限制，成為台灣九○年代唯一常踞書市的外文暢銷書，而村上春樹現象又為本地文化研究者和創作者帶來何種啟發。

本篇論文試圖以米歇爾•傅柯的權力分析為理論基礎來分析和討論瑪格麗特•愛德伍的小說《使女的故事》。透過書中女主角奧芙弗雷德的論述，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熟悉且極權統治的國度。小說中描述的高壓政策是對美國八十年代政治和社會趨勢的反諷，也呈現給讀者基列共和國中權力運作的刻畫和剖析；在此國度的權力運作中，不論男女都深受權力網絡的控制。小說中嵌入的是一個全面性且集中的權力機制。因此，本篇論文將以傅柯的權力觀為理論出發點，對於《使女的故事》中的權力機制做一個全面性的閱讀和探究。本論文中所強調的並不是舊權力觀中以壓迫和禁忌為主的權力。此處的權力是落實在策略和技術層面上，而這些手法顯現了權力的負面特性更強調正面的生產特性。權力足以生產出一個模範讓人們仿效，權力更有能力使人們內化這個模範並成為社會認可的正常人。這樣精細的權力運作是為了便於管理和控制。本論文將就傅柯的權力分析來探究小說中所彰顯的權力負面和正面特質。《使女的故事》的情節就像是揉和了傅柯的一些主要論點。小說和理論的對話呈現在權力與論述、與規訓懲罰、與性機制的關係，這些論點將會在內文中逐章討論。這些權力機制製造出奧芙弗雷德的歸順，也產生反抗。反抗則會巔覆既有的權力關係。本論文的最後結論將會說明權力的不確定性和易變性是如何反映在主角的反抗行為中。權力關係並不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二元對立，而是一個變動的關係。這樣的不穩定性使得權力永遠呈現出流動和拉距的現象。 /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scrutinize Margaret Atwood’s The Handmaid’s Tale in terms of Michel Foucault’s analytics of power. Through Offred’s discourse, we perceive a totalitarian regime foreign to u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xtremely high-pressure policy is a satiric response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This novel also presents us with an anatomy of power that lays bare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the Republic of Gilead, in which both men and women are caught up in the dense web of power. An overwhelming and compressive mechanism of power is embedded in this novel. Therefore, my argument will be based on Foucault’s elucidation of power to analyze The Handmaid’s Tale in a more panoramic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of power elaborated in this thesis is not the one that always says no through prohibition and interdiction. Instead, power is materialized in all kinds of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hese tactics reveal the repressive and the produ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ower. Power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norm for individuals to follow and also of transforming them into the “normal” ones for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on and domination. Following Foucault’s analytics of power, this thesis will explore the productive and repressive manipulation of power reflected in this novel. The Handmaid’s Tale serves as an exemplary literary dramatization of some of Foucault’s major idea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twood’s work and Foucault’s propositions of power will be discussed in three separate chapters, in which the mechanisms of power are revealed in discourse,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and sexuality. Offred’s submission is produced by those power mechanisms, yet power also produces resistance that subverts established power relations. The final chapter will conclude that Offred’s resistant behavior reflects the contingency and vulnerability of power. Power relations are not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rulers and the ruled but the mobile and negotiable relations, in which power flows quickly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人類社會中有許多社會現象是隱而不顯的，或者刻意被視而不見、被忽略。當SARS疫情在台灣社會蔓延時，所有與「SARS」相連結的人、事、物，都被投以異樣的眼光，被貼上他者身份的標籤而受到歧視、排拒與指責。同樣，SARS他者的建構也並非自然地存在，而是透過許多語言、行動與機制所形塑出來的。本研究透過分析新聞媒體的語言及所對應的情境脈絡，來理解SARS他者建構之由隱微到顯見的過程，期冀經由逐步揭露SARS他者的風貌，褪去覆蓋在疾病之上的外衣，以回歸到「人」的本質。 　　本研究主要運用Fairclough（1995）的互文性分析策略來分析SARS新聞中他者的再現，將SARS他者分為「新興的他者」—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變異的他者」— 醫護人員、以及「恆久的他者」—社會邊緣地位者等三種類別。本對了 所以所謂的七月底前畢業就是七月底前把那張單子交給註冊組就好了 印論文慢慢來 這樣妳應該輕鬆一點了吧是研究發現新聞論述中建構出「恐怖他者」、「罪犯他者」與「自私他者」的想像，劃分著健康我群與染病他者的界限，形塑了感染者與居家隔離者的他者風貌。另外，本研究以Davies & Harré（1990）的定位（positioning）理論來分析醫護人員身份認同的變動也發現，醫護人員、政府、媒體、民眾透過相互定位與定位的回應，隨著指標性新聞事件的發生，而改變著彼此間的身份位置。處於社會邊緣地位者如街友，及醫院看護與清潔人員，長久以來被社會刻意忽視，當SARS風暴席捲台灣時，成了代罪的羔羊而受到矚目，疫情落幕之後依舊回歸到邊緣地位。 　　我們以Fairclough（1995） 分析他者再現之「存在/缺席」原則來檢視三種類別他者，也發現了三種他者在媒體中的「存在/缺席」呈現光譜狀的分配：醫護人員在媒體中的發聲機會與存在多於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感染者及居家隔離者又多於社會邊緣地位者。本研究亦發現媒體在報導他者的身份的多重角色上可以是污名的製造者；或者是強化者；然而也可能僅是烙印的傳遞者；甚或扮演著有正面意涵之烙印減輕者角色。影響媒體角色的變動因素，與媒體內部既有的框架（frame）有關，面對不同的對象，媒體論述有不同的再現方式。此外，我們也發現，台灣社會在SARS疫情間的他者塑造，有些現象是過去的文獻所無法提供解釋的，特別是在政治層面的考量，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殊性。 　　SARS他者在社會中受到的排斥，來自於社會大眾與媒體只見「病」而不見「人」的思維，而這個「病」又包覆著種種的負面的想像。本研究以SARS為個案，嘗試為疾病去污名化，並且提醒社會要重視「人」的本質，從「人」的角度出發來面對未來的疫病，能夠盡可能的拋開疾病負面意義的包袱，理解人類乃是健康與疾病共存的個體，以正面的態度面對疫病，在未來面對疫疾時，同時看見「病」也看見「人」。

一切的變化是從四一０大遊行之後開始的！累積許久的改革呼聲在這天有了跨領域、階級、性別、團體的共識，也正式啟動民間參與公共事務的契機。十年來，政府部門籌組委員會、政策小組研擬教育改革的步驟、措施，民間代表亦熱烈表達意見，期望藉由共同參與討論的機制決定教改的方向。其中，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方式有了不同演變，綜合教育改革、公共論述、家長參與，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索公共論述對於教育改革的意義。 二、探討臺灣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歷史。 三、探尋臺灣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演化模式。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裡，試圖從「民主」角度描繪公民社會的輪廓；從「人權」立場瞭解國民教育權的意義；從「哲學」觀點探討教育主體性的內涵；藉以證成公共論述之重要性。研究方法採用文件分析法和訪談法，研究對象為台北市家長協會、全國家長團體、人本文教基金會之核心人物，對照文獻、訪談記錄，觀察臺灣的家長參與發展。 主婦聯盟、人本文教基金會是臺灣家長團體的前身，主婦聯盟的教育委員會獨立為臺北市家長協會，致力推動學校家長會健全化，最大成就為促成臺北市議會修訂通過「臺北市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讓學校家長會跳脫以往的背書、金援形象，擁有更為具體的參與校務及決策權。此後，各縣市政府紛紛跟進，改良家長會設置辦法，各地家長協會亦先後成立，並於之後聯合組成「全國家長團體」，目標是制訂「家長參與法」，藉由法規，爭取家長在中央政策的參與、決策權。人本文教基金會原本的定位為家長團體，以成長班、讀書會開啟家長主體意識，並扶助各地家長團體的成立，雖非純家長組織，但於家長參與範疇，自有一席之地。 研究結果顯示，「家長參與」面臨的阻礙分為內部及外部。內部的阻礙包含家長意願的缺乏、人質因素、家長身兼多職、關注的議題限於自身、家長會的脆弱體質及性別階級意識的偏見。外部的阻礙則有與官方的溝通管道不足、圓滑的人際關係及政治操作。而用以解決問題的策略分別是點線面的組織架構、聯合其他團體擴大參與面、特定人士的影響、及理念法制化。此外從三位受訪者的個人特質中，分析其產生「主體性」，進而主張「教育選擇權」的過程，亦是實現臺灣公民社會及自主參與的借鏡。

本文從社會脈絡的角度來思考網際網路之傳播研究，認為單一網路傳播現象或傳播事件有助於簡化研究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從網際網路中的一個重要傳播形態－全球資訊網－出發，目的在了解其特殊文本結構與傳播特質，如何影響其在某一社會議題傳播過程（或傳播內容的生產與消費）中的論述表現？以及此論述表現對社會議題的影響力和意義？作者挑選了一個曾是重要社會議題，也與全球資訊網傳播形態發生關連之國民卡事件作為討論對象，原因是「反國民卡網站」的成立讓反國民卡行動成為一個與網路傳播相關的社會事件。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嘗試應用論述分析方法於全球資訊網網站的分析中，並希望發展出全球資訊網的系統性分析方法。研究發現，論述活動接合了網際空間與社會空間，因此論述可以作為研究網路傳播之出發點。其次，全球資訊網超文本之開放性，提供社會成員更多操縱傳播媒體的機會以及一個多元論述的環境，讓社會成員依自身利益主動結合取得對事物的詮釋權力，而全球資訊網論述表現對社會議題所具有的意義，也就在它可以作為一個「團體的媒體」，讓社會成員可以結合起來對抗社會中的主流論述。最後，全球資訊網網站之論述分析可以從網站「文本」形態出發，進而討論文本背後所牽涉到的相關社會脈絡，以豐富對個案的詮釋。

經濟發展與財富分配一直以來是國家所面臨的兩難處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產生財富集中於特定階級的現象，所得極化產生的弊端使得歐美國家不得不採取公共政策介入工資協商。其一是制訂最低工資迫使資方給付此等數額以上之工資，其二則是以一組工資政策制度設計令勞工能以集體力量就工資與資方進行協商（或連同政府形成三方對談），此二政策皆是在避免分配問題惡化造成社會不安，同時兩者皆是試圖對市場工資進行規制，因而在效果上有重疊的部份，功能上也相互影響。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或分由國家與勞資雙方各別制訂，或皆在勞、資、政三方協商下形成，並沒有一固定模式出現，端視該國工業關係而異。 基本（最低）工資政策在我國則因特殊的工業關係與強勢的國家機關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早期台灣的國家機關傾向追求經濟發展，在相對弱勢的社會團體（包含勞資雙方）之前對工資議題採嚴密控制的態度，避免工資受政治力量影響而造成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的比較利益優勢受損，因而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採取謹慎調整、甚或不調整的策略。同時在工資政策上因工會的低度發展，工資協商只出現在少許產業，這使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水準，具議價功能的工會如此發展更是因為國家機關政治動員與經濟動員策略對工會功能造成的扭曲。因而在早期台灣基本工資政策的效用不彰，團體協商也受到普遍的漠視。 然而1980年以後巨幅變遷的國際與國內政經環境迫使國家機關必須調整其在工資議題上的態度。首先在國際間來自主要出口貿易國對貿易條件的異議使得台灣不能再以低工資為其發展策略，這使得國家必須正視勞動基準與工會發展的問題；其次，後進亞洲國家與台灣在國際市場上競價的結果使得低工資產品的獲利空間日益縮小，因而台灣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壓力，這使得國家機關毋需再刻意維持低市場工資的局面，反而需要制訂出較高的勞動基準迫使勞力密集產業自然淘汰或遷往海外，加速國內的產業升級；再者，國內政治民主化改變了國家-社會間的關係，蓬勃的勞工運動與變遷的政商關係使得工業關係也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在1988年基本工資審議辦法通過後，基本工資政策便進入了逐年審議調整的制度化階段，政府試圖將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勞工分享，降低發展過程中日益惡化的分配問題。但政院通過之基本工資與審議機制議定結果往往有相當大的差異，在制訂過程間不但各方在認知上有極大的落差，對制訂結果也是爭議不斷，這使得原先欲降低分配爭議的基本工資調整反而成為另一爭議的起源。 其中經濟部門不只一次表達廢除基本工資制度的看法，但我們可發現自1988年以後政府非但沒有廢止基本工資的跡象，其還是在爭議不斷的聲浪中逐年進行調整。我們認為政府對基本工資積極調整的態度與基本工資所連動的勞保投保工資有極大的關係。由於勞工保險在1980年代中期突然出現大幅虧損，同時人口結構老化、職業工會投保者日眾等結構性問題亦難以克服，逐年調整的基本工資便成為改善政府財政危機的一大利器。不過隨著外勞引進日增，同樣受到基本工資連動的外勞工資讓雇主團體對基本工資調整極為反彈，而諸多社會保險的開辦也令勞工團體在投保薪資調整上採取抵制的態度，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便是基本工資與其他工資脫勾及勞資自由協商的聲浪日起。 1996年政府在基本工資政策上有了重大的調整，自1997年起將原先基本工資的政策草案形成委由勞資雙方先行協商，再由政院通過基本工資調整案。基本工資決策權雖仍在行政機關之手，但政策形成卻讓勞資雙方有了更大的參與空間。不過，日後的發展卻也印證了本研究的觀察，勞資雙方在社會保險工資上有著共同利益因而達成基本工資脫勾的協議，甚至為迴避基本工資調整對外勞工資的影響，1997年的勞資談判反而形成了製造業調薪3%的協議。然而最終還是因為我國工資政策制度設計的問題，這項協議並沒有通過，而基本工資調整還是回歸至行政機關完成。 本研究發現在台灣由於國家機關自主性與工業關係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發展，使得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了不同的面貌。80年代之前，國家強大的自主性與組織勞動者的弱勢使得國家機關能夠充分遂行政權穩定與經濟成長的目的，國家機關排除任何影響工資決定制訂因素的結果使得台灣的市場工資長期維持在一相當低的幅度，卻也使得基本工資處於長期僵化的局面。然而，隨著政治民主化與工業關係的轉變，國家機關漸需正視民間社會對社會正當性的要求，合理分配利益的呼聲也日起；同時，國際政經環境的變遷也使得低工資出口的優勢不再，甚至可能因而生成貿易失衡的問題。這些因素皆使得政府在勞動政策上做出一連串改變，反映在基本工資政策上即是基本工資政策制度化與逐年調整原則的生成。但政策形成開放民間參與使得國家機關在制訂基本工資政策上的自主性逐漸降低，勞資利益衝突的問題日漸浮現；而社會安全網絡財政危機的加劇與外籍勞工的開放引進也為基本工資調整增添新的變數，進而影響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使得台灣基本工資政策呈現出迥異於歐美國家的面貌。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二章 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一節 最低工資政策演進、概念與模式 一、工資制度之歷史演進 二、基本工資的政策概念與政策模式 第二節 發展中國家的最低工資政策與工資政策 第三章 理論架構 第一節 理論觀點--國家理論 一、社會中心觀點 二、國家中心觀點 三、Block與Offe的國家理論 第二節 研究途徑-歷史制度取向 第四章 台灣基本工資政策之形成與持續（1956-1987） 第一節 從經濟管制到經濟計畫 第二節 政策草案階段 第三節 低工資政策制度設計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基本工資政策的發展與轉變（1988-1996） 第一節 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勞動政策的轉變 二、工業關係 第二節 制度化的基本工資政策 一、基本工資政策轉變的背景 二、基本工資政策的制度化過程 第三節 基本工資政策的轉變 一、基本工資公式政治化 二、外勞工資之因素 三、勞保財務因素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參考書目

有關探討「歷史上台灣原住民形象」的學術研究，多半側重漢籍史料，其視角大致如下：1. 將文獻資料視為還原歷史現場的途徑，針對史料所提到的器具、風俗與制度，展開族群關係的回溯與重建。2. 以整理歸納的角度，統整歷代有關台灣原住民的官式文書、個人著作、竹枝詞、雜詠、賦及駢文，在不同文類的參照中，得出原住民形象的輪廓，涉及性別、修辭、物質文化等主題討論。上述研究成果，多半從帝國王朝看待邊疆民族的視域，進行分析，然而，若能跳脫清朝咸豐、同治、光緒、宣統，以及日本安政、萬延、文久、慶應、明治等紀年之框架，而考慮1858-1912年間台灣歷史的特殊性，結合周遭因海洋而與異族交會、影響的經驗，台灣原住民的形象研究，得以在一個文化流動的論述中開啟新意。 咸豐八年(1858)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埠，在這段時間，西方、日本挾帶各自的海洋勢力而來，以物產、傳教、踏查為名，順著海路，聚集於台灣，使得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台灣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在開港貿易之後西方官員、傳教士以及商人的探險旅行，旁及牡丹社事件前後，日本朝野思考台灣「無人之境」領域的主權，這些藉著海洋而來的海外勢力，與清廷思考台灣後山番地、開山撫番、設省等政策，形成多層次的拮抗與論辯，並影響晚清處理帝國想像與再現政治的命題，台灣原住民於此，於是成為各方勢力斡旋、角逐的籌碼。本論文旨從海洋視域---各方勢力透過海洋來到台灣，在近代國家與世界體系建立的過程中，關注1858-1912年間台灣原住民形象再現、歷史情境與文化詮釋，並藉此梳理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晚清、歐美列強、日本之文明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