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一冊，約十萬餘字，分前言及七章廿四節內容。 第一章：「日本的國力分析」，由摩根索所提國力構成要素：地理、人口、天然資源 、工業力、軍事力、民族性、輿論、外交、政府來剖析日本的國力，證明日本並非一 般人印象中的小國。 第二章：「脆弱的三邊協約－一九七八年日『中』和約」，分五節，從反霸條款之爭 到反霸條款的人容分析，中共的動機、蘇聯的反應，以迄美、「中」、日可能形成三 邊協約的結束，並附帶討論美匪建交給予日本的影響。 第三章：「日本與中共的經濟關係」，分五節，敘述歷次日本政府對中共的借款，中 共中止整廠建設問題導致日本業界對中共的不信、冷淡，及近幾年的貿易摩擦、香港 問題對日本的影響，並指出日本對中共四化的幻想，但未來日「中」的經濟合作仍可 望進展。 第四章：「日本及中共的軍事關係及日本的防衛政策」，共分五節。論及近年來雙方 的軍事人員交流，日本的防衛政策，日本對朝鮮半島的基本方針，及中曾根首相的中 共觀、防衛觀。 第五章：「教科書事件與中共的抗議」，分四節，敘述事件原因、日方關鍵人物、中 共的意圖，及日本的意圖。 第六章：「日本在美蘇中（共）三角的座標」，分六節，敘述福田首相以來的外交政 策，包括全方位外交及總合安保外交，並與中共、蘇聯的外交政策做一比較。 第七章：結論。

由於印度的經濟力量持續擴大、軍備武力極力擴張，目前在南亞地區具有舉足輕重的份量。印度主要「國家戰略」目標是「稱霸南亞、控制印度洋、爭當世界一等大國」；以上三項目標的實現都與印度海軍未來的發展息息相關。 目標上，在「沿海防禦一區域控制一遠洋進攻」的戰略原則指導下，印度海軍已相當程度地擴大了影響力。在手段上，印度提出要建立一支具有足夠嚇阻能力的快速反應部隊，同時必須不斷加強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發展航空母艦、核子潛艦、新式傳統動力潛艇、飛彈驅逐艦、飛彈巡防艦、遠程反潛偵察飛機等攻擊型武器裝備，致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敢觸犯印度的勢力範圍。 90年代後，在印度國內經濟持續增長及國際環境優勢的良好機緣下，印度海軍在武器裝備引進「多管道」的政策指導下，印度國防科技研發有了長足進步，現正針對世界尖端軍事科技，加強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重點研製，以符合軍事戰略之需求。 印度為了實現其戰略構想，印度海軍裝備不斷向大型化、遠洋化發展，把海軍活動範圍從阿拉伯海北部擴大到南中國海，這將不僅對周遭各國構成威脅，也會改變這一地區的權力均衡。 印軍實力的急速擴張大規模的裝備更新，自然與國家政策、國內經濟成長與軍事戰略的發展有關。可以預見的是，21世紀印度軍事力量的躍升使得印度對於未來成為「大國」的夢想充滿著無限的憧憬。 但印度國內的政治角力、經濟貧富不均、種姓制度的社會階級、人口成長的壓力、世界級大國利益的分配及周邊國家的反應等因素均制約著印度成為政治或軍事大國的夢想。 然而目前印度畢竟是南亞的大國，也是事實上的核國家，目前印度海軍雖不能完全掌控印度洋，但未來的發展卻是值得我們密切關注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

新加坡由於國小民寡、資源有限，必須和鄰國維持良好關係，也由於對貿易的高度依賴，其經濟成長之維持繫於區域之和平與安全；星國對亞洲霸權國家的壓力與威脅等潛在國際危機，一直懷有高度戒心，對本身的地略價值，必然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的事實，亦了然於心，由於幅員太小，萬一戰爭開啟，國民無自外於責任的空間，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為確保新加坡和平、穩定及領土、主權之完整為目的，依嚇阻之指導，以現役部隊為核心，動員戰力為後盾，結合心理、經濟、社會、民事等力量，建立全面防衛體系，以強化自我防衛武力，另透過軍事外交與週邊國家、軍事強國建立軍事合作組織，嚇阻敵國威脅，政府並不時教導人民凝聚新加坡人的共識，以產生命運與共，禍福相關的觀念，無人自外於責任，惟有團結一致，始能確保新加坡國家安全。 近年來新加坡已發展成為區域性強國之一，其在區域政治中亦逐漸扮演起相當活躍的角色，內閣資政李光耀以其在國際上的聲望和地位，領導著新加坡走向開擴的外交空間；基本上新加坡是把亞洲各國作為外交政策的核心，透過經濟合作與軍事同盟的聯繫，加強與這些國家以及與亞太地區的其他鄰近國家建立緊密的良好關係。 國家安全防衛政策係於1984年由吳作棟效法瑞士與瑞典的全民防衛所提出，其主要觀點仍是緣於地緣戰略考量。大魚或魚群理論，主以對外國防理論，而全面防衛理論則是擴大毒蠍理論，建構一個涵蓋心理、經濟、社會、民事與軍事等五大防衛體系。因領土狹小，在軍事訓練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本國除簡單的幾個訓練場地外，一直苦於無法覓得適當的訓練場所，除了在東南亞區域內與印尼合作開發使用屬於印尼的空軍武器投放場之外，就是在區域外尋求適當的訓練場地因此，多數的軍事演訓都是藉助外國提供場地或聯合軍事演習以達到訓練目標；從軍事合作的觀點出發，新加坡充分運用軍事合作與區域內外的國家建立正面關係，使得其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可以利用，讓部隊的訓練在具備良好場地環境下紮實深厚基礎，維持高水準的品質，也讓其武裝部隊分散部署保存戰力，獲充分能量支持國家所需。 新加坡知道「強本固外」的道理，增強本身國防力量的同時，不忘鞏固與外力的聯盟和合作以壯大聲勢。為肆應周邊國際情勢及國防建軍發展所需，以確保國家安全，積極建立嚇阻性武力，其軍事戰略依「有效嚇阻」之戰略構想，積極籌建所需武力，本「不挑釁、不迴避」之態度，處理任何可能突發之軍事危機。並積極尋求國際有共同戰略利益的國家，締結軍事聯盟，互為奧援協力防衛地區安全，依「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之指導，集中運用全民總力擊滅來犯之敵，迫使敵軍付出慘痛代價，確保國家安全。

對於中國來講，東北亞毫無疑問地是具有巨大的安保和經濟利益的區域，其戰略意義並不亞於東南亞地區。然而，世界性的冷戰結束之後，東北亞區域因歷史矛盾與互不信任，迄今仍無法擺脫冷戰對抗思維，儘管因地區經濟發展，對立的色彩已大幅減弱，但試圖實現各自國家利益的牽制結構卻取代了冷戰時期的極端對立架構。雖然，當前中國之國防建設與軍力發展尚不致對東北亞地區戰略形勢產生全面性的結構改變，但不可否認的，中國現代化軍力與科技的持續提昇與強化，對東北亞各國確實產生一定程度的威脅與影響。亞太諸國憂心中國意圖由經濟大國轉變為軍事大國，使其在領土的爭議上，台灣問題的解決上，海上資源的爭奪及海上交通線的控制上，佔有優勢支配的地位；其次，由於東北亞各國對其軍力透明度及意圖始終存有疑慮與不安，加以中國迄今未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及南中國海領土爭執問題，促使美國積極調整亞太戰略部署，並強化與日本、南韓等國軍事同盟關係，以防堵因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所可能引發的區域軍力失衡與衝突，進而影響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在有關對區域安全之議題研究中，「安全困境」、「權力平衡」是一個常用的概念。在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下，由於行為體彼此意圖的不確定性，主權國家行為體互不信任而彼此猜疑，出於安全目的而不斷增強自身實力（尤指軍事實力）的國家行為，並為維持安全現況，最終導致國際關係中權力競逐的產生。本文擬由上述論點角度出發，藉由分析東北亞軍事安全情勢、中國軍事戰略發展現況與地區潛存的危安因素等，探討中共軍力發展對東北亞軍事安全可能帶來的影響。

人類自有文明以來，各種大大小小爭端與衝突就不斷的發生，而戰爭一直是人類揮之不去的陰影。戰爭對於人類社會具有巨大的破壞力，雖然隨著科技文明的進步，現代人對於戰爭的恐懼感是有增無減，為了降低戰爭的發生與帶來的災害，人類一直在尋求避免戰爭與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 軍事互信機制的主要目的，就在於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措施來澄清軍事活動的意圖，消除造成各國間緊張情勢的根源，減少突發攻擊的機會和軍事衝突的風險，從而加強各國的信心和安全。特別是對那些彼此存有疑慮的潛在性敵對國家，「信心建立措施」更具消除疑慮的效用，這是一種預防意外戰爭發生的機制，亦是現今聯盟與聯盟之間、聯盟與國之間以及國與國之間，普遍用來降低軍事意外衝突的一種機制。 2008年台灣政黨二次輪替前，國內學者所提出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概念，其討論議題仍停留在一般原則性探討的階段，我們檢視歐洲安全互信機制「維也納文件」的內容，均以「國防」、「軍事」安全做為條約內容的主軸，而國內一般學術界則大部分以在政治層面的探討為居多，有關軍事安全方面的論述則較少著墨，僅在民國九一年、九三年及九七年版「國防報告書」略見原則性的論述，目前宜就國防與軍事安全的觀點，提出一些相關具體的內容做為兩岸進行「軍事互信機制」協商談判的基礎，以建立政府未來與對岸談判的利基。 本文係針對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後，兩岸關係發展備受矚目，在政治條件各方面趨於成熟後，國防暨軍事部門依據政府最新大陸政策指導，開始與中共建立磋商互信機制，如何在「確保安全」、「維持對等」、「創造優勢」的原則下，針對一些攸關國防與軍事層面較為具體、實際層面的議題予以探討，期能奠定國軍「勝兵先勝」的安全基礎。

趙國遠祖受封於周天子，於西周末年投奔晉國，靠著晉國公室對異姓的信任與重用，逐步在晉國壯大勢力。雖然曾歷經波折，勢力大衰，但仍能迅速重振聲威，甚至成為晉末掌握大權的六卿之一。在六卿發生爭鬥的期間，趙氏選擇往邊疆地區發展，在晉國北部奠定基本勢力，並採聯合韓、魏的策略，擊敗智氏，與韓、魏一同完成三家分晉，建立了趙國，日後並獲得周天子的正式策命，成為戰國七雄之一。 趙國建立後，先以北方的勢力範圍為基礎向中原發展，與魏國利益產生衝突，導致兩國關係決裂。魏國曾一度攻陷趙都邯鄲，趙國幸好得到齊國的援救，不致滅亡，壓制了魏國欲統一三晉的野心。但是趙國幾度向中原進攻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對衛國的征伐，屢次為魏國攔阻，擴張不順。趙肅侯晚年在南疆修築長城，有暫停向中原擴張、轉換發展戰略的重大意義。 趙武靈王繼位後，認為趙國處於四戰之地，局勢險惡，決定改以北方游牧民族與中山國，作為擴張對象的首選，但他也深知，必須推動改革，才能達成目的。趙國位於北方，與胡人為鄰，文化圈內的胡人色彩較重，讓趙武靈王比其他中原國家的國君，更早產生了以北方異族特色，做為改革主軸的想法，再加上他參考過去趙國與邊疆民族作戰的經驗，認為趙國軍隊必須向北方民族學習其擅於騎射的優點。於是趙武靈王決定，先維持與周邊強國的友好關係，爭取到足夠的改革時間後，強勢在國內推動胡服騎射改革，大幅提升了趙國軍事實力，日後不但消滅了中山，也降服了北方的林胡、樓煩，成為當時的軍事強國。 趙武靈王曾一度欲從北方奇襲秦國，惜因沙丘宮變身死而壯志未酬，趙惠文王雖未能實現其父遺願，但尚能維持趙國強盛地位。五國伐齊後，趙國甚至成為東方軍事最強國家，阻止秦國東擴野心。但是趙孝成王繼位後國力轉衰，長平之戰又慘敗，大傷元氣，讓秦國東進的阻力大減。秦攻邯鄲的危局，雖得各國救趙而解危，趙國仍須設法維持和平，爭取休養生息重振旗鼓的機會。只可惜秦國不願趙國再度崛起，不斷進擊趙國，終讓趙國西邊領土逐漸為秦所佔，疆域日益縮減。趙國雖然對燕與匈奴的戰爭都獲得勝利，仍無法彌補對秦戰爭的損失。趙幽繆王殺李牧，導致邯鄲為秦攻陷。公子嘉在北方代地即位，放下與燕國的仇怨，聯兵抗秦，但為時已晚，代王嘉最後仍被俘虜，趙國滅亡。 從趙國的軍事與外交行動，可看出軍事與外交配合得宜，讓趙國在北方與中山擴張較為順利。然而在中原擴張時，由於未能做好外交工作，導致一再與強鄰衝突，讓趙國始終居於偏北區域，無法順利進行中原的擴張。

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自民國65年創校迄今33年，一直以男校辦學，招收陸軍預備生、海軍預備生、空軍預備生及政戰預備生，施以普通高中教育與軍官預備教育，目的在穩定陸軍軍官學校、海軍軍官學校、空軍軍官學校及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等校院正期軍官班優質學生來源。 隨著國軍實施組織精簡工程，兼以軍校辦學日愈獲得國人學子肯定，正期軍官班新生來源，漸以一般民間高中優質學生為主，中正預校畢業生為輔，加以近年來外在環境變化，國內部分公立高中男校實施招收女性學生，國外軍校高中招生亦大多男女兼收，民意代表則透過媒體報導及國會問政，籲請國防部以性別平等觀點開放中正預校招收女生，面對以上困境，規劃中正預校擴大招生，實為謀長遠永續發展之良策。 本研究係就兩性平權觀點、高中男女合校趨勢、國軍女性人力進用政策、中正預校現有教育資源及辦學成效等面向，蒐集國外軍校高中招生具體作法、國內選樣公立高中辦學現況、國防部辦理中正預校招收女生公聽會意見、中正預校辦學成效、三軍四校正期班新生入學素質等資料歸納分析結果如下：（一）公聽會與會人員對規劃中正預校招收女生政策大多持肯定觀點，或有反面意見，亦在為學生尋求保障措施；（二）就兩性平權觀點、高中男女合校趨勢及國軍女性人力進用政策而言，辦理女性軍官預備教育實有必要；（三）中正預校教育資源遠較一般民間高中豐富，足以供應招收女性學生所需；（四）95-97年中正預校應屆畢業生升讀正期軍官班者，大學學測平均成績優於來自一般民間高中學生，顯見中正預校具有提供三軍四校女性優質學生之辦學實力；（五）三軍四校薦送國外留學人數中正預校生約佔90%，顯示該校外語教學陣容堅強，足以吸引有志女性學生報考；（六）95-97年三軍四校正期班入學新生離退率分別為25%、21%、9%，而中正預生離退率分別為5%、3%、2%，展現較高的適應力與穩定度；（七）軍旅生涯發展分析發現中正預校生晉陞將級者約佔將軍比例8%，甚具傳承之時代意義。 審酌外在環境因素、中正預校現有教育資源、軟硬體設施及辦學成效等均符合推動優質女性軍官預備教育之要件，本研究建議開放中正預校招生女生以順應時代動脈；惟中正預校現有教學資源、教學設施、校園安全措施及生活設備均以男校辦學為前提規劃設置，開放招收女生須儘速檢整軟硬體設施、訂定招收女性入學門檻、招生數量及規劃將來未考取正期軍官班者之退場機制。

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安全，必須建立正當防衛的武力及恐嚇力量，而武力的建力除了必須有足夠的財力支援外，最重要的就是必須有適質、適量的兵員及相當的人力資源以組成軍隊，因此必須建立人力使用的制度，使國民公平合理的分擔兵役。兵役制度的健全與否，直接影響軍隊素質的高低和數量的多寡，間接影響戰爭的勝敗和國家的興亡。因此，古今中外的國家依據其國家的領土特性、人口狀況、經濟條件、敵國的威脅程度，以及研判未來戰爭的型態來決定兵役制度，在前述幾項條件改變時，如果不能及時修正或改變兵役制度，在戰場上面對敵人時，就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甚至亡國滅種的危險。 兵役制度隨著國家及其軍隊的形成而產生，又隨著國家的經濟狀況、政治制度和需要而發展變化。其作用在達成國家之安全目的，維護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免除他國武裝侵略之可能，一如國之藩籬屏障，欲達成此一目的，自必當有強大精幹之國防武力。但如何維持強大之國防武力，且兼顧國家經濟發展與各項投資之平衡等種種要求，達到平時養兵少，戰時用兵多之多重目標，則必須從制定完善之兵役制度處著手。兵役制度是所有軍事及國防體制中最為基礎者，其並非僅消極性地止於踐履憲法中所規定人民有服兵役之義務而已。反之。其積極性的目的，在於完成軍事制度之基本制度角色，使軍事制度奠定穩固不移的磐石，從而達成國家安全目的，此為研究兵役制度之神聖使命。 兵役制度的發展，為軍事人力資源管理的基石，自然也是變革中的一環。如何選擇適當兵役類型，俾兼顧公平、效益與質量原則，有效開發與運用軍事人力資源，乃是維持國防戰鬥力重要的因素。 我國近十餘年來，在兵役制度的改革方面，執行了二次重大的變勤，都是由國防部所主導的，一是86年至90年的國防精實案，二是90年至101年的一、二次國防精進案，就單純兵力而言，根據國防部所公佈的資料，我國於86年實施精實案之前，部隊總員額是45萬2千人，精實案完成後是38萬5千人。民國93年元月開始實施新一波的裁軍「精進案」，到94年6月，共裁掉了8萬9千餘人，剩下29萬6千人。而整個精進案將在2008年12月底完成初期的規劃，而國軍人數也預計降為27萬5千人。 我國當前軍事戰略的主軸，兵力結構的安排是律定志願役與義務役間的適當比例，從而兼顧戰力、效益、與公平等重要原則。其中以嚇阻與反應為目標的單位，其成員素質要求高，但數量少，顯然該以志願役人員為主；至於從事救援任務的單位，多半以後備部隊為宜，而具社會服務性質的兵役，自然以替代役為主，在二次國防精進案的初期，兵源大量縮滅之下，兵役制度的變革將不再只是人力方面的問題，因此，有關兵役制度的改革，似應朝那些方向來發展，才能真正符合我國的需要，也能夠符合全民的期待，更能滿足國防的要求，是本文所要尋找的最大目的。

本文從軍事專業主義的觀點梳理中共改革開放後的黨軍關係發展，並假設黨軍關係會受軍事專業主義發展與傳統的黨指揮槍原則的影響，並因特殊政治或外交事件與不同的領導人產生不同的狀態，且有某種特定的模式。本文將改革開放後分為鄧小平主政與後鄧小平的時期，後鄧小平時期則是指「六四」事件爆發至江澤民宣布禁止軍對經商為止，並將這兩段時期內的黨軍關係發展與解放軍現代化改革進行整理，亦對如「六四」事件及1995-96台海飛彈危機等影響黨軍關係的重大事件進行分析。最終本文發現中共的黨軍關係的確會受到特殊政治或外交事件與不同領導人的影響，但卻因軍事專業主義發展與黨指揮槍原則的衝突而呈現不穩定且不易預測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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