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目的，在測知一九七○至七六年間大陸青年學生對中共政權態度的轉變及 其未來的政治動向與可能發展。 第一章導論，闡述青年學生運動的各種理論、概念、界說；第二章追溯中共青年學 生運動歷史背景、理論依據與青年學生心態之分析；第三、四、五章分別從中共「 上山下鄉」運動、李一哲大字報及天安門事件來探討「文革」以後大陸青年學生運 動；第六章結論，在研析預測大陸青年學生運動將來對中共政權體系的功能與影響 。 本文本著理論分斤現象原則，以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為基礎，嘗試用社會運動 的理論概念來研究分析大陸青年學生運動。 #2810471 #2810471

安哥拉是葡萄牙最大的海外領土，安哥拉民族主義運動是非洲歷時最久的民族主義運動。自一九六○年代開始後，非洲國家紛紛獨立，而葡萄牙竟在此狂熱的非洲民族主義大浪潮下，不為所動，仍然堅持其殖民政策，以歐洲蕞爾小國統治為其本土之十四倍的安哥拉，垂四百餘年之久木其特一也。 葡萄牙統治安哥拉的政策，一般稱之為「基督教的家長政治」實行個別同化政策，旨在建立一個「多極族國家」，其特一也。 聯合國審議安哥拉問題，歷時十數年，通過給予安哥拉民獨立的決議案不計其數，然而葡萄牙以國內管轄事件為由，不予置理，聯合國竟未採取有效行動，其特三也。 安哥拉自於一九六一年掀起大風暴。以後十餘年間，只有一些間歇性的游擊戰，並未獲得決定性的進展，其特四也。 民族主義運動的組織富有部落的色彩，內部派系複雜，各自為政各自尋求外援，互相傾軋，其特五也。 安哥拉問題已成為國際性的問題，關係大國的利益，其特六也。 本論文依此六項觀念，為經為緯，以剖析安哥拉民族主義之運動，及其今後之發展 本論文共分六章、十七節，都六萬餘言。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是要檢視泰國學生運動在1973∼1992年間泰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相較於其它多數相關研究，本文不僅僅只是追溯時間序列上所呈現的事件，更要探究其後所代表的意涵與價值。同時，透過瞭解學生運動的興起、發展與轉型過程，來評估其對泰國民主化及市民社會力量增強所帶來的貢獻。 1973∼1992年的二十年間，泰國一共經歷了三次重要的民主轉型階段，同時也發生了三次大規模全國性群眾運動，分別是1973年的10月學運、1976年的第二次學運以及1992年的黑色5月事件。1973年的事件是起因於他儂(Thanom Kittikachon)政權施行威權統治，進而引發大規模政治抗議的結果，而此次由學生所領導的事件，可說是泰國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濫觴；1976年的二次學運是針對軍方態度的跋扈及對群眾請求漠視的反動；1992年的5月運動則是要要求執政當局制定具有民主本質的憲法，同時也欲推翻未經民選過程卻出任首相的蘇欽達(Suchinda Kraprayoon)。 本文立基於這三個轉型階段與三個歷史轉折點，來探討以下議題：在什麼樣的政治機會下，導致了學運的興起、發展與轉型？其後的歷史背景與相關意涵為何？是什麼原因讓學生變成行動主義者，並且號召其它群眾參與政治？文化及思想意識如何影響學運的發展與轉型？學生運動如何影響泰國的政治發展？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政治發展理論（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來分析泰國學生運動與政治發展間的關聯性，進而探究其在泰國政治轉型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同時並觀察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軍方政權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學生動員群眾的方式，尤其是與其它組織的結盟策略以及運動帶給一般群眾的認知與文化思想信念等變數，來分析學生運動成功或失敗的原因。 透過運用政治發展理論對上述三個歷史轉型階段的分析，本文發現（1）、泰國學生運動扮演了社會力量代言人(agent)的角色，透過學生運動的努力，喚醒了弱勢階層長久以來遭受壓抑的政治意識，並影響中產階級對民主的觀念，最後造成了軍人脫離政治及民主化的落實。(2)、由學生運動所引發的「由下而上」(bottom-up)改革力量以及群眾運動，將是觀察泰國政治發展的重要指標，這種來自民間的政治參與，會是未來影響政府決策及督促政治發展的最重要力量。(3)、泰國學生運動的發展脈絡印證了政治發展理論中由變遷—進步的結果。透過激烈的革命手段來達成演化的目的，最終促成了國家政治體系的進步。 最後，本研究認為，在學生運動帶動下的市民社會抗爭獲得成功之後，其信心與力量都更為鞏固，同時人民已認知到集體力量的重要性，日後統治階層若想再藉由武力的方式來鎮壓民眾的聲音，恐將難以成功，而泰國的政治應該會更加朝向民主鞏固的路途邁進。 / Abstract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Thai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ocess that took place in Thailand between 1973 and 1992. Most studies of the student movements in Thailand take the presence of a movement as something that can be traced simply through sequential events. Things occur and results materialize. This research has a different purpose: first, to explore not only what happened, but also how it happened. Second, to examine its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o evaluate the contribution it has made to the expans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Her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answer such questions as: what internal conditions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s and how? What wa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e movement emerged and how was the emergence related to this context? How and why were students able to become activists, and then recruit others so as to sustain a voluntary social formation? And how did the elements of culture and ideolog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The main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ree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the student movement of 1973, the bloody October of 1976, and the May uprising of 1992. The analysis of the Thai student movements is guided by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movement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study, three conclusions have been drawn: (1) Thai student movement played the role as the agent of social force. Through its efforts, the political awareness of the civil society has thus been waken up, leading to the break down of the military. (2) Student movement brought about the “the bottom-up” reform forceand created the political space for mass participation. This kind of “bottom-up” reform force will be playing the leading role affecting government’s attitude and policies. (3) The Thai student movement verifies the hypothesis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Through drastic mass movements, it leads to a real progres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 comparison of the three cases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civil society led by student movements, and the success of mass struggle make peopl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It would be a quite difficult thing for the ruling class using violent means to stifle people’s demands in the future, and Thailand will be getting closer to the goal of 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群體機器人運動的自動產生，可以應用在可移式機器人群的路徑規劃或電腦動畫中虛擬人群的模擬上。文獻上研究對此運動計劃問題，多以分離式或集中式的方法來解決。分離法是把群體的計劃，切割為多個個別機器人的連續計劃。本論文採優先順序的分離法依序解決個別機器人的計劃；而個別計畫的方法係採用位能場與A*搜尋法，我們並針對群體運動的特性提出改進方案。分離法的搜尋由於受到前面計劃結果的限制，因此缺乏計劃的完整性；相對而言，集中法同時考慮所有機器人的組態，因此可以完整地搜尋整個群體機器人的組態空間。我們首先採用的集中法是以位能場為基礎的隨機路徑計劃法。此法雖然具備完整性，但在機器人數量多時，機器人間的碰撞機會太高，所以計劃所需時間通常較長。因此，我們設計了一個採用階層式動態編隊方式的集中式計畫法。階層式動態編隊就是以球形樹組織機器人隊伍，依照搜尋時的狀況，動態地進行隊伍的分離或合併。同隊伍中的機器人會維持一致的運動方向，因此減少了機器人間發生碰撞的機會，因而改善了計劃的效率。我們實驗比較分離法、集中法、與動態編隊法，並分析各種情況下適合的計劃方法，以提出使用建議。我們並且設計了一個平滑化路徑的方法，將計劃出來的群體運動路徑調整平順，以應用在電腦動畫的製作過程中，自動產生擬真的虛擬人群運動。 / The automatic generation of crowd motions can be used in planning the path of many mobile robots and in simulating the motions of virtual humans in computer animation. In the literature, there exist two categories of approaches to this problem: decoupled and centralized approaches. The decoupled approach divides the planning problem into several sub-problems, each of which is for a robot. In this thesis we have used a prioritized planning approach with an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and the A* search algorithm to solve each sub-problem in a given order. This decoupled approach usually is not complete because later planning must be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previous planned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entralized approach considers the configurations of all robots and can be made complete by searching the composite configuration space. In this thesis, we use the randomized path planner (RPP) with a potential field as 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ized approach. However, this planner is not very efficient for a large number of robots because of frequent inter-collisions between robots. Therefore we propose a hierarchical dynamic grouping method to improve the centralized RPP method. The robots are organized as groups enclosed by a sphere tree structure that can split or merge dynamically according to the environment. The robots in the same group always move with the same direction. Consequently the collisions between robots decrease significantly during the search and the planning efficiency is greatly improved. We have designed extensive experiments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ecoupled approach, the centralized approach and the dynamic grouping method. We also analyze these approaches in various scenarios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ir tradeoffs. In addition, we have designed a path-smoothing method and apply the planning result to a production process of computer animation.

2001年3月31日於財團法人弘誓基金會所主辦的「第二屆印順導師思想之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上，弘誓基金會的創辦人─釋昭慧法師率領八位法師居士代表上台，公開朗讀「廢除八敬法宣言」，並一一撕毀「八敬法」條文，將廢除八敬法運動推至高潮，導致教界與社會強大的迴響，並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為台灣佛教史寫下了新的一頁。「八敬法」是佛陀創立僧團初期允許女性出家所制訂的戒律，縱觀佛教發展傳佈至今歷時二千五百多年，台灣佛教界竟然產生了「公然」廢除八敬法的運動，而且由一位比丘尼倡導，為什麼因緣會成熟在此時此地?其代表義意為何? 本論文試圖將「廢除八敬法運動」置於台灣比丘尼女權發展的脈絡下來加以探討，在佛教與女權論述方面，先探討西方佛教與女權相關理論的研究，進而從中歸納出的適用於檢視佛教女權發展的項度，將之應用於台灣佛教比丘尼女權發展的論析上，建構台灣比丘尼佛教女權發展的論述。本研究範圍，在對象上，以台灣比丘尼為論述中心，在時間上，從清末佛教傳入台灣後至2001年「廢除八敬法運動」，其間以台灣光復(1945年)及解除戒嚴(1987年)為區隔大致分為三個時期加以論述，輔以「資源分配」、「組織分工」、「意識形態」三個主要面向，來檢視佛教與女權的關係，藉由探討台灣佛教發展各時期佛教出家女性所處的情境，來說明台灣佛教比丘尼女權的發展脈絡，並將「廢除八敬法運動」置於此一背景下進一步闡述「廢除八敬法」的意義與影響。

在清朝前期的康雍乾三朝中，清朝皇帝曾經復興入關前的滿洲傳統文化。在本文中將這些措施整體稱之為滿洲文化復興運動（Manchu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大致上來說可以分為三個方面：1. 提倡國語振興騎射；2. 整理滿洲歷史與傳統；3. 維持八旗制度運作。康雍乾三朝所推行一系列的復興滿洲文化的措施，表現了清朝皇帝對於滿洲文化的重視。學界過去對於此一現象的詮釋，認為清朝皇帝的作法是擔心滿洲人被漢人所同化而失去統治的特權。然而更基本的問題是：為何政經特權的維持，需要透過文化的復興運動來達成？國語騎射、滿洲源流與八旗制度等代表滿洲文化的符號，對於清朝皇帝具有什麼樣的意義？而本文試圖從清朝入關前與入關後的滿漢關係，以及相關的滿洲身分與文化變遷過程來討論前述的問題。 首先，清朝以少數民族的征服王朝之姿，建立了廣土眾民的多民族帝國。為了爭取漢人以及滿洲人支持清朝的統治，清朝皇帝一方面透過宣示滿漢一體，尊崇儒家思想與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來建立其統治漢人的正當性；另一方面，出於對漢人反滿意識的防備，又必須崇滿抑漢，以維持本民族的優勢地位。因此，如何在首崇滿洲的原則下，又不至於激起漢人對清朝統治的反感，是清朝皇帝在統治上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然而，推行崇滿抑漢政策的前提在於區分滿漢。在清朝發展的歷史中，滿漢接觸的經驗形塑了滿洲與漢人的文化意義。而清朝皇帝對於滿漢的區分也受到這種文化意義的影響。而這種文化意義也隨著歷史事件的介入而有所改變。 在滿漢接觸的歷史中，滿漢之分主要是建立在身分與文化上的差異。入關前的滿洲文化對於清朝皇帝而言，是征服民族優勢的象徵。清朝皇帝透過復興滿語、騎射與八旗制度等滿洲文化符號，以及排斥漢習的做法，來重申（或重塑）滿洲性（Manchuness），藉此重新鞏固滿漢對立的二元意義結構，以及相應的滿洲統治地位。 滿洲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必須透過在傳統中國文化與當時清朝的政治制度中所賦予皇帝的至高獨裁權力，才有可能達成。但由於官僚體制與基層旗人的不配合，而使得當時此一運動的成效不彰。在這個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到在少數民族統治多數民族時，如何透過文化與身分的界定來團結本民族，並維護自身的統治與優勢地位。因此，此一事件同時具有身分、文化與統治上的意義。而歷史人類學與族群理論兩者之間，在這個課題上也出現了對話的空間。

本文以馬克思「資本原始積累」的概念來檢視台灣與中國大陸農民變成雇傭工人的過程，輔以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當時的發展情況相比較。從歐美國家資本原始積累經驗來看時，可以發現土地產權制度的變革與國家影響力同步促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相較之下，愈後開始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國家，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吃重。以台灣與中國大陸相比較時，中國大陸延續其社會主義時期戶籍制度的影響，對於農民變成雇傭工人的過程產生一定程度的阻礙，形成所謂候鳥式的流動，與台灣線性式的流動產生鮮明的對比。這種不同形式的資本原始積累路徑，對於日後雇傭工人階級的意識型態、產業特質等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

唐代唐玄度的《九經字樣》在唐代正字運動、字樣學、經典文字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但由於該書之撰寫動機為補充《五經文字》之不足，並且篇幅不多，故尚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本文將對唐玄度的《九經字樣》進行全面地探討，其主要內容可舉以下四點： 一、簡要說明唐以前的文字規範情況，並述評唐代正字運動及其影響。 二、釐清《九經字樣》的字數、蒐字範圍、分部與收字歸部、《九經字樣》各 種版本之間的比較等有關體制、版本的問題。 三、探討《九經字樣》所收的各類字，即正字、異體字、通假字之相關問題。 四、以如上的內容為基礎，整理並分析《九經字樣》所樹立的正字標準與正字 觀，及《九經字樣》之優點與缺失、意義和影響。

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是研究中國現代史一個重要的課題。中國現代文學和政治之所以有相當深的聯結，與它作為啟蒙救亡的工具有極密切關係。美國學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就表示現代中國文學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清末民初發展以來即被賦予強大使命，許多知識份子往往在政治改革失敗以後，把心力放在文學改造上，希望透過新文學來為中國社會改革舖路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開辦《新民叢報》，使報刊成為知識份子從事政治社會改良的重要媒介；接著在日本創辦《新小說》，看中小說對社會大眾宣傳的力量，認為這是抨擊政府，以及反映社會不良現象的利器 。梁啟超「欲新國民，必新小說」的論點，為後來五四一代人所承繼。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他從事文學活動的動機是因為文學不是一種普通的職業，而是可以用於改造民族的靈魂 ，此言正反映現代中國文學因為帶有強烈的使命，使文藝作家不僅從事單純的寫作工作，更是振聾發聵的先行者。也因此自中國近現代以來，隨著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動，文藝作家和政權之間不時存在著一種緊張衝撞的關係。 　　本文研究目的即藉由戰時國民黨與文藝界知識份子這段曾經結盟又遭背棄的過程，觀察抗戰時期國民黨透過那些機構、政策與手段，一方面加強文藝界的運作，與中共競爭；另一方面又以戰爭之名進行管制，壓縮作家的生存空間。建構這段時期國民黨對文藝界的政策與運作，不僅有助於理解戰後許多相關歷史的發展脈絡，也可為抗戰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個全面觀照性的視野。

中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因為是隸屬於中共管轄的愛國宗教團體，必須直接面對中共的宗教意識型態、中共宗教政策、中共宗教事務當局等，因此必定會受制於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與影響，這是中國兩會必須面對的「政治性」層面。然，中國兩會就性質而言是屬於教會的，勢必會推動各項有利於宣教發展的教務工作，以達成上帝的託付。中國兩會不希望完全被中共宰制，所以兩者關係不會是單一的零合關係，而是對立、合作、妥協等複雜關係，這是中國兩會必須面對的「宗教性」層面。 筆者從「兩會與政府關係」、「兩會的宗旨與神學變遷」、「兩會與家庭教會關係」、「兩會與信徒關係」、「兩會與海外教會關係」等五層面來分析，並縱貫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就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兩會雖須受限於無神論中共一定程度的宰制，但畢竟環境與時代愈趨開放，中國兩會的自我認知、方向、功能都隨之調整，五十年代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發展已顯著不同。在此錯縱複雜的關係中，兩會的企圖與目標就是「如何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不斷地增強兩會的宗教自主性」。 關鍵詞：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丁光訓、宗教自主性、三自原則(自傳、自治、自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