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組織競爭的型態已經產生大變動。在這種劇烈的變化下，組織競爭的新思維與新體制所塑造的新經濟儼然成型，能跳脫資產、原料與製造優勢而奮力掌握創新、想像力、思考的組織，才是這個新經濟時代的新主角。創意、想像力是新思維的構成要素，也就是擁有新思維的人該有的特質，組織創新與創造力的出發點來自於個人的創意思考。在傳統中國哲學中，莊子的思想開啟了一個富有創意的新思維，他以一種擴散性的思維模式(divergent thinking)與非慣性的思考方式、並使用批判性意識的思辯法來對於當代知識價值觀進行批判，莊子思想提供吾人新的思維啟發，而有益促進個人創意的提升而帶動組織的創新能力。本文將以莊子哲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莊子思維對創造力提升的新啟示。

本論文以研究科索沃事件所引發之國際人道干涉適法性變革為中心，從主權概念如何隨著人權規範之變更而轉變等，以及以冷戰與後冷戰時期所發生之人道干預案例來檢視此理論之發展。論述範圍著重在聯合國體制下主權、人權與武力使用之國際法規範，來探討人道干涉理論之演進；並結合冷戰與後冷戰時期所發生之干涉事件來檢視其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狀況。

「道統」這一名詞的正式創用與成為時代焦點是在宋代，但在先秦儒家思想體系中已具有道統思想的成分，只是尚未明確提出，其理論針對性也不明確。直到唐代的韓愈，以弘揚儒家聖人之道為己任，明確提出儒家聖人之道的「內涵」和「傳授系統」，以挽救儒家倫理道德規範不為人所重視下，造成的社會動盪之局面。韓愈的〈原道〉標誌著儒家「道統」觀念的明確提出，又北宋前期的道學先驅，孫復與石介師徒亦繼承韓愈的道統思想。 時至北宋中期，張載與二程為孔、孟之後的儒家倫理道德規範提供形上學的理論依據，以求更有效地反擊佛、老學說，再次將儒學積極入世的精神加以發揚，所以張載與二程皆否定漢、唐諸儒的傳道地位，而程頤以程顥接續孟子以後失傳的儒家聖人之道，也開啟了宋代道學家建立儒家聖人「心傳」的道統思想。時至南宋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正式創用「道統」一詞，認為儒家聖人之道的「內涵」是《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內聖與外王合一的上古聖人，聖聖相承的「道統」精義（「道體」），也是《中庸》所詮釋的幽微至理；又朱熹認為儒家聖人之道的「傳授系統」，重點人物是孔子開創「道學」以保存與發明內聖外王合一的「道體」。因此，宋代道學承繼的是先秦孔、孟闡明內聖外王之「道體」的使命，以「內聖之學」的探討為其特色，但「內聖之學」的闡明目的不僅是達到聖賢的道德造詣，而是能夠實現「外王事業」，對於人間秩序進行合理的重建。 宋儒秉持著對於朱熹「道統」的信仰，立身治學並不循功名利祿之途，而是試圖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的個人修養，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不僅顯示出中國文化重視內省修養的特點，亦形成中國文化崇尚聖賢的理想人格和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取向，以及重文化傳統的特色，這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互相區別之處。如此，宋儒的道統思想，其影響可謂深遠。

本研究共一冊,約四萬字。 全文共分六章，前二章講述緒論並研究方法,接續三章為研究結果的分析,末章則摘述 發現並提出檢討與建議。 第一章緒論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以收視行為類型的變化的作為分 ，並藉收視人數的多寡 析角度，並藉收視人數多寡（收視率的高低變化），確定台灣電視閱聽人是否有「頻 道忠誠度」的現象﹖其程度又為何﹖並瞭解各種影響電視頻道忠誠度的因素：時間順 序、時段、頻道特性、節目型態、節目內容、人口學變項與電視頻道的相關程度；發 展一套可資測量電視閱聽人「頻道忠誠度」的實用工具。第二節為文獻探討，從英美 等國學者對電視「頻道忠誠度」的相關論述研究中，討論並義有關變政的關係。第三 節為問題與假設，將研究變項加以歸納，並提出理論假設，以資驗證。 第二章研究方法及其步驟，共分三節。第一節為資料蒐集過程，第二節為研究架構與 變項測量，第三節為統計方法與分析次序。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則為本研究各類變項關係的比較統計分析。 第六章結論共分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發現摘要，第二節為檢討與建議。

老子與莊子提出天道政治的用意在於「崇本息末」，所崇之本者「天道」是也，所息之末者巧術、詐偽也。老子觀閱天地之變化，體知宇宙之常道，所以崇 「天道」以明「人事」，欲以天道之理想來提昇、美化現實的政治。因此天道政治是落實在現實層面而又有高遠理想的政治理論，是落實在人倫日用之中的，是不外日用飲食之間的「樸素之道」。 天人關係可以說是天道政治最重要的基礎，大體而言老子與莊子的天人關係可以說是一種「法天」的思想，不過從《莊子》〈內篇〉中可以看出莊子對於天人關係可分為天人有「必然之分」、「本然之合」以及「應然之合」三種關係，而天人的應然之合就是透過德性的修養以及氣功的修煉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然而商、周時期「天命王權」的政治型態卻是由巫現透過巫術以達到神人合一，又在「絕地天通」之後帝王變成為上帝在人世間唯一的代言人，也就是說帝王代替上帝來統治天下，他的權威是上帝（天）所賦予的，因此其權威是不容懷疑，不可挑戰的。然而周人從夏、商覆滅的經驗中得到了「天命靡常」的教訓，又從文王受命的經驗中得知只有敬德、保民才能受天之佑、得天之命，雖然周人仍然信仰「天命王權」，而且西周統治者敬畏天命的原因並不只是道德上的因素，不過由於敬、德觀念的滲入是以進一步促使了天道政治思想的萌芽。 「天人合一」與「天命王權」可以說是天道政治的思想基礎，而天道治政思想的內涵在實質內容上則是「無為而治」；在理想型態上則是「太上之治」；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從老子「動善時」的觀念來看，無為而治強調的是在問題發生之前能「為之於未有」，而如果是問題已經發生則處之以「曲全」之道，又在問題解決之後還要能「功成無名」。而此無為而治之道在《莊子》則是以「庖丁解牛」的寓言展現。其次，天道政治的理想則是太上之治「下知有之」的理想，也就是聖人以無為的方式來為政治國，而在功成事遂之後復能不居功，是以人民僅知有君王與政府的存在，卻不知其有什麼作為，而此「下之有知」的太上之治落實下來所呈現的就是「小國寡民」與「至德之世」。 最後在行動方略上則是「虛順而化」的辦法，老子並不否認剛強能勝柔弱的經驗法則，但是柔弱能勝剛強也是眾所週知的經驗法則，老子以水作比喻，滴水不斷則能穿石，洪水過後木石不流。（另外「氣」的性質也與水一樣）因為剛強之上必定還有一個更剛強者，因此老子並不欣賞這種自以為是的強，他所欣賞的是如水、氣－樣能柔弱也能剛強的「柔強」，這種以柔克剛的方略在《莊子》則是 「順人而不失己」、「伴君如伴虎」的柔化方式。因此天道政治雖然也同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然而「虛順而化」這種不流血的革命行動才是老子與莊子所欣賞的。 總而言之，《老子》與《莊子》的天道政治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五點特色：

《老子》一書做為先秦道家的經典代表，自漢代以降，《老子》更藉由各種注本展現出不同面貌，煥發出新的意義與內涵，更側面反映了時代思潮的特點。這些注解者各自擁有不同的學思背景、成長環境，身分地位及主觀目的，由此出發而展開與《老子》的對話與討論，形成了一段不可忽視的老學詮釋史。王道《老子億》便是構成明代老學詮釋史的一個閃亮座標，透過對《老子億》的梳理與觀察，除了可以抉發出《老子億》本身的思想價值外，更可以藉此反省中國經典詮釋傳統的相關問題。 首先本文從王道其時、其人、其學的外圍觀察開始，從中認識王道的生命過程，並探究時代氛圍與師承變化對王道的思想產生何種影響。再通過對《老子億》的文本入手，進一步分析、整理並架構出「道」、「心性修養」及「政治」三個思想主軸。其中「道論」主要說明王道老學的形上思想，分為「本體義」及「生成義」兩層次來涵攝之。「心性修養論」則是從性、心與道的聯繫入手，觀察王道如何以理學觀點來注解《老子》，並由「養心」、「養氣」及「養身」三方面來申發其修養觀點。「政治論」則是將焦點由內聖轉移至外王，說明聖人理國之方，此處分從「聖人之理境」與「理國之方策」兩個面向來論述聖人依道而治世化民的主張。 此三章所關注的角度不同，但其內在理路由天道至人道，由內聖而外王，實具一致性與整體性，不可相無。此處論述除了要呈現王道對《老子》原典的理解外，更要彰顯的是王道對《老子》個人化的詮釋，其方法就是援引儒家經典加以比附說明，透顯出時代思潮對王道的影響。而其中論點與《老子》原文是否相輔相發或互有背離，皆是筆者欲釐清的對象，然此亦為王道注解《老子億》之特色所在，在老學詮釋史中實佔有不可忽視的地位。最後筆者藉由哲學詮釋學的概念，後設反省《老子億》所呈現出的各種詮釋面向及特色，並將此書放入老學詮釋史中，從宏觀的義理脈絡下，客觀地述評此書之歷史地位，並說明本文未來的展望及後續形成的思想議題，是為本文之期許。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文学) / 甲第20823号 / 文博第753号 / 新制||文||653(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文献文化学専攻 / (主査)教授 宇佐美 文理, 教授 武田 時昌, 准教授 古勝 隆一, 中 純夫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Letters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本研究旨在探究康德與孟子對於「道德判斷之根據」的論述。首先討論康德在前批判時期的道德思考歷程，發現其思考兼具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之色彩。但到了〈論感性世界與智思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則〉一文發表，康德已經確立兩重世界觀，將倫理學領域歸屬在智思世界。在批判時期，康德明確地以「道德法則」為核心，而將其視為倫理學上最後的評斷規準，其中，康德談論了諸多人類不同的心智狀態，俱是其論道德判斷之根據的不同說法。復次，在孟子哲學方面，本研究將其定位在「一接續人心與他者、萬物、天地間之歷程」。第三，關於康德與孟子之對比下，本研究以兩種模式作為對比之進路：一是「文化類型」；另一是「生活世界」，結果指出，可以「基督宗教倫理觀影響」和「存有的相契與連續性」作為兩者道德思考的關鍵性因素。基於以上所述，本研究嘗試說明康德與孟子哲學之道德教育意義及其限制性。 /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ground of moral judgment of Immanuel Kant and Mencius. I'll divide it into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I attempt to explicate the process of moral thinking of Immanuel Kant in his pre-critical period. In this period, it is proved that both idealism and empiricism are included in his thinking. After the paper On the Form and Principles of the Sensible and the Intelligible World (Kant, 1770) was presented, Immanuel Kant firmly established the theory, dualism of world, in which the sphere of ethics is classified under an intelligible world. After that, in his critical period, the moral law is much emphasized and considered the last standard for ethic judgment. Besides, it 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tates of human mind underpinning the distinct statements of what the ground of moral judgment is. In the second part, the moral thinking of Mencius is under discussion. Mencius argues that there is a process of human mind connecting others, all things on earth and heaven and earth. In the third part, I try to compare Immanuel Kant with Mencius by two approaches: “cultural type” and “life-worl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impact of ethical viewpoint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the connection and continuity of being are the crucial factors in their moral thinking.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mentioned above, the implication and limi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of Immanuel Kant and Mencius are ex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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