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金融交易與經濟活動的不斷演變，以及資訊科技的更迭與普及，有別於傳統的、非實體型態的金融中介機構逐漸威脅過去如銀行、保險公司等傳統中介機構的功能與收益，故隨之而來討論新型態金融中介是否仍有助於經濟成長、如何影響金融中介發展等議題也漸漸升溫。有鑒於此，本文第2.3章將探討兩種不同型態的中介機構(銀行與群眾募資平台) 之風險穩定程度，並據此提出新的分析結論。 金融中介在向大眾提供資金融通服務的同時也面臨風險。以信用風險及流動性風險為例，銀行利用創新金融工具，不但能將手中融資貸款部位的信用風險轉移至願冒險投資的投資人手中，藉此增加資金以繼續提供融資服務，成功達到幫助銀行增加利潤、分散信用風險，以及增加流動性等功能，但實際上，這些可能違約的信用風險其實並未消失。 本文試圖重新檢視金融中介的信用風險議題，首先分析銀行產業結構會如何影響銀行的違約風險；並關注次貸後因市場流動性急遽消失而新興的新興金融工具--群眾募資，是否將再次導致市場上高風險項目的出現。

銀行保險通路已成為國內保險公司重要銷售管道之一。過去鮮少有文獻探討影響銀行與保險公司合作關係之因素，因此本文試圖以銀行的角度，使用2006年至2014年國內壽險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料，以及銀行與保險公司之合作資料，探討國內壽險公司的經營指標，對於銀行選擇合作保險公司之影響，本文將壽險公司經營指標區分為四種類型，以申訴率及保單繼續率衡量保險公司之服務品質，資本報酬率及投資報酬率衡量保險公司之獲利能力，負債比例及資本適足率衡量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新契約保費成長率衡量保險公司之成長性，並加入保險公司資產規模、年紀、是否為外商公司、是否屬金控子公司及佣金費用為控制變數。研究結果發現：銀行主要會選擇清償能力較好之保險公司為主要合作對象，且偏向選擇國內、屬於非金控子公司、資產規模不大、成立時間較久的保險公司合作，而銀行理專通常是以保險公司所能提供之佣金多寡，決定與保險公司合作關係之深淺，沒有將保險公司經營狀況放於第一順位。

本研究旨在探討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及舉債成本之影響。根據過去研究，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及舉債成本的影響無定論，因此本研究以46家國內一般銀行(包含本國銀行及外商銀行)承做台灣上市上櫃公司的借款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樣本自2005年至2014年共計10年的借款資料進行實證分析，依據三個模型，分成兩部分來說明實證結果:成長機會高及借款額度大之企業，採用Panel Data進行迴歸分析，來檢驗銀行往來家數對企業績效與舉債成本之關聯。 本研究假說認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與多家銀行往來，會有資訊洩漏之風險，但實證結果顯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銀行往來家數越多績效表現越好，推測原因為成長機會高之企業資金需求大，因而在企業機密資訊揭露與補足資金缺口兩者中，選擇與多家銀行往來以獲取足夠之資金;但在同樣成長機會高之企業樣本中，銀行往來家數對舉債成本無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借款金額越大之企業樣本中，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其績效表現沒有比較差，並且與多家銀行往來對績效表現沒有幫助; 一般來說，借款金額越大舉債成本越高，然而，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借款金額大之企業與越多家銀行往來，會使得舉債成本下降，過去也有研究指出與越多家銀行往來，可以透過多家銀行協商，取得較佳的借款條件，與本研究實證結果相符。

近年，中型台商企業常因財務不透明，而使其尋求外部財務支持相對困難。相較於台灣的上市櫃公司，或規模較大的未上市櫃公司，中型台商往往在資金的取得，以及銀行的支持方面會比較弱勢。中型台商企業在海外建立其生產基地，產品外銷全球，其面臨收款及付款會有不同的外幣兌換，往往產生外匯風險。故本研究欲探討外商銀行如何利用在大中華區域的整合優勢、財務策略及整合方案平臺，協助中型台商企業之財務方面及策略規劃。 研究結果建議中型台商應進行下列的財務策略： (一) 善用新開放的昆山34號文，進行跨境人民幣的借貸。 (二) 出口轉內銷、用人民幣做出口報價、利用外匯避險產品以規避人民幣升值風險。 (三) 資產配置方面，融資借款應以借款利率低、弱勢貨幣為主以及該貨幣的利率較低為主，企業資產或存款則應以強勢貨幣或利率較高之貨幣為之。 (四) 利用外商的全球平台—電子商務的跨境資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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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自由化措施目繼實施及新銀行開放設立的現況下，銀行經營的競爭性與風險性已大為提高。因而，金融當局必須盱衡實險情勢，參酌先進國家相關制度及其經驗，適度修正當前國內金融檢查制度，使其充分發揮應有功能，健全對銀行的經營監督。 就各主要國家的金融檢查制度言，中、美、日三國採取比較嚴格的檢查，且是監督管理的重心；英國金融當局則並未直接檢查；主要依賴報表資料整理及管理人員面談之方式監督；德國金融當局亦不自行檢查，而係透過查核人員向主管機關所提報告來監督。 目前，我國金融檢查制度由於金融檢查事權尚未統一、報表稽核制度績效不彰、金融機構內部稽核未受重視及缺少統一的銀行會計制度等原因，致使金融檢查之功能未能充分發揮。是以建立檢查事權統一的金融管理、借助外部稽核、改善現行報表稽核制度、提昇稽核人員素質、統一銀行會計制度，均為當務之急。此外，如循序推行財務報表的公開，以發揮市場監督力量，使銀行經濟人負法律責任，及資產負債表外交易風險的重視等，均為我國金融當局未來努力的方向。

全文一冊約七萬言，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 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目的、及範圍。並對與本文研究有關之概念加以界定。 第二章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論面 介紹本文所採用分析外交政策的方法，並引介公共政策觀點的研究途徑，分外交政策 的制定過程為外交問題的提出，外交政策的規劃、合法化、執行與評估。 第三章立法院的性質、職權與成員結構 從組織研究法的觀點，對立法院的性質、職權中與外交政策制定有關者、立法委員的 人數變遷、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加入國民黨的情形等加以剖析。 第四章立法院參與我國外交政策制定之分析 從系統研究法觀點，闡述我國外交政策制定的六個重要環節為總統、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及黨政運用。再從功能理論觀點，探討立法院參與外交政策 制定的實際。最後以亞銀問題與政策做一個案分析。 第五章結論：發現與心得 立法院在我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主要在合法化與監督兩方面扮演積極角色。而筆 者認為，立法院除此外可以加強外交問題提出的功能，至於外交政策規劃方面的功能 ，由於立法院之組織未臻健全，與外交問題的特性，目前仍以不加強為宜。

一、本論文計一冊，約十七萬字，分為六章，加上前言、結論，共有八部份。 二、論文內容大要： 首論江蘇省農村經濟概況，作為背景的敘述，次述農家負債之原因，及其必然性。再 分別介紹新式與傳統式的農村金融機構。傳統式的金融調劑方式有合會、典當、錢莊 、私人與商店借貸，對這些金融流通方式一一加以探討，以了解當時刀利貸的狀況。 新式農業機構有江蘇省農民銀行、各商業銀行等。這些銀行對農村合作社、農業倉庫 、農民團體給予貸款，其對農村金融助益如何，尤為重點所在。 最後對新舊式金融機構業務逐一加以比較，以期了解新式抑是舊式的農業金融機構對 本省農村經濟貢獻較大，而針對新式農業金融機構之成敗因素提出深入的檢討，並探 求民國二十年代中國農村復興之原因。

消極方面為解決台灣銀行家數太多導致的惡性競爭，逾期放款比率偏高，銀行資產品質惡化問題，避免衍生金融危機；積極方面則為適應直接金融取代間接金融，金融機構走向全球化、自由化、電子化、大型化的發展趨勢，改善銀行經營體質，提高其全球競爭力，因此不論政府部門或銀行本身這幾年皆積極進行銀行合併或尋求合併整合機會，甚至發展成異業結合的金融控股公司熱潮。這股銀行合併或金控風潮預期未來十數年將持續發燒，不久國內金融環境將迥異於現在的風貌，其所帶來的影響將十分深遠鉅大。 銀行家數因合併而大幅減少之後，金融競爭環境亦將因此發生較大的改變。銀行與借貸客戶雙方優劣勢條件將產生地位互易的問題，且銀行合併後其經營策略不可避免地將發生明顯的改變，尤其是授信政策是否會產生普遍緊縮的現象，因而影響到企業尤其是傳統產業、中小企業的融籌資行為，則是個值得擔心的問題。 本論文先探討國內銀行合併風潮成因、現況及未來發展，銀行授信有關的問題，再則藉由深入訪談銀行高階經營主管方式，探討銀行因不斷併購，家數大幅減少後最終是否會形成寡頭壟斷的金融環境與銀行經營策略的大幅改變，其對於企業籌資行為將產生何種影響；以及面臨這種金融環境的改變，企業該如何因應，提供一些建議。訪談結果得出如下結論： 一、為改善現時台灣銀行家數過多產生的過度競爭、銀行經營困難的問題，未來銀行業勢必進行整合合併。銀行家數將因此減少，銀行的競爭會回歸到比較合理的狀態，對於台灣金融環境的健全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銀行合併目的，除消極解決銀行過度競爭的困境外，更積極的目的在於擴大銀行規模、產生規模經濟，提高資本效益、降低營運成本以提高銀行的競爭力；異業結合的金融控股公司更可發揮交叉銷售的效益，產生範疇經濟。 三、銀行合併後的金融競爭環境會驅使銀行營運策略加速轉變，過去以企業金融為核心業務的經營策略將會調整，個人金融及無風險的代理業務比重會提高，企業金融尤其是企業授信占銀行資產的比重會降低，對於授信客戶的篩選會趨於嚴格，產生授信緊縮的現象，對於企業籌資活動造成不利的影響。 四、銀行合併前原有各銀行對單一客戶的授信額度將可能在合併後減少，形成對企業的授信緊縮，尤其是往來銀行家數眾多、財務狀況不佳的中、大型企業受到的衝擊會更大。 五、銀行合併後資產規模變大，資源可供運用的選擇更多，居於效益與風險的考慮，營運策略將發生大幅改變。對於財務可信度、透明度不佳，風險權數較大的中小企業授信，態度將傾向更消極，可能使中小企業籌資更為困難。 六、對於財務健全的大型企業或上市公司，因為其本身的條件較佳，銀行合併產生的授信緊縮問題較不嚴重。 七、銀行合併風潮下，將產生企業往來銀行集中化的趨勢，企業與銀行的關係會變得更為密切。企業如何提供銀行充分的資訊，取得銀行的瞭解與支持信任，是十分重要的課題。 面對銀行合併之後的金融緊縮環境，對於企業財務管理人員如何因應籌資環境之改變與金融管理當局如何協助中小企業籌資皆形成不小挑戰。本論文綜合銀行人員看法與個人從事財務管理多年體驗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中小企業應善用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之保證，自銀行取得融資。此外並應盡量提高財務及營運的可信度與透明度，並與銀行維持順暢無礙的溝通，以爭取銀行的信任與支持。 二、對於往來銀行家數眾多、財務狀況較差的中、大型企業，首要之務是積極進行企業瘦身，降低負債規模，以為勢將面臨的銀行授信緊縮早作準備。 三、為因應企業往來銀行集中化趨勢，企業必須與少數銀行發展成更緊密的依存關係與全方位的交易往來，並讓自身的經營狀況與財務狀況透明化，以降低主要往來銀行的風險，降低資訊不對稱衍生出的道德風險與代理問題，增強銀行授信的信心。 四、對於金融管理當局而言，協助各種型態的企業資金籌措的方法為：強化資本市場發展或降低股票上市的條件與成本，建立高收益債券市場，放寬發債條件的限制，讓即使信用評級不是很高的企業，仍然有機會以較高利率代價自資本市場取得所需資金。 五、強化公司治理可以強化企業主或經理人對股東及債權人的責任心與還款誠意，有助於增強銀行的授信態度的積極性。

本文主要研究戰後台灣金融體系從國家獨占到金融自由化的演變過程。 作為新興工業國家的台灣，金融業歷經戰後四十年來政府政策的管制，在1980年代後半開始朝向金融自由化發展，而1990年開放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則是打破國家壟斷金融業的第一步，開啟了金融自由化的時代。 在金融體系發展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國家權力對金融體系的滲透與控制。總的來說，1990年以前，台灣有組織的金融體系，無論直接金融或間接金融，資本市場、貨幣市場、銀行體系均被國家政策緊密的控制著，構成了金融產業的主要內容。而民間資本僅能在處於邊陲位置的黑市地下金融中存在著。 進入1980年代後，原本經由金融部門扶植發展的經濟體系快速成長，使得既有的金融結構跟不上經濟體系發展的腳步。金融中介的阻塞造成經濟體系極大的壓力，超額儲蓄問題、地下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大，透露出經濟體系與金融部門無法配合的現象，同時國外壓力也隨著貿易談判進入台灣市場，終於迫使金融業往開自由化的方向發展。然而政府並不直接開放新銀行進入市場，反而首先冀望於提高公營銀行經營自主性以解決金融中介的問題。然而公營銀行在重重法令束縛與保護政策下，反應遲緩而鈍重，使得金融自由化的方向不得不轉往開放民營銀行的方式進行。 綜觀金融業從國家獨占往自由化發展的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其結構性的因素。過去，政府以投資關係及政策性融資，由上而下的控制著經濟結構的發展。然而金融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個工具，金融體系在無法配合經濟結構的變遷進行變革，無法滿足經濟體對金融的需求，終於造成金融自由化的發展。1990年新民營銀行的設立，台灣的金融體系進入了金融自由化時期的新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