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論文，先注目在日治台灣（或是台北）之台、日「雙層結構」之現實。但是，關於日治時期政治、經濟上兩者「對立」，很多先輩們已經提到過了。所以，筆者注目文化上之台、日對立，而解釋近代台北文化之雙層結構。 首先，筆者作為研究對象，選擇「台灣新美術運動」。這個運動是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之20年間，在台灣都市部（尤其是台北市）展開的摩登主義運動。筆者之意圖，並不是撰寫「美術史」論文，而是以「社會史」的觀點考察「美術地理」的論文。筆者先調查「台北都市史」之後，探究它表現出來之美術現象。 美術理念之「受肉（incarnation）」（或具體化）形態是「美術地理」。換言之，在台北台、日人之對立現象，透過美術結構，換位而且具體化（就是「受肉」）以後之形態，是筆者說之「美術地理」，就是「大稻埕（台北台人街道）畫壇」與「城內（台北日人街道）畫壇」兩個社會對象。 筆者意圖，探究都市空間美術運動之具體性足跡。所以，論文中，特別講究（拘泥）「展覽場所」與「繪畫對象」等都市「地標」，就是美術運動之具體形象。這種形象等於地標，可說是美術之身體。而這種形象、地標之再度表現是美術上之台、日雙層結構。而且把握「台北都市」之作為「人類（或台、日兩個族群）生活」上之意思，是筆者小考之最後目的。 筆者撰這篇論文以後，再探究殖民地朝鮮之官展「鮮展」等其他日本殖民地美術地理，而闡明「美術與土地」之關係。 / This thesis takes the reality of “the Taiwanese-Japanese double-layer structure” in Taiwan (or Taipei) society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the Japanese in this period,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Taiwanese-Japanese oppos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o give an explanation of the double-layer structure of Taipei urban cultures in modern times.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new fine arts movement in Taiwan”, a modernism movement developed in urban areas (especially in Taipei City) in the period of two decades from 1920s to 1940s. The topic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inquire is not about “fine art history”, but “social history”: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and spatial phenomena of fine arts developed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Taipei City. The “fine arts geography” is the incarnation (or embodiment) form of the aesthetic ideas in social practices contexts: the Taiwanese-Japanese oppositions in Taipei City society were transformed in the aesthetic structure and incarnated (embodied) in the fine art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two social entities: the painting circle in “Dadaocheng – Taiwanese blocks” and that in “Inner City – Japanese blocks”. This thesis intends to probe into the concrete footprints of the fine arts movement in urban spaces. Therefore, the urban “landmarks” such as “exhibition places” and “the objects of painting”, in other words, the concrete forms of fine arts movement, are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highlighted) in this thesis. These concrete forms or landmarks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body” of fine arts which represents the “the Taiwanese-Japanese double-layer structure” in aesthetic fields. The final end of this thesis is to grasp what significance urban cultures (of Taipei City) have for the human lives (or for the lives of the two groups of the Taiwanese and the Japanese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thesis,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 will further inquire into the fine arts geography in other Japan’s colonies like the official exhibition in Korea to expou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fine arts and the land.

在資訊爆炸與電腦網路發達的時代下，面對近年來台灣社會中層出不窮的青少年問題，政府針對國民中小學教育階段的學子們，除了應擬定更為完善的教育法律與政策之外，也應重視其內在倫理操守的提升與道德意識的涵養。基於預防重於治療，因此政府若能透過國民教育中有系統、有組織的教學來全面推動生命教育，預期將能對學童品德的提升有著相當實質上的助益。 在現前台灣實際教育環境中，實不難察覺若干宗教團體直接進入到公立國民中小學從事生命教育教學之身影，該現象顯示現前雖然我們一方面承認了宗教團體積極致力於教育教學所發揮的正面作用，但一方面卻也產生了宗教團體是否適合進入公立校園中之疑慮。 現今社會中，家庭教育之功能已逐漸衰微而孩童的自我意識又日益高漲，若政府能正視逐年嚴重之青少年問題並透過結合民間團體之力量，以教育的方式對莘莘學子們進行健全生命價值觀的引導，預期將能使得國家之希望工程獲得良好的發展。 本研究以國內三大民間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所施行之生命教育為例，分別是基督教得勝者課程、慈濟靜思語教學與一貫道讀經班，經參與、訪談與觀察此三個宗教團體實際從事教育工作之現況，並以「政教分立」中之諸項原則，就宗教團體於公立國民中小學中，實施生命教育之「經費來源與自主性」、「師資之招募與培育」與「課程屬性」此三部分進行檢視、分析與比較，期能發現問題並提供具建設性之解決方法，使政府能在符合「政教分立」的合理制度化條件下，順利並有效地藉民間團體之力量全面推動生命品德教育。

慢慢来 is an innovative breakfast restaurant that proposes a large range of tasty breakfasts inspired by Taiwanese and French cuisines. 慢慢来 is located in the district of Jussieu, in the center of Paris, France. It caters to the city-dwellers who start their days early but often skip breakfast for lack of time or options. Breakfast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The idea is to export the Taiwanese tradition of eating out for breakfast to France, where there are little options during morning. Moreover, 慢慢来 also introduces fusion cuisine, by including Taiwanese born dishes into the French traditional menu. 慢慢来 ensures to provide quality and tasty breakfasts to start the day on the right feet. Its location in the center of Paris in a student district makes it a convenient and pleasant place to enjoy this first meal of the day that is too often neglected. Because it is opened all day long, it is also an original alternative to lunch or snacking. 慢慢来 also provides a delivery service to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因應遠東國際局勢的變遷，為了防堵中國勢力，才轉而提供台灣援助。這些援助多數用於軍事防衛與經濟建設發展，後來才慢慢用於衛生實務上。在瘧疾防治方面，台灣獲得美援充裕資金，奠定穩固的基礎。只是，更不可忽視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之專業技能與全球撲瘧計畫在台灣的落實。 1950年，台灣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幸賴該組織沒有嚴格的退會規定，以及劉瑞恆、顏春輝與西太平洋區署署長方頤積的私人情誼，得以於1951年簽下《瘧疾防治協定》，與世界衛生組織開啟四年撲滅瘧蚊的合作。儘管在此之前，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在全球許多國家試驗DDT之效能，1952年5月世界衛生組織三位瘧疾專家來到台灣，仍然從瘧疾、昆蟲學、衛生工程的專業知識，予以全盤的考察，終以矮小黑蚊為傳染媒介，掌握矮小瘧蚊習性與活動範圍，從家屋環境歸納DDT噴射效能，以及針對交通狀況、DDT噴射器具、各項人力進行評估等等。這些考察與評估，在7月「先驅計畫」試行，漸次歸納噴射區較未噴射區瘧蚊數量銳減、全部噴射與重點噴射效果相當，噴射隊組織以1-4-2模式能夠發揮最佳效能等。1953年起，瘧疾研究所同仁與國際瘧疾專家共同擴大訓練全島人員DDT噴射技術訓練，以及傳授地方人士瘧疾與瘧蚊知識等，在各界的配合下，大規模DDT家屋噴射作業得以順利啟動。1954年、1955年，台灣大抵也是在這種國際衛生合作的形式上，擴大家屋噴射的規模。其間，瘧疾研究所也適時調整方法，動員全省各界撲瘧人員，加上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的協助，撲滅瘧蚊的成果豐碩。1953年，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供一個亞洲瘧疾知識能夠交流的平台，在曼谷召開的首屆亞洲撲瘧會議。台灣派員參加，也讓會員國掌握台灣撲瘧動態。翌年，台灣原本主辦第二屆亞洲瘧疾會議，卻因九三砲戰引發第一次台海危機，致使第二屆亞洲會議改在菲律賓召開。會後，各國瘧疾專家與世界衛生組織顧問也蒞臨台灣實地考察，讚賞台灣撲瘧工作之努力，更欽羨高雄化學廠已能夠生產出符合國際水準的DDT。從此時開始，台灣更成為亞洲地區防瘧作業的前哨站，許多亞洲會員國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紛紛將撲瘧人員送至台灣接受訓練、考察。往後，這些來到台灣的受訓人員，必定將台灣經驗移植本國。 1955年，原本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之四年防瘧合作將屆，轉因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瘧疾根除計畫，使得兩者間之瘧疾防治工作，得以延續。從1955年起，台灣瘧疾防治工作目標，不再是簡單的將瘧疾壓低至某種程度，而是順應著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範本，必須歷經「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以完成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1955年，當全球50多個國家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開始準備進行防瘧工作時，台灣在先前的努力與累積的成果上，未從頭執行所謂的「準備期」，而是延展二年DDT家屋噴射工作，進入「攻擊期」的尾段。必須要釐清的是，以往公共衛生專著中所論及之戰後台灣對抗瘧疾奮鬥歷程中，經歷過所謂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其實這是移植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瘧疾根除計畫而來的，並非台灣獨有的特徵。換言之，每一個參與瘧疾根除計畫的會員國，必須按照這一套標準作業流程，歷經諸多考驗，根除瘧疾，免於苦痛。只是，當瘧疾防治的目標，從控制走向根除時，在工作層面上似乎更趨複雜了。原本，瘧疾控制只需要將瘧蚊撲滅到最低的程度，切斷傳染途徑，避免大規模感染即可。但是，世界衛生組織掌握瘧蚊是無法全數撲滅的，因此瘧疾根除必須透過「肅清期」將瘧蚊削減至最低程度，接下來必須進行「肅清期」，也就是透過衛生行政機構之監視方法，找尋瘧疾患者，投藥治療，殲滅瘧原蟲。一旦傳染源被消滅了，瘧蚊對人類即無所威脅。 當初，世界衛生組織對這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瘧疾根除計畫深具信心，只要會員國按照的「準備期」、「攻擊期」、「肅清期」、「保全期」這套標準化流程循序漸進，那麼全球瘧疾根除之目標指日可待。惟會員國社會經濟條件不一，或因DDT噴射工作未完全執行，或缺乏有效領導撲滅瘧疾之工作單位，更甚者，或疏忽了瘧患監視作業，以及瘧蚊出現抗藥性等等，導致許多國家瘧疾復發，日益嚴重。這些情況，迫使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於1969年對外宣告全球瘧疾根除計畫的失敗，修正防治的方法，改以控制瘧疾為主。至今，世界衛生組織仍試圖歸納最佳的防瘧方法，持續為全球瘧疾防治而努力，這種推展國際衛生合作之精神，深值敬佩。 1965年，台灣根除瘧疾的背後，始於全國團結一致與國際力量的援助，得以順利進行DDT噴射作業，可以說，台灣能夠成功對抗瘧疾，實奠基於「攻擊期」的努力。不過，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許多會員國中，完成DDT噴射作業的國家很多，雖奠定良好的防瘧根基，卻始終無法達到瘧疾根除的境界，錫蘭便是最明顯的例子。錫蘭之所以失敗，便是輕忽「肅清期」的監視作業。其實，台灣在「肅清期」、「保全期」中，也如錫蘭與其他國家般遭遇許多困難與挫折，實非外界想像般的平順。台灣也曾忽視瘧疾的監控，導致爆發小型群體感染病例，掀起瘧疾傳染危機。幸運的是，台灣每逢危機，便能透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協助，強化各項監視方法，同時觀察其他國家的經驗而有警覺性，得以化險為夷，成為全球瘧疾根除的模範。 世界衛生組織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之一，除了依照《四年防瘧協定》援助台灣本島開展防瘧實務外，也因應聯合國國際合作的精神，提供台灣獎補金讓瘧疾研究所的同仁們赴外進修學業，前往全球聞名醫學中心研究，以及遠赴各國考察瘧疾流行情況，以茲與台灣比較。世界衛生組織為了提升各國瘧疾知識和防瘧技能，更多次召開亞洲瘧疾會議，讓與會的國家代表透過會議了解各國撲瘧實況，並且進行知識上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台灣出席這些會議的代表回國之後，能將全球最前沿的知識分享國內，提升整體知識水平。世界衛生組織在菲律賓馬尼拉設立國際瘧疾訓練中心，台灣與周邊國家瘧疾人才紛紛前往接受訓練，裨益各國瘧疾防治工作的推展。難能可貴的是，台灣在接受世界衛生組織的援助之餘，協助其他國家訓練撲瘧人力，甚至提供防瘧物資、器材給與他國，另外，台灣在瘧疾防治過程中，並未獨善其身。台灣瘧疾研究所很多專門人員奮鬥有成，前後應邀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顧問，前往世界各地協助很多國家抵禦瘧疾，實質的開拓台灣醫療外交之路。可惜，隨著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與翌年退出世界衛生組織後，也漸漸的中斷台灣瘧疾專家開拓醫療外交實業。直至2000年，曾經服務瘧疾研究所的連日清先生，多次前往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協助該國防治瘧疾有成，成功為台灣開拓「蚊子外交」，不僅贏得該國的讚賞，更因此獲得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在聯合國大會為台灣發聲，爭取拓展國際關係的機會。

我國政治發展演變至今，執政者須面對的是全世界190個主權國家中，與我國有正式邦交者僅23國。在行政院組織改造過程中，僑務委員會因僑胞影響力獲得保留，即可窺見僑務外交是為當下發展實質國際友好關係的權宜因應之策。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整體僑務政策如何應變政經局勢，及2008-2012年台日民間與官方互動的友好關係內容，並提出未來政策建議。透過「因果環路圖」作為描述方式之系統思考觀點，模擬預測政策執行結果。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分析法、親身觀察法歸納僑務政策變化與執行，並訪談利害關係人驗證分結果，探索僑務政策台日關係未來發展方向。 研究結果發現︰僑務政策的內涵隨大環境政經局勢變化而改變，影響因素包含僑胞需求、兩岸關係、政黨競爭與僑胞影響力；而決策者對政治局勢的認知非黨派因素而為個人特質；決策者對政策的認同度影響二軌外交進行深度；決策者自身態度產生上行下效的結果；僑務工作非急功近利，必需長期經營；僑務外交確實可以透過民間建立實質國際友好關係。針對未來僑務政策本文提出研究建議有︰僑務行政首長的責任；善用僑胞海外在地人脈資源；行政資源重新分配；強化新組織之創新職能；突顯僑務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複製台日友好模式至其他國家與積極輔導各地二代僑團的建立。透過電腦軟體模擬預測僑務政策未來十年執行結果趨勢包含︰二軌外交可減少國家政策現況與目標的差距；行政資源的配合、決策者的認同與活動的國際化，將可有效提升二軌外交優勢。

由相關數據可知，台灣民眾涉入股市甚深，故股市的榮枯將直接影響到財富高低，也直接的影響消費與勞動參與的變化。當股市大幅上漲，理論上會出現三種效果。第一種為財富效果，當股市上漲，投資股票的勞動者之財富大幅增加，將會產生財富效果，進而使勞動者退出勞動市場不再工作，導致勞動參與率之下降。第二種效果則為正向之替代效果，當股市上漲，將會使大眾預期未來工資上漲，而使得未來休閒之機會成本上升，而決定重新回到勞動市場中工作，導致勞動參與率上升。第三種效果則為負向之替代效果，因股市上漲，部分民眾會認為投資股市將可在短期內獲取高額報酬，而退出勞動市場以專心買賣股票，此舉將導致勞動參與率之下降。 綜合上述，股票市場之榮枯將反映在總體勞動參與的變化上。故本文研究目的即為探究台灣股票市場的榮枯對勞動參與之影響為何。本研究使用1978年1月至2004年12月之時間序列資料，並以加權股價指數、勞動參與率、經濟成長率與一般生育率為內生變數，以Pesaran and Shin（1998）與 Pesaran et al.（2001）所提出來自我迴歸分配落後加共整合模型（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ARDL + cointegration），來檢驗上述的關係。 主要的發現分為長期與短期兩部分。先就長期而言，當股票市場上漲時，不論對男性或女性的影響皆為正向關係，且影響的程度隨年齡增加而上升。再就短期而言，當股票呈現多頭格局時，可發現股票上漲對男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為正，但其效果非常小，幾乎為零。但股票上漲對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則是負向關係。除此之外，股票市場榮枯對男性與女性勞動參與之影響效果隨年齡上升而增加，亦即對越接近退休年齡層的勞動力影響越大。最後，為了降低實證模型發生錯誤的機會，並使研究過程更為嚴謹，於是對本文模型和估計結果使用更多的方法加以檢定。 / The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marke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This study adopts official time series data of monthly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weighted stock index, general fertility rate, real GDP growth rate from 1978 to 2004, and the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ARDL) approach to cointegration proposed by Pesaran and Shin (1998) and Pesaran et al. (2001). The main finding of this study is that stock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Taiwa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in the long run. In the short run, stock market has a slightly positive effec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male, but negative effec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f female. The result is reasonable but not similar with the finding in America provided by Chen and French (2000).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the stock market o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creases by age. Finall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mistakes occurred in positive models and enable the study more rigorous, then uses more methods to test the models and the result.

近十年來的通訊科技快速進步以及金融產業自由化、全球化，促使FDI在銀行產業快速的成長，而這種銀行業FDI在過去限制繁多的亞洲地區也不例外的快增長快速。然而，在亞洲最普遍的銀行業FDI的方法為在當地設立分支機構，故導致亞洲國家被大量的外國銀行駐進與投資，因此也造就了亞洲許多金融中心的興起。 我們將在本文以台北、上海與香港為例討論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條件與種類，並以此三地的外國銀行作實證研究，探討吸引外國銀行前來投資的條件為何。最後，對於台北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提出相關建議。

自1987年7月15日台灣宣佈解除戒嚴後，開放黨禁與報禁，民主開始蓬勃發展，人民也有充分表達意見自由的機會，而2000年3月總統大選後，台灣第一次發生政黨輪替，並首次出現少數政府，自此之後，執政黨與在野黨即經常性的發生衝突情形。2001年，更是台灣史上第一次 -2.17%的經濟成長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2006年世界競爭力排名為第18名，較2005年退步了7個名次，其中在全球61個評比的經濟體中，「政治不穩定風險」評比為第58名，實在有檢討的空間。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以1990 至2005台灣的選舉結果及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的時間序列季資料（quarterly time-series data），搭配計量模型的估計，探討台灣政治勢力的衝突（以泛藍與泛綠得票比率差距表示）對於國家整體經濟成長有何影響？最後，藉由研究政治衝突對立之程度對總體經濟成長之影響，研究提出具體政策及建議。本文主要的研究發現，政治衝突將顯著影響台灣經濟成長。換言之，當台灣政治衝突情形越激烈（即藍綠兩陣營支持度差距越小時），經濟成長率將會越低。此外，政府支出成長、投資成長與出口成長，也是影響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 另外本文利用2001年的時間虛擬變數，探討一般認為2001年可能因結構性變動之關係，而造成當年度經濟成長率的下降。結果顯示在本估計式中支持這樣的假說，也就是在2001年確實有其它因素導致當年度經濟成長相對低於其他各年度之情形。 / Taiwan’s democracy has developed dramatically and its people have gotten opportunities to freely express themselves since the KMT（Kuo Min Tong, the nationalist party from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releas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foun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granting of newspaper licenses on July 15, 1987. Authority rests with a minority government since the DPP came into power. Conflicts between the opposition and ruling parties in Taiwan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rch, 2000. For the first time Taiwan’s economy growth declined about 2.17% in 2001. In 2006, Taiwan’s economy was ranked as the 18th most competitive in the worl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 Switzerland (IMD), degraded 7 positions in 2005. In addition, Taiwan’s political stability ranked 58th among the 61 countries in the above research study. As a result, the author is attempting to research how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influence the economy. This research uses a model that estimates the election’s economic impact by combining Taiwanese election results with quarterly time-series ratios from Taiwan’s 1990 to 2005 GDP.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how political conflicts impact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The survey u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atio of votes for two political groups—the pan-blue and pan-green camps. Conclusions from the data found a low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riods of intense political conflict. Moreover, economic growth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overall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investments and exports. Since the 2001 economic decline was so precipitous, this analysis adopted a time variable and used 2001’s data for comparison. Of course, various factors might have caused 2001’s low economic growth rate, but the original hypothesis was supported by the reckon estimating type.

從1987年兩岸開展民間交流及1991年兩岸進行事務性協商以來，兩岸的互動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但兩岸關係為何沒有進一步的開展？甚至還有倒退的現象發生？其關鍵點與中共當時領導人江澤民的對台政策有何關聯？ 本文探討江澤民對台政策，範圍以江澤民對台重要言論、作法為主，輔以中共對台決策過程、特徵及兩岸關係概述等，期能以歷史制度主義中「制度變遷」的概念，研析江澤民對台政策之路徑及轉折點。 1993年6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決策核心。此一時期的對台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統一，而對台政策方針是承續鄧小平時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1993年及2000年發表的對台白皮書，與1995年江澤民發表的「江八點」，是這一既定方針的總體表現。而其主要策略在政治方面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經濟方面是「以商圍政」、或「以商促政」，在軍事方面，不放棄武力犯台，在心理方面則是採取「文攻武嚇」的方式來嚇阻台灣走向獨立。 用歷史制度主義研析可得出：1993年發表之「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為對台政策路徑依賴而產生。1995年「江八點」應為江澤民正式主導對台政策後欲突破當時對台政策已顯現「內捲化」之結果。1995年「台海危機」可判斷中共以「革命化」方式修正對台政策，期改變當時之兩岸關係。2000年「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應為對台政策重新「演化」的開始。2002年「十六大政治報告」可判定為江政權對台政策「內捲化」的結果。 本文研究發現為：一、中共對台政策具「路徑依賴」特徵。二、「台獨議題」使「對台政策」產生制度變遷。三、「武力」為對台政策路徑自我強化的手段之一。四、對台政策走向「內捲化」。五、制度形成是內生的論點具說服力。六、歷史制度研究途徑可掌握制度變遷方向而非制度變遷結果。 研究建議為：一、兩岸問題應以政治智慧解決。二、以國家生存與發展為最優先考量。三、強化早期預警機制。

王文興，一個精雕細琢的作家，秉持苦修精神從事文學創作。閱讀是他最大的興趣，寫作則是他一生的職志，速度之緩慢或許堪稱台灣文學之冠，然五十年來從未輟筆，堅持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使他的小說備受爭議，無論題材或語言體製，都為閱讀者帶來震撼，構成個人獨特的小說面貌。 走過政治社會上的思想箝制與獨裁統治，王文興希望藉由小說中形式與內容的自由，以掙脫現實的枷鎖。極端尊崇西方文學的王文興，也相對映照出對中國文學的憂心，透過編輯《現代文學》雜誌積極引進西方技巧並加以改造革新，發展出最適合書寫他時代的語言。王文興的小說，強調隱微內心的探究，善於描寫青少年成長的陰鬱，勾勒命運的無奈與沉重，刻畫強烈的衝突性，展現與體制抗衡的極致力量，尤其擅長捕捉那生命中的不圓滿，如同宗教的超脫精神帶領讀者由苦難、覺悟進而獲致人生的成長。語言的獨特與激進，藉視覺與聲音的結合以豐富字義、創新字詞，並以現代主義文學藝術技巧融入小說形式，來進行小說的立體化工程，一新讀者耳目。透過王文興非小說及散見報章雜誌的創作，可見其強調文學藝術功能的文學觀，展現宗教情懷與人道關懷，探悉架構於現代主義思考下的小說創作觀。 王文興勇於挑戰傳統，融合中西文學之勝，雜揉鄉土與現代的特殊寫作形式，著重書寫個體生命及生存困境，發揮更積極的小說意義與價值，已然為台灣文學開闢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