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場的表現，常是台灣民眾關心的焦點，由其產值之高和參與人數之多可見一斑。經由股價指數演變和經濟指標衡量可發現，台灣的股市是一「交易熱」、「價位高」、「結構脆」和「波動大」的場域，呈現出高風險、高投機、不穩定的特徵。如此的股市現象可解讀成是市場中充斥著高額交易成本的結果。 欲探究此種現象的成因，本文運用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架構，以「交易成本」概念為分析的脈絡，檢視了七組和股票市場運作相關的制度安排對交易成本的影響。制度創設的初衷是為了降低場域中的交易成本，但分析的結果卻發現，七組制度安排中只有一組對交易成本的降低有正面貢獻，有三組則是負面的影響，而有三組則功能不確定。正是由於制度安排的功能沒有發揮，無怪乎股市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呈現出高風險、高投機、不穩定的現象特徵。 而為何這些制度安排的功能無法發揮，則要深入台灣更根本的政治經濟制度環境中尋找原因。台灣的制度環境是由三個關鍵行動者－國家、國民黨、財團間的制度性關係所構成。從1980年代以後，由於政治民主化及經濟自由化的影響，使得國民黨從黨國體系中分離出來，並和逐漸興起的財團聯盟向國家展開競租，運用國家內部的「政治領導」和「立法部門」來牽制「行政官僚」的作為，使國家有效治理的角色無法發揮，進一步也扭曲了台灣政治經濟場域中的資訊配置和誘因結構，這也就是股市現象的根本成因。 2000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已打破現今制度環境中的均衡，此一制度環境的變動會對台灣股市的制度安排和股市現象產生如何的影響，有待進一步的發展與觀察。

從1987年兩岸開展民間交流及1991年兩岸進行事務性協商以來，兩岸的互動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成績，但兩岸關係為何沒有進一步的開展？甚至還有倒退的現象發生？其關鍵點與中共當時領導人江澤民的對台政策有何關聯？ 本文探討江澤民對台政策，範圍以江澤民對台重要言論、作法為主，輔以中共對台決策過程、特徵及兩岸關係概述等，期能以歷史制度主義中「制度變遷」的概念，研析江澤民對台政策之路徑及轉折點。 1993年6月後，江澤民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決策核心。此一時期的對台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是統一，而對台政策方針是承續鄧小平時期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以1993年及2000年發表的對台白皮書，與1995年江澤民發表的「江八點」，是這一既定方針的總體表現。而其主要策略在政治方面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在經濟方面是「以商圍政」、或「以商促政」，在軍事方面，不放棄武力犯台，在心理方面則是採取「文攻武嚇」的方式來嚇阻台灣走向獨立。 用歷史制度主義研析可得出：1993年發表之「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為對台政策路徑依賴而產生。1995年「江八點」應為江澤民正式主導對台政策後欲突破當時對台政策已顯現「內捲化」之結果。1995年「台海危機」可判斷中共以「革命化」方式修正對台政策，期改變當時之兩岸關係。2000年「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應為對台政策重新「演化」的開始。2002年「十六大政治報告」可判定為江政權對台政策「內捲化」的結果。 本文研究發現為：一、中共對台政策具「路徑依賴」特徵。二、「台獨議題」使「對台政策」產生制度變遷。三、「武力」為對台政策路徑自我強化的手段之一。四、對台政策走向「內捲化」。五、制度形成是內生的論點具說服力。六、歷史制度研究途徑可掌握制度變遷方向而非制度變遷結果。 研究建議為：一、兩岸問題應以政治智慧解決。二、以國家生存與發展為最優先考量。三、強化早期預警機制。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後開展了新一輪司法改革。既有的研究部分或認爲威權政權缺乏追求司法公正的動機，或無法解釋中共司法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我們認爲，作爲制度的法律和司法體系能夠幫助威權政權的延續，改革司法有助於中共聚合經濟菁英和減少革命風險。歷史制度主義途徑能夠解釋中共之前的司法改革無法實現司法公正的原因：司法體系鑲嵌的制度環境未能變革，受到地方行政權影響的司法系統難以提升獨立性和專業性。司法公信力低下使社會矛盾和衝突缺乏有序解決的途徑，激增的群體性事件增加了中共面臨的革命風險，形成了新一輪改革的外部壓力。中共對提升治理能力的需求使法律和司法的重要性提升，構成了改革的内部動力。新一輪改革通過改變司法管理體制，使司法系統「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在保證中共一黨專政的前提下，提升司法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中國大陸的崛起以及逐漸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建制，引起外界對於中共對外行為的研究興趣。 這本論文從國際關係新制度主義途徑檢視改革開放政策實施後逐漸融入國際建制的中共外交行為趨勢，探討中共對於國際經濟體制之調適與中共對外行為的關係，中共因應國際經濟體制表現出來的外交行為與美國以及西方政策圈所預期行為的關係。所以，本文研究的步驟即是第一、闡明新制度主義對於改革開放後逐漸國際化的中共之外交行為的研究假設；第二、藉由與中共外交政策具體實踐相對照，檢驗新制度主義對於國際化的中共外交行為之假設相符度；第三、探討中共新制度主義途徑的合作取向外交持續與變遷的相關變數；第四、經過上述三個步驟的分析，提出敘述和解釋冷戰後中共外交發展動態的概念，並對其未來發展作一預期。 經由上述程序，本論文在結論部分描述中共外交的未來兩種圖像與場景，並且根據制度主義以及學習理論建構了促成中共新制度主義合作取向外交的持續的政策建議。 /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 An Analysis of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ABSTRACT The rise and gradual integration of China into the western dominated international regime, incur the research interest of the outside world.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trends of the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under the reform and open-door polic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adap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 and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and find 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and Western expectation. This dissertation first explores the neo-institutional hypothesis about th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then it examines the validity of these hypotheses by the yardsticks of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This dissertation also explains the variables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cooperative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and finally, it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dynamics of post-cold war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In the conclusion,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two maps and scenarios of Chinese foreign behavior, and proposes a policy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and learning theory.

過去許多研究日本經濟援助，將重點放在日本援助體制──四省廳制 ，甚至直接分析通產省（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及外務省在對外援助方面的不同立場， 亦即研究主題是傾向於外交政策形成的層面進行分析。但事實上若單從政策面分析可能無法瞭解整個援助的全貌，有見樹不見林之憾。因此，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建立分析架構，而進一步分析日本經濟援助的演變。 第二章先由新現實主義為首建立基本的分析架構。根據華爾茲（Kenneth N. Waltz）的論點，一國的外交政策是受國際結構的因素所影響。而國際結構是由國家間不同的能力分配所促成，不同的國際結構及該國在國際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共同決定該國的對外行為。 以此作為論述的基礎檢視日本在戰後的對外關係是否受到當時美蘇結構性對抗所影響，尤其日本在援外政策的執行上是否亦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換言之，即外壓因素在日本對中共的政策開發援助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 國與國的互動受到國際結構的影響，不容易合作。新現實主義如何解釋現階段中各國間的合作現象呢？而國際社會的本質若依新現實主義者所述為一具有衝突的本質，但論述過程中似乎也不排斥國與國間合作的可能。因此，新現實主義是否有其適當的論點能說明合作之所以可能發生的原因呢？另外新現實主義認為在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中，囚犯們因為外在環境的限制自然而然會選擇背叛，尤其是加上安全困境的推波助瀾，更使得遊戲者不信任彼此。 因此，藉由合作之建立，增加彼此的信任方是遊戲規則中的大贏家。而如何防止背叛的發生等問題，依新現實主義的思維仍無法提供一完善的解決。 冷戰結束後，是否有其他因素影響日本對中共的援助政策？日本的經濟援助政策是否有所轉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是否能對此轉變作一合理的解釋？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在安全議題的合作受到國際體系影響的層面較大，在經濟議題的合作則是受到國內政治層面影響的程度較大。此是否可以解釋中日雙方儘管在安全議題雙方有所衝突，但郤在經濟議題方面多所合作的原因。新自由制度主義提及的國際建制可以減少，甚至避免背叛的發生。 而中日雙方是否藉由援助而建立在經濟議題方面合作的機制。本論文希望藉由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架構說明日本在1979年後，對中共的政府開發援助計劃的變與不變。 第三章則是論述日本與中共間正式開始援助關係的時空背景因素，並且檢視新現實主義的論點是否能夠說明雙方間援助關係。尤其是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的處理方式是否透露著雙方間經濟合作前景的不樂觀？亦或是雙方援助關係不受到天安門事件而能持續維繫？ 第四章則是論述冷戰後，國際環境結構的調整及日本國內因素是否影響日本對外援助理念的轉換？而以1992ODA援助四大綱作為討論的基礎。並且說明中共核武試驗違背日本ODA援助理念後，日本政府的相關作法為何？日本國內對中ODA是否應該持續已出現不同的意見，是否會影響中日雙方的援助關係？而未來雙方間的ODA援助關係是否應有所調整或轉型？ 第五章為結論，將本論文中所探討的問題作綜合整理，以新現實理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說明1979年中日開始ODA援助關係後的演變，並且試圖預測未來兩國間ODA援助關係可能的走向。

宗教自由權在西方社會是熱門人權議題，在台灣卻是冷門人權。難道研究者只能從文化脈絡的因素來解釋這種現象嗎？本文嘗試用新制度主義來研究台灣的宗教自由權，亦即討論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從憲法學、違憲審查制度與司法文化三個面向，來檢視我國四個與宗教自由權相關的大法官會議解釋文與三十三個最高法院的民刑事判決。經過分析後發現，我國的宗教自由權案例大多屬於美國憲法分類上的自由行使條款，只有少數案例屬於禁止設置條款。除此之外，團體的宗教自由權案例也比個人宗教自由權的案例來的多。本文建議應該讓一般法院的法官也能夠擁有完全的違憲審查權，並且強化法學教育中對於人權保障思維的訓練。如此一來，才能讓法官與一般人民逐漸認識到保障宗教自由權的重要性。

近年來，全球興起一股華語文學習熱潮，國內大學院校之華語文教學相關系所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中國自1990年代起，透過「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與海外「文化中心」，積極推廣海外漢語教學，推動所謂的「全球漢語戰略」，並大量設置「孔子學院」，顯見兩岸無論是官方或學術界對於僑教之高度重視。我國僑教政策推行已久，本文主要探討的，即是僑務委員會於1932年至2008年期間所推行之僑教業務內容。本文將僑教政策發展歷史分為四個時期，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包括應用學者Pierson提出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以及Hall提出的「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s）等概念，藉由國內、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及僑務委員會的僑教政策方向及內涵，逐步分析我國僑教政策之變遷過程。研究結果發現，當僑教政策所座落的政體結構發生變動，不但型塑了決策者個人的理性自利行為，也型塑某些特定僑胞的特殊利益，進而影響了僑務委員會制定僑教政策的目的和內容；其次，海外僑社結構往往反應出國家的政治情勢，從早期對抗外來民族侵略，僑社與政府理念一致，至1980年代晚期，由於國內多項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海外開始出現支持台灣主權獨立的台籍社團，到了2000年政黨輪替，影響我國僑教政策制定者，實已包括傳統僑團、台籍僑團、台商系統，以及中共各項僑教工作相關組織，顯見隨著國內外政治情勢變遷，參與僑教政策制定之政治行動者益趨多元化，不僅影響了決策者的理念，更促成典範變遷的出現；本文指出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來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及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等事件，係造成僑教政策典範變遷的重大關鍵時刻，並提出各時期皆出現Hall所稱之「第三度的變遷」，意即政府為因應重大關鍵時刻提出之相關政策，造成既存制度的目標價值次序發生極大轉變，甚至帶來新的目標價值系統，這些政策將被納入原來的政策體系中，並持續至下一個重大關鍵時刻的出現；最後提出，僑教政策之所以能穩定存續，一方面由於各時期執政者為達到其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則因僑教政策本身亦透過國家權力汲取國內教育及文化等資源，並由國會通過預算獲得合法性來源，在歷經各個階段不斷自我增強下，因而出現「自我增強序列」的路徑依賴模式。

本論文以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對台北市文化政策之制度變遷進行檢視。時間分述點為：（一）第一階段1980年代以前：文化建設之創始時期；（二）第二階段1980年代：地方意識萌芽之文化政策；（三）第三階段1990年代：強調城市文化的文化政策。經研究分析後，發現造成台北市文化政策變遷的關鍵點有二，分別為：（一）1977年，十二項建設之文化建設；（二）1999年，台北市文化局成立。 在整個變遷發展過程中，台北市的文化發展一直為國家所偏好享有豐厚的文化、經濟與人力等資源，而建立其獨特的地位，決定了往後一段時間台北市文化地位優越的路徑。從文化政策制度的兩次轉折來看，台北市文化政策制度變遷皆屬於被動的狀態。第一次由國家造成的變遷，使得台北市文化制度有所依據，並因之展開。第二次的文化局成立，也深深受到人為及政治因素的影響。二者皆非肇因於制度的內在主動改變，而是操控於制度外在因素。

俄羅斯在轉型的十年當中，所面臨的是影響層面深遠的政治制度及經濟制度的變遷。同時，由於新制度主義將制度視為內生變數，而影響政治和經濟的結果。此外，在俄羅斯的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由中央計劃的經濟模式轉變成為市場經濟的模式。因此，對於民營化政策的制度設計就顯得更為重要。 經過十年的民營化，原有的決定國家經濟生活本質特徵的國家所有制在經濟生活中的統治地位已得到徹底改造，俄羅斯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但從新制度主義的結構來看，這一基礎尚不健全，在基本經濟制度建設中都還存在許多負面後果。因為經濟轉型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市場經濟制度架構，根本目的是為了消除無效率的制度基礎，實現資源的最適化配置，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社會福利效用提高的極大化。按照這一標準衡量，俄羅斯的所有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存在著嚴重的失誤，對俄羅斯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 俄羅斯民營化的失誤首先在於其目標和方式出了嚴重問題：民營化首先是作為一項政治綱領提出來的，具有十分明確的政治動機。特別是楚拜斯的大規模民營化計畫，首先是為了克服對轉型的政治約束，力圖通過民營化來根本改變所有制結構，以保證轉型過程的不可逆轉，同時培育和形成一個廣泛的私有者階層，成為新社會制度的政治基礎。當民營化取得政治上的收益後，其經濟意義才會顯現出來。為了實現民營化的政治目標，俄羅斯採取了強制的方法來改造國有企業，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把企業推向市場，由於這些企業不具備適應市場的應變能力，並不能對市場訊息做出正確的反應，沒有解決國有企業的管理機制問題，也沒有達到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目的。 民營化過程中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民營化後出現的新企業主多半曾經是黨、政府和原國有企業的精英成員，這意味著民營化使得國有企業領導人和投機者侵吞國有資產提供了一個捷徑。在探討民營化政策時，1992年開始的民營化只不過為資本向少數人手中的集中提供了法律架構。 民營化對財產在分配過程中的經濟犯罪和投機，引發了社會嚴重貧富差距，還產生了腐敗、犯罪等大量負面現象，導致了社會的不安定。民營化的一個結果是寡頭政治的出現。寡頭政治的出現，延緩了俄羅斯的民主化進程，同時也阻礙了經濟領域的公平競爭。 /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ssia over the last decade had involved wide-ranging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with institutionalism regarded institutions as endogenous variables, it influenc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In addition, during the process of Russia economic transition from central planning economic model to market economic model. As a result, the institution design of privatization policy was guite important. For the privatization in a decade, the state ownership, which decided the forme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nature, had been completely restructured. Russia had already built the foundation of market economy, but in the view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was not sound. In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utilities, there still would be to exist in many negative outcomes. Because the direct objective of economics transition was to build the framework of market economy institution, the basic objective for the purpose disminished inefficient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resource optimal distribution, to promote economy rapid growth and specical welfare utility maximize. To measure in the standard, the ownership reform of Russia existed serious mistakes, which influenced Russia’s economy development in negative influence over estimated. The privatization of Russia, at first, made serious mistakes in objectives and forms. Privatization firstly is posed as a policital document, which had a very obvious motiv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hubais mass privatization program. In the first place, it overcame the political constraints of transition, and attemped to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ownership to assure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to no reversion.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 and form a private class to become a political basis for the new society institutions. When the privatization got the political revenues, the economy meaning would reveal. For the purpose of realization the political objective of privatization, Russia took compulsory measures to reform the state of enterprises, in the premature situation, to push these enterprises to the market. Owing to these enterprises not having the ability of suiting the market, they could not do the right response for the market information. And they could not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the state of enterprises, and they could no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ivatization, national assets greatly lost. After privatization, most of new enterprise owners were ever party, government, and previous state-owned enterprise elite members. It meant that privatization made state-owned enterprise leaders and opportunists a short cut to invade national assets. In discussing privatization policies, privatization, which began in 1992, merely provided the structure of laws for centerlization capital among few people. Privatization invoked seriously distance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in society and resulted in corruption, crimes etc. massive nagative 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crimes and opportunities. It resulted in the unstability of society. The other consequence of privatization was the oligarchy politics came out. While the oligarchy appeared, it delayed the progr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it prevented from fare competition in economic sphere.

1978年，中國大陸採取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發展、現代化成為國家的首要目標，它對國家利益的考量不再偏重意識型態的對立，而是以經濟發展為目標導向。冷戰結束後，蘇聯的瓦解使得原本緊張對峙的兩極體系趨於緩和，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外交行為也越來越豐富，多邊外交也成為其近年來的外交策略，如東南亞國協加一（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Plus 1，簡稱ASEAN+1）、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APEC）、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SCO）等等。在這些不同的區域、議題領域上都可見到中國大陸參與的身影。 而中國採行多邊外交的目的為何？本文將以新自由制度主義對於合作的觀點，看中國發展多邊外交的目的與行為。本文將說明中國多邊外交的轉折並說明中國發展多邊外交的原因，接著說明中國在非發展多邊外交之動機，並以中非合作論壇作為中國多邊外交在非洲實踐的重要案例，最後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特點檢視中非合作論壇。 其研究發現，中國透過多邊外交與非洲國家交往主要用以追求市場、政治、經濟等國家利益考量為主，雖然中國與非洲國家交往看似與美、歐等國存在利益衝突，但至今大體上中國與美、歐等國皆透過三邊會談方式避免可能造成之衝突。而就以新自由制度主義檢視中國多邊外交行為可以發現，雖然中國在追求國家利益同時，也盡量符合非洲國家利益；中國與非洲國家合作也隨著論壇的舉辦更加深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採行多邊外交行動是以新自由制度主義為框架，卻具有現實主義考量與建構主義之內涵；中國在採行多邊外交時，亦輔以雙邊外交；除此之外，並透過多邊外交拓展與各國間之合作領域。未來，中國仍是國際政治中重要之行為者，其如何透過多邊外交策略、特徵達到其影響力與獲得實際效用，仍是觀察中國國際行為與對國際政治影響力的重要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