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選定十八個民主先進的內閣制國家(佔全世界五十五個內閣制國家的近三成左右)為研究對象，包括英國、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法國(含第四共和及第五共和)、德國、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瑞典、芬蘭、冰島、日本。至於研究時間則限定在一九四五年至二○○○年七月初為止，共計五百六十三次內閣的組成結果。 在方法論上，本論文擷取新制度主義(neo-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取徑。在總體制度層面上，主要是採取「法制的和比較的研究途徑」(legalistic- institutional and comparative approach)。本文探究聯合內閣形成之前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之安排，前者界定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互動關係，而後者為政黨競爭的遊戲規則設下法制規範，兩者都間接地影響一個國家政局的穩定性；另外，社會結構的制度因素，尤其是階級、種族、語言、宗教和地域等分歧面向所形成的團體對立，各以政黨為其利益的代言人，進而影響聯合內閣的形成。所以，在從事聯合內閣的比較研究時，實有必要對各國的政府結構、社會結構和選舉制度先行瞭解，以掌握靜態法制面的成因。 本論文還進行動態的統計數據，針對「有效政黨數目」與其他變項(如「不成比例性」、「議題面向數目」、「內閣存活率」、「內閣型態發生率」等)進行統計的迴歸分析，以找出兩種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另外，本文在針對特定主題時(例如選舉制度改革前後的變化時)，採取「小數量比較法」(small-N comparison)的研究策略，例如第五章第四節就是專門以紐西蘭、義大利和日本三國為個案比較的小單位，分析這三個國家在選舉制度改革前後，在平均有效政黨數目、不成比例性以及內閣型態發生頻率上的變化。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三十日這一天，行政院決定研修行政院組織法，這項行動相當特殊，因為行政院自從民國三十八年第四次修訂組織法以來，維持其八部二會的組織架構已歷經近四十年未曾更動，此一議題因而引起各方注目與關心。然而研議工作並沒有預期中順利，行政院提出的修正草案版本被立法院大幅刪改。因此，僅管該修正草案已經二讀通過，行政院還是主動撤回該草案，致使行政院從民國七十六年開始修法至今（民國八十三年八月）已經過了七年，該法仍未修正完成。以此為個案研究的相關論文自然不少，然多從組織變革的角度出發，探討草案內容是否妥適、研議程序是否週延、以及提供許多實務方面的改善建議。本文的研究旨趣與上述論文不同，主要從組織變遷的觀點理解此一個案的發展情形，探究行政院在研議修法的過程中，其相關行動者如何詮釋問題的情境？隨著時間的演進，個人認知理解上發生了哪些變化？在推動變革過程中，對組織內外相關成員以及整個政治系絡造成哪些影響？作者以為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探究，因為即使這是一個失敗的組織變革案例，卻已產生了組織變遷現象，而研究過去的變遷現象是通往了解現況的橋樑。為了分析此一個案，作者擬從組織理論的理解開始，比較、歸納、整合理性模式、生態理論以及制度理論之異同，參考組織學習理論、組織重組等諸多論點，並輔以公共組織的特性，建構一觀察公共組織變遷情形的分析架構，然後以此架構詮釋、分析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研究結果發現，該法研議雖長達七年，且議而不決，但在這段期間，打破八部二會舊制的共識逐漸凝聚，成立哪些部會的焦點與爭論越來越集中，事件的意義已不再停滯於七年前的理解上。因此，並非一事無成，平心論之，反而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組織變遷過程，並且也部分印證了J.G.March及J.P.Olsen的看法：歷史無效率的可能性，意義與象徵行動對瞭解政治的重要性，或許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觀看之道」。

本論文採取歷史制度主義作為研究途徑，分析相關研究文獻，以台灣的經建會與南韓的經濟企劃院為例，探討身處全球化浪潮下，台韓兩國國家角色轉變之過程。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本論文以台韓兩國隨著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歷經威權體制轉型時期、亞洲金融危機發生階段與危機結束後，政府中制定與推動經濟政策者，即台灣的經建會與南韓的經濟企畫院，對於經濟政策之作為，分析兩國國家角色的轉變、原因及所產生的影響。 自90年代開始全球化的影響力遽增，台韓兩國歷經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使國家角色由過去威權體制時期的政府領導且高度介入的地位，因自由市場體制所致而失去領導能力之模式，至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兩國政府為因應危機引發經濟成長減緩等問題，使國家角色領導能力更為減弱，至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後2000年，台灣面臨首次政黨輪替以及南韓經濟開始復甦的情況下，兩國國家角色對於經濟政策的領導能力，再次產生轉變，台灣的情況因朝野對立而引發政治失序，使經濟政策窒礙難行，國家角色主導經濟發展程度更為減弱，南韓則由於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影響，財閥完全主導經濟發展的方向，使政府退位為管理者的角色。 /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provi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tate rol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 an attempt to shed a light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role. Focusing o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 this dissertation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tate role in South Korean and Taiwan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embarked upo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he 1990s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tate role upon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o-economic development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t is argued that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South Korea’s and Taiwan’s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re similar. However, different politico-economic institutions impact upon the economic policies of government in the two countries, hence the state role. It is nonetheless observed that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role of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hould supervi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weather the global financial storm.

本篇論文目的，希冀透過近代理論重新觀察1919年至1939年之國際貨幣議題領域，一方面探究理論針對國際合作之相關假設與論述，另一方面希望本研究成果，給予現今政府面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維持等議題的借鏡。 回顧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20年間，戰爭的殘酷將既存的國際貨幣秩序摧毀殆盡。從理論面觀之，盛行於19世紀至20世紀初之主流學派─現實主義，主張國家乃權力與自我利益追求極大化的行為者，且認為合作於無政府狀態下，是不存在的。綜上論點似可推演在當時以鄰為壑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國家間終將無可避免地走向衝突。然而，隨理論的發展及演進，以及整體國際環境的改變，諸多新興理論開始探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合作效用，以及關心國際間逐漸形成之有形或無形的國際建制。最具代表性之新自由制度主義者Keohane認為，Waltz、Gilpin等結構現實主義者誇大了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特性及其後果，且低估國際制度的作用。其主張，儘管國際社會中缺乏正式且合法之權威，但非正式的約束因素尚得以支持建制和制度的存在，且同時支持許多相互聯繫的規則、規範，這些均有助於國家解決集體行動與市場的失敗問題，並非如(新)現實主義所認為制度僅具輔佐性且偏弱之作用。是故，本文欲嘗試以新自由制度主義，透過該理論之假設與對國際合作之定義，重新檢驗1919年至1939年之國際貨幣議題領域，證明該時期國際合作存在之確據。

本研究目的在探究我國性別工作平等法規之制度變遷過程，並利用歷史制度主義觀點分析法規制度的「變與不變」與行動者的「動與不動」之間是如何交錯影響，以型塑出法制最後的變遷樣貌。 在整理既有研究中發現到，以往針對性別工作平等制度之研究方向，多從立法機關、民間團體或企業組織等單一角度探究行動者在此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態度與行動策略，如此實失之偏頗；有些研究更甚少注意到制度環境系絡本身等各項限制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以Mahoney（2001）路徑依賴之分析架構將個案約略分為五大階段，並以此進行探討。 由於臺灣在戒嚴時期的政經環境限制了當局者的偏好，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前提之下，初始勞動法制中有關工作平權的保障仍存有諸多缺失，對於婦女勞動者的保障更是貧乏。即使解嚴後民眾自覺性地反抗並擬定草案送審，當局者在關鍵時刻下依舊選擇漠視，制度也因此僵固不前。雖然路徑依賴之自我遞增特性讓我國婦女勞動權益一再受到漠視，但是隨著時間序列的持續發展，不論是社會環境發生改變，抑或制度內部出現變化，這些反應與逆反應都是重新啟動制度變革的動力。相關行動者與系絡、制度等因素的互動激盪，不但會改變行動者的決定，進而也會使制度最後的樣貌產生轉變，而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規的變革也就是在這些多重因素與複雜時空的交錯之下所產生。 然而本研究發現到歷史制度主義中的制度變遷不一定只會從原有設計當中進行調整，透過此個案發現到，之所以促發此一制度有進行變革的動力，是從民間團體主動提出設立「兩性工作平等法」此一新興法規所致，因此制度不但可以如過去研究般「從既存設計下手進行內部變革」，但也可以如本研究個案一樣，利用「新增外來規範」的方式來強化整體制度之意義。 任何制度在先前的運行，以及行動者本身的有限理性，都會影響到事物後續的發展。由於因果關係的複雜，制度並非隨時處於穩定均衡之狀態，任何的不可預測性都有可能會破壞既有制度。再者，行動者意圖與非意圖的結果，也會造成個體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有所轉變，也就是因為這種因果不確定（quirks of fate）的特性，形成了各種意外的組合，因此，唯有系統性地分析事件與過程的時間次序，才真正有助於我們瞭解複雜的社會動態。

自一九七○年代中期南歐、拉丁美洲與蘇聯暨東歐各國相繼爆發民主浪潮以來，「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即成為政治與社會學界探討的焦點。「公民社會」有賴於對個人結社言論自由、公共參與自由和政治參與自由的保障，因此其具有國家及社會走向自由化的意函。由於自由化往往先於民主化，在研究極權與威權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公民社會」便正好可作為研究一國走向民主化的起點。在世界各國民主轉型的例子中，蘇聯的民主轉型過程顯得與眾不同，這一方面是因為蘇聯本身是多民族帝國，境內民族問題嚴重，另一方面是因為蘇聯作為全球第一個、也是實施最久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擁抱的極權主義體制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 本論文主要是採用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的研究途徑，來探討蘇聯末期公民社會萌芽的來龍去脈。在解釋蘇聯公民社會的特殊發展經驗中，一反過去較常被使用的現代化理論或菁英途徑，而是側重於新制度主義下的非正式規則（或制度）因素，譬如歷史、文化與傳統等。第一章專門介紹「公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進過程與各種意涵；第二章敘述俄羅斯歷史上三種可能有利於或不利於「公民社會」特殊傳統，包括集體主義、保守主義與專制主義；第三章探討蘇聯在戈巴契夫領導下所進行的「公民社會」制度創新；第四章續探討公民社會在蘇聯的實踐情況；第五章則對蘇聯末期萌芽的公民社會進行反省、檢討與比較，說明其特色；第六章為結論。 本論文得出的結論是，蘇聯雖然在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上台前已有「公民社會」萌芽的「要素」，但當時的社會還不是真正的「公民社會」。真正的公民社會要等到戈巴契夫上台推行一連串改革開放的措施後，才算真正萌芽扎根。不過，不論是和同一時期西方抑或東歐的公民社會比較，蘇聯末期萌芽的公民社會都顯得相當薄弱與不穩，這主要是由於蘇聯暨俄羅斯長久以來的傳統文化不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此外，民族主義浪潮也衝擊到公民社會的發展，凸顯民族主義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深刻矛盾，這一點也說明了蘇聯公民社會所獨有的困境。 / Since South Europe, Latin America and the Soviet bloc began the democratization in 1970s, civil socie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olitics and sociology of academic circle. Civil society depends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association freedom, speech freedom, public participation freedom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eedom, implying that the state and society are being or have been liberalized. Because liberalization always goes ahead of democratization, civil society happens to be used as a starting point of research of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The USSR’s case seems so different with others, not only it as a multi-nation empire, but also it as the first and long-enduring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thesis adopts the approach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o discuss the process of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in late USSR. Instead of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or elite approach that are often use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especially in informal institution, seems to be the most persuasive in explaining the USSR’s case.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various meanings of civil society’s idea. The second specifies three historical traditions in Russia that may help or damag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collectivism, conservatism and absolutism. The third talk about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civil society by Mikhail Gorbachev. The fourth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al situation in USSR’s civil society. The fifth reconsider, review and compare the USSR’s civil society with the East European and the west ones. The sixth is my conclusion. My conclusion is that although the USSR has had the “elements” of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fore Gorbachev appeared on the stage in 1985, the society has not been a “real” civil society yet. A real civil society has not taken root until Gorbachev put a series of reforms into practice. Nonetheless, being compared either with the west or the East European ones, the USSR’s civil society seems very fragile and unstable, because the Russian particular tradition and culture prohibit the civil society from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ist wave pu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highlighting the deep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ivil society. This point also underlines the dilemma of the USSR’s civil society.

台灣解嚴之後，社會運動團體除了抗爭行動外，漸漸以體制內的修訂法律為主要手段。婦女運動團體也不例外。婦運團體推動的婦女法案，立法過程大部分都需要花很長一段時間和政府機關周旋。家庭暴力防治法則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因為它在立法院裡，從提案到通過只花費一年多的時間，而且相關行政單位並沒有提出相對版本一起競逐。 筆者從歷史制度主義切入，觀察家庭暴力防治法（包含其前身―婚姻暴力防治法）的立法過程。最開始婚姻暴力議題因為鄧如雯殺夫案而受到注目；之後婦女新知基金會接受內政部補助，著手研究婚姻暴力，但研究報告出來後卻完全停擺；半年後現代婦女基金會以高鳳仙法官翻譯的美國模範家庭暴力法為藍本，擬定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最後家暴法在立法院內經過數次政黨協商後，三讀通過。這中間的四年，對於婚姻暴力議題的宣導而言，因為受制於新聞熱潮的快速消退，整個政治環境被修憲、選舉、反核四等議題綁住，以及傳統家庭倫理和兩性相處觀念，所以受到的注視和討論有限。法案擬定方面，則因為有大環境有彭婉如案和白曉燕案的刺激，國際社會的風潮，制度上則有趨於健全的政黨協商機制和現代婦女基金會的董事長潘維剛佔有有利的政治地位（即身為執政黨資深立委，政府單位願意與其合作），加上推法策略上刻意隱藏性別問題，因此法案可以快速通過。 本研究發現，整個家暴法的立法過程，因為整個社會環境對法案擬定的刺激，強於政治環境的影響，制度上有政黨協商機制可以暫時調解警察和司法兩機關的權力鬥爭，策略上避開父權體制忌諱的性別意識，因此家暴法才能夠異於其他婦女法案，在立法院內順利審查、快速通過。

本論文係以政治經濟學取徑進行1978年之後的中國報業分析。研究主旨為探討當代中國報業是在哪些條件下實現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又是怎樣的力量作用其中，使中國報業呈現利益格局偏向少數人的轉軌面貌？視其為’’成功’’的改革將對中國報業未來發展有何影響？文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說明國家對報業發展起主導作用。報紙作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部份，深受政權掌握者所控制。同時，亦受1978年之後的開放改革政策所影響。發展出調和「國家控制」與「利潤導向」的國家與市場共生結構。第二部分係從經濟體制的層面進行分析。中國報業作為體制的一環，儘管改革幅度較緩時間較慢，但隨著市場經濟在政策上的引入、擴大，無法自外的受到劇烈的衝擊。衝擊最先表現在與整體市場環境緊密結合的上游生產要素以及下游的發行流通。體制的變動決定了報社無法以自身意志為轉移，從而被捲入日漸升高的市場波動中。第三部份則在說明報業之所以向少數人利益傾斜，在於報社領導成為市場經濟下的報社經理人，同時掌握改革方案的制定與施行。因而推行以「雇傭勞動制」為核心的勞動制度改革以及以拉大差距為目的的分配改革方案。最後結論指出，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名義下，目前報業運行模式將可能進一步深化。然而基層民眾及媒介基層從業者所開始萌生的不滿、抵抗將是另一股拉拒的力量。

從時代趨勢中洞悉到女性創業議題的重要 ，爰發現青輔會「飛雁專案」下之非預期性政策產出(「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的關鍵地位與價值，於檢視該組織背後的脈絡因素中覺察到「新制度主義之鑲嵌性概念」與「動態社會資本理論建構」間不謀而合，除確立女性創業環境下公部門（青輔會）、非營利組織（中華飛雁創業互助協會）及個人(微型女性創業者)間之互為鑲嵌關係，更因該組織成立而點明女性創業之動態社會資本建構過程，調和過去二元價值對立的窘境，透過實務與理論間交互檢證，開創女性創業、非營利組織及社會資本理論間之新紀元。 / Owing to the key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of Taiwan (WEAT) and unpredictable policy output of the“Free & Yong Program ”of National Youth Commission of Executive Yuan (NYC), this paper seeks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ce of current trend issue about women entrepreneurship. In viewing the inner factors of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 I find there’s a coincidence between the“ embedding concept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and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It not only sets up the correlation among Gov (NYC), NPO（WEAT）and individual (women mircrobusinesses entrepreneurs), but also makes the process of dynamic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s in women business clear, harmonizing the paradox of structural/rational dualism in the past. The Interviewing and case study design are mainly employed methods in this research to cross-check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thus depicts a better interaction among women entrepreneurship, NPO and social capital theory.

新古典理論探析土地利用區位之決定，純粹從資源與技術因素探討理性人的經濟行為，而忽略經濟活動中人的受限理性因素，以及制度運行的交易成本因素，致無法圓滿解釋殯葬用地區位之形成。本文將抗爭交易成本當成都市地租理論的自變項，嘗試修正Alonso等人的新古典競租模型，並建構適合殯葬設施用途的競租理論，進而分析陰宅之負擔地租能力提高是否入侵陽宅用地，及抗爭阻力大小與殯葬用地區位距市申心遠近之關係。經實證結果發現，由於高額抗爭交易成本之存在，縱使人們對於陰宅需求增加，陰宅之負擔地租能力提高，亦可能無法入侵陽宅用地，迫使開發者往更遠離市中心之區位設置殯葬設施。高額抗爭交易成本隱含制度供給不足現象，同時阻礙了土地資源利用之合理有效配置。其次，殯葬設施設置之抗爭阻力大小與地點距離並無必然關係，顯示忽略交易成本因素，而純粹以地點距離為區位選擇考量的公共政策之缺陷。上開分析不但能深化新古典都市地租理論之意涵，也將有助於對鄰避型設施設置區位問題之掌握與了解，提供改善鄰避衝突公共政策問題之理論基礎。 經藉由交易成本理論觀點，探析殯葬用地區位管理政策之結果，發現我國之政策設計主要係基於確保公共衛生及避免妨害生活環境，於主要法規規範設置地點及距離，而忽略抗爭交易成本之制度因素存在。至於相關法規規範土地使用分區，其禁止設置的分區較多，容許設置的分區較少，有待調整改進。源於上述政策缺陷，本文研擬改進構想，包括賦予抗爭與反抗爭之間更多自主協商空間；強化殯葬設施規劃之人間性與文化性；改革不合時宜之殯葬禮儀文化；以及地方政府應慎選適當地點劃設專用區，供設置經營殯葬設施使用等，如欲落實至應用層面，有待制定法律將改進構想納入其中。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由文獻評述中獲得啟發，以建立分析架構。第三章從殯葬用地區位選擇之發展歷史中，探究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殯葬用地相對於非殯葬用地的區位變遷情形，及其影響此種變遷的制度或非制度因素。第四章檢視傳統新古典區位理論運用於探究殯葬用地區位之限制，並從新制度主義交易成本理論之修正觀點建立本文之研究假設。第五章依研究假設實證估算抗爭交易成本之存在，並比較分析各殯葬設施設置抗爭案例，以了解抗爭交易成本大小與殯葬設施區位之關係及其隱含的制度、經濟與規劃意義。第六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並配套考量行政管制及文化等其他制度因素，進而嘗試研議提供政府從事殯葬用地規劃與管理之參考決策。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 關鍵字：殯葬用地、區位、交易成本、新古典競租模型、新制度主義 / Neo-classicalism explores the decision of the location of the land use by mainly analyzing the human economic behavior through the factors of resources and techniques. However, the theory is not able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of the location of funerary lands well because it neglects people are restricted by the factor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transaction costs when the institutions is functioning. The paper tries to amend the Neoclassical Bid-Rent Model of Alonso by defining the factor of resisting transaction costs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of the urban land rent theory, and establishes the suitable Bid-Rent theory for firnerary facilities. Furthermore, the paper analyzes if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affording the rent of the firnerary Land will invade the nonfunerary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resisting obstruction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firnerary land to the CBD.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the funerary land won't invade the nonfunerary land due to the high resisting transaction cost even increasing the demand and the ability of affording the rent of the funerary land, thus, it will force the developer to establish the funerary facilities far away CBD. High resisting transaction costs imply the lack of system supply and hinder the reasonable and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the land resource use simultaneously. This expose the defect of the public policy for location decision only considering the site distance but neglect the factor of the transaction cost. The above analysis will not only deeply elaborate the Neo-Classical Urban Land Theory, but will also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issue of sitting NIMBY facilities and to provide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to improve the public policies of NIMBY conflicts. Exploring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y of location selection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The paper find out that in order to preserve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 disorder of living environment, the law regulates the site and distance from populous or water conservation areas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In addition, the zoning system concer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unerary facilities puts more emphasis on prohibition than permission, which needs to be improved. Owing to the policy limitation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licies as follows. First, leave more spaces for negotiation between resistance parties and developers. Second, design the funerary facilities to meet human and cultural needs. Third, reform the culture of funeral rites. Fourth, choose the suitable site and plan special zones to provide the suitable areas for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funerary facilities. The relevant laws have to be amended or to be established so that the policies suggestion will be put to practice. Keywords : Funerary Lands, Location, Transaction Costs, Neoclassical Bid-Rent Model, Neoinstitu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