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本文擬以保險利益的理論為基礎，首先深入分析現行以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信用保險」，以澄清其為「信用」保險與「信用」保險利益的妥適性。其次，藉由與「信用保險」概念類似的保險相互比較，釐清同以「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為保險事故之「信用保險」、保證保險或保證業務的關係。再者，基於債務人為「信用」歸屬之主體及債務人與「信用」間存在利害關係的基礎概念，進一步探討是否確有以債務人為中心的「信用」保險存在，並嘗試為該保險的存在建構理論基礎。最後，本文希藉由上述類型保險的比較分析，獲得以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為保險事故之各種類型保險的完整架構。 第二章 保險利益概論 保險利益是一種利害關係，一種存在於某一特定主體與某一特定客體間，具有經濟價值的利害關係。此為我國學者對於保險利益的共同概念，然對於「特定主體」與「特定客體」為何？保險利益於保險制度中的作用如何？我國學者間則有迥異的詮釋。本章藉由上述問題的釐清，確立本文所採保險利益的理論，並作為本文立論的基礎。 第三章 以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信用保險」 本章由信用與授信概念的說明為始，逐步探討債權人「信用保險」的沿革、意義、種類、當事人、保險標的（保險利益）、保險價額、保險金額、保險期間、保險給付、保險性質以及債權人「信用保險」在我國保險法之適用。 第四章 債權人「信用保險」與類似概念之比較 本章在比較與債權人「信用保險」內容或作用相近的保證保險、應收帳款保險與信用壽險，並明確區別其差異。 第五章 　以債務人為被保險人的信用保險 以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信用保險」實質上在保障債權人的授信損失，而非債務人真正的信用損失。以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信用保險」所有的要素均與債務人無關，按本文「授信自債權人判斷、信用應歸屬債務人」之基準，我國學者稱之「信用保險」，顯然有張冠李戴的謬誤。為導正理論上名實不符的錯誤，本文認為以債權人為被保險人之「信用保險」不宜稱為「信用」保險，而應基於債權人的立場以「授信」保險稱之，其保險標的則為「授信保險利益」。 在釐清債權人的「授信保險」之後，本文進一步提出以債務人為中心的「信用」保險概念，亦即當特定事件發生，致債務人有信用減損或信用評等降低的可能性時，由保險人負擔保險給付，以維持債務人之信用不減損與維持債務人原有信用評等的一種保險概念。 第六章　 債務人信用保險與授信保險、其他類似概念之比較 承續前章債務人信用保險概念之建立，進一步比較債權人授信保險及其他類似的概念。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本文的論述，提出結論與建議。

預付型消費普遍潛藏著消費之風險，常常可見企業經營者在自身財務出現危機時，以大量折扣方式促銷，消費者在不知情之情形下，往往僅見銷售時之折扣，而輕忽了預付型消費之風險，在各種預付型消費中，尤以商品（服務）禮券所吸取之利益為最大。 我國舊時依據國家總動員法第十八條，以財政部為主管機關，曾經發布「商品禮券規範管理辦法」，規範之內容均著重於對禮券發行量之控管，對於禮券之發行採取核准制，限制須公司符合一定之規模時，始得發行禮券，發行之數額並應受其營業額之限制，不得濫行發行。 在商品發售管理辦法廢除後，我國對於商品禮券一向採取市場自律之方式，惟市場自律後十幾年，當初制定商品發售管理辦法的理由，仍然發生，多家企業經營者在其所印製之使用簡則上，憑勢其經濟上強勢地位，訂定對於自身有利之契約條款，更甚者，以大量發行禮券為名，行詐騙吸金之實，由此可見，對於商品禮券採市場自律之方法顯然是不足的。 消保會已注意到類似此等預付型消費所帶來風險，因此由商品（服務）禮券開始規範，預備施行履約保證制度，再擴大至其他預付型消費制度，以降低預付型消費之危險，保護消費者之權益。消保會所預定公佈之「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共計有「三要八不」，其中除了履約保證之外，並進一步針對禮券發行人與持有人間，常見之不公條款加以規範，諸如使用期限、禁止找零條款、片面變更契約權利、廣告僅供參考等諸多對於消費者不利之不合理定型化契約條款，均已禁止其出現於禮券之使用簡則上。 日本法與美國之各州法，對於商品（服務）禮券均以法律位階定有相當之規範。就日本法而言，係以「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為規範依據，主要針對所有預付型消費，並有發行證票或其他類似性質之自然人或法人加以規範，著重在行政機關對於禮券發行人之控制，發行人在發行前須向主管機關報備發行之數額、已發行未兌現之禮券數額等。此外，並將禮券發行分為二種，一為自家發行，一為第三人發行，在第三人發行之禮券，並且須經主管機關核可始得發行。 至於美國州法之規定，大多數均係針對使用期限與服務費用等契約內容加以規範，並且特別要求發行人對於類似之契約條款，均必須踐行相當程度之揭示義務，使消費者在購買禮券之時，得以清楚知悉條款之相關內容。但美國之各州法尚未要求發行人發行禮券時，必須經過主管機關之核准。 我國對於商品禮券之規範，則與日本法及美國法有部分相同之處。消保會審議通過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不得記載事項，並未要求發行人之資格與發行數量須事先經過許可，因此與日本法規範不同，但與日本法相同之處在於要求發行人提供履約保證；除了履約保證之外，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與不得記載事項禁止禮券上記載使用期限、禁止收取服務費用，則與美國多數州法相同。 在此波對於禮券管制之浪潮中，引起最大爭議的，無非係要求禮券發行人提供履約保證制度。目前「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所提出之履約保證制度共有四種，分別為信託專戶、金融機構保證、同業相互擔保與同業禮券聯保，禮券發行人可由其中選擇一種作為發行禮券之履約保證。 要求禮券發行人提供履約保證制度，並非我國所首創，日本預付式證票規制法為了保障消費者之權益，規定在符合一定情形下，發行人須將未兌換禮券之一部分提存，以作為禮券持有人之保證。美國法雖未做相同之規定，但因美國定有統一未請求財產法（UUPA），將禮券納入被推定拋棄財產之範圍，即禮券自發行之日起經過三年，持券人若未向發行人或其指定之人主張權利者，發行人因發行禮券所得之利益，須繳回州政府之共同基金，換言之，發行人本身並不得享受未兌換禮券之利益。 履約保證提出之初，引起企業經營者相當大之反彈，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企業經營者一家又一家的做起「印禮券，換現金」的吸金行為，然後不當擴張營業，在經營不善之下，拍拍屁股走路，將所有之現金放在自己口袋，卻犧牲了弱勢的消費者，若任由此情形持續下去，契約正義何在？ 本文認為，履約保證實行之初，短期內或許會增加企業經營者之經營成本，但就宏觀之角度而言，必使消費者之權益因受到保障，而更提高禮券的商業信用，使其流通及接受度大增，長期下來對於禮券發行人而言，亦不可謂不利。除此之外，無論採行何種方式進行履約保證，正本清源之道，仍應由禮券發行之數量控制加以著手。蓋禮券之發行對於發行人而言，係屬負債，因此公司之發行禮券，更須衡量發行人之營業情形，審慎為之，以降低自身之營業風險，對於商業信用亦不致無限制之大幅擴張。 禮券已儼然成為吾人生活範圍之一部分，透過禮券的購買贈送於人，對於送禮人而言，可以省卻挑禮物之麻煩，對於受贈人而言，則可藉此選擇自身喜愛之禮物，可謂一舉數得，但若因為禮券之使用受到限制，甚至無法使用，勢必降低消費者購買禮券之意願。「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之公佈，或許在施行之初，可能對於發行人有若干不便之處，惟就長期看來，此卻可間接更增強禮券之流通性與信用性，企業經營者若能夠體現此點，必可創造其與消費者間之雙贏局面。

在國際間追求與完善高等教育品質之趨勢下，臺灣各高等教育機構發展國際品質水準實有其必要性與急迫性，而在國內相關研究論文闕如情況下，臺灣有必要增進國際品質保證議題之研究視野，此凸顯出本研究的重要價值。因此，本研究聚焦於高等教育品質議題，探究如何發展具有國際品質水準的大專校院，從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品質保證的觀點來進行探討。研究以自編問卷從臺灣159間大專校院中，等距抽樣80校（一般體系36校、技職體系44校），共發出2,377份正式問卷調查各一、二級行政主管人員，總共分析65間學校，337份有效問卷。最後經統計分析，本研究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一、七大構面之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品質保證量表為衡量知覺重要與實際實施之有效工具。 二、臺灣大專校院普遍知覺國際品質保證的重要性，各構面知覺重要程度有所差異，且個人背景都無差異影響，部分學校背景變項則產生影響。 （一）臺灣大專校院主管個人普遍知覺國際性品質保證的重要性，整體學校也具有知覺重要性的組織氣氛。 （二）國際性品質保證知覺重要各構面在個人或學校層次都知覺到其重要性，但國際認證準備的知覺重要性最低，自我管理與改善機制次低。 （三）主管個人背景不會對國際性品質保證知覺重要產生差異影響。 （四）學生人數規模、獲得重大發展計畫補助、獲得國際性認證對國際性品質保證知覺重要產生差異影響。 三、臺灣大專校院實際實施情況尚可，各構面實際實施情況有所差異，且部分學校背景變項產生差異影響。 （一）臺灣大專校院國際品質保證實際實施情況尚可。 （二）國際品質保證實際實施各構面屬尚可，以品質管理領導願景與計畫、學生支援與學習資源表現最好，教師與教學品質、國際認證準備最差。 （三）學校隸屬、學生人數規模、獲得重大發展計畫補助、獲得國際性認證對國際品質保證實際實施產生差異影響。 四、臺灣大專校院國際品質保證知覺重要程度高於實際實施情況。 五、臺灣大專校院國際品質表現尚可，各面向表現存有差異，且部分學校背景變項產生差異影響。 （一）臺灣大專校院國際品質表現尚可。 （二）國際品質表現各面向也都尚可，以教師教學品質、課程品質、研究品質、行政服務品質表現較好，學生學習品質表現最差。 （三）學校隸屬、學生人數規模、獲得重大發展計畫補助、獲得國際性認證對國際品質表現產生差異影響。 六、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品質保證與品質表現之正向影響關係模式成立。 （一）國際品質保證知覺重要正向高度直接影響實際實施。 （二）國際品質保證實際實施正向高度直接影響國際品質表現。 （三）國際品質保證知覺重要透過實際實施對國際品質表現產生正向高度間接影響效果。 七、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品質保證與品質表現之影響關係未發現調節效果。 （一）國際品質保證知覺重要對實際實施的影響關係並不會隨著學校背景之不同而產生差異。 （二）國際品質保證實際實施對國際品質表現的影響關係並不會隨著學校背景之不同而產生差異。 最後，根據上述本研究之結論，分別對臺灣高等教育機構國際品質保證之量表、發展策略，以及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 In pursui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cy for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aiwan to develop their international quality. In the case of research papers lacking, it is vital to increas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Taiwan. This highlights the positive value of the study.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explore how to develop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quality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this study, 80 schools were surveyed by systematic sampling from 159 schools in Taiwan. Of the 2,377 surveys from 80 schools, and a total of 337 valid surveys from 65 schools were eventually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re are seven important findings as follows: (1)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seven factors is a effective tool to measure the perce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2) The colleges in Taiwan generally perceiv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3)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Taiwanese colleges is passable. (4) The perception of importantance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Taiwanese colleges is better than the implementation. (5) The performace of international quality in the Taiwanese colleges is passable. (6) The model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ternational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s suitable. (7) There are no moderating effects in the mode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quality assurance in Taiwan.

保險契約中之停效與復效制度，為有別於一般民事契約之特殊制度，其目的在使一時忘記或無力繳交續期保費，不會立即遭到保險人終止保險契約，要保人並得在一段復效期間內，於符合一定條件下，恢復原保險契約之保障。至於復效時必須符合之條件，各國規定不盡相同，但通常包括下列項目：(1)復效申請書(2)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 (3) 繳清欠繳保費(4) 保險人之同意。我國過去因舊保險法、施行細則及示範條款三者間，對復效應具備之要件規範並不一致，引起學說之重大爭議，法院判決亦常見不同之判決結果，致保險實務上糾紛不斷。 為解決保險市場之脫序現象，九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修正之保險法，乃對保險法第一百十六條作大幅修正，明確規定如下：「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後，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申請恢復效力者，保險人得於要保人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外，保險人不得拒絕其恢復效力。」新法對保險市場新秩序之重建應有重大助益，但新法也衍生一些新的問題，諸如，可保證明之意義及範圍、要保人提供不實可保證明時應如何依法處理、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之認定標準及核保標準、保險人有無要求附條件同意復效之權利，以及復效生效時點如何認定…等疑義，均有待釐清及解決。本研究廣泛蒐集及比較各國立法制度，並整理我國實務判決重要爭點，剖析新法對保險市場產生造成之影響，並對新法產生之新問題提出本文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日後研擬修法時之參考。 / The suspension and reinstatement system of insurance contracts is a specific system different from other civil contracts. Its purpose is to prevent proposers, who forget to or are unable to pay premium other than the initial premium, from being terminated of insurance contracts by insurers. The proposer may reinstate the original policy within the time period for applying for reinstatement and when conforming to certain terms. Regarding the terms of reinstatement, the contents are varied among countries but usu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items: (1) a reinstatement application; (2) evidence of insurability; (3) prepayment of any overdue premium; and (4) approval of the reinstatement application. Before the Amendment to the Insurance Act in 2007, the terms of reinstatement were stipulated differently among the Insurance Act, the Enforcement Rules for the Insurance Act and the Model Provisions for life Insurance Policies. As a result, there were serious debates of schools, while different judgments delivered by courts of law for similar cases. Thus disputes were continuously happened in terms of insurance practices. Resolving the disorderly phenomenon in the insurance market, Article 116 of the Insurance Act was amended on 18 July 2007 as the following: “A suspended insurance contract shall be reinstated after the premium, the interest stipulated in the insurance contract, and other expenses are paid, provided that such payment is made within six months from the date of suspension. Where the proposer applies for reinstatement more than six months after the date of suspension, the insurer may require that the proposer furnish proof of insurability for the insured, and the insurer may not refuse reinstatement unless the insured's degree of risk has undergone a change that is sufficiently material as to justify refusal to insure”. The amended Act contributes the rebuilding of the order of the insurance market. However, it also produces some new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meaning and scope of the evidence of insurability, how to deal with the reinstatement when the proposer providing lapsed evidence of insurability, the approval and underwriting when the insured's degree of risk has undergone a change that is sufficiently material as to justify refusal to insure, whether the insurer has the right to require some conditions for its approval of reinstatement, and how to recognize the effective time of reinstatement. All these problems still remain unsolved. The study widely collects and compares different countries’ legislative systems, gets together the important points in dispute, analyzes the amended Act’s impacts on the insurance market, and presents opin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hich could be reference for amending the Act in the future, on these new problems caused by the amended Act.

生技產業為我國未來六大明星產業之一，除政府成立生技創投基金，民間企業也陸續加入這波生技投資行列，如永豐餘集團旗下的上智生技創投，與潤泰集團旗下的鑽石生技投資。以籌資來源而言，又分為借款融資關係(負債端)的外部資金，以及股東投資關係(權益端)的自有資金兩種，對於公司經營各有優缺點，亦應取得平衡。唯目前多數為權益端的資金投入，尤其以該產業中風險最高的新藥研發公司為例，仍普遍高達95%以上的股東權益比率。顯示其籌資來源有限，且難以吸引負債端的投資者參與。而這樣的資金來源比例，除不符合企業融資順位理論於公司成長階段的籌資策略與負債權益比率，權益端資金多以短期獲得高利潤為目的，以資金性質亦不適合占資產達95%以上之比例。 以目前負債端籌資管道，新藥研發公司多數利用台灣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直保部或經濟部促進產業創新或研究發展貸款計畫專案申請，唯融資額度上限遠不足以支付藥物開發費用，且非一般負債端直接經由銀行評估取得融資之方式。綜觀國際業態，單一全新藥物開發至上市平均需約USD8億元(約NTD240億元)不等，而台灣公司的研發策略多數為分段發展或老藥新用(藥物重新定位)策略，但仍有高度資金需求。唯銀行、負債端投資者普遍缺乏投入該產業的意願，主要顧慮為具冗長的產品研發週期業態、高度不確定性的產品上市審查、長期臨床試驗伴隨的高額成本。此外，對於資金專注研發之新藥研發公司，亦面臨擔保品不足之問題。而實務上，負債端資金提供者如銀行，對於複雜的生技領域與新藥研發公司業態不甚了解，為降低融資意願的另一主因。 故本研究旨在建立一套適用於新藥研發公司之一般性價值評估方式，解決此雙方認知差異問題，以增加更多元的籌資管道。其中，本文參考其他國家評估方法，選擇其中針對技術型公司、發展久遠的韓國技術信用保證基金KOTEC評估模式，導入台灣微脂體、基亞生物科技、賽德醫藥科技3間新藥研發公司個案作一評估。並於最後研究結論，經由分析比較個案公司間歷年經營狀況，得出公司整體與個別質、量性指標項目量化的相對分數，以台灣微脂體分數157分最高，基亞生技次之。本研究亦參考個案評估狀況，得出該類公司較佳的一般性經營策略結論，發現公司創立早期可先以開發週期短、風險較低的老藥新用開發以代替副業產生短期營收的效用，同時累積本業開發經驗，待時機成熟再轉入全新藥物開發為一攻守兼具的經營模式，以供新藥研發公司參考。此外，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研究，僅於評估新藥研發公司分數階段，尚未轉換為公司融資評等。該部分尚待具一定案源量後，以統計模型將評估分數與還款違約率關聯性做一分析，方能計算融資評等。而建立內部評等模型、資訊系統對台灣銀行規模而言，為一額外高昂成本，亦建議可效法韓國由政府主導為可行方式之一。 / 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is one of the six future stars of the industries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ed Biotechnology Venture Capital (BVC), and the more and more private companies joined the procession of biotech investments, such as the two famous biotech funds, Taiwan Global BioFund (TGB) and Diamond BioFund Inc.. According to sources of funding, we can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one is the loan of external funds (liability side), and the other is the shareholder investment of internal funds (equity side), both of them have differ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company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s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the funds are invested from the equity side, especially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which are the highest risk types in the industry, and most of their equity ratio is higher than 95 %. This information indicates the limited sources of funding, and the difficulty to attract liability side’s investors to participate. That proportion of funding sources doesn’t comply with the company’s financing strategy and debt to equity ratio in the growth stage of the enterprise life cycle in the pecking order theory, and equity side’s funds are not suitable for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95% of assets in balance sheet because most of them want to get high profits in the short-term. Currently, major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usually apply for loans from the Direct Guarantee Dept. of the Small & Medium Enterprise Credit Guarantee Fund of Taiwan (Taiwan SMEG) or the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or R&D Loan Program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ureau in Taiwan, but the amount of loan is insufficient to cover the costs for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and this method is not a general way to obtain liability side’s financing from the bank’s direct evalu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progress from development to sale of a single new drug spends about US $800 million (about NT $24 billion) on average. Despite Taiwan's R&D strategies only cover the sectional development progress or the policy of the new usage of old drugs (drug repositioning), there is still a high degree of capital requirement. However, in the present, banks and other liability side’s investors still lack the will to invest in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These investors concern about several major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engthy product development cycle, high uncertainty of the product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the high cost of long-term clinical trials in this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se companies are also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lacking collateral, because they invest much money in new drug R&D. On the other hand, liability side’s investors, such as banks, don’t understand the complex field of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business models, and this situation becomes another reason for reducing the financing will. Therefore, we should establish a general evaluation method applicable to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gni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liability side’s investors and the borrowers, and expand the funding sources of these companies. This article refers to the actual evaluation method in other countries, chooses the most suitable and well developed evaluation model --- Korea Technology Finance Corporation (KOTEC)’s evaluation method for the technology-based company, and utilizes the method to evaluate three cases of the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Taiwan, including Taiwan Liposome Co., Medigen Biotechnology Crop., and CytoPharm, Inc.. In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three companies’ operating situations in recent years, we can get relative quantified scores from the companies’ overall and individual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and the result is that Taiwan Liposome Co. gets the highest score, 157 points, then Medigen Biotechnology Crop. gets the middle one. This study also refers the case situations, to find a better general business strategy for such companies. We find that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y in the early stage can focus on new usage development of old drugs ,which has advantages of short development cycle and lower risk, to replace the sideline that generates short-term revenue, and accumulate the experience of drug development. When the time is ripe, it can transfer to new drug development. This way is the general suggestion of both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business model for new drug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which only focuses on the evaluation stage, and has not converted the result into a corporate financing credit rating. To calculate financing credit ratings, we require a lot of historical cases data to establis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model, and link evaluation scores with repayment default r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l rating model or information system incurs high additional costs for the size of the banks in Taiwan, so the recommended one of the possible ways is that we can follow the example led by the South Korea Government.

營建工程契約不同於一般傳統之承攬契約，在於其履約期長、所牽涉之標的金額龐大，有其專業性要求且風險性高之特性，因此工程契約所衍生之履約爭議往往十分常見，基於工程契約之特性，為了確保權益之實現，因而發展出許多工程契約之擔保類型，除了一般常見之工程履約保證金以及銀行出具之履約保證書之履約擔保方式外，透過約定由第三人實際接續施作工程，以完成業主之完工利益，乃工程契約特殊之擔保類型之一，最常見之情形乃保證廠商之約定以及監督付款之協議。 然而，保證廠商性質上乃民法上之保證人，基於保證廠商單務契約之性質，原則上保證廠商並無任何法定之權利得向業主請求給付工程款，僅得基於求償權之規定，向承包商請求相關之費用，但是因承包商於此等情形已無資力甚或是不知去向，保證廠商往往要求約定業主將原應給付予承包商之工程款讓與予承包商，否則不願接續繼續施作。因此實務上保證廠商與業主間，往往約定將承包商權利移轉予保證廠商或將工程契約之一切權利義務移轉予保證廠商之條款，但是此等條款之效力如何以及所衍生之效力，在實務上迭生爭議。 工程實務所發展出的監督付款協議，係指大型工程承包商將工程部分分包予其他廠商之時，若承包商資金週轉發生問題，而分包商不願繼續履約時，為了確保廠商繼續施作，業主、承包商及分包商其中二方或全體共同協議，由分包商接續施作工程，而將業主應給付予承包商之工程款監督付款予分包商。然而，在法院實務上，業主時常主張監督付款之協議並未使分包商取得對於業主之工程款直接請求權，而主張拒絕給付工程款予分包商。此等監督付款之協議內容應如何解釋較為合理，以及監督付款之分包商權利是否獲得足夠之保障，均為重要之議題。 本文將整理法院實務所觀察到的保證廠商以及監督付款協議之重要判決並類型化，比較各種類型與法律概念之釐清，逐一檢視各案中法院對於保證廠商以及監督付款之定性是否妥適，並分析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嘗試就涉及承包商之債權人若受讓工程款債權或是進行強制執行之扣押時之四方權利義務衝突 (在承包商之債權人、業主、保證廠商/監督付款之分包商彼此之間，權利之衝突應該如何判斷？)之爭議，綜合保證廠商及監督付款之法律定性、各工程款之法律性質之判斷，提出符合我國法理之解釋，並就我國法律所欠缺之部分，提出可供參考的修正方向，希冀能對於我國工程契約以及擔保法制提供若干貢獻。

第一章概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服務之概念。說明服務之定義、服務之動機、服務之功能、服務之種類以及保 證之意義、功能、類型、及保證期限之訂定。 第三章說明服務策略之型態、服務組織之建立以及收費政策。 第四章機械產品之服務內容。探討臺灣區機械廠商在售前服務、售後服務、信用融資 服務以及在售後零件的提供待方面的作法。 第五章服務要素之統計分析。以統計方法，分別從各構面來分析工業品之各種主要服 務要素。并評估目前廠商之服務績效。 第六章結論和建議。

有鑑於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期末現金流量與選擇權如出一轍，是以應用平賭訂價理論(The Martingale Pricing Method)嵌入HJM利率模型，對隨機利率下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進行評價。並對繳費方式與利率型態兩議題所構成四種類型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作實地數據模擬與評價，以及敏感度分析。 研究結果可以歸納為四點結論。 (1) 單就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簡化版（忽略期中死亡理賠與期滿生存機率）而言： 可視為是最低保證給付折現與以之為履約價的買權組合。因此，當影響因子僅與買權有相關性時，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與理論買權的敏感度分析結果，如出一轍。連動標的期初價格與波動度變動於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影響便是實證。 (2) 延續上點論述衍生： 當影響因子同時對買權與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折現具有相關性時，由於買權佔整個保險價值比重過低，是以主要影響力皆來自附有最低保證給付的變動。附有最低保證給付與固定利率折現因子變動對於保險價值影響，即反應此結果。 (3) 分別就繳費方式不同下，投保年齡與投保期限變動對於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保險的影響而言： 躉繳型繳費方式下，由第二點結論可得，投保期限越長保費越低，是以當投保年齡越大，期中死亡率提高，且期間短的保費較高的情況下，投保年齡變動對於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型保險影響為正向；分期繳型繳費方式下，由於條款設定不同，無法與躉繳型一概而論，反映在投保期間越長保單價值與保費皆增加，但若是比較其增加的幅度（二階條件小於零）逐漸減少，倒是與躉繳型投資保險投保期間與保費關係意思相同，只是呈現方式不同。分期繳型投資型保險保單價值與投保年齡關係，從投保期限與保費關係以及高年齡層死亡率較高，可以得知，隨著投保年齡的增加，分期繳型投資保險中因為死亡理賠的現金流量產生機會提高，而此部分期間短保單價值較低，是以投保年齡與保單價值呈現反比關係，但是保單價值平準化後的保費，源於平準因子每期存活率因投保年齡增加而減少，造成投保年齡越高，保費也越高。 (4) 就性別而言： 躉繳型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保險，由於女性相較於男性死亡率較低，容易取得期間較長的期滿保證金，而此部分價值較低，是以女生保費較男生便宜；分期繳型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保險，則是相反的表現，由於此部分價值較高，是以女性的保險價值高於男性，同時因女性平準因子中的存活率也比男性高，是以每期所要繳交的保費也比男性低廉。 (5) 就利率型態而言： 隨機利率下躉繳型投資型保險與固定利率下躉繳型投資保險相較，便宜許多，主要是因為利率型態為隨機，且期初利率期間結構打破水平狀態的假設，真實反應正常期初利率期間結構(Normal Interest Rate Term Structure)，是以評價出的保費較固定利率型態下的保費低廉，甚至於分期繳型附有最低保證給付投資保險，在隨機利率下，隨著投保期限增加，保費反而下降。

Artzner等學者在1999年提出風險測量值應具備同調（coherent）性質，然而，涉險值並未能完全符合。本文針對Wirch ＆ Hardy（1999）提出滿足Artzner et al.（1999）所定義同調性質之風險量化指標如條件尾端期望值（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又稱尾端涉險值，Tail-VaR）以及危險比例（proportional hazards；PH）、雙重次方（dual power；DP）變形函數（distortion function）等風險衡量方法作探討，參考MGWP（1980）、Boyle ＆ Hardy（1997）、Hardy（2000）、Yang（2001）、Wilkie ＆ Waters ＆ Yang（2003）對於附保證給付之投資連結型保險契約提存準備金的方法，將其應用到保險公司所發行的附保證給付之風險量化上，同時比較其與涉險值之差異。其中之數值分析將以附最低死亡保證給付（Guarantee Minimum Death Benefit）之變額年金，以及附保證年金選擇權（Guaranteed Annuity Options）之單位連結（Unit-linked）保險商品作為範例，分別以台灣、英國兩地的投資環境為背景，檢視其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單可能面臨的風險暴露，提供保險公司作為提存投資型商品保證給付部分之責任準備金參考。 / 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 the properties of a coherent risk measure（Artzner et al（1999））. The risk measure of Value at Risk that does not adhere to the consistency requirements is discussed. We consider the coherent risk measures of 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also known as Tail-VaR）, proportional hazards and dual power distortion functions outlined by Wirch and Hardy（1999）. MGWP（1980），Boyle and Hardy（1997），Hardy（2000），Yang（2001），Wilkie, Waters and Yang（2003）use VaR and the latter two papers also apply 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 to reserve for investment-linked contracts with guaranteed risk. Instead, we apply the coherent measures to reserve two different types of guarantee：guarantee minimum death benefit and guaranteed annuity options attached to variable annuity contracts and unit-linked contracts separately. In addition, 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erical results for VaR risk measure and coherent risk measure are analyzed.

保險人因提供最低保證給付之投資型商品，使公司亦涉入投資風險。本研究旨在探討最低保證給付人壽保險附約之風險分析。首先利用隨機模型建構投資者帳戶價值的動態過程，進而推導出在未來時點帳戶發生餘額不足之機率及其所符合的偏微分方程式。並藉由數值方法－有限差分法，求出投資帳戶餘額不足之機率。最終，以不同的參數選取之下，進行敏感度分析，探討參數值的設定對於帳戶發生餘額不足之機率的影響。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保險公司與監理機關，作為日後發行保證給付商品時，一項風險管理上的考慮因素。 研究結果可以歸納為兩點結論： 1. 在市場因素中，投資帳戶連結之標的報酬率與帳戶餘額不足機率呈現反向變動，而波動度則是與帳戶餘額不足機率呈現正向變動。在兩因素同時考慮下，當報酬率愈高且波動度愈低，投資帳戶發生餘額不足的機率會愈低。當波動度愈高且報酬率愈低時，帳戶餘額不足機率則會愈高。其兩者的力量會相互抵銷，對投資帳戶餘額不足之機率的影響需視何者的力量較強而定。 2. 在條款設計的因素中，保證附約相關費用率、保證提領比率與保證提領期間對於投資帳戶發生餘額不足機率的影響皆呈現正向的關係。而投資帳戶期初的價值則與帳戶餘額不足機率呈現反向變動。其中保證提領比率對於投資帳戶的價值影響最大，其帳戶餘額不足機率之變動百分比相較於其他因素而言，變動幅度較大，範圍皆大於4%以上，甚至高達37.11%。 / Insurers have investment risks because they issue the guaranteed minimum benefit life insurance rider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analyzing the risk for the riders. In the context, we implement numerical PDE solution to compute the ruin probability of separate account which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guaranteed minimum benefit life insurance riders will lead to financial insolvency under stochastic investment returns. Moreover, we will do sensitivity analyses to discuss the two aspects, market factors and contract designs, how to influence the ruin probability. Finally, we conclude two main results: 1. For market factors, the rate of investment return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ruin probability; however, the volatility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2. For contract designs, the results show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uin probability and insurance fee, withdrawals, and withdrawal period. But the initial account value shows positive corre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