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醫院在台灣醫療服務市場是相當重要的醫療提供者，占國內醫療服務重大比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由於健保制度免除民眾部分必要負擔費用，誘使醫療服務需求的快速成長，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健保局為了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推行了一系列供給面成本分擔支付制度的醫療改革，醫院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競爭壓力不斷升高，「效率」變成醫院經營管理的目標。 醫院間有非價格競爭的行為，醫武競賽造成醫院成本上升，若醫院選擇以負債融通資金，會增加醫院的財務風險，提高發生財務危機的可能性，但傳統財務理論指出公司增加負債額度可提高經營績效。 本研究採財務比率當作財團法人醫院的效率指標，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財團法人醫院債務融資與效率間的關聯是否適用傳統財務理論，也就是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效率是否為正向關係。利用民國91、92、93年財團法人醫院財務報表與醫療機構現況及醫療服務量統計資料，採用30家財團法人醫院的綜合年度資料為樣本，共82個觀察值，進行實證迴歸分析。 實證迴歸結果顯示：（1）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營運效率、資本投資效率皆顯著負相關，財團法人醫院選擇以負債融通資金無法提升醫院績效，但財團法人醫院負債比率與員工效率顯著正相關。（2）財團法人醫院社區公益活動支出變數與營運效率顯著負相關，財團法人醫院實踐公益目標的同時勢必面臨效率降低的情況。

企業從創立之導入期，逐漸成長茁壯，進入成長期、成熟期、到衰退期，在其生命週期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都必須面對內外環境急遽變遷的嚴酷考驗，及「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殘酷事實挑戰。最能適應環境變化之企業，才有生存機會，否則將走入歷史之命運。 企業之突然崩潰、清算倒閉，其影響所及除股東、員工、客戶、供應商、債權人等關係人外，國家整體產業結構、經濟、及社會大眾亦難倖免，甚至全球各國都將遭受波，如2007年之美國次貸風暴，衍生為全球之金融海嘯，造成全球經濟大蕭條，其嚴重性，不可小覬。 企業發生財務危機，除因突發性之重大意外事故或災害外，都是經過日積月累過程所產生的結果。企業「財務危機的生命週期」可分為(1)醞釀之潛伏期、(2)爆發之發生期、(3)擴大之惡化期、(4)財務危機之處理期，及(5)經財務危機處理後之觀察期。 企業若能在「財務危機的生命週期」早期階段予以解決，對企業之傷害最輕。成功的財務危機處理，不僅能化解危機，甚至還能夠反敗為勝，利用危機創造利基，但依歷史資料觀察顯示，陷入財務危機之企業，後續能成功繼續存活者，畢竟仍為少數。 本研究以財務報表及財務比率等財務資訊，分析探討一家已營運三十餘年的老店何以發生財務危機之情事？其可能之徵兆或原因為何？該個案企業又如何面對？如何透過債務協商解決財務危機？於財務危機處理之債務重組與營運重組後之財務績效是否獲得改善？是否脫離財務危機之陰霾？ 本研究就個案之分析探討所獲結論：一、個案企業透過債務協商與處理之「債務重組」及內部控管與營運效能提升之「營運重組」後，應已脫離財務危機之風險。二、企業面臨財務危機時之債務協商與處理能否成功之重要因素：1.債務協商與解決的基本之道：(1)高階經營管理者及其團隊之誠信與誠懇度、(2)財務透明度、(3)產業或產品之能見度、(4)公平性－公平對待各債權人。(5)主動性、積極性與及時性。2.債務協商與解決的協助機制：(1)推請有舉足輕重之債權金融機構(債權人)出面整合、(2)善用政府、金融機構與公會輔導機制、(3)善用專家顧問之協助機制、(4)盡量整合各項不同債務成一，減少個案之要求與干擾。3.自助人助－加強內部控管及開源節流措施之營運重組：(1)提升本業營運效能，加速營運體質改善、(2)縮減支出，降低成本，提升獲利水準、(3)處分變賣不具效益或效益不佳或閒置之資產，回收資金、(4)檢視及爭取內部或外部可能之「續命仙丹」資源、(5)衡量本身營運與財務能力，主動提出還款計畫供協商。 / The business cycle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build-up, expansion, maturity and recession. A business will inevitably encounter the severe tests in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need 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for “Survival” at every stage of the life cycle. Some can survive if well adapt to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otherwise disappear. The collapse and bankruptcy of businesses will affect not only its related parties such as shareholders, employees, clients, vendors and debtors but also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framework, economy, society and even the whole world. For example, the sub-prime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7 caused the worldwide spreading of financial storm and resulted in global recession. No one could slight such severity. It usually takes a long period of time for a company to dip into financial crisis unless there is a sudden occurrence of accident or catastrophe. The life cycle of business financial crisi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1) the latent period, (2) the occurrence period, (3) the deterioration period, (4) the recovery period and then (5) the post-crisis observation period. A business will only get the lightest damage if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life cycle of business financial crisis. The successful financial management can not only minimize the damage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in some cases can even turn defeat into victory. However, it is a very rare case according to the past record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how an over-30-year-old company dipped into financial crisis? What were the signs to reveal upcoming crisis or reasons to make it happened? How did the company deal with the crucial challenges and how did the company solve the financial problem through debt negotiation and settlement? Did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 improve after settlement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did the company get away from the haze of financial crisi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case study are summarized in two aspects. First of all,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mpany has recovered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fter completing the negotiation for debt restructure, reinforc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rough reorganization. Secondly,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factors to make the debt negotiation successful. Fundamentally, it requires honest and sincere attitudes of top-management, financial transparency, visible industry future, fairness to respective debtors and aggressive initiative with timely response. In addition,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mechanism should also need a leading debtor to integrate the various opinions, the proper use of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ial association, the proper use of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mechanisms of the specialists and consultants, and consolidation of debts and liabilities into one negotiation system to simplify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Finally, the company fac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has to self-help first by taking all possible measures in achieving mor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and cost saving through the operational restructure programs. The programs have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to reduce the expenditure and operational cost-down to lift up the profitability, to dispose idle or low-value asset for generating cash, to strive for the possib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for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to initiate the repayment plan based on the financial capability.

本文在大樣本同質性(LHP)假設下，架構出Variance-Gamma因子聯繫結構模型。建立債權群組損失分配時，由於Variance-Gamma分配與常態分配相同皆具有累加性，因此作為因子結構模型會比起Double-t因子聯繫結構模型具較佳解析性。本文進一步比較Variance-Gamma因子聯繫結構模型與高斯因子聯繫結構模型以及Double-t因子聯繫結構模型。iTraxx指數分券實證結果顯示，Variance-Gamma因子聯繫結構模型最為精確，能有效刻劃高斯因子聯繫結構模型所缺少之尾端損失機率機率分配，以及改正Double-t因子聯繫結構模型過份高估尾端損失之缺點。此外利用調整Variance-Gamma分配之偏態及峰態係數，可以求出更精準的評價結果。最後本文介紹iTraxx分券的交易策略，並且針對不同風險予以避險，研究結果顯示，規避標的債權群組之信用價差風險後，往往無法規避違約相關性變化的風險，投資人在進行策略交易時應更審慎評估。

本篇文章之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總體景氣波動對於我國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之影響效果，且更進一步探討總體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一致。另外，由於政府一次金融改革之推行目的在於重整金融市場秩序與降低銀行呆帳比率，因此，本文將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前後總體景氣波動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效果做比較分析，藉此觀察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管理是否具有其實質的效果。本文首先針對兩個主要研究目的，分別建構兩個假說，再利用1988年第一季至2009年第三季我國總體經濟之時間序列資料，並採用複迴歸模型以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進行實證分析，共建立六組複迴歸模型分別利用總體經濟變數對景氣波動與銀行業逾放比率間是呈現正循環或反循環關係，以及景氣於繁榮與衰退期間的波動對逾放比率的影響程度是否會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做驗證。 本文之主要結論可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我們發現於本文之研究期間中，我國總體景氣波動會與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成反向循環。於第二部分之迴歸估計結果發現，我國總體景氣波動僅於一次金融改革後對銀行業之不良債權比率有不對稱之影響效果；而於一次金融改革前，景氣繁榮與衰退期間對銀行業不良債權比率的影響差異不大，且受金融市場景氣波動有顯著的影響，由此可知，政府推行一次金融改革前，由於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讓許多小型新設銀行林立，種種因素使得金融秩序紊亂，銀行業之逾放比率逐年升高，其受總體景氣波動的影響已不甚明顯。政府為重整金融秩序之一次金融改革推行後，我國銀行業之逾放比率回復到其該有的波動秩序，與相關研究文獻中各國不良債權同樣受總體經濟之負向衝擊而有顯著的影響，而非一味的上升。因此，本研究間接驗證了一次金融改革的成效，由此可見，金融市場秩序是需要政府的監督及管理。

資產證券化一詞源自1970年代，而第一筆資產基礎證券的發行則始於1986 年。由於其具有自資本市場直接融資、降低籌資成本、分散籌資來源、提高資本適足率等誘因之下，逐漸受到銀行以及其他企業的重視，並發展成為固定收益證券市場中比重相當大的一環。擔保債權證券交易自1988年出現在美國，然後在歐美迅速發展，目前已成為重要債券市場之一。台灣金融產業發展正值轉型期，銀行除面對低利率帶來經營壓力之外，同時亦需規避評等較差之企業貸款的信用風險，而保險業者在低利率時代來臨卻無良好報酬之投資標的可供投資。因此，此環境乃為推動證券化之良好契機。自1997年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乃至1998年韓國的亞洲金融危機，造成許多跨國企業紛紛裁員、關廠、甚至倒閉，造成一連串的金融危機連鎖效應。因此，公司間或產業間之榮枯是相互關聯的，且均會受總體經濟因素所影響。是以，近年來信用風險亦成為近年來財務領域上重要議題。理論或實證上，當多個標的資產之信用衍生性商品被加以開發，並用來管理信用風險的時候，需考慮多個標的資產間的違約相關性，方能準確地衡量信用風險。故在信用風險管理與信用衍生性商品的評價中，違約相關性的估計與考量顯得格外重要。結構式或縮減式模型在發展違約相關性的多變數模型中是困難的，因為其衍生性商品價值的理論推導繁複或其數值計算是相當費時。本研究是假設隨機違約強度模式下，並在多標的資產之信用風險評價模型中，透過適當個別資產之邊際違約機率與Copula函數之選擇，及其相關參數之估算，即可快速求算具違約相關性之多變數聯合機率函數，以利擔保債權證券(CDO)之評價，並模擬出未來可能損失分配，進行主次順位架構下不同分券比例的敏感度分析，以瞭解不同的次順位劃分比例對於各順位分券風險值的影響程度為何。另外，隨著國內目前證券化腳步的發展，在未來證券化商品勢必成為市場上的主流商品之一，將來可供證券化的資產種類勢必也會增加。因此，為了提高投資人對於不同資產種類的投資信心，以方便發行人對於證券化商品的銷售，信用增強機制在證券化中所佔的地位也將更形重要。在這樣的情況下，評估標的資產可能的違約損失，以決定信用增強的比例該為多少，對於發行人而言也將會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本文針對Copula方法與分析架構做一剖析，再以國內第一檔公募之擔保債權證券－法國里昂信貸銀行企業貸款為例，進行模擬實證並分析結果。 本研究結論如下：在信用風險管理與信用衍生性商品評價中，違約相關性是ㄧ個重要的因子。此外，本研究發現違約回收率、標的資產間的相關係數以及違約機率等三者均會影響分券信用價差的評價：就權益分券而言，信用價差與相關係數是呈反比的，而次償分券表現出來也與權益分券大致相同，相對於權益分券與次償分券，先償分券之信用價差則與債權群組內標的資產間的相關係數則是呈正比的。實證結果亦顯示，承購風險性較高的分券其估算出的合理的風險溢酬也較高，此外，當違約回收率愈高時，債務人違約後的損失愈低，因此發行者需給予證券投資人的合理風險溢酬也愈低。另外，債務人的信用評等高低影響違約機率的大小，其亦是影響CDO商品合理溢酬高低的主要關鍵。再者，假使忽略債務人之間的違約相關性時，則各分券所估算出來的合理溢酬均會有所偏誤。因此，此結果隱含，評價CDO商品之合理溢酬時，需考慮債權群組內資產間的違約相關性，亦即投資人所面對風險除分券本身的信用風險外，還需考慮到債權人違約相關之風險，違約相關性愈高則投資者所面對的風險也較高。另外，介於先償分券與權益分券之間的次償債之信用價差，其信用價差大小大致上約介於先償分券與權益分券之間，而預期損失金額則是受到各順位分券比例大小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將再進行主次順位架構下不同分券比例的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若次順位債權分券（即權益分券）比例愈高，愈有信用增強之作用。 最後，若將本研究所估算出來分券的合理溢酬與實際CDO契約所載明計算出的結果相比較，其間差異並不大。因此本研究所建構的評價模型應能提供發行者與市場投資人一個評價基礎，不失為一種可行方法。

本研究以 Variance-Gamma 動態信用價差模型與 Giesecke et al. (2011) 之動態違 約傳染模型為基礎, 同時利用 Dorn (2010) 之固定比例債務憑證評價公式, 分析利用不同 時期下 iTraxx Europe 市場報價進行校準下, 固定比例債務憑證評價與風險分析結果有 何變動。 研究結果發現, 在僅考慮價差風險下利用金融風暴前之信用指數市價校準, 此商品所 得評價結果低於原先承諾之票面利息, 但所得風險程度仍高於以往部分文獻與發行商原先 宣稱之低風險。 而在考慮至今包含金融風暴時期之信用指數市價校準下, 則顯露出此商品 不管是評價或風險表現皆迅速變差, 代表以往部分文獻與發行商可能因無法預期信用指數 市場會有大幅度波動下, 而低估了固定比例債務憑證之風險。 同時考慮價差風險與違約風險下, 利用至今包含金融風暴之信用指數市價校準後, 可 得到固定比例債務憑證評價結果遠高於其所承諾之票面利息, 同時此產品違約機率等風險 指標皆顯示相當高之違約與損失可能性, 代表固定比例債務憑證在考慮較為波動之信用市 價校準, 同時考慮較為完整之風險面後, 呈現出相當高之風險程度, 並不如原先發行機構 所承諾之高報酬低風險之產品。

保險公司之雙率風險發酵，除了高預定利率保單，使得保險公司承擔利率風險，造成保險公司高額的利差損外。自2007年修法，提升保險業國外投資限額不得超過保險業資金45%，當年度國外投資佔31.21%。2014年修改保險法第146條之4，增設「投資於國內市場之外幣計價股權或債券憑證之投資金額可以不計入國外投資限額」之規定，當年度國外投資部位增加至50.27%。至2016年底壽險業國外投資部位已達12.59兆元，占全體壽險業可運用資金62.71％。 然而，利差交易能帶來收益的前提是匯市波動必須平穩，因為利差交易得承擔匯率波動風險，如果匯率大幅波動，匯差損失可能侵蝕利差收益。2017年前四個月新台幣驟升約6.8％，影響壽險業淨匯兌損失837億元，外匯準備金水位從441億元降至231億元。匯率的變動使得壽險業面臨極大的匯損壓力，一再地顯示檢視匯率風險的重要性。 本研究建構隨機資產負債管理模型，提供公司內部模型之參考。以市場統計資訊及市場保險公司之經驗資料建構模型，嘗試複製市場實際狀況，藉此模擬未來時點之公允價值，最後以風險指標評估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得到以下結論： (1)財務槓桿比例愈高時，違約機率及幅度愈高，建議控制在約15倍左右。 (2)匯率風險增加時，違約機率及幅度增加，應建立適當避險策略。 (3)躉繳型利變型年金在沒有宣告利率保證下，違約風險較傳統型年金低。

保險公司所持有之利率變動型商品的資產價值，在資本市場之系統性風險急劇增加時，將會產生大幅的波動，降低保險公司之獲利表現，並使保險公司之清償能力受到影響。近年來，壽險公司主要遭受利率與匯率兩資本市場之系統性風險影響，長期的低利率環境令保險公司獲利表現不佳，迫使保險公司投資具有更高回報的外幣資產，這使匯率風險之影響增加。因此本研究將透過建立資產負債之隨機模型，檢視匯率風險下人壽保險業違約風險之變化。 本研究資產面引用Cox et al. (1985) 模型模擬利率的動態，進而推導出含有匯率波動的債券價格，並透過Heston (1993) 模型描述標的股票的隨機波動過程，並以相關係數矩陣整合各資產組合的資產配置。負債面則是以利率變動型壽險為例，藉由資產與負債的變化衡量保險公司違約風險。研究指出： 1. 壽險公司之信評等級為Ba1並與同評級的全球公司累積違約機率相比，壽險公司之違約機率上升幅度明顯較低，壽險公司之違約機率對時間因數並不敏感。 2. 宣告利率對壽險公司違約風險之影響顯著，違約風險的增長與宣告利率的變動呈現指數成長的趨勢。 3. 壽險公司違約風險對匯率因數最為敏感，匯率波動提高時，違約機率亦大幅提高。 4. 利率變動型壽險因最低保證報酬率，其違約風險高於傳統型壽險。

本研究挑選54檔台灣上市營建類股之股價為研究標的，以季資料的頻率探討股價與財報資訊及總經因子的關係，並分析償債能力的優劣是否影響實證結果。蒐集近二十年國內不動產相關事件及國際重大金融事件，將樣本分類探討，並使用事件研究法討論國際事件對營建股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屬於財報資訊的每股盈餘、存貨，屬於景氣領先指標的股價指數、半導體接單出貨比及外銷訂單指數皆對營建股股價有顯著影響。而償債能力較佳的投資組合，模型有較佳的解釋力，償債能力越高，模型的解釋力及與股價顯著相關的變數越多。國內正面及負面事件在實證結果上沒有太大差異，顯著的變數為每股盈餘、存貨、半導體出貨比及核發建照面積。但在各國際重大金融事件發生期間，營建類股普遍皆有顯著負向的累積異常報酬率(CAR)。 / This study select the stock price of 54 Taiwan listed construction company a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price and the facto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 and macroeconomic. We als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solvency of each portfolio affect the original results. Collect nearly 20 years of domestic real estate-related events and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vents to classify samples and analyze it. Fi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events on construction stocks by event stud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EPS, inventory, stock index, semiconductor B/B ratio, and export order index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ock price. The model has better explanatory power in solvency-high portfolio. The higher the solvency, the more explanatory power of the model and the more significant variables associate with the stock price. There is not much difference i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domestic positive events and domestic negative events. EPS, inventory, stock index, semiconductor B/B ratio, and issued area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ock pr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majo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vents construction stock generally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CAR.

京都大学 / 0048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経営科学) / 甲第22623号 / 経営博第9号 / 新制||経営||2(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経営管理教育部経営科学専攻 / (主査)教授 砂川 伸幸, 教授 松井 啓之, 教授 徳賀 芳弘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anagement Science / Kyoto University / DG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