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之研究要旨在以中、韓兩國為例，探討經濟發展過程與公共支出之趨勢及結構 模式，是否有密切的關連。全文共一冊，約四萬字，內容計分為五章，每章各有三至 四節，各章之主要內容為： 第一章：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及限制，並介紹全文架構。 第二章：介紹中、韓兩國戰後之經濟發展歷程，並劃分其發展階段。 第三章：就中、韓兩國戰後之公共支出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其成長趨勢及結構的變化 。 第四章：回顧有關文獻，並探討公共支出之成長趨勢及結構變動與經濟發展之關聯性 。 第五章：對整個研究作一結論。

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係指各級地方政府（如省、縣市、或鄉鎮）支應公共支出的能力。 租稅努力則為利用財政能力的程度之指標。此兩者之應用範圍頗廣，最常見者乃作為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提供補助款時之參考因素。就我國而言，省府補助款項為各縣市 政府收入之重要來源，為求合理公平分配省府補助款，正確地衡量各縣市政府之財政 能力與租稅努力實為基本的且極其重要的課題。 本文共分五章（約三、四萬字）：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範圍及研究架構。 第二章財政能力與租稅努力之概念。闡明財政能力與租稅努力之意義，並介紹其應用 。 第三章財政能力之估計方法。評析各種估計方法，並就實證上的有關文獻作一回顧。 第四章實證結果之說明與分析。擇取適當估計方法，以瞭解我國各縣市政府財政能力 與租稅努力之現況。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歸納本文研究之結果，提供決策參考之建議。

本文探討在效率工資假設下公共財提供之問題，其目的在於分析公共財的提供和努力程度的關係。利用效率工資模型來研究最適租稅的學者如Wilson(1990)、Chang(1995)，其研究重心在於對勞動課稅（薪資稅或從量稅(specific tax)）所產生的福利損失，例如：努力程度下降和失業率上升等。較少提到以課稅來融通公共財時，公共財的提供也會影響努力程度，進而改變個人及廠商的最適化行為。 　　文中先以Pisauro(1991)模型為基礎，分析當考慮公共財提供時對個人努力程度及廠商的僱用決策有何影響?基於此模型，我們可以得到若公共財的提供會影響個人努力程度時，除了租稅本身對廠商的影響外，公共財的提供將會藉由努力程度來影響廠商的生產及要素僱用行為。而公共財提供對努力程度的影響，視公共財的性質和提供的方式而定。政府可以亦採取適當的措失（藉由補貼，或公共財的提供）提高努力程度而避免效率上的損失。 　　本文利用非偷懶條件(non-shirking condition)來求取修正後公共財提供條件。獲得結論：當個人因偷懶而更偏好公共財時，應降低公共財數量及薪資稅；反之，當個人因偷懶而不偏好公共財時，則政府應增加公共財之提供及提高薪資稅，以避免偷懶行為的發生而造成的效率損失。

2008年在金融海嘯強襲下，各國政府均藉由大量的公共支出手段來挽救汲汲可危的經濟，加上諸種社會福利方案紛紛出爐，致使各國公共支出在短期間急速飆升，讓長期公共支出規模趨勢在原已呈現上升情況下，更是雪上加霜。 影響公共支出規模擴大之成因相當多，本論文以政府職能的變遷及鮑莫不平衡成長模型二方面來探討。首先，政府職能的擴張或緊縮，將直接影響公共支出規模的大小。自20世紀後，政府肩負著公平、效率、穩定及成長的重任，相對的公共支出規模即不斷的擴增，其中採偏重社會主義國家較講求自由主義國家尤為明顯，及以社會福利及醫療保健的支出增加為多。另外，由鮑莫不平衡成長模型可知，相較私部門，公共部門服務的提供較不受技術改善或經濟規模的影響，但工資水準又會隨著私部門生產力的提升而逐步上揚，因此相對單位成本會提高，加上對公共部門的需求具有高所得彈性及低價格彈性的特性，致使政府的公共支出會不斷的增加。 一向以自由主義著稱的美國，面臨金融海嘯，亦是選擇以大量的公共支出方式挽救經濟，加上歐巴馬政府上台後為落實競選承諾所增加的福利支出，造成美國政府債臺高築，並引起民間組織TEA PARTY (茶黨)的不滿。茶黨認為天下絕没有白吃的午餐，政府公共支出規模不斷擴增，在債務鏈的因果之下，最後勢必由納稅義務人來買單，加上政府權力之擴大，同時也意謂著個人自由之縮小，有違美國建國先賢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所確立的「保護個人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理念和立國之本。所以，茶黨堅決主張公共支出規模應受到控制。最後，冀望同樣有公共支出擴大的我國能以美國茶黨的主張及訴求為藉鑒。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對於地方公共支出的責任越來越重，使得財政負擔越來越大，因而漸漸仰賴預算外收入彌補財政缺口，到了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稅收大減，但支出責任卻沒有減少，使得地方政府的收入比重漸漸傾向預算外收入，預算外收入大幅膨脹，行政事業性收費也快速成長。地方政府在面對公共支出問題的同時，行政事業性收費的成長開啟了另一道窗，讓地方政府有了喘息的機會，兩次改革後不斷增加的財政壓力也獲得舒緩。 　　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地方公共支出是否具有影響，更進一步將公共支出分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探討是否會因為支出類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影響效果。本文使用中國大陸31個省市地區自1998年至2011年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採二元固定效果模型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來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發現，行政事業性收費對於總公共支出、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皆具有正向的影響，且效果顯著。

隨著經濟的發展與進步，使得人們對都市公共設施及服務的需求，在型態、品質與數 量上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致使都市公共支出日益擴張，然而財源卻日趨不足。為了 改善地方財務的窘境，加強地方財產稅之合理稽徵固然重要，而「使用者付費」制度 的建立以開拓非稅課財源，更是值得吾人深究。 由於大多數的公共設施及服務，乃是對特定團體與個人提供，這些公共支出若以一般 租稅來支應，實與公平原則相違。若採行「使用者付費」制度，不但符合公平之「受 益原則」，更因價格機能的運用，而使地方公共財達於最適提供水準。因此，「使用 者付費」制度的功能發揮，端賴一合理的費率訂定標準。 本文除了第一章緒論與第二章概述目前公共支出與收入之一般趨勢外，第三章便是探 討各種訂價理論。在最佳經濟情況下，為達成資源配置的效率，應以邊際成本為訂價 法則，然而此種訂價法對成本遞減產業而言，會造成虧損。若以租稅來彌補虧損，則 會產生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因此，有此學者另提出平均成本訂價、二段式訂價、尖峰 負荷訂價等法則，以肆應之。第四章則是探討在「使用者付費」制度下對所得分配的 不良影響，以及各種維護公平之制度設計。第五、六章則分別介紹各國實際施行的情 況，及台灣地區目前已有收費之公共設施及服務，並以簡單回歸求出台灣地區對公共 設施及服務之需求情形。 「使用者付費」是一亟待建立的制度，它不僅能紓解地方政府的財務困難，更重要的 是它符合「受益原則」，改變了國人對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消費觀念。

自二次大戰後迄今，觀察各國財政規模的發展，移有逐漸增加的傾向。關於政府支出 之演變情形，德國財政等者華格納與布雷赫二人，先後所提出的公共支出法則，正好 說明了都市化對公共支出的影響。本文擬運用此二法則，驗證台灣地區之公共支出是 否受都市化的影響。 本文擬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第二章：除陳述華格納及布雷赫二法則外，並扼要 說明苜關之文獻。第三章：實證探討－－觀察台灣近三十年來人口分佈，是否受都市 化影響而漸趨不均，同時驗證此種現象是否與公共支出間存有某種程度的關係。第四 章：理論探討。第五章：實證結果分析。第六章：建議與結語。

台灣發展過程中，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物質生活上雖有所提升，但在生活品質上卻未有同等之成效，生活品質亦常在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被忽略或犧牲。政府有其存在目的與功能，所進行之公共活動，與一地區之居民生活息息相關，政府除在公共建設外，對於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水準維持上，同時扮演重要角色，反應在生活品質層面上，多所影響。地方政府為維持運作需要足夠財源，財源的多寡影響到該區之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品質，透過地方財政的改善可有效促進生活品質。本研究對兩者關係進行探討，以釐清台灣地區生活品質之內涵與地方財政之課題。 生活品質概念包含層面很廣，本研究對生活品質定義為「一個人於一段時間內，對個人居住於實質空間各種需求之滿足程度」，而影響生活品質的項目為「人口特性與健康、教育、社會安全、文化休閒、居住環境、都市計畫與公共建設、社會福利、醫療資源、經濟與生活水準等」。本研究採用因子分析對台灣地區之生活品質進行探討，找出其潛在結構，發現有四個綜合性因子具有較顯著的意義，分別是：生活便利性、生活水準、公共設施服務面積、居住環境。並以因子分析所得之因子分數進行集群分析與相關分析，發現生活品質與地方財政及地方公共支出水準具正向關係。綜合來說，本研究重要結論如下： 1. 在現行財政制度與相關法令限制下，各縣市間財政狀況普遍存在差異，且仰賴補助金比重高，許多縣市財政自主能力不足。 2. 台灣地區生活品質之內涵，深受城鄕發展差異影響，都市化及其提供便利性之優點決定了該縣市之生活品質。此外，醫療資源的提供上，各縣市間並未達到一個滿足基本需求的水準，公共設施的提供在服務面積上則是縣市間差異不大，教育資源的提供上則是已滿足基本需求，應以教育品質的提升及高等教育普及為目標。 3. 地方公共支出水準與財政自主性對於生活品質皆具有影響力，故兩者須同時考量。在兩者對生活品質影響程度上比較，地方財政自主性的優劣比實際公共支出水準更具影響力。 4.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現行補助金制度在改善生活品質上並未發揮明顯效果，地方政府如只是透過補助款以提高公共支出水準，並無法有效提供地方建設財源及改善生活品質。自有財源之開拓，才能提供穩定之建設財源及有效運用。

人口在空間上分布的差異形成集中發展抑或分散發展型態，相對地對於地方財政的支出亦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現今台灣省各地方政府普遍存在著財源短絀之情形下，農地釋出政策的實施所造成都市規模的擴張，是否會引發地方財政加重的趨勢，實有深究的必要。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於探討都市空間結構的差異對公共支出的變化影響效果，並進一步提出土地發展政策涵義。 　　針對上述，本研究擬藉由人口密度斜率此變數，作為都市空間結構之指標，進而瞭解都市發展型態之差異對地方公共支出的影響。所謂人口密度斜率乃是隨著距離的增加，人口在空間上的變化情形。其次，以中位數投票模型理論及官僚模型理論為基礎，建立模型並進行測試，同時為因應農地釋出政策的實施，在台灣省各市鄉鎮都市計畫區農業區釋出的假設前題下，進行模擬分析。 　　經本研究結果發現，就總體而言，台灣省各市鄉鎮目前之都市空間結構有分散發展的趨勢，並有無效率的現象；次就農地釋出而言，在不考慮人口規模聚集經濟的情況下，過多的土地開發，將會有惡化現存地方財政不足之趨勢。 / The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spreads in the spatial will result in the pattern of concentrated development or dispersed development. Oppo-sitely, the difference pattern will influence to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s. O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ten exists short tag of finance in Taiwan, so to practice policy of agriculture land release which should result in the extension of urban scale whether will increase the final burden or not, ha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us, the pro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at the difference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has what effect of change influence to pubhc expenditure, and father want to propose the meaning of land development policy. 　　As above that, this study uses the population density gradient to be the guide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n want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what influence to local public ex-penditure. Population density describes how rapidly the density falls off with distance. Next, based on the median voter theory and bureaucracy theory to built the model and test it, then for to practice the policy of agriculture land release, this study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agriculture area of urban planned area will be released in Taiwan progresses simulation and analysis which wants to know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e land releas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e find, fist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local public in Taiwa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has the tend of dis-persed development, and cause to nonefficiency. Second, if the agriculture land release do not consider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scale, then to development too many lands will worse present local final.

政府之公共支出及租稅結構差異會產生不同之所得分配效果；且為縮減國內赤字或債務，政府還會施行「財政重整」方案，以削減支出或提高租稅之方式，對各階層人民造成不同之衝擊。在所得分配不均之現況下，政府財政政策之公平面議題格外備受重視。因此，本文利用 17 個 OECD 國家於 1995 年至 2013 年之追蹤資料，探討在考量政府平常例行性之收支結構下，政府為特定政策目的採行財政重整措施時，對所得分配之影響。 本文之實證模型主要針對三種不同之財政重整類別進行分析。第一種財政重整變數討論當政府「同時」採行支出面及租稅面之財政重整時之重分配效果，結果顯示其對縮減貧富差距有正面之影響。而第二種及第三種財政重整類別則分別探討當政府僅施行支出面或僅施行租稅面之財政重整作為時，將會對社會所得分配不均的情況分別產生如何之改變。最終分析結果發現，支出面之財政重整及租稅面之財政重整亦皆具有使所得分配趨於均一之效果；且其中僅實施支出面財政重整時之重分配效果最強，其次為同時採行兩面向財政重整之時，而僅實施租稅面財政重整則相對效果最小。 因此可知，若政府施行適當之財政重整方案，則可於縮減國家債務之同時，也享有減緩社會所得分配不均的好處。但若同時採用兩面向之財政重整，則支出面重整之重分配效果將被微幅抵消。 / A government’s structure of public spending and taxation will have impact on social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over, in order to reduce domestic deficit or debt, a government may implement “fiscal consolidation” programs, which will impose shock on each income stratum in the ways of cutting spending or increasing tax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the fairness issue of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ies has been highly emphasized. As a result, I use the data of 17 OECD countries during 1995 to 2013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considering the routine public spending and tax structure. The regression model i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re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The first fiscal consolidation variable examines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when the government conducts spending-based consolidation and tax-based consolid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it could shorten the income gap. The second and third categories analyze how income inequality would be changed when “only” implementing spending or tax-based consolidation respectively. A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both spending and tax-based consolidation can improve the condi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oreover,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of spending-based consolidation is the greatest, followed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both two categories. The tax-based consolidation has the smallest effect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Hence, when the government conducts proper fiscal consolidation programs, it can enjoy the benefit of reducing debt and mitigat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meantime. But if the government conducts spending and tax-based consolidation simultaneously, the redistribution effect will be slightly 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