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功能的提升是當今神經科學領域中的研究重點之一，但其神經機制尚有待釐清。本研究利用一種用於改善阿茲海默症臨床的非競爭型N-甲基-D-天門冬胺酸受體拮抗劑memantine，檢測其對於大白鼠在不同時距相關操作式制約行為及空間工作記憶行為之影響效果。實驗一為針對時間屬性的操作式制約行為實驗，運用大白鼠的區辯性增強低頻反應作業（DRL 10秒行為）與固定時距作業（FI 30秒行為）之行為作業，並操弄連續訓練與間歇訓練的兩種不同模式，測試memantine對前述四組受試的操作式制約行為在表現、消除與自發恢復等三階段之劑量反應。實驗二利用配對性延遲T迷津作業區分出不等基準線(表現好與表現差)之受試，再加以藥理實驗，測試memantine對於前述兩組受試之劑量反應。實驗一結果顯示，受試在兩種不同訓練模式下經十五次習得訓練後，在兩種操作式壓桿行為的壓桿反應相關指標中都有明顯的差異，這證實不同的行為訓練模式會導致學習後的表現有差異之別。memantine藥理實驗結果顯示，此藥對於上述四組受試的操作式行為之三階段的影響效果，會因為不同訓練模式與不同作業而異。實驗二結果顯示，memantine提高空間工作記憶的正確率在表現不好的組別有很顯著的藥效，這證實memantine對於空間式工作記憶行為的影響，也會因學習基準線的不同水平而異。在行為實驗後所進行的蛋白質表現量檢測中，memantine（5 mg/kg）只對五個測試腦區中的背側紋狀體中ERK1磷酸化程度有明顯上升的影響，而其對ERK2及CREB的磷酸化在所有腦組織中皆沒有顯著的影響。綜合以上結果，memantine影響時間與空間屬性的相關行為之藥理效果，會依行為的不同習得歷程(或行為背景經驗)及基準線表現程度而異，而此項行為藥理效果，可能與紋狀體中ERK1的磷酸化有關。 / The neural basis of cognitive enhancement is one of the intriguing topics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however, the underlying neural mechanisms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a non-competitive N-methyl-D-aspartate (NMDA) receptor antagonist which is used to treat Alzheimer’s disease in clinic, on operant behaviors and spatial working memory. In Experiment 1, using the differential reinforcement for low-rate-response 10 sec (DRL 10s) and the fixed-interval 30 sec (FI 30s) operant tasks, and with the manipulation of two different training regimens (continuous vs. intermittent) in the acquisition phase,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were evaluated in three stages of behavioral tests including the performance (right after the end of 15-day acquisition), the extinction, and the spontaneous recovery (after the extinction). In Experiment 2, memantine were tested in the subjects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baseline performance (good vs. bad) on the distinctive patterns of operant responding in four different groups which received DRL 10s and FI 30s with different training regimens; indicating that behavioral task and training background are critical to the operant performance of temporal operant behaviors. Such behavioral outcomes led the dissociable effects of memantine appeared in between the four groups as tested in all three different stage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 2 showed a profound improvement of the correct responses rate on spatial working memory in the low-baseline group as compared to the higher-baseline group. With a pretreatment of memantine (5 mg/kg), brain tissues in five selected areas were collected for western blot assays of ERK 1, ERK 2, and CREB. The results only reveal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of ERK 1 phosphorylation in the dorsal striatum. Together, the effects of memantine to improve cognition-associated processes in the temporal operant behaviors and the baseline of performance, and the present observation of cognition-enhancing effects of memantine may be resulted by the ERK 1 phosphorylation in the dorsal striatum.

工程契約係具特殊性質之承攬契約，而工程契約之開工、完工、驗收進程中，可能遭遇不同之風險事件，故本文先於第二章對工程契約之開工、完工、驗收及後續保固期間之意義及相關爭議為概略性之論述。 其次，於第三章先以一般承攬契約之風險分配為出發，就承攬契約之危險負擔、瑕疵擔保責任及定作人協力義務為概述，而在工程契約之風險分配原則上，採用「優勢風險承擔人原則」作為立論基礎，認為工程契約之風險應由對風險較具「預見能力」、「控制能力」及「規避能力」者承擔；進而就工程進程中不同階段可能遭遇之風險事件，建構可能之風險分配原則，並探究工程契約中常見「棄權條款」，包含工期展延、物價調整及權利行使期間等棄權條款，是否與合理之工程風險分配原則相符；另本文就工程保險契約制度為簡要之說明，並論述工程保險在工程實務中之地位，而將工程保險契約認定為工程契約分散風險之重要機制。 於第四章，特別針對國內論者甚少討論之「完工後驗收前」期間之實務爭議為判決整理及評析，而以本文建構之風險分配藍圖，對包含完工後驗收前之先行使用、減價驗收、部分驗收、試運轉及第三人侵權等爭議問題為分析。

本文研究重點係母子公司合併時子公司少數股東權益保障的爭議問題，並嘗試從美國法之觀點檢討我國母子公司合併案例與相關之規範設計。 從美國德拉瓦州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規範模式之演變，應可察覺一國法制總體面因素的變化，以及合併基礎法制變遷，對於母子公司合併規範設計之影響。總體面因素諸如當代公共政策的游移、投資人與市場周邊機制之成熟度、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的健全、社會思潮的偏向等；合併基礎法制幾個重大變遷，包括可決合併門檻多數決原則之確立、簡易以及制式現金逐出合併之陸續完成立法等，在在都影響了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之規範態度。法院的態度變化，也顯現在子公司少數股東所擁有之兩項救濟，亦即股份收買請求權以及違反受任人義務訴訟救濟，在近一世紀以來，其起初係平行發展、繼而相互競爭至目前走向調和之變遷過程。而在過程中，違反受任人義務的內涵與課責標準一直持續變化，連帶地也影響股份收買請求權理論基礎的汰換、調整與新生。 德拉瓦州法院對於母子公司合併的處理方式，是區分簡易合併與制式合併而適用不同的規範模式。制式合併係適用「財產法則」概念下之常規交易審查模式，違反常規交易標準即屬違反受任人義務；簡易合併則因為協商成本太高，所以適用「補償法則」，以股份收買請求權為唯一救濟。此項規範模式，很顯然地是一種妥協之處理方式。尤其股份收買請求權之相關配套設計，包括評價得否採計合併綜效、救濟成本之負擔方式以及程序障礙設計猶存諸多問題，採取「補償法則」背後的考量因素或許正是為便利母公司執行合併。 從美國德拉瓦州公司法母子公司合併規範設計之歷史演變，比較我國目前現階段的母子公司合併規範之設計，大體說來，由於我國公司法與企業併購法之規範設計不利於子公司與母公司進行協商、再加上董事以及控制股東（亦即母公司）對於子公司之股東並無直接負受任人義務，在子公司股東無法對於不公平的合併對價，直接請求董事或母公司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情況下，將很難期待子公司的董事會盡力為子公司少數股東，向母公司爭取公平的合併對價。 換言之，由於我國受任人義務體系之不完備，少數股東縱然認為合併對價涉及不公情事，似乎也祇能依照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向董事或母公司請求損害賠償。按照民法第一八四條之規定，其舉證責任門檻事實上即相當於美國法對於簡易合併場合之規範。亦即是說，我國法似乎並無特別針對母子公司合併此項具有利益衝突之重大交易，提出任何有別於常規交易之差異規範，此即導致子公司少數股東僅能按照一般侵權行為之規範，請求母公司或董事負擔損害賠償責任，這對於少數股東而言，自是甚為不利。 短期而言，從經濟政策上係鼓勵合併，抑或從我國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以及市場機制尚未健全發展至足以提供子公司相當之協商力量以與母公司抗衡的角度，我國似乎都無法在仿效美國於制式合併場合，建立偏向「財產法則」概念下之「近似常規交易協商模式」。因此，現階段或應思考從改善我國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開始著手。對此，ALI Principles與RMBCA有關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之立法例，我國應擇其優而加以援用。 長期而言，按照我國現階段的規範趨勢，似乎係在仿效美國法制，逐漸朝向市場導向之公司治理機制（market-oriented sty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因此持續開拓我國資本市場的深度與廣度，以及建立適合於我國公司生態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都將是繼續努力的目標。倘若未來我國市場之周邊機制與公司內部治理機制皆能發揮適當的治理功能，前述偏重於「補償法則」概念下規範模式之股份收買請求權設計，即有必要加以調整，以避免美國現階段在現金逐出合併場合所發生之「規範重疊」（regulation overlap）問題。

於雙務、有償之營建施工契約中，承包商依約應設法實現業主所擬定之工程計畫並完成約定工作，而業主則相對地負有支付等值對價之給付義務，此種當事人間主要義務之建構，實與民法上承攬契約之典型狀態相似，然營建工程契約通常牽涉之標的金額相當龐大，且因履約期較長，工程推動期間可能面臨之風險亦與傳統承攬契約有別；此外，工程契約隨著當事人需求之變動，致使工作內容千變萬化，且工程契約之進行受到外界經濟或客觀環境影響甚鉅，具體工作項目為因應實際施作之需要而有隨時修正或補充之可能，而此亦或多或少影響當事人得否依原訂時程順利履約。是以，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固然肯認於解釋工程契約或處理相關紛爭時，可參考或援引承攬契約之概念或規範，然考量營建工程契約之特殊性，於探討工程履約爭議時，仍不可忽略當事人真意及利益狀態之評估，並應審慎兼顧經濟效率及契約目的之追求，對法律規範為最妥適之解釋與適用。 在工程契約之主給付義務外，是否當事人亦負有其他從給付義務或附隨義務，此問題向來較少被著墨，然由於承攬契約之給付內容涉及一定工作結果之提出，承攬人對工程之進行固然需具備專業技術與能力，惟工程進行中，若干工作內容之施作，常有待定作人積極配合，方能順利完成，是以，若承攬人於施作過程遭受阻礙而有賴定作人協助，此時定作人提供必要之協力並與承攬人合作履行契約給付，對於工程整體能否如期如質之推動，通常即具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 惟長久以來，定作人協力行為之性質及其相應適用之法律效果為何，由於現有法令規範之不完備，再加上各式不公平定型化約款之擬定及傳統保守見解之採行，以致學理及實務上對於相關議題之處理，未能進一步突破並跟隨工程實務運作上當事人實際之需求。基於此課題攸關工程實務上當事人義務及責任關係之釐清，具有探討之重要實益，是以本文乃分別以工程契約之性質與工程契約風險分配之概念為研究之出發點，嘗試推導出當事人間較為合理之風險分配原則，同時就工程契約中定作人協力行為之內容、性質及法律效果，分析比較我國與德國法制及契約實務運作中相關規範與制度之異同或優劣，藉以釐清定作人協力義務相關規定與其他法律制度間之關係，而透過此種分析與思辨之過程，應可進一步證立工程契約中當事人合作概念之重要性。 其次，本文將整合學理上相關論述，為定作人協力行為之案例類型提供一較為合適之檢驗標準，並以實務上常見之紛爭類型作為討論依據，針對案例事實予以類型化，釐清主要爭點，同時佐以本文之研究成果，逐一檢視個案中法院對於協力義務之定性是否妥適，並分析當事人間可能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或條款之約定，是否呼應本文對於工程契約風險分配及法律效果部分闡述之原則，進而引入定型化約款管制理論，對於個案中當事人間偏離之權利義務或風險分配約定予以調整，以期作為未來實務處理相關爭議之參考。最末，本文將綜合全篇之說明，嘗試對現行規範提出可行之修正建議，期能不僅有助於當事人間紛爭之解決，更希冀我國工程契約法制得以朝向更健全的方向邁進。

員工持股計畫是由財經律師Louis Kelso所創，在美國已行之多年，廣為美國企業所採。最早的員工持股計畫是一種為了和平地從資本家手中移轉資本給員工、縮減貧富差距的工具。為了使這個計畫可以持續有效地運作下去，立法者將員工持股計畫為退休金計畫的一種，使員工必須長期持有股票，直到退休。然而在實務運作上，員工持股信託經常被運用為防止敵意併購的工具。尤有甚者，某些公司內部人會利用員工持股計畫為自己取得大量資金、移轉投資風險,但仍可保留對於公司的控制力。這些行為都有可能對股東及員工造成不利的影響，但在現行法制下，只能仰賴司法者透過判決保護這些經濟及資訊上的弱勢族群。 在台灣，員工持股計畫雖然已廣為許多企業所採用，但是發展了將近20年，只能成為另一種員工持有股票的工具。員工擁有的股票數量並不足以使其在股東會上贏得一個受公司內部人重視的地位，也不足以倚賴這些股票作為退休金之用。這種規模上的差異是台美員工持股計畫最關鍵的不同點。小規模雖然使員工持股計畫帶來的優勢少了許多，但相對地也減低許多代理成本，至今未有員工持股計畫侵害大量員工利益的事件爆發。然而這不表示員工持股計畫在台灣就是個可以被忽略的問題，若能在未來建立一套有效率的立法制度，使員工持股計畫的規模擴大，員工將可因此享受到更多公司盈餘，並且使其退休生活受到保障。相對地，參考美國員工持股計畫的問題後，也可以預先設想未來可能發生的弊端，未雨綢繆。本文相信，一個有效率的員工持股計畫，可以實現解決貧富不均的理想。 /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ESOP) which is created by Louis Kelso is brought to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Many enterprises use it as their retirement pension plan. The earliest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 to transfer the capital frome capitalists to labors and reduce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In order to make the plan work out continueously and effectively, the legislator devise ESOP as a pension fund which makes employee own stock chronically until they retires. However, in practice, ESOP is usually exercised for preventing hostile takeover. Moreover, some company insiders may use ESOP TTO get a great deal of capital and transfer the investment risk, but still own the controlling power to their company. This behaviors will cause some harmful effects to the shareholders and the employees, but in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the only one we can depend is the judge who can protect the minority in the economic and the information. ESOP is exercised by many enterprises in Taiwan. But after 20 years, it can only become one of the tools which assist employees to acquire company stocks.The number of shares which employees owns can’t make them have a posi-tion which let the company insiders take account in the shareholder committee and have enough amounts for their retirement pensions.This disparity in scale is the keypoint what is different between Tiwan and the U.S. ESOP. Althoygh small scale makes the adventage of ESOP decrease, it reduce lots of agency costs. To this day, there’re not any events which injure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by ESOP. Never-theless, it doesn’t mean that ESOP in Taiwan is a issue which can be neglected. If we can establish an efficient legal system and extend the scale of ESOP, employees can obtain more company interests and have a security of their retirement life.In the opposite, after researching the problem of the U.S. ESOP, we can assume the culpably misconduct which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and repair the house before it rains。Ｉ believe that a efficient ESOP can realize the ideal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he wealth.

在強調「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之股份有限公司法制下，股東會並非得就公司一切業務執行事項作成決議之「萬能機關」。且由於經營與所有之分離，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可謂係未被選任為董事、監察人之一般股東最基本之權利，亦即一般股東乃係藉由出席股東會、作成股東會決議，以形成股東之意志並參與公司之經營決策。為避免股東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權益遭受不當侵害，同時為求股東會決議能正確、適法反應股東意志，並作為公司開展相關後續法律關係之正當基礎，公司法對於股東會決議存在瑕疵原因時設有相應之規範，以定其決議效力。從而，如何正確理解公司法中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之相關規定，即值研究。 而在探討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之相關問題前，必須先行探究股東會之法律地位與權限。於此，本文係將重心置於公司法第202條的解釋與適用。基於條文所使用之文字，本文試圖提出公司事務之類型化區分，重新建構股東會決議事項之範圍。易言之，即係將公司事務之屬性先予區分為「業務執行事項」與「非業務執行事項」，並視該事項「是否為公司法或章程規定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分別探討股東會是否係得就各該事項作成決議之意思決定權限主體。 在我國法制下的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規範，僅有「決議得撤銷」與「決議無效」二種決議瑕疵類型。惟伴隨著學說與實務對於「決議不存在」此一概念之發展，已儼然形成我國法制關於股東會決議瑕疵效力規範之「三分化」體系。而由於此三種決議瑕疵類型在法律上係相互排斥的概念，因此某一具體之決議瑕疵原因僅能歸類為其中一種決議瑕疵類型，否則將導致法律適用關係之混沌不明。 在「決議得撤銷」部分，得撤銷者應以受到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瑕疵影響之決議為限。考量決議形成過程之公正性要求以及決議可能產生之影響，應認為無論是否為有表決權股東，亦不論其權益是否受到決議瑕疵原因之侵害，只要是股東，均得提起撤銷決議訴訟。而為了貫徹「禁反言」法理，出席股東應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於股東會當場表示異議後始能取得撤銷訴權。至於未出席股東，則應認為不論其是否已合法收受股東會召集通知，均得提起撤銷決議訴訟。又，在決議作成時尚非股東之人，若符合「訴權繼受」要件者，亦得於受讓股份後提起撤銷決議訴訟。惟此「訴權繼受」之概念，解釋上其受讓人並不包括「已出席但未當場表示異議之股東」，以免減損民法第56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功能。而法院於審理撤銷決議訴訟時，雖有視個案情節決定是否駁回訴訟之裁量權限，然法院須對其發動裁量權限之要件寬嚴掌握得宜，以免過於忽視公司法允許股東提起撤銷決議訴訟之規範意旨。 在「決議無效」部分，由於2000年民事訴訟法之修正，將確認訴訟之標的由「法律關係」擴及至「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後，任何符合提起確認訴訟要件之人均得提起「確認決議無效訴訟」以主張決議無效。從而過去認為不允許提起此一訴訟之主張，即應予揚棄。 在「決議不存在」部分，由於其與「決議得撤銷」之瑕疵原因僅係程度上之差別，雖然二者在法律上係屬截然可分之概念，但在具體事例之歸類定性上，有時並非容易，致使實務與學說上產生若干爭議。就此，尚有待實務與學說將其瑕疵原因予以類型化，或由立法者將其瑕疵原因予以法制化，以杜紛爭。 又，關於決議瑕疵具體之爭議問題，本文綜合整理7種於判定決議效力時尚有疑義之股東會決議瑕疵類型，歸納、分析實務與學說之看法，並提出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