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全面品質管理的觀念受到相當多的關注，因此作為核心特徵之一的「員工授能」也受到愈來愈多研究者的重視，許多實證研究均指出實施員工授能有助於提昇員工之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對於工作績效與服務品質的提昇也有良好的助益，因此，本研究以授能認知為研究主題，並以台北市政府一級行政機關薦任六職等到九職等之公務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獻探討法之外，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之研究方法，並以深度訪談法作為輔助性之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授能界定為「個人對於其在工作上之自我效能與自我價值的認知」，並以「意義性」、「自主性」、「能力」與「影響力」四個面向來測量台北市政府一級行政機關薦任六到九職等之公務人員的授能認知情形，而在實證分析的部分則以人口屬性變項作為自變項，探討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職等及職別之公務人員對於授能的認知是否有所不同，另一部分則是探討授能認知對於組織承諾與工作滿足的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年齡、工作年資、職等及職別之受訪者對於授能認知的四個面向均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而不同教育程度之受訪者則僅對於「自主性」與「能力」這兩個面向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至於在授能認知與組織承諾及工作滿足的相關與影響方面，本研究則發現授能認知的四個面向均與組織承諾及工作滿足間相關；在影響方面，則發現再授能認知的四個面向中，僅有「意義性」、「自主性」與「影響力」三者對於組織承諾有所影響，「能力」則被排除在迴歸方程式之外；而「意義性」、「自主性」與「能力」則對於內在工作滿足有影響，至於外在工作滿足方面，則是四個面向均有影響，不過，「能力」對於外在工作滿足的影響乃是負面的，也就是當個人對於其本身工作能力的認知越高時，其外在工作滿足就越低。 至於在深度訪談方面，本研究乃是利用與台北市政府薦任六到九職等之現職公務人員之訪談，了解影響公務人員授能認知的環境因素或其他個人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公務人員授能認知的環境因素有工作設計、領導風格、官僚體制與官僚習氣、內部關係、組織願景、教育訓練、政治介入、上司器重與機關間的溝通與協調等，至於在個人因素方面，除了在實證研究中所發現到的人口屬性變項之外，還有學以致用、個人預期、工作能力與工作經驗等項。 最後，本研究還希冀為政府部門之人事管理工作貢獻一份心力，因此提出九項建議，期能作為日後政府行政管理上之參考，分別是： 一、實施工作設計（Job Design），提昇工作之多樣性與挑戰性 二、盡量採用民主式的領導，加強授權 三、落實團隊建立，強化機關內部之團隊精神 四、建構組織願景，闡明機關未來發展 五、在職訓練（on-the-job training）機制的建立 六、強調行政管理中的人文主義 七、注意機關中男女平權的議題 八、落實參與管理，賦予非主管公務人員較高的決策權 九、重視專業人才，強調專業能力的培養

本篇論文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陳述並分析一個符合「新人」定義的年輕市議員參選人：吳世正，如何由立志參選、籌備競選活動、實地參與競選活動，到最後突破種種困難，在激烈的選舉中勝選的過程。筆者有幸能實地參與這樣的競選過程，長期參與觀察競選活動達三個月之久，並深入競選班底的核心，蒐集第一手資料，本篇論文就是筆者親身觀察、記錄、整理的呈現。希望透過本論文的陳述，能進一步瞭解候選人最原始的參選動機與競選行為。 新人參選的過程是一個與現任者大異其趣的經驗，從立志參選、提名、成立總部、文宣戰、組織戰，新人的經歷都很特別。和現任者一樣，新人同樣必須衡量選區特性，個人特質、競爭對手、自己的資源，然後決定競選的方針，擬定實際的競選策略。然而不同的是，新人受限於經費及資源的程度，會比現任者來得大。新人最困難的，就是一方面必須與現任者競爭，另一方面各種資源卻與現任者相去甚遠，彷彿是在進行一個起點不一樣的賽跑比賽。 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候選人整體的策略也會受到限制，必須捨棄花錢的策略，而以簡單的競選規模代替，例如以義工取代走路工、以游擊戰取代大規模文宣戰、以走透透的方式取代上媒體登廣告、以拉長工作時間來彌補人手的不足、以勤跑基層來彌補人脈的不足。所以整個新人參選的過程可以說是汗水與淚水的結合，其間的辛苦，非外人所能理解。 一個新人能夠當選是靠著「形象票」，還是「組織票」當選？筆者發現，一個沒有背景的新人雖然主要是靠「形象票」當選，但是一個形象清新的新人如果沒有一個有效的組織來為他動員、宣傳，他的知名度也沒辦法拓展，而新人的優勢：「清新的形象」，也就無法深入一般人的心中。故「形象票」訴求也需要有組織機器來作後盾，一個能有效組織、動員的機器，以持續關心、聯絡支持者，對新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吳世正的參選成功在於他擁有先天的優勢：形象清新，在加上後天的幫助：國民黨提名，組成他致勝的兩大支柱，此外，他的參選時機恰當、策略運用得宜，也是幫助他在最後關頭脫穎而出的關鍵。最後的結果，吳世正拿下內湖、南港區市議員選舉的第三高票，成為新人參選成功的有力範例。

所有的選舉競爭都在既定的環境中進行。競選活動的效果，也就在於候選人是否能正確評估自身在既定環境及個人條件上的優劣勢，從而運用競選策略與戰術來凸顯有利因素、修正或淡化不利因素，以取得規劃中的足夠選票來獲得勝選。於此，本論文以馬英九在1998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所運用的競選策略為例，提出一個研究候選人競選策略的分析架構，作為理解選戰中候選人採用各種策略的動機及行為的基礎。在方法上，本論文採取整體資料分析法、文獻分析法、調查研究法、以及深入訪談法等方法配合運用，期能經由對馬英九陣營競選行為的觀察，為當前候選人競選策略研究作進一步驗證，並作為往後競選理論深化發展的基礎。 如何以挑戰者的身份擊敗具優良政績的的在位市長，是馬英九從事選舉競爭的最大問題。在選舉競爭條件的評估方面，國民黨在台北市擁有的三成實力加上新黨約兩成五的政黨實力，共同建構出馬英九的過半潛力，成為馬英九爭勝的有利基礎。在新黨勢弱下，馬英九陣營便將勝選聯盟設定在以國民黨傳統票為基礎，並在預期新黨票源將有效回流下，將本土性票源視為勝選目標群。但在李登輝因素造成新黨票源與本土性票源的矛盾下，馬陣營以中間選民訴求作為一個兼顧此兩種票源的最適位置。在策略抉擇上，馬陣營採取候選人中心策略作為選戰議程，並分別針對不同票源群體取不同策略進行訴求：針對國民黨傳統票源，馬陣營採取政黨中心戰術來進行強化式策略；針對新黨票源，馬陣營則分別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候選人中心戰術及「打造世界級首都」的議題中心戰術來進行甄補式策略；針對本土票源，馬陣營則以「台灣第一、台北第一」的議題中心戰術進行甄補式策略。在選舉戰術的應用方面，無論是自我推銷的訴求策略、阻斷對手策略效果的攻擊策略、或者回應對手攻擊或重大事件發展的回應策略，也都扣緊預定之候選人中心的選戰議程。而在組織動員方面，馬陣營也配合馬英九所具資源設計競選組織並進行基層動員。 就選舉結果來看，新黨支持者的大幅流動所造成的國、新合流，尤其是外省籍選民近乎一面倒地支持馬英九，是馬英九勝選主因。這顯示馬英九的競選策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即在國民黨傳統票及新黨票源的爭取上達成目標，但在本土票源的爭取上則不如想像中順利。 第一章 緒論 壹、 研究動機與目的 貳、 研究主題的背景 參、 文獻檢閱 肆、 研究方法 第二章 選區的政治生態 壹、 台北市的人文區位背景 貳、 台北市政治生態環境變遷 參、 小結 第三章 競選初期的策略 壹、 競選初期的主要事件 貳、 競爭條件評估與策略抉擇 參、 競選組織的建立 肆、 策略制定與執行 伍、 小結 第四章 競選中期的策略 壹、 競選中期的主要事件 貳、 主要訴求策略及運用 參、 攻擊策略之應用與調整 肆、 回應策略 伍、 組織與動員 陸、 策略效果 柒、 小結 第五章 競選後期的策略 壹、 主要競選活動 貳、 議題訴求 參、 向對手的攻擊策略 肆、 回應對手攻擊的策略 伍、 造勢活動 陸、 小結 第六章 結論 壹、 研究發現 貳、 檢討與建議 參考書目

本研究擬以博奕理論為主要研究架構,藉由個案研究分析,希望達成以下之目的:(1)探對台北市議會在三黨不過半的議會政治生態下,各政黨之間合縱連橫之運作情形及其影響,並試圖尋求影響三黨互動關係的因素。(2)了解政黨在議會立法過程中所處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發揮的功能。整個研究範圍則限於第七屆議會第一會期內85年度總預算的審查。全文共分六章,茲概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以及研究限制。 第二章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介紹博奕理論基本概念,並對相關研究文獻予以探討。 第三章現行台北市議會內的政黨政治:首先介紹市議會內的政黨組織,再進一步了解議會立法過程中的政黨運作,最後論及影響政黨互動關係的因素。 第四章及第五章部份:藉由「敬老津貼」及「教師節敬師金」兩項個案的分析,窺 探台北市議會內三黨合縱連橫的過程。 第六章結論:敘述研究發現並提出評議。

壓力與工作倦怠(stress and burnout)之課題，是1980年代以來，組織學者，管理實務家與大眾傳播媒體關注的焦點。工作倦怠是壓力徵狀的一種獨特型態，常與不妥適的心理及情緒徵狀有關，表現在組織離職、缺席、低士氣及各種有關個人煩惱的自我報告指標上，包括生理枯竭、失眠、酒精與藥物使用量的增加、婚姻與家庭問題等面向上。因此，對工作倦怠現象之瞭解與衡量，是測量組織工作生活品質的重要指標，更是對個人工作經驗及組織診斷的方法；從積極面而言，具有提昇組織整體效能之正面意義，從消極面而言，防止組織成員工作倦怠現象之發生，可達到避免組織衰敗的功能。 　　區政是市政之基礎與延伸，區公所之基層公務人員扮演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重要橋樑，民眾經由他們的服務感知政府的存在，且擔負著政府政策執行成敗之關鍵性角色；值此行政革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探討基層公務人員工作倦怠程度在組織分佈情形，應為克服行政革新阻力，有效提昇服務品質之最佳途徑。 　　本研究整合分析工作倦怠之文獻探討，採用階段理論模式，針對台北市政府十二行政區區公所的基層公務人員進行間卷調查及統計分析。根據研究結果有以下的主要發現： 　　一、依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個人背景變項與工作變項之不同，其在工作倦怠階段中人數分布情形，有以下的結果： 　　　　1.就性別而言，集中於低工作倦怠群之現象十分明顯，其中男性51.7%女性47.2%；而在高工作倦怠群之分布，女性高於男性，尤其階段VIII特別顯著。 　　　　2.就年齡層而言，年齡26-30歲及31-40歲兩組，在高工作倦怠群階段VIII所佔之比率大於其它各組，是工作倦怠的兩個高峰期。 　　　　3.就服務年資而言，隨著服務年資之進升，低工作倦怠群之比率呈下降趨勢，而服務年資在（一至未滿三年）及（五至未滿十年）兩組在階段VIII之比率最高，係兩個高峰期。 　　　　4.依基層人員業務類型觀之，以秘書室人員在高工作倦怠群之人數比率達50.0%，明顯高於其它類型人員，依次為經建課人員45.6%，社會課人員42.7%，兵役課人員32.1%，而以民政課人員28.4%最低。 　　　　5.工作性質方面，內勤人員之高工作倦怠比率平均大於外群人員，兩者相差10.0%。 　　　　6.職等部份，薦任人員之高工作倦怠比率佔35.1%，高於委任人員之34.6%。 　　　　7.專科程度之基層人員，高工作倦怠程度最嚴重，研究所程度人員則無高工作倦怠現象。 　　　　8.有宗教信仰之基層人員，在高工作倦怠群之比率低於無宗教信仰者。 　　　　9.未婚之基層人員，其高工作倦怠比率佔36.4%，大於已婚人員之34.1%。 　　　　10.以行政區而言，在高工作倦怠群之比率，以文山區49.0%最高，北投區47.5%次之，而以士林區24%最低。 　　二、從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個人背景變項之分析結果，女性基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高於男性基層人員；26-30歲人員工作倦怠程度最高，51-60歲人員最低；未婚者工作倦怠程度明顯高於已婚者；無宗教信仰者工作倦怠程度高於有宗教信仰者。由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工作變項觀之，以秘書業務人員之工作倦怠程度最高，民政業務人員最低；內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大於外勤人員；而服務地區中以文山區之基層人員工作倦怠程度最高，而以士林區人員最低。 　　三、工作倦怠對區公所基層公務人員之工作緊張、工作無助、工作投入、工作滿足、一般健康等變項之影響程度，依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倦怠與工作緊張、工作無助、一般健康等變項成正相關，而與工作滿足、工作投入二者成負相關。 　　四、工作倦怠對基層公務人員執行公務行為之影響程度，依其工作投入之中位數劃分為積極投入與消極投入者，兩者在工作倦怠八階段中之人數比率發現，積極投入型基層人員由階段1之21.3%，趨降於階段VIII之12.9%；而消極投入型基層人員則由階段I之5.0%趨升至階段VIII之31.9%，顯示工作倦怠導致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投入情形普遍不高。 　　本研究之預期價值在於探究並瞭解臺北市區公所組織中基層公務人員工作倦怠感之分佈情形，藉以研提妥善的因應之道，俾能有效的提昇行政效率，達到改善服務品質之目的。依據研究結果發現，對於臺北市主管機關及區公所管理人員，提出下列幾項建議： 　　一、組織功能面的調適 　　　　1.充份授權並賦予區公所業務上之自主權。 　　　　2.重新設計工作內容。 　　　　3.採取（經歷管制辦法），促進人員之間之交流與互動。 　　二、管理實務面之診斷與防治 　　　　1.建立組織診斷制度。 　　　　2.發展員工諮商與生涯諮商方案。 　　　　3.提供對員工支持性與教育性的協助措施。 　　　　4.增進主管人員對（員工生活壓力）課題之認知。 　　三、採取增進個人工作效能之干預技術 　　　（一）高工作倦怠群之干預技術。 　　　　　--建立基層公務人員的心理輔導制度。 　　　　　--輔導基層公務人員從事生涯與事業之規劃。 　　　　　--貫澈實施定期工作輪調制度。 　　　（二）低工作倦怠群之干預技術。 　　　　　--強化基層公務人員敏感性訓練。 　　　　　--推行組織目標之管理制度。 　　　　　--改變組織結構。

嚴重的廢棄物處理問題，是現今施政的一大課題，而由於垃圾焚化相較於其他處理方式更能達到減量化、衛生化、安定化及資源化之目標，故成為未來垃圾處理方式之主流，垃圾焚化廠亦將陸續興建完工。但不可避免地，垃圾焚化廠亦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往往被視為嫌惡性設施之一種，而形成設置上之阻力。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藉由居民對焚化廠之認知、評價、接受程度、造成影響之感受，以及居民對焚化廠回饋地方措施之期望及其成效如何等相關課題之探討，以了解焚化廠設置形成阻力之原因所在，此外，並輔以相關文獻、專家意見及相關法規等資訊之整合，嘗試對降低焚化廠嫌惡性之可行方向提出建議，冀能對減輕日後興建焚化廠之阻力的有所助益，並期能確保民眾之生活環境品質。 　　本研究之重要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民眾對於國內興建焚化廠之品質及二次污染控制能力仍缺乏信心，且居民預期焚化廠可能造成之影響通常會較焚化廠實際產生之影響大。 　　　（二）在居民願意接受焚化廠設置於其住家附近之條件中，以風險減輕方案最為居民所重視。 　　　（三）民眾對焚化廠回饋措施之認知程度愈高者，其對焚化廠接受程度愈高。 　　二、建議 　　　（一）在焚化廠風險減輕之策略方面，主管單位除了污染防治工作外，還必須了解公眾對風險的感受及反應，縮短政府與民眾在認知上之差距。 　　　（二）回饋措施（經濟誘因）有助於降低焚化廠之嫌惡性，故主管單位應加強焚化廠回饋措施方面之配置與宣導，以爭取民眾之支持。 　　　（三）適當的資訊回饋，可避免民眾對焚化廠之風險太過高估而增添不必要之憂慮，進而減輕其設置之阻力，故主管單位應適時提供民眾所需之環境資訊。 / The serious solid waste disposal problem 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Landfilling is not a suitable solid waste disposal alternative in Taiwan, because of the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quiring land, At the same time, incinerators can help achieve waste reduction, sanitary disposal, stabilty, and resource recovery. Therefore, incineration will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overnment's solid waste disposal plans. 　　Although incineration is one of the better approaches to dealing with solid waste disposal, it still has certain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quality of life. Therefore, it has been treated as a NIMBY (Not-In-My-Back-Yard), To some extent, NIMBYs are necessary to the community. The issue to be dealt with, then, becomes"how to find an equitable way to solve this dilemma."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ree incinerators in Neihu, Wenshan, and Shihlin, Taipei. From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review, field surveys, data colle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cinerator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these NIMBYs and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incinerators. 　　The important findings of this thesis are as follows: 　　1.conclusions 　　　(1).Although most people have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MSW incinerators, they do not feel confident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2).Peopl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risk reduction strategie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3).The degree to which residents accept MSW incinerators will be affected by residents'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of Neihu incinerator area. 　　2.Policy implications 　　　(1).From the analyses we can see that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accept risk reduction solutions rather than economic incentives. Therefore, if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increase the acceptance of MSW incinerators among residents, it should focus more on risk reduction plans. 　　　(2).Because residents are still lack of confidence about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nd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MSW incinerators and th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second pollution. 　　　(3).If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some economic incentives to reduce the equity issues, the residents may be more willing to live closer to LULU facilities. From the analysis , we can see that economic incentives do reduce the NIMBY syndrome to some extents (even though not so much as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risk reduction progra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reinforce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mpensation packages.

本研究旨在比較台北市與上海市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本研究為質性研究，藉由兩地國中生以及他們的師長與家長的訪談，以理解兩地國中生的英語學習動機及影響學習動機的因素與結果。研究發現，台北市學生英語學習較趨以興趣為導向， 雖然他們仍須面對升學考試。而上海市學生面對人口競爭，學習壓力大，英語學習動機強烈。 / This study tri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 motivation in English learning and the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the student's motivation between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 and Taipei.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hrough social observation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Taipei and Shanghai.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pei and th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hanghai, and the graduated or elder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as well. After the research, there are some findings. The overpopulated pressure lead students in China must study harder to enter top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he interviewers in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aiwanese students do not totally study due to external stress and English learning is based on interests. Parents in Taiwan hope their kids not only learn English for good grades but also develop their interests in English learning. In Shanghai, parents urge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all the time. Parents concern the school grades very much. In Taipei,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be students’ friends. Differently, teachers in Shanghai are more authoritative than in Taipei. Teachers emphasize the accuracy on English learning.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affects the model of English learning. Globalization accelerates the trend to learn English. These years China runs some world-class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which attract mo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tourists and encourage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 In the process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e English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tudents in Shanghai is stronger than Taiwan's students.

本研究以Clark(1951)所提出的人口分布之負指數模型以及Newling(1969)所提出的人口分布之二次指數模型，結合GIS技術，也就是結合傳統2D概念的都會統計分析以及3D的地理空間系統，使傳統的都會統計迴歸分析模型得以藉由GIS技術進一步瞭解人口空間的分布，準確的掌握空間狀態。並在研究中對臺北都會區採用兩個不同的都會區劃定規則，分別為參照社會經濟面向的都會區劃定規則的定義一臺北都會區；以及參照人口密度劃定的定義二臺北都會區，兩個不同臺北都會區定義，對民國84年至98年臺北都會區做一探討與比較分析，以及對人口分布之負指數模型二次指數模型的估計結果做一比較。 研究結果顯示，定義一臺北都會區負指數模型估計出的市中心人口密度逐年上升，而定義二臺北都會區則呈現延續研究指出的民國70年後臺北都會區市中心人口密度開始逐年下降的趨勢(陳寬政，1981；陳寬政、林忠正，1984；陳寬政，1991)。人口密度梯度兩定義皆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顯示臺北都會區人口密度大致呈現隨距離都市中心點的距離越遠而遞減的趨勢有逐年越亦。二次指數模型方面，定義二的C值，即二次指數模型用以衡量離市中心點密度斜率變化的指標，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定義二的臺北都會區人口密度分布可能並非是Newling所假設的拋物線型態，而是較接近於Clark所假定的直線衰退型態。而兩定義的二次指數模型b值皆為負值時，顯示估計出的市中心點為人口密度最高點，臺北都會區尚無密度火山口之現象。但由b值這15年之成長趨勢推估，若未來b值成長趨勢沒有停頓或逐漸緩慢的現象發生，臺北都會區在未來可能會出現密度火山口之現象。何金銘(1991)驗證c值絕對值越小，則都市範圍越大，火山口越深陷。研究中兩定義臺北都會區c值絕對值皆非常小，且逐年下降，表示臺北都會區的範圍極廣，且逐年往外擴張，再次驗證人口郊區化現象。

With respect to the investment on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more attention has always been paid to the Northern than to the Southern area of Taiwan.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factors that led to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of the performing arts environments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analyze specific cultural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indeed some disparities in the performing arts environments between Taipei and Kaohsiung. However, while the demands for upgrading the respective performing arts environments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both continue to exist, fut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ir operation is as important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hardware in order to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cultivating a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 Taiwan.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討大上海及大台北地區養生村消費行為之研究，並將影響老人入住養生村的因素分為兩大部份：社會人口統計變項及健康狀況，除此之外，探討養生村特殊服務需求程度是否也因社會人口統計變項及健康狀況會有不同的差別。研究對象為大上海及大台北地區30歲以上的民眾，透過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做養生村問卷調查研究。有效問卷回收份數，大台北地區為79份，大上海地區為31份，再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變異數分析（Anova）、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得到「社會人口統計變項」會影響「住進銀髮養生村的意願」及養生村「特殊服務需求程度」。值得注意的是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大台北地區與大上海地區不管是「不願意入住養生村的原因」或是「願意入住養生村的原因」選擇的都是同一個主要項目，「不願意入住養生村的原因」主要是不想遠離已熟悉的環境，而「願意入住養生村的原因」主要是不想與子女住成為子女的負擔。 最後透過本研究分析結果做總結：銀髮社區會是未來社區發展趨勢、「養兒防老」觀念已改變並偏好「在地養老」（Aging in place）、「大台北地區」與「大上海地區」對於養生村所提供「特殊服務需求程度」及對於「住進銀髮養生村的意願」在「社會人口統計變項」不太一致、「社會人口統計變項」會影響「特殊服務需求程度」及「住進銀髮養生村的意願」而「健康狀況」變項數不會影響對「特殊服務需求程度」及「住進銀髮養生村的意願」。 / This study is to give a deep dive in investigating consumer behavior of retirement community both for people living in Shanghai and in Taipei. The 2 key factors for aged people to select care home or retirement communities are: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health condition. Another purpose is to check whether those 2 factors make any impact on care home suppliers to offer better facility or service. Convenience sampling survey was done on people aged over 30 years old and valid hardcopies received from Taipei area and Shanghai area are respectively 79 and 31.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Anova, Chi-square test, the findings are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will impact people’s willingness to live in care home/ retirement communities and service of care home suppliers/ retirement communities. Through the study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analysis, the answer is whether in Taipei or Shanghai area people who do not want to live in retirement communities opt for the cause of “unwilling to leave familiar environment”. “Do not want to become children’s burden” is the reason for them to consider living in retirement communities. In conclusion, retirement community is a trend for aged person to live in and the concept of raising children to care for aged parents has been changed and has swifted to be “aging in place”. Through survey result, consumer behaviour is quite different between Taipei area and Shanghai area which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will impact on care home suppliers to offer better facility or service as well as willings to live in care home center. The factor of health condition won’t impact on care home suppliers to offer better facility or service as well as willings to live in care home center. Keywords：Retirement community, Socio-demographic , Convenience sampling, 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 Anova test, Chi-square test, Aging in pl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