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研究目的，乃應用「歷史研究法」及政治文化研究途徑，參酌現代政治社會學 等理論，嘗試由俄羅斯革命（一九一七年）前政治傳統與政治文化，探索今日蘇聯政 治社會諸般現象，是否存在歷史傳承情形。旁及今日蘇聯政治所謂「合法性」（Legi timacy）來源在於蘇聯政治「合法化」（Legitimation）過程中，融合俄羅斯歷史傳 統及馬列意識型態二者，透過「政治教化」（Political Indoctrination）過程，形 成有利於蘇聯現今政台體制維繫的政治文化。並試圖指出蘇聯此種建立統治合法性過 程及理論根據之謬誤，由此質疑蘇共政權之「合怯性」。 全文分五章十節，約六萬字，全一冊。

本論文共一冊，約十萬字，除前言、結論外，分四章十二節，旨在探討一九一一年武 昌革命爆發後，袁世凱重握政權，主持南北議和的全盤經過與內容，並分析議和達成 的內外在因素。 第一章袁世凱在清末的地位，以軍事、政治、外交三方面論述。第二章議和的醞釀， 首述革命爆發後袁氏的再崛起及應付局勢的肩略安排，次述袁派員赴武昌召撫，末述 袁利用朱芾煌、汪精衛與武昌再度交涉。第三章上海議和，首述袁的君主、民主兩面 討好策略之安排，次述公開議和，最後述祕密談判。第四章議和的達成，先論議和的 頓挫、次言袁的贊成民主，末述清帝退位。最後作結論。

本論文共一冊，約九萬字，分為七章二十節，內容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名稱與範圍。第二章為背景說明，追溯民 族思想的由來，探索西方文化的影響，並敘述晚清文學的變遷。第三章探討革明文學 產生的緣起，由革命的涵義、性質，革命思潮的激璗，革命文藝的勃興三方面來加以 考察。四、五、六章為作家分論，以章太炎、陳天華、秋瑾三家為對象，首先考辨他 們的生平，獻身革命的經過，與革命的淵源，及對革命的貢獻；中則探究其革命思想 、主張與理想，最後分析歸納其文學作品之特色與風格。第七章為結論，檢討革命文 學的貢獻、特色、影響。本論文以歷史人物與文學作品並重，探討其思想與貢獻，反 映其人格與風格。希望瞭解晚清革命文學之實況，並補文學史之不足。

第一章介紹戴季陶家世與早年，分早年身世、幼年教育、革命思想的萌芽三節討論 。第二章是留學，敘及留日動機、留學生活、回國前後方面。第三章為革命與開國 ，敘述戴季陶參與同盟會、東北革命、開國之經過。第四章是論文的核心，為天仇 時代的言論。首論他如何由從政到新聞界，並分析其所辦之天鐸，民權兩獎之革命 言論。第五章為從國民黨成立到中華革命黨，即國民黨的成立與其言論鼓吹之關係 ，二次革命之貢獻及參加中華革命黨之事蹟。第六章介紹其民國雜誌時期的言論， 分為三節，一、主編民國雜誌。二、地方分權論思想。三、中國革命觀。最後，第 七章為結論，評價革命報人不朽一生。 #2810107 #2810107

本論文裝訂為壹冊，共約十萬字，內容分八章二十一節。 第一章 傳統的早年生涯。敘述居正的家世和青少年時代，同時分析其誕生的環境 及革命性格形成的因素。 第二章 日本新天地。敘述居正留學日本的經過，並說明其參加同盟會乃共進會動 機。 第三章 南洋的革命聲光。全章說明居正在南洋辦報，宣傳革命的情形。 第四章 武昌首義前後。敘述居正在湖北地區經營革命的背景、經過、並探討居正 對於武漢黨人的影響力及對武昌首義的貢獻。 第五章 從政與政黨活動。敘述居正參與臨時政府籌組的情形，乃其擔任內務部次 長後的建樹，最後並說明在同盟會改組時居正的意見。 第六章 中華革命黨。說明中華革命黨成立的背景，乃居正擔任黨務部長時的成就 。 第七章 書生從戎討袁，居正以一介書生，帶兵討袁，本章分析其之所以被派至山 東的原因，並探討分析東北軍。 第八章 結論。說明居正在中國早期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各革命領袖的關 係，最後並對其早期革命活動作一評價。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共匪宣傳的基本論點 第一節蘇俄報業略論 第二節「三條路線大結合」 第三節共匪對報紙之控制 第三章「人民日報」之分析 第一節「人民日報」之簡介 第二節「人民日報」內容分析 第四章共匪報紙內部的「肅整運動」 第一節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 第二節「文匯報」首當其衝 第三節「光明日報」「篡改路線」 第四節「百花」中「毒草處處」 第五章「文革」期間新聞陣地之爭 第一節「文革」初期之「人民日報」 第二節「毛林派」排除異已 第三節十大匪報封門 第四節報權爭奪醜劇高潮 第六章新聞路線的鬥爭 第一節「新聞自由」之爭 第二節「新聞處理」之爭 第三節「全黨辦報」之爭 第四節「專家辦報」之爭 第七章結論

藉由接觸《女聲》網站，研究者得知兩位女性站長獨立經營網站五年多，從中理解站長強調各種女性的發聲權，並以書寫日常生活事件作為論述基調，以及鼓勵女性網友發言，引發研究者對兩位站長本身產生濃厚興趣，欲探討兩位女性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過程、參與女性運動的經歷，及其與網路科技的密切關係。 本論文採用生命故事研究取徑，透過接觸網站與親身訪談，理解兩位女性站長的生命內涵與故事。本研究發現兩位站長的女性主義意識發展與其個人婦運經驗，呈現彼此辯證的情形，具體顯現經驗與覺醒，或說實踐與意識，兩兩交互影響，以循環或螺旋方式持續進展，非線性走向，不斷歷經微妙或戲劇性轉折；此外，兩位站長與網路科技的關係，則呈現親近與親密的樣貌。換言之，兩位女性的個別經驗與感受，實則展現性別、科技與運動主體性交織的生命故事。

中國共產黨並不是從中國社會中自己發生出來的政治團體，它是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所建立者。其中，以河北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由於接近蘇聯，並且是令蘇聯不安之親日派張作霖與日本帝國主義所虎視眈眈的地區，故共產國際在早期河北與北方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的介入更為明顯。當然，這並不是說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運動完全是由外力所推動者。眾所週知，中共是由一群熱衷下層群眾運動，並希圖藉由下層的群眾力量來改造中國社會的熱血青年所組成。尤有甚者，在早期共黨的組織中，同儕、同鄉與師生等傳統的「特殊聯繫」往往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但是，僅僅依賴群眾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未免不切實際；而特殊聯繫固然相當重要，但也有其侷限。因此，中共如欲有所作為並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他們就不得不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的援助。事實也是如此，透過老一輩革命者李大釗等私人關係的聯繫，加上共產國際的推波助瀾，中共得以在吳佩孚、國民黨與馮玉祥的國民軍等政治招牌的掩護下，推動北方地區的群眾運動，並擴展自身的力量。然而，寄人籬下終究不能不看人臉色搞革命，而且，由於過份強調上層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早期中共河北黨也因此忽略了下層基礎的建設，以致在國共分裂以後，河北乃至於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幾近於崩潰瓦解。這是本文第一章所欲探討的主題。 在國共分裂以後，中共中央鑒於過去革命運動缺乏群眾基礎而致慘敗的經驗，命令黨員到下層群眾中去發動由下而上的革命（平民式革命路線），並號召黨內進行民主改革，鼓動下層黨員批判上層領導，提拔工農群眾起來擔任黨的領導，以打破過去陳獨秀時期家長獨裁式的領導。但是，許多黨員已經習慣於職業革命家的生活，即使下層群眾出身者，也因為脫離社會已久，難以重回社會從事工作。再者，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儘管在口頭上不斷強調群眾運動，但他們本身卻往往更依賴上層的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因此，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民主改革與平民式革命路線，不僅未能達到其原定目標，反而在河北黨中引起了一連串的黨內衝突，此即1927-1928年間順直省委事件所以爆發的主要原因。 再者，即使中共黨員真的深入下層運動群眾，但他們也終將發現，群眾本身再窮困，也不相信能夠單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善生活環境，而更希望藉由政府當局的力量去解決自身的問題。因此，在北伐軍來到以後，在河北省與整個北方地區中，不少的群眾團體便在國民黨左翼派系的領導下發動運動，其中國民黨左翼派系或許是為了擴展自身勢力才與群眾結合，但群眾本身也希望藉由該派系之助來爭取自身的利益，而中共地方黨員本身既不反對這些和平與合法的群眾運動，甚至還親自參與之。當時中共上層對於這種合法、和平傾向固然不贊同，但也無可奈何，蓋沒有上層政治、軍事力量之助，共產黨幾乎無能為力。甚至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我們發現，中共中央本身儘管在口頭上仍相當強調群眾路線，但他們卻在暗地裡由不屬地方黨部系統的軍委特務系統推動上層統戰。不過，在1929年下半年後，由於「左」的立三路線之推動，上層統戰路線再度被宣告為非法，許多黨員也被迫離開國民黨機關到下層社會中發動暴動。可是，這些地方黨員在發動暴動時，同樣也是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不是群眾的力量去推動，這就使得此一時期的農村暴動大多成了「單純的軍事行動」。在第二章順直省委領導時期的河北革命中，我們將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當代大陸官方學者也承認，由上而下的政治、軍事力量與黨的領導，以及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對於共產革命的推動來說，兩者缺一不可，尤其在河北省般的「白區」中，上層統戰的工作尤其重要。因此，他們批判抗戰前由瞿秋白、李立三與一九三○年代以後的王明等人所推動的「左」傾路線完全否認上層統戰的必要性，而一味的要求下層群眾暴動，以致河北等白區黨遭到嚴重的破壞。然而，事實上，這些左的中央領導即使強調群眾路線，下層黨員並沒有按照上層的指示去從事活動，蓋他們皆相當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去搞革命，如1932年的高蠡暴動便是個例子。再者，中共中央儘管在「表面上」高唱群眾路線，但他們卻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路線。在一九三○年代中共於北方地區所從事的軍事運動中，即存在著兩條截然不同的路線，一個是由地方黨部系統代表的下層士兵路線（當時稱紅蘿蔔主義），另一個便是由隸屬中央特務系統的中共華北特委所代表的上層軍官統戰路線（當時稱西瓜政策），而1933年察哈爾事件的爆發，本身便是西瓜政策的產物，這就證明了抗戰前中共中央無論再如何「左」，也從未放棄上層統戰。而且，如河北黨般白區黨的失敗，與其歸咎於中共中央過份重視下層群眾路線，毋寧說是由於中共北方黨根本就不重視群眾運動並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緣故。以上命題將在第三章中進行論述。 但是，要如何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我們都知道，在民國的華北農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如紅槍會般「自發性」的群眾自衛武裝團體；學者們也都承認，「現代」的共產革命與這些「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本質上並不相同， 因為共產革命是長期的、廣泛的及進攻性的運動，自發性群眾運動則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 可是，前面談到的Ralph Thaxton卻說，在當時冀魯豫三省的農村社會中存在著另一種不同的自發性群眾運動，那就是鹽民抗爭。他認為以製販硝鹽為生的農民，由於其所面對的是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的國民黨國家機械，故其鬥爭是長期性的，並不像僅以地方軍閥和土匪為抗爭對象的紅槍會般短暫。而且，Thaxton還說，儘管由於抗戰前中共中央「左」傾路線的緣故，中共並未能廣泛的與此一運動結合，但幸虧某些務實的下層黨員不顧上層左傾路線而積極在鹽民中從事活動，故共黨還是能在該地鹽民間獲得信仰，並為日後冀南抗日根據地打下基礎。可是，在本文第四章中將證明，這些鹽民的苦難並非來自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也不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而是地方軍閥政權，所以鹽民抗爭根本就是與紅槍會一樣，是短暫的地方性自衛運動。再者，共黨上層固然瞧不起這些鹽民抗爭，下層黨員也同樣較依賴上層軍事力量而不是地方鹽民的力量去搞革命。況且，國民黨也不總是和鹽民對立的，在抗戰時期，國民黨地方政權由於長蘆官鹽鹽場被日本所奪佔，他們也同樣鼓勵硝鹽的產銷，並予合法化。而來自外地的八路軍在初來乍到時，不僅不相信當地自發性的群眾抗日團體，甚至予以殲滅、合併，這就不能說中共冀南抗日根據地是建立在地方鹽民抗爭基礎之上的。 事實上，中共在如河北省般的敵後地區所建立的抗日根據地，大多也都是依賴外來八路軍為主力建立的。如本文第五章所探討的冀東抗日根據地就是一個例子。在冀東地區，中共原本便無甚群眾基礎，甚至地方群眾對日本人的信仰還超過對中共的認識。1938年，乘地方上層份子 發動冀東抗日大暴動之際，中共始派遣八路軍進入冀東地區建立根據地。但此一暴動原本便是為響應八路軍之到來才發起的，地方黨員與非黨的上層份子皆是依賴八路軍去搞抗日活動，因此，在八路軍退走後，冀東抗日勢力便立即瓦解。1939年後，中共上層才指示冀東殘存的地方黨員與八路軍「獨立自主」建立根據地，加上日軍的注意力已轉移至南方，中共扶植下的冀東抗日勢力亦逐漸恢復並擴展。可是，當時冀東抗日根據地仍舊缺乏廣泛的下層基礎，他們頂多只能依賴某些有力的地方上層份子去控制地方並籌得糧餉，而這些上層份子固然也有信仰共產黨者，但也有人是以地方和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轉變其政治立場，故相當不穩固。有鑒於此，中共在1940年以後乃逐漸推動帶有階級鬥爭意味的合理負擔等社會改革政策，擬圖搞垮這些上層份子。可是，由於中共主要依賴共黨政權力量去推動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加上其手段之殘酷，故不僅引起上層份子的不滿，還造成社會恐慌，加上日軍在1941年後再度掉過頭來對付共產黨的敵後根據地，共產黨與八路軍就在外來的日軍壓迫和內部的眾叛親離下，於1942年被迫逃離至長城外（口外）的熱南地區。 隨後，中共便隨著軍事力量的移轉而遊蕩於口內外地區，他們既不願深入地方下層，也只能把其下層基礎建立在某些上層份子上，此一情形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為止。但是，這種主要依賴上層政治、軍事力量而缺乏下層群眾基礎的情形，實在很不穩固，在隨後國共內戰時期更是危險。因為，共軍的力量原本便不如國軍，而那些與共黨合作的地方上層份子也相當動搖，難保國軍到來後他們不會再豎起青天白日旗歡迎之。有鑒於此，中共早在抗戰後期以來便持續推動清算復仇、減租減息及土改運動，一方面既為搞垮這些不穩的地方上層份子，同時也欲藉由鬥爭來教育、團結下層群眾，使其圍繞在共黨周圍。這些社會改革運動，全是帶有濃厚階級鬥爭性質的運動，不是群眾根據其自身的邏輯由下而上所發動者，而是在共黨由上而下的煽動乃至於強迫下所爆發的。可以說，共產黨並不是藉由推動什麼符合北方地區實際情形之緩和的社會改革政策而獲得群眾的支持，毋寧是藉由不斷的階級鬥爭來改造、教育，並組織群眾，使他們有意無意、自願或被迫的參加了革命，並站在共產黨的一方。這一點我們將在最後一章中進行論述。

台灣在經濟起飛的六○、七○年代靠著傳統產業賺進大量的外匯，也奠定了如今繁榮的基礎，但曾幾何時，以往帶領台灣走向繁榮進步的企業卻變成了人們口中夕陽末路的「傳統產業」，當然，現今我們口中所謂的傳統產業，不是從開始就如此傳統的，任何新的產品都是隨著時間的流逝、科技的進步、組織的老化、客戶的轉型等變化，從剛開始成立的新興產業，逐漸成長、成熟，慢慢變成現今的傳統產業，然而傳統產業並不一定代表獲利能力低落或是前途黯淡，台灣的經營之神王永慶曾說：「台灣沒有夕陽產業，只有夕陽公司」。傳統產業透過以往經驗、知識和資源的累積，透過轉型或新經營範圍、新產品的開發等方式，也可以找到新的起點，甚至是開創新的高峰。 本研究以中國砂輪為例，希望透過一個成功轉型的個案，去了解一個處於傳統產業的廠商，在進入新的經營範圍或開發新產品時，是如何因應不同產品生命週期，去改變其組織結構以配合其營運的需要。透過這個研究，希望能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提供有心進入新市場的台灣傳統產業，在如何配合產品生命週期進行組織調整的議題上做為參考的依據。

本文運用歷年來的文獻資料，及學者專家的研究成果來描述和分析歷史事實，並解釋各變革部分間的前因後果關係，依照描述現象、探討變因、評估狀況之架構設計，從縱的剖面來尋求歷史演進脈絡，從橫的層面來檢視促成各時代「軍事事務革命」的演進因素。 第一章：敘述筆者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範圍及名詞使用說明和假定事項。 第二章：綜合並整理各學派（者）、研究機構之主張與論述，從「軍事事務革命」的詞義起源、各家學者對「軍事事務革命」的定義、歸類及歷史經驗與發展模式，探討其意涵及特性。 第三章：以對戰爭型態及社會進步有顯著影響之新發明來劃分階段，區分金屬兵器、火藥發明、機械及資訊等四個時代，敘述各時期戰爭型態的特徵，並進一步探討影響戰爭演進的非軍事因素，例如：文書的使用、通信技術的進步、印刷術普及、社會制度、價值的改變、鐵路系統的運用、交通網的設置、經濟結構的影響、民眾對國家的效忠等。 第四章：以軍事技術創新、安全環境認知、軍事戰略轉變三個途徑進行分析，再歸納「軍事事務革命」的發展脈絡，除了軍事部門內在因素扮演重要角色外，外在的政治、社會、經濟與科技因素，也能夠對戰爭的準備與遂行造成重大影響，同時也受來自體制結構的阻礙、內外環境的約制及敵人以非對稱方式的挑戰所造成的限制。 第五章：由資訊的快速發展、知識經濟的興起，來談對末來環境的認知並預判軍事事務革命的趨勢。 第六章：將研究成果作一綜合性的歸納與評估。 研究發現： 一、「軍事事務革命」的精義不在於軍事科技的重大突破，而是和軍隊組織、社會、文化、經濟環境等的互動有關。 二、社會發展與變革是「軍事事務革命」產生的根本動力。戰爭總是與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繫，軍事也總是與一定的經濟相伴相生。社會的軍事型態，歸根到底決定於社會的經濟型態。 三、「軍事事務革命」之核心概念是以知識為基礎，透過組織、準則、科技、系統的全面轉型，使軍事典範(military paradigm)發生根本性的變遷，達到強化武裝部隊的適應功能與戰鬥效能的目的。 四、「軍事事務革命」的實踐過程，是以--個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中諸因素的轉型為經；以武裝部隊本身的組織、準則、科技、系統等因素的發展為緯，相互影響與配合，妥適因應變遷。 關鍵詞：軍事事務革命 戰爭演進 知識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