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社會中，女性的生命歷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就是步入婚姻之中，而照顧家庭、養兒育女就是女性最大的責任，但在社會的變遷之下，許多傳統價值規範亦不同於以往，家庭模式與婚姻型態開始有了改變。身處不同時代的台灣地區女性所經歷的生命歷程必定會有所差異，而身處同一時代中的台灣地區女性，其生命歷程也將產生異質性。 本研究藉由女性婚姻經驗實證資料做為基礎，模擬出台灣地區祖母、母親以及女兒三代女性的婚姻史。分析結果發現，隨著時代的推移，從祖母的世代到母親的世代，再到女兒的世代，台灣地區女性的初婚年齡延後許多，女性結婚的可能性也有所降低，雖然女性步入中年後初婚的可能性提高，但整體看來初婚可能性仍然偏低。而女性的離婚可能性則大體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女性離婚後再婚的可能性卻是先下降然後再次上升，處於中年階段之女性離婚的可能性雖然較高，但其離婚後經歷再婚的可能性卻是下降的。這些結果顯示出從祖母到母親再到女兒的世代，台灣地區的婚姻關係意涵漸漸產生了改變，婚姻中的家庭意義與陪伴意義的比重開始出現拉扯。 透過此次的研究，發現到女性的婚姻生命歷程變遷是循序漸進的，我們深入了解了祖母、母親與女兒這三個緊密結合卻又截然不同的世代，在進行生命與生活經驗的傳承中，漸漸產生的婚姻經驗與生命歷程的差異。

本論文分成四大區塊，包含歐陽脩窮達有命的天命觀、節義昭著的君子意識、居正大一統的史觀及修本以勝佛的排佛思想。歐陽脩建構天命觀的步驟是「質疑天──致力學《易》──推之於天」，天也有不勝人力之時，人若能致力學《易》，則天命之理及人生的窮達禍福自可不動心。對於不知所以然的人事，歐陽脩採取「推之於天」的策略，將晦澀玄虛之事，「推」移給天。歐陽脩窮達有命的天命觀與先秦「窮達以時」中「遇不遇，天也」的論點相同，「遇」不「遇」乃「天」所決定，非人力所能為。人事即天命，修人事才是上達天命的起始，多關注本於人情、切於事實的人間世，遠比空談性理之學要崇高。歐陽脩的君子意識，顯現於內在的修持與外在的作為二個方面。君子的內在是一個中心有所守的世界，「德業兩全，讒謗自止」是其道德修為中所依循的原則。「明道」是歐陽脩追求的目標，「通經學古」則是歐陽脩淬勵思路的最佳路徑。節義昭著的君子意識讓歐陽脩有了與眾不同的作為：拔擢賢材不遺餘力，能面爭廷論；恪守寬簡之治的原則，濟時恤民。在居正一統的史觀這一方面，歐陽脩創出或以「德」或以「業」的彈性的史觀，處理朝代更迭所帶來的正統問題，「德」與「業」可以擇一而存，不必兩全，也無須涉及讒謗，當「德不足」之時，則以「論必據迹」的方式處理。在闢佛思想上，歐陽脩採取較溫和的對策──修其本以勝之，此對策之下，又以禮義為本，以浸漸之法成其化，作為推動的原則。而歐陽脩高懸三代之治，並不是要君臣完全複製，而是藉此激勵眾人，要向著真善美的境界邁進。歐陽脩的斥佛排老說，初始即帶有某種程度的寬容；至於晚年的傾心釋、老，實乃有迹可循。

K他命自2006年起蔚為潮流，成為年輕族群偏好使用的娛樂性藥物。除了社會中對管制藥物既存的負面認知，青少年用藥行為也引發許多爭議討論，包括使用藥物是否導致生產力下降、用藥是否會危害他人安全、將過量使用藥物者視為犯人是否恰當，以及次文化無涉政治反叛，單純為了享樂放鬆的觀點。在各方論述的競逐下，媒體如何報導這些新聞卻鮮少有研究關注。本研究旨在探討媒體如何建構青少年用藥議題，以哪些主題為多？是否與特定時期有關？凸顯了哪些人的觀點？使用K他命的青少年被框架為何種樣貌？是否與主題、消息來源有關？又是否因媒體差異而有不同？新聞文本的再現反映出隱含在社會文化中如何看待青少年用藥的價值觀？ 為解答上述問題，本研究採取量化內容分析與兼具質量性的框架分析二部分，分析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的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總共304則。 在量化內容分析部分發現，青少年使用K他命新聞以「純淨新聞」寫作形式最多，最常出現在「社會/焦點」版面，最主要的新聞主題為「犯罪案件」，引用比例最高的消息來源為「檢警調實作人員」。本研究也依報導數量分布的多寡，將新聞區分為二種時期：派對檔期與平時。在派對檔期，「春浪/春吶音樂節」、「用K的新奇方式」主題顯著較多；在平時，媒體則偏重「犯罪案件」主題。 在內容分析的框架類別部分，本研究發現新聞主角最多被再現為「被害者」和「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次之，「過量使用的病人」和「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所占比例偏低。特別的是，在隸屬「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新聞中，最優先消息來源為「政府單位/官員/政治人物」，代表媒體在看待年輕的K他命使用者時，也傾向採用政府單位的預防禁止觀點。主角框架因媒體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蘋果日報》最多再現用K青少年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聯合報》則凸出用K青少年的「被害者」樣貌。 在質化框架論述分析部分，整體來說，用K青少年形象以負面居多，在「標新立異的逸樂者」、「加害他人的罪犯」以及「初次使用的好奇者」框架中，論述皆呈現譴責意義，透過斥責或訝異用藥者的失序行為，甚至危害他人的作為，來指出K他命藥效是造成犯罪的原因。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標新立異的逸樂者」比例偏高，在此類範本中若涉及春浪/春吶音樂節主題，「轟趴」、「搖頭」、「嗑藥」、「藥頭」等負面隱喻不斷出現且相互扣連，將問題責任歸諸青少年集體，雖然實際上用K玩樂可能是某部分人的作為，但此種描述法卻無形污名化所有參與活動的青少年，也加深墾丁音樂節與「毒」連結的既定印象。 媒體高度依賴警方對青少年用藥現象的詮釋觀點，而用藥青少年被再現為社會正規秩序的破壞者，當其作為次要引述來源時，較多是坦承犯刑或否認，兩相對照下，善惡對立的劇本凸顯出年輕用K者的負面形象。此外，新聞論述除了鋪敘移送法辦、建議將K他命改列二級毒品管制等處理方式，傳統倫常規範也透過家長的痛心呼籲帶進此議題的價值詮釋上，顯示出藥物使用的適當與否，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依然被定位成犯罪問題和道德瑕疵，故心理治療觀點與次文化聲音被報導的比例不高。 媒體納入精神醫學觀點，看待用藥者為「過量使用的病人」比例偏低，也極少提及持續使用K他命產生的主要問題其實在於心理層面對藥物的依賴。即便彰顯前述看法，文本中出現的專家也單純只有臨床醫生和精神科醫師，未見其他輔導協助人員的角色，後續配套措施資訊介紹也仍不夠充足，青少年使用K他命行為在此論述鋪敘中，被建構成不必導入心理諮詢及家庭輔導的問題。 用K青少年被再現為「被害者」的比例最高，並可細分為「被人利用的中介」和「無知的女性弱者」二種範本。前者的新聞主角因無知被藥頭或販毒集團利用才進行販運製毒等犯法行為，且文本中多半形容其深具悔意的態度，因此得到較正面的詮釋和同情憐憫。至於女性誤用K他命遭致身心損害，卻因其態度不夠堅定而必須替後果負上部份責任，性別意識型態超越了管制藥物是單一導因的認知，亦可見污名女性的端倪。 最後，透過分析結果，本研究希望能提供後續傳播研究對青少年娛樂性用藥、過量用藥等議題的重視，並建議媒體工作者深化本身知識，納入多元視角，在報導中區辨K他命和其他管制藥物（如海洛因、安非他命、搖頭丸）的藥效差異，並依情境、處遇、使用者個人區分使用藥物的程度，如此才能傳達較多方資訊，並建立大眾的藥物知識和健康素養。政府面對青少年用藥行為，除了現行的控管方式外，可再參考荷蘭藥物政策中的「減害」思維，來重新審思我國藥物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漢娜鄂蘭是二十世紀極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十分傑出的共和主義理論家，她的政治哲學寫作時期恰好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極權主義垮台，冷戰方興未艾，在這段政治局勢高度緊張的時間裡，鄂蘭通過批判和反思來尋求解決現代政治問題的根本途徑，其方法為對於極權主義進行分析和理解，並提出本於共和主義的政治實踐圖像。 此一理論具體地呈現在《論革命》一書中，鄂蘭在書中透過對於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的重新詮釋以及批判反思來探討革命理論及其共和主義理想，並且藉著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重新反思傳統政治哲學的缺陷，同時也藉著對於美國革命的詮釋和讚揚來重申共和主義精神。本論文的主旨即在通過對於《論革命》的重新閱讀來瞭解鄂蘭的新共和主義理論，此一理論面向表現為「權力」和「權威」要素。 藉由耙梳鄂蘭從早期在手稿中形成的相關論點，連接到《論革命》中的理論思考，本論文企圖呈現歷來較少受到關注的鄂蘭理論面向。反思現代政治問題，鄂蘭認為其癥結在於對於政治的錯誤理解以及匱乏的想像，而唯有透過重新梳理古典政治傳統的資源加以去蕪存菁，並融合於現代政治世界，才能對二十世紀的政治問題提供一個較為完善的回答。透過對《論革命》的重新耙梳和理解，我們也在鄂蘭的政治書寫中檢視和借鏡哲學傳統的珍貴資源。 / Hannah Arendt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hilosoph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 remarkable republican. Her writ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ppened to begin right after the end of World-War II when the Totalitarian just collapsed and the cold war started. In that political situation with high tensions, Arendt tried to find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solv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through criticism and introspection. She was devoted to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otalitarianism. Her theories were fully elaborated in On Revolution. In this book, Arendt explored the revolution theory and its republican ideal by re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th her review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rendt re-examined the defects of tradition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eanwhile, through the re-evalu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he reclaimed the republicanism.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aims to understand the Neo-Republicanism theory by rereading Arendt’s On Revolution, with a focus on power and authority.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Arendt’s theories less discussed before by the method of combing the arguments in Gauss Manuscript and connecting them to the issues developed in On Revolution. In terms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problems, Arendt believed that it was for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politics and the lack of imagination. Only through rearranging the sources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integrating its essence with the modern world can a philosopher provide a better answer to political problems. Keywords：Totalitarianism、Revolution、Power、Authority

一套能使企業成長與股東期望之間達到最適當均衡的股利政策對企業內、外部而言均是攸關且重要的資訊。決策者必須全面考量企業特性、經營環境之變化及股東的期盼，以規劃其股利政策；所以了解企業所處之成長階段及經營環境，對制定適當且均衡的股利政策是相當重要的。 本研究以民國七十九年至民國八十八年間，我國化工業、紡織業及電子業之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首先劃分企業生命週期，並將股利政策定義為股利發放水準、股利發放形式及股利發放水準平穩程度等三個構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了解企業在各個生命週期階段所顯現的不同特性對股利政策的可能影響，再針對我國企業的股利發放實務作一了解，以分析其差異。 研究結果顯示，在股利發放水準方面，除了化工業之外，紡織業與電子業上市公司考量所處之生命週期階段，進而規劃適當股利政策的情形並不普遍。就股利發放形式而言，由實證結果可知，無論身處成長期或成熟期，化工業、紡織業以及電子業上市公司均偏好發放股票股利。至於股利發放水準平穩程度，紡織業以及電子業上市公司於成熟期時，總股利發放水準較處於成長期時穩定。 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隱喻企業管理當局可能並不瞭解其本身所處生命週期階段及相關經營背景；也可能是因為管理當局尚未能理解企業生命週期與股利政策間之關聯性及重要性，或者可能是管理當局必須遷就投資人之所好。由研究結果亦可得知，股利政策似與產業所面對的經營環境及營運架構有所關聯，企業之股利政策會因產業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 A dividend policy that balanced the needs for firm growth and stockholders convey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both managements and investors.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an organiz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its shareholders are critical determinants for developing such dividend policies.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life-cycle stage a firm is currently at and its dividend policy planned accordingly is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financial decisions and future growth of a firm. Focused on companies listed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in chemical, text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over the period of 1990 to 1999, this thesis empirically test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s of the sample firms and their dividend policie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vidend policy in terms of level, form and stability of dividend payout levels. With respect to the level of dividend payou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strong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ife-cycle stage and dividend policy is evident in chemical industry. As to the form of dividend payou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cross all stages of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all three industries, firms are found to have a preference for distributing stock dividends rather than cash dividends. Moreove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suggest that as compared to mature stages, firms in text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 a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variance in total level of dividend payout at their growth stages.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ross-stage difference in variance of dividend payout level found for firms in chemical industry. The overall empirical evidence implies that firms studied in this thesis may concern a stable dividend payout policy is more important for an on-going operation. Exertion in making clear distinction about their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s is less essential. It is possible that management doesn’t realize a necessary linkage between business life-cycle stage and dividend policy. It is also likely that firms are simply satisfying the shareholders’preference for stock dividends distribution. In addition, the cross-industry differences in dividend policy practices found may result from the differences in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ng environment confronted by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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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代毛澤東為防止中共黨內資本主義復辟，維護建國當初黨的純潔性，以走出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以「文化大革命」名義，發動群眾力量進行一場權力鬥爭，使大陸陷入一場空前的浩劫，並影響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文革」至今仍存有許多疑惑與爭議的問題，而中外學者對「文革」的探究也不遺餘力，但研究焦點幾乎都擺在政治權力及意識型態的鬥爭上，而忽略「文革」的群眾基礎。因此，著者選擇從「群眾路線」的面向切入，研究「文革時期」「群眾運動」的相關問題。希望能從中瞭解中共「群眾路線」群眾政治的本質，提供研究中共問題者，對瞭解中共政治增加一些觀察的角度。本論文共分成六章十七節，各章內容大致如下：第一章：緒論。介紹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途徑與方法及研究分析架構。第二章：「文革」初期的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首先介紹「文革」發生前的社會背景，以及如何發生動亂，進而分析紅衛兵運動的興落。第三章：「文革」時期群眾路線之關係。分析紅衛兵之間的武鬥，瞭解群眾運動與工農群眾之間的關係，以及譚震林等革命元老如何反擊群眾運動。第四章：「文革」時期政府秩序的破壞狀況，毛澤東如何建立臨時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並改造黨幹部。第五章：「文革」後期的群眾運動。析述「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及「天安門事件」等三大群眾運動。第六章：結論。介紹研究過程所發現「文革」群眾運動的特色，並觀察日後中共統治者與群眾的關係。

本研究即以產業生命週期的觀點來探討資訊業和工具業這二個不同技術特質的產業，在不同的產業生命週期階段中之策略邏輯是否有所不同，而導致擁有各自的關鍵成功和競爭策略。而希望本研究所得到的結果能提供給相關類似技術特質產業處在不同產業生命週期時，欲擬定競爭策略時的參考。 而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發現可以分為三部份： (一)不同技術特質產業在生命週期過程中策略邏輯中的表現。 此部份包括了價值、效率、能耐、結構、體系和同形等策略邏輯的發現 (二)產業生命週期的策略邏輯發現 1、在初生期時，研發是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善用體系力量來達到研發目的。 2、成長期時，技術標準趨於一致，則與主流標準同形是此一階段的重點。同時產品開始差異性變小，則製造成本的控制變成重要的策略點。 3、成熟期時當產業步入成熟期之後，此時產品已經像大宗物資般，各家的產品特性相去不遠，故此時同業之間將會發生強烈的價格競爭。而廠商亦會努力於製程和生產流程的改進，以求成本能夠在最低情況下，贏得這場價格戰。而亦有廠商會利用行銷創造產品的新價值。 (三)不同技術特質的策略邏輯 1、變動型產業主要是依靠本身的能耐和體系邏輯來對抗產業競爭：由於技術變化和環境變化難以預測，則最佳策略為培養好本身的能耐，以求在下一次變動來臨前有較佳條件去應付變化，並且加入主流體系以降低風險。 2、穩定型產業主要是依靠結構邏輯和效率邏輯來對抗產業競爭：在穩定型產業由技術變化少，則產品穩定且差距小。則擁有低的製造成本和關鍵零組件則將佔很大的競爭優勢。

台海兩岸分裂分治四十年後，由於全球大環境的改變，自一九八九年起，兩岸新聞交流交互展開，然由於雙方意識型態及新聞意理不同，導致新聞交流技術上與心理上的不便。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改革開放後，中共新聞政策內涵的學術性探討，用以解釋及預測中共新聞在實際運作上的特徵，俾作為推動兩岸新聞交流時之參考。同時，藉由歷史的觀點展開對中共新聞政策的瞭解，以獲得知識性的滿足。 全文共分為六章，計約20餘萬字，各章之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問題、範圍、方法與限制，並釐清「精英理論」及「規範埋論」中之「極權新聞理論」、「共產媒介理論」的概念，以界定本研究之焦點對象。 第二章中共新聞政策的根源：本章揭示共產主義哲學與中共新聞理念，並臚列馬克斯、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及中共早期領導人之新聞觀，藉以窺探中共新聞政策之緣由。 第三章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之依據：本章蒐錄彙整歷來中共高層領導人就新聞政策有關講話、中共中央決策機關（構）所頒布與新聞政策有關之文件及中共新聞法制，展現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所依據的內容。 第四章鄧小平之新聞宣傳政策：本章首先論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形成的時代背景及其基本意涵。其次，闡釋鄧小平新聞宣傳思想之形成與發展，並揭示鄧小平新聞宣傳政策的基本內容。進而申論該次新聞改革發生的背景、原因及新聞政策上所面對的挑戰。 第五章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的焦點：本章首先探討中共新聞政策的指導思想和根據，其次歸納出中共新聞工作的九項基本原則，最後彙整出文化大革命後中共新聞政策的十一項焦點。 第六章結論－盱衡過往展望未來。本章首先就「精英理論」、「極權報業理論」及「共產媒介理論」之面向，論述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在理論上的表現，並整理出文革後中共新聞政策在實際面的表現。其次藉由瞭解其新聞政策之特徵，用以評估中共新聞政策未來可能發展之趨勢。最後更據以對西方世界與中共提出建議，俾供參酌。

本文是採取羅斯諾(James Rosenau)的國內外環境分析、霍斯提(K.J.Holsti)的外交政策分析架構及傳統的歷史途徑研究法，經由蒐集史料、整理史料，以分析伊朗從1979年回教革命後至1992年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之發展。 　　本文第一章是緒論，第二章除論述伊朗的權力結構外，且將伊朗外交政策之環境因素，依國內環境及國際關係兩方面加以分析。第三章探討伊朗的政策取向、國家角色及國家目標。第四章及第五章則針對伊朗外交政策的行為與策略，分別按國際層面與區域層面加以探討。第六章則就本文研究所得進行整理與分析，以期達到解釋及預測伊朗外交政策的最後目的。 　　本文研究心得是： 　　一、決策者因素，尤其是何梅尼(Aytollah Ruhollah Khomeini)為主之執政者的意識形態，方是主導伊朗外交政策的關鍵所在。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什葉派(Shiia)回教革命領袖為追求回教的正義與公平，不惜與強權對抗的心態。至於這種心態來自於過去什葉派「被壓迫者」的自我認知及以往強權對伊朗的侵略、壓迫所致。隨著兩伊戰爭之發展及伊朗逐漸陷於外交困境，使伊朗回教領袖間對於如何以回教教義解釋外交政策產生岐見，而有所謂「強硬派」（或稱「激進派」）及「溫和派」（或稱「務實派」）之別。但基本上，回教執政團體仍未擺脫善惡兩極化之回教世界觀。 　　二、由於伊朗屬於「回教革命基地」的國家角色，且推行「非東非西」的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因此在外交行為上極力貶損、對抗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以期樹立伊朗在國內外之回教徒心目中不畏強權的領導者形象。如1979年美國使館人質事件及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事件中，都有伊朗對抗兩超強之意義。但如此一來，造成美國認定伊朗之中東活動有礙美國在此區之利益，而將伊朗視為恐怖主義支持國。 　　三、在中東地區，無論是黎巴嫩問題、兩伊戰爭或者與「海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會員國關係上，伊朗本著「革命輸出」的目標，希望對抗以色列並協助建立更多中東回教政權，而支持激進派回教團體，從事暴力活動。如此，導致當地政府對伊朗懷有戒心，也影響伊朗在兩伊戰爭期間的武器取得及外交奧援，相對地不利其在戰爭中的表現。 　　四、在兩伊戰後，伊朗國內經濟重建及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和解壓力可能將促使伊朗回教執教者以更務實的外交政策來面封國際社會，然而國內經濟狀況及強硬勢力的起伏也將是決定伊朗未來外交政策是否能持續開放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