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主要在探討以銀行團聯貸宣告下，對台灣地區上市的參貸銀行和借款公司之股東財富有何影響？本研究以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對標準化異常報酬做檢定，同時由於過去對殘差項估計多是以古典最小平方法來估計，但是實際股票報酬率通常具有尖峰態的胖尾分配，因此本文同時採Bollerslev(1986)的GARCH估計法及傳統古典最小平方法估計，並對結果做一比較；實証結果如下： 本研究得到下列結論： 1、在股價報酬時間數列特性上：對放款銀行之股價報酬而言，呈現異質變異性質者佔近四成，而對借款公司之股價報酬而言，呈現異質變異性質者佔四成，因此在考慮報酬率的特性時需將此考慮各國模型中，但就事件觀察期的顯著性而言，以古典最小平方法估計以異質條件變異數分析法估計的結論上，無論在放款銀行或在借款公司上皆無顯著之差異，可能因為時間數列的時間較短所致。 2、就放款銀行而言，銀行團聯貸之宣告日前一天，即有整個事件期中最強烈的正向反應，但未達顯著水準，而在宣告日前一天至宣告日當天的事件窗口有顯著水準的正向反應，顯示銀行團聯貸宣告所傳達給放款銀行之股東是正面資訊內涵。 3、就借款公司而言，銀行團聯貸之宣告前二天即有強烈的正向反應（但未達顯著水準），但隔天（宣告日前一天）即以整個事件期中最強烈的負向反應（但未達顯著水準）逆轉，而在宣告日前一天至宣告日當天的事件窗口卻有顯著水準的負向反應，顯示銀行團聯貸宣告所傳達給借款公司之股東是負面的資訊內涵。 4、放款銀行在累積異常報酬方面，在宣告日前十八天左右即有資訊揭露的現象，但持續4天之後，隨即有下跌趨勢，至宣告日前二天更跌至谷底，最後在宣告日後二天才轉回來，此現象可能代表投資人對銀行團聯貸之推動，時間拖愈久，對聯貸之成功與否持較悲觀的市場反應，乃至聯貸宣告後二天，才明確的正向反應出來。 5、借款公司在累積異常報酬方面，在宣告日之前即有上漲的趨勢，此現象顯示借款公司之股東對借款公司持較樂觀的市場反應，然宣告日前一天負面反應最強烈，可能顯示聯貸案成功與否會響到借款公司聲譽及資金的調度等方面，但聯貸案成功宣告後，則以更大幅度的正向股價反價，因此聯貸宣告整體而言，對借款公司之股東應為正面的資訊內涵。 6、以橫斷面分析法複迴歸的方式分別探討對放款銀行與對借款公司之異常報酬影響原因，實証結果顯示在放款銀行而言有99..........9%以上的顯著性，表示異常報酬與新銀行是否加入競爭有負向的關係，此現象表示81年新銀行的成立，使得舊有銀行聯貸的利潤受到很大衝擊。而在借款公司而言，銀行團參貸家數，與借款公司之異常報酬無顯著相關性，無法証實「契約彈性假說」，而借款公司之資產規模與舉債能力與異常報酬無顯著水準相關。

八十年代的台灣社會充斥著一股來自民間的新興社會力，許多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志願組成各種民間公益團體，並採取各種不同的參與行動來爭取權益或改進社會品質。是故，依此民主趨勢，本研究為探討公民參與的理論與實踐面向，則以近年來倡導教育改革的民間公益團體為研究對象，並選取從事教育改革的主要三個參與社群─家長、教育工作者、社會人士的代表團體，為「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人本教育基金會」及「四一Ｏ教育改造聯盟」。並藉由此三個團體的個案研究，來探索民間公益團體的公民參與的基礎、目的、途徑、策略、要件與影響等層面，以作為建構本土化的實地理論。本研究對「公民參與」界定為：「公民與公民團體基於對自主權、公民資格的體認，以及對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的重視，主動投入其意志、情感、知識與勞力於公共事務的活動中，所採取積極而直接的參與行動。」，而對「民間公益團體」的定義為：「由民間人士志願自發性結社，以實現某種特定的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為目的，且充分開放予公眾自由參與的團體。」教育改革類民間公益團體的參與目的，即是欲透過對教育的關心與反省，投身時間與能力於改革整體教育體制與品質，進以促使教育自由化、教材生活化、資源再分配，並且能充分開放給關心教育議題的公民參與。所引用的主要理論基礎為「公民資格」、「志願主義」、「社區主義」及「參與民主理論」，並且依此內涵來分析民間公益團體之公民參與的實踐過程。最後，對民間公益團體與政府方面，提供能助展我國公民參與發展及實踐的十項建議，並展望未來後續的研究，能朝向更本土性、深入面的探究。

一、第一篇緒論說明研究的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二、第二篇說明地方自治包含「住民自治」與「團體自治」二種原理，而基於這二種原理所發展出來的相關制度及我國憲法以該二項原理所設計的地方自治制度為何，後再整理地方自治的功能，說明何以地方自治制度成為全世界所普遍採用的制度。 三、第三篇主要探討地方自治權的本質為何？此涉及地方自治團體在國家法律秩序中的地位，特別攸關其與國家及地方人民間之相互關係。學說上認為地方自治權的本質有固有權說、授權說、制度保障說，及從人權保障觀點出發的新固有權說。本篇介詔各說之理論基礎與其發展興衰，最後乃分析我國地方自治的本質應採何說為宜。 四、第四篇與第五篇可以說是地方自治團體訂定地方自治法規的外在界限。本篇論述地方自治法規與憲法的關係，次篇則分析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及上級地方自治法規之關係。本篇首先詳細分析地方法規得否限制人民基本權利的問題，從理論，外國立法例分別加以說明，冀求探討出依據並建立其類型。 五、第五篇則先就地方自治法規的性質與效力加以說明，後則分析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與國家法令發生衝突時的解決途徑，並以省與直轄市對人 事、主計、警政、政風四類一級主管人員任命權所產生的法律衝突為例，加以分析。次則敘及省法規與國家法令之衝突與解決，檢討現行台灣省法規準則規定的不當。省縣自治法制定後對省法規的改變與省法規和國家法律衝突的類型化與效力的優劣。六、第六篇，可謂係地方立法權的內在界限，說明地方立法權的對象是否應及於委辦事項？首先就日本與德國就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分類與性質加以說明。次就自治事項與委辦事項之區分，從學說、理論與實定法的規定加以分析，以定其區分標準。七、本篇為結論，乃綜合整理前述各篇重點，提出研究心得。

華裔移殖美國歷史超過一百五十年，但早期在美遭受不平等待遇與歧視幾 達一世紀之久。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社會漸趨開放，華裔地位稍獲改善 。一九五○年代，夏威夷地區已有不少華裔參與政治選舉活動。一九六○ 年代，民權法案及選舉權法案陸續通過，雖使美國大陸的華裔基本參政權 獲得基本保障，然而只有少數的土生華裔積極參與美國政治活動。到了一 九七○年代，才有比較多的華裔參政人士投入美國地方及全國性的政治活 動。一九八二年密西根州底特律華裔「陳果仁命案」的發生，引起全美各 華裔社團及社區的關切。翌年兩名被告獲判緩刑及罰款，激起全美華裔及 亞裔的憤怒，紛紛示威遊行抗議。華裔地位的不穩固，使愈來愈多的華裔 體認美國民主政治的形態，唯有參與政治、投入政治主流活動，才是維護 族裔權益，爭取人權地位的最直接途徑。近十幾年來，隨著華裔的人口增 加，知識水準提高，經濟力量日漸雄厚及參政意識提升，已促使許多華裔 積極參與美國政治活動。尤其近二、三年，在華裔人口較密集的主要城市 ，華裔的經濟實力和選票增加相互結合，再加上華裔參政團體有效運作， 其政治力量已在地方選舉中展現出來。但在全國性的大選中，全美華裔的 集體政治力量尚未反應出來。未來全美華裔應儘早成立一超黨派且強有力 的全國性政治組織，以整合全美華裔社區的政治資源，使全美華裔的集體 政治力量在大選中發揮出來，進而對美國政治過程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有鑑於國內企業集團在經濟活動中所佔的地位越趨重要，本文嘗試由集團 對旗下關係事業間的控制與激勵的活動出發，研究集團特性、關係事業特 性與控制、激勵程度及績效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如下：1.集團擁有 的關係事業越多，其多角化程度越高。2.集團對關係事業最常用的財務控 制指標依序為「稅前淨利」、「營業淨利」及「稅後淨利」等會計利潤指 標，而非財務控制指標則為「銷售成長率」、「市場佔有率」及「顧客滿 意程度」。3.集團對隸屬於服務業的關係事業控制程度顯然較製造業的關 係事業為高，推究其原因，乃因為服務業需直接面對客戶，集團對其本質 上乃採取一種「過程導向」的控制，與傳統上對製造業採取「結果導向」 的控制程度相較為高。4.對關係事業的控制程度雖然無法充份解釋績效的 高低，但將關係事業劃分為製造業與服務業後，其解釋能力大有增進，兩 者績效與控制程度均成正相關，且服務業的控制程度對績效敏感的程度高 於製造業的關係事業。5.此外，關係事業若已上市，則因為業務關係穩固 、資金成本較低，對集團整體稅前純益的貢獻也大。6.多角化程度的高低 雖無法自本次實證結果證實是否影響集團整體績效；但擁有關係事業數目 越多的集團卻有較好的績效表現，顯示集團經營宜以擴大規模為要務，但 資源配置的方向（關連或非關連多角化）仍有待進一步驗證。

涂爾幹（Emile Durkheim）是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以及社會學的 奠基者之一。他在社會學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不過他思想中探討政治的 部份，長久以來都遭到忽視甚至誤解 ，使得一般人在探討政治社會學的 時候，都不將涂爾幹視為一位有所貢獻的學者， 而將他的成就侷限在社 會學的領域中。其實涂爾幹以他對現實的敏銳觀察， 以及基於知識份子 必須在學術上報□國家的態度，已經針對國家的本質、民主的特性， 發 展出一套相當有系統的理論，只不過一直沒有受到太多的注意， 成為他 整個思想體系中的遺珠。涂爾幹政治思想的兩大要素 ，是國家與民主； 在討論這兩個概念時，「次級團體」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涂爾幹認為 ， 國家是個具有較高層智慧的思想有機體，它能指揮領導社會 ，也能讓 社會上的個人獲得自由，達成一種道德的存在。至於民主，則是一種正常 而理想的國家型態， 因為經由這種制度，社會能達成一種最純正型式的 自覺； 民主政府也是現代工業社會裡，最適合集體信念與集體情感生存 的一種政府。不過， 雖然國家是解救個人於暴政之外的一股力量， 但國 家本身卻有變成專制獨裁的可能，要預防這種情形發生，涂爾幹認為，必 須借助次級團體的制衡， 因為次級團體能防止國家壓迫孤立的個人， 也 是國家社會間取得健康均衡的要件。除此之外，涂爾幹還將他在社會學研 究中時常使用的常態、 病態的區分，應用到他對政治問題的討論上。在 涂爾幹眼中， 符合道德標準的個人主義與權威，都是健康而正常的； 而 自私自利的自我主義與赤裸裸的權力，則都是病態而必須去除的不正常現 象。 至於涂爾幹親身經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帶給他深切的痛楚， 也被他列為現代社會中必須去除的病態。本文將針對這幾個重點，討論涂 爾幹有關政治社會學的理念， 從而顯現他在這方面應有的定位。

伊斯蘭蘇非主義靈修活動主要表現於道團(Tariqa)的儀式，如Dhikr、Sama‘。本論文以土耳其梅拉維道團(Mevleviyeh)之儀式為主要考察對象，以探討靈修活動中的Sama‘儀式。Sama‘意為對神啟示訊息(Wahy)的聆聽，以旋轉動作配以音樂之展演而呈現出整套完整的儀式。梅拉維道團的成員通常藉由Sama‘而達到出神無我之境界，以期能達到接近真主的精神昇華(Qurba)。本論文的內容主要分為下列幾項: (一)伊斯蘭蘇非主義的起源與意義、蘇非道團之興起以及中世紀波斯地區之各個頗具代表性的蘇非道團作一界定、描述與比較；(二)探討梅拉維道團之精神導師陸彌(Jalal al-Din Rumi)的生平、思想及其對後世梅拉維道團發展之影響；(三)討論梅拉維道團之發展及其歷史，並試圖將陸彌的思想與梅拉維道團之發展做連結；(四)探討分析Sama‘之儀式: 界定Sama‘、分析詮釋其儀式之內涵、靈修之意義。 / The most common Sufi rituals are expressed in the order (tariqa)’s activities, mainly the Dhikr or Sam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urkish Sufi tariqa, the Mevleviyah which is attributed to the great medieval Sufi master Jalal al-Din Rumi. The contents of this thesis will deal with the brief history of Sufism in medieval period,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Rumi,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vleviyeh tariqa, the analysis of Sama‘ ritual which is the core ritual of Mevleviyeh tariqa. The aim of this thesis is to show the importance of Islamic studies in term of human spiritual achievement.

在人類社會中，失能老人大多由家庭來承擔照顧責任，也因此帶給照顧者相當重的負荷。在此脈絡下，家庭照顧者的相關政策與措施逐漸受到大眾的重視，期望藉由各式的措施與服務以減少照顧對生活的不利影響，進而增加照顧者的生活福祉。在心理性的支持服務中，自助團體能夠有效舒緩照顧者的身心壓力，但照顧者自助團體研究甚少，且照顧者自助團體之研究未正視團體成員先前團體參與的經驗，及既有研究忽略照顧者支持團體的延續性效益之探究，是故，本研究目的包括：一、從接觸自助團體的起源—探討照顧者參與支持團體的經驗；二、分析照顧者參與自助團體的經驗；三、以增強權能觀點探究照顧者參與自助團體的經驗；四、從自助團體成員及社工員的角度看自助團體的未來發展；五、依據研究結果，提供建議作為辦理照顧者自助團體的實務工作者及家庭照顧者相關團體之參考。 本研究使用質性取向的研究方法，以「台北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作為研究場域，本研究共計訪問八名受訪者，一名社工員及七位照顧者。照顧者皆為女性，年齡介於53-64歲之間。照顧狀況方面，有1位仍持續照顧中，6位已結束照顧工作。照顧者參與自助團體方面，僅有1位非團體幹部。 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 1.照顧者參與支持團體經驗中，透過醫療單位及個人熟識者得知活動訊息。照顧者支持團體前的處境大致可區分心理壓力、生理壓力、缺乏社會支持網絡及不清楚照顧方面的資訊。照顧者實際參與支持團體的條件為能擁有自己可支配的時間，以及有人協助暫代照顧工作。支持團體活動內容包括身心成長類、藝術治療類、活動肢體類、人際學習類，其中團體領導者的角色為教育者、催化者及使能者。領導者與成員的關係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隨著時間的發展，許多不在正式的團體中的互動行為跟關係開始產生，此互動經驗讓成員與領導者在團體之外仍保持密切互動，彼此約定舉辦定期的聚會，逐漸形成自助團體。 2.照顧者參與自助團體之經驗中，北縣家協每個月會安排一次三小時的座談分享會，座談內容偏向靜態主題如舒壓、按摩穴道等。自助團體成員的角色可區分為活動發起者、訊息傳遞者、聯繫者、支持者及追隨者。團體互動歷程包括三個階段：互動初期、關係建立期及關係維持期。成員彼此互動的情形中，共享相似的照顧經驗及用支持的力量陪伴成員走過艱辛路，此外，單身、結束照顧工作的成員與他人互動的頻率較高。 3.以增強權能觀點分析照顧者參與團體的經驗中，在個人面的改變部份，照顧者能夠「減少負面感受」、「改變認知」、「增加知能」、「增加自信」、「支配自己的生活」；在人際面的改變中，照顧者「以同理心與被照顧者互動」、「普同性的照顧經驗」、「利他性的互動」、「知識訊息分享」、「建立同儕友誼關係」及「擴大社會網絡」；在社會面的改變中，照顧者開始從事「志願服務」、「贊助協會」，對「家庭照顧者議題及政策」也有所看法。 4.從自助團體成員與社工員的角度看自助團體的未來發展：從照顧者角度看自助團體，可發現自助團體目前運作狀況為擴大服務據點至偏遠地區，北縣家協與自助團體彼此具有雙向的互動關係。照顧者建議將活動資訊發給每個社區的健康中心，透過增加資訊管道以使訊息更具有可近性。從社工員的角度看自助團體發現，照顧者喜愛輕鬆的聚餐，期待設計自助團體相關教材，並成立自助團體的關懷小組，及補助自助團體的運作經費。 / On an aging society, the disabled elderly usually cared by families that becomes a heavy load of caregivers. In this context,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family caregiver are valu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gradually, and hope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s, to increase the well-being of caregivers. Self-help group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ca-regiver physical and mental pressure, but there are few related studies. In addition,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 involve in previous groups few mentioned in current studies, and caregiver support groups of the continuity of the effectiveness is neglected to explore in existing studies. Accordingly,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ing: first, examine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s involved in the support group; second, consider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s involved in the self-help group; third,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s involved in the self-help group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four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lf-help groups of members from the self-help groups and social workers; fifth, according to research findings,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caregivers’ practitioners and relevant groups. This study employ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and data collection is gotten from " Family Caregivers Association in Taipei County",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a social worker and seven caregivers, aging from 53 to 64. One caregiver who still cares her family members and one caregiver is not the cadre. The study findings are listed below: First, caregivers ge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medical units and individuals who are familiar to them. Caregivers have psychological stress, physical stress, lack of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lack of care information. Caregivers can involve support groups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own time, or someone help to take care temporarily. Support group include physical and mental growth activities, art therapy classes, common activities and interpersonal learning classes. The role of support group leader is a educator, catalyst and enabl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 and members change over time, as time goes on, members and leaders still remain in close interaction, therefore a self-help group formed gradually. Second, when caregivers involve in the self-help group, the Association arrange a three-hour discussion sharing monthly. The role of self-help group members can be divided into active sponsors, messengers, associates, supporters and followers. Group interaction process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uilding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tenance phase. Member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sharing similar experiences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addition, caregivers who are single, or do not have to care their family members have higher participation rates to involve in self-help group. Third,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caregivers involved in the self-help group --analyz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owerment. Changes in the personal aspect include "reduce the negative feelings", "change the perception", "more knowledge", and “more confident”, “control their own life”. Changes in the interpersonal aspect include " empathy the care receivers "," same experiences in taking care "," altruistic interaction ","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 establish peer friendships and relationship "and" expand the social network ". Changes in the social aspect include "engage in voluntary service "," contribute money to Association ", besides caregivers have ability to suggest for family caregiver issues and policy. Fourth, the perspective of self-help group members is self-help groups expand services to remote areas. The Association and self-help groups also have good interaction. Caregivers suggest activities distributed to each community's health information center, make information more accessibility.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workers is design teaching material about self-help group, and set up a support team, and grant funding for self-help.

審議民主模式強調公民為中心的政策參與；傳統多元主義式政治參與則強調利益團體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公民與利益團體皆是公民社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本研究聚焦於兩者在政策參與上的互動關係。本研究選擇原能會委託辦理之「核廢何從公民討論會」審議模式為個案，利用深度訪談與次級資料分析，探究利益團體對審議民主之態度及其與公民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結果如下： （一） 主管機關採用審議民主模式之因素：溝通過程不順利、嘗試增加社會層面思考、建立對話平台及傳達正確資訊。 （二） 利益團體參與審議民主之因素：包含監督審議民主模式進行、提供正確資訊以及嘗試新型態參與管道等；然而，受到過去互動經驗、團體自主性考量以及效果不確定，對參與審議民主模式的呈現負面考量。 （三） 利益團體與公民在審議活動過程中交相產生影響。 （四） 審議民主模式有利於利益團體與公民的互動關係中提升公民能力，然而，在弱勢聲音投入方面有所限制；在制度設計上，一方面能突破團體在政策資訊蒐集之困境，另一方面卻限制了議題討論的範疇。最後，團體與審議民主在決策影響上，尚未產生具體的作用。 據此，本研究提出三項實務建議：加強政策資訊公開流程、建立審議民主制度化體制以及利益團體廣泛參與審議民主活動。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mphasizes citizen-orient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pluralist democracy emphasizes interest groups’ influence on public policy. Since both citizens and interest group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civil socie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interest groups in policy participation. This research takes “Public Forum for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iting” as the empirical case and explores it by secondary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1. The reasons for government to adopt public deliberation as policy tool were to face the obstacles in communication process, to increase social discussions in this issue, to build up a new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to disclose accurat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2. The motives for interest groups to participate deliberative process are monitoring public forum, provid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and attempting to create new form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also some concerns which might cause interest groups’ un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e deliberative process, including their prior experiences of interacting with governments, the maintenance of group autonomy, and uncertain effects from deliberative process. 3. This study shows that both interest group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have mutual effect deliberative process. 4. Deliberative process in the interaction could enhance civic competence, but restrict the voice from social minority;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deliberative process can help interest groups collect necessary information, but limit the scopes of policy issues for discussion. Finally, there is no apparent evidence supporting that interest group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rocess can make decision making difference. In the end,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build infrastructure regard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well as promote deliberative activities.

在知識社會裡，想法的生成是創新的原動力。如何培養學生提想法與翻新想法的能力、以及與他人協作並共構知識以激發團隊創造力，將是產生創新思考人才與促進未來社會進步的重要關鍵。本研究的目的在探究知識翻新學習對團隊創造力的影響。為協助學生進行協作與共創，本研究運用知識翻新(knowledge-building)教育理念(Scardamalia, 2002)，並輔以「知識論壇」(knowledge Forum™)線上學習平台，作為教學與研究的環境。研究對象為某國立大學修習生活科技課程之大學生(N=30)。資料來源包括: (1) Besemer (1998)所編的創意產品分析量表(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2)平台互動資料；(3)線上協作的討論內容；(4)創意氛圍量表(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 )(吳靜吉和曾敬梅，2002)；與(5) 創意生活經驗量表(吳靜吉、陳淑惠、李慧賢、郭俊賢、王文中和劉鶴龍，1996)。 研究結果如下： (1)在團隊產品上，本研究比較學生在課程中所共創的十項產品與坊間有類似屬性之產品，結果發現學生普遍能提出有趣的創新構想。這些構想亦多能反應知識翻新的理念；(2)在協作歷程上，本研究發現學生均能在平台上進行密集的貼文、閱讀、與回文。顯示學生在社群裡並非只是被動閱讀文章，也能在平台上主動進行想法的分享、交流與激盪；內容分析—使用修改自Gunawardena, Lowe 和 Anderson (1997) 的互動分析模式(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編碼—亦發現想法交流在知識共構階段上有顯著成長；(3)在團隊氛圍上，本研究也與台灣研究生(N=703)及瑞典中小企業員工(N=245)在創意氛圍量表的施測成績上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有六項因素優於上述二個參照團體的常模平均值。此六項因素分別為「玩興/幽默」、「想法支持」、「生動活潑」、「辯論」、「信任/開放」、和「自由」。此結果顯示，作為一個以想法為中心的知識翻新學習環境，知識論壇確實有助於提供學生較開放自在的討論環境，促使學生表達多元觀點，並透過知識分享以翻新彼此的看法。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building pedagogy and Knowledge forum (KF) technology on groups’ collaborative and creative processes in a college class. Participants were 30 college students who took a university course about living technologies. Data sources and analyses included: (1) students’ online activities, recorded in a KF database, which was assess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2) students’ online discourse data which were content-analyzed using Interaction Analysis Model (Gunawardena, Lowe & Anderson, 1997); (3) groups’ technology products which was peer-assessed using a survey called “Creative Product Analysis Matrix” (Besemer, 1998); and (4) “Creative Climate Questionnaire (CCQ)” (Tseng & Wu, 2000; Ekvall, 1987) which wa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Forum being a cre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fter 18 weeks of knowledge build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d enhance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hree dimensions of group creativity (i.e., product, process, and place): (1) first, in terms of product, in this study, students developed ten technology products by means of initially proposing original ideas and then progressively improving them, with the guidance of a set of 12 knowledge building principl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were able to propose novel and useful technology products; (2) in terms of process, findings based on content analysis showed that students could creatively work with their ideas while opportunistically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groups; and (3) in terms of place,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CCQ suggested that, of all 10 factors that characterize a creative environment, six of them, including playfulness/humor, idea support, liveliness, debate, trust/openness, and freedom, were rated much superior than the means of two other reference/comparison groups—Taiwanese graduate students (n=703) and Swedish company employees (n=245). To conclud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 idea-centered knowledge-building environment wa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become more engaged in generating, exchanging, and co-elaborating ideas while debating, collaborating and discussing with one another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group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