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台灣，前瞻兩岸，放眼全球已經不再是台灣企業的未來策略方針了，而是台灣企業已陸續進入目標市場，進行開發和建立成長的階段中。近年來，全球貿易經濟加速全球化，跨國企業無不把握市場脈動，提早卡位捷足先登。台灣的企業也由製造、貿易、行銷到服務的轉型過程，提升自有品牌的附加價值，以便在握有許多產品的供應鏈優勢上，建造一條更順利又長遠的成長到路。尤其在高科技的資通訊產品，台灣有具有重要的全球地位。從代工到研發創新的轉變，使台灣的品牌，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下，已漸漸戴上的一道光環，那就是市場價值。 當進入到世界市場的行銷競爭時，如何掌握客戶的行為模式，達成最佳的產品最終使用者滿意度，往往過去都將焦點注目於消費性產品的市場研究居多，較少投入產業性產品與服務的研究，而對於以資通訊產品占出口相當大比例的台灣廠商，若能進一步研究探討各國產業市場的行為模式，相信對於產品的研發設計有所助益，並將擴大在全球市場的成長機會。 在拓展全球市場的同時，如何在起步較晚的狀況下，超越歐美、日本的國際企業，開創出新一代的優勢競爭模式，取得市場先機，強化企業組織效能，網羅培育各地人才，提供滿意的顧客服務品質，創立長遠的品牌價值。在Ben Q併購西門子的經驗，莫不是台灣企業整體的學費成本，在國際化的競合腳步快速邁向前的科技網路時代，如何培養更多的國內外人才來迎接這個台灣優勢，順利去延展我們的國際市場，相信對於國際市場的研究，台灣應該有更多的用心與重視。今年初，在美國航空公司JetBlue的誤點意外，對客戶滿意度造成衝擊的案例，引起媒體大眾和政府的關注，這對於在國際上正在開疆闢土的台灣企業，應該引以為戒，並在相關的國際市場顧客行為研究，應該同時給予相對的投入與支持。 吾人希望藉對於資通訊服務業在國際市場的客戶滿意度比較研究，探討相關在產業市場對科技服務的客戶行為，同時選擇一個全球型的國際企業，並且擁有各國子公司的資通訊科技的系統整合服務業者進行相關的個案研究，而調查訪談的對象，屬於跨國企業(MNCs)的經營模式超過一半，分布於不同產業。考慮如何透過提供資通訊的科技軟硬體產品與服務，經由銷售、解決方案、諮詢、設計、專案管理、安裝建置、維護到客服服務的各項服務功能，對於亞太地區13國家200個的主要客戶，進行客戶滿意度的調查和研究。預期從這些相關的分析探討，深一層比較研究各國的客戶在滿意度是否有差異？而藉此訪談的過程，收集分析影響客戶滿意度的因素為何？ 本研究共計分為五章，包含第一章 緒論、第二章 文獻探討、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架構、第四章 資料分析和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期望這份研究，對於個案公司、相關業者和後續學術研究，都能提供一定的幫助。 / Today, the rapid movement towards globalization has forced enterprises in Taiwan to transform from manufacturing, trading, and marketing type of business model to a more services oriented on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s realize that increasing the value of private brand could bring them m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supply chain, and ultimately create the market value which allows them to stand out in the severe competition of the global marketplace. In recent years, customer satisfac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whether a product or commodity is being successful in the market. However, not many researches are focusing the satisfaction studies of the services or products provided by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As Taiwan has been the major export country of ICT products, a case study in the Asia Pacific market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industry and provide more insights for Taiwan companies. The paper will use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in the ICT industry to examine the key factors that impact the client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 shows that the gap between clients’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will vary based on products, services, level of usag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organization. This fulfils the concept of P.Z.B. model and the theory of DeLone and McLean mode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Also cultural differen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survey result and could lead to diverse interpretation of service quality.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ICT companies in Taiwan to understand clien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making them to gain better market value in today’s competitive global market.

在台灣，選舉幾乎是每年會遇到的政治活動，也是部落裡家常便飯的話題。選舉的研究，更是政治學裡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然對原住民族選舉的研究及論述，極為缺乏。 目前法規定明確保障原住民族的參選管道中，以立法委員因掌有國家許多重大權責，也是臺灣平日政治場域的媒體焦點，故可以說是原住民裡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原住民投票選出該些政治人物，相當程度上即等於選擇了原住民未來的政治走向。 1972年政府首次開辦原住民立委選舉以來，至今已舉行過11次（1972～2004），參選人次數總計達117人次，以參選人數來算合計有66位，其中山地原住民有59人次35位參選者；平地原住民有58人次31位參選者，當選者合計有21位。這些原住民菁英為何參選？如何參選？參（當）選條件？競選過程？選舉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影響？及透過原住民立委選舉檢視原住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係本論文關注的議題。 就參選人、所提政見及投（得）票率言，原住民歷屆（次）參選立委者的年齡分佈情形以40~49歲者為最多。就性別言，參與的人少，且需有特殊背景者才有機會當選。在參選的民族別上，山地原住民以泰雅族及排灣族二大族為主，平地原住民以阿美族為主。在當選的人次數上，也以前述三族為主，特別是阿美族，幾乎壟斷整個平地原住民選區名額，且該三大族的當選率，在原住民族代議政治的比率上，顯然有「過度代表」的現象。而就參選人的分佈言，不管是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參選人皆集中在某些地區（如平原的臺東市，山原的南投縣），而選上的地區亦隨著集中於該些區域，另因大量原鄉的原住民移居都會區，故約自1980年代末開始，原住民立委參選人也開始重視都會區的經營，尤其是平地原住民。就政黨言，至今為止仍以國民黨的參選次數最高，當選數亦最多，親民黨則居次，而民進黨也在執政後因握有執政資源而開始威脅國民黨。就參選人的學歷言，以學士學位最多。就參選人的經歷言，以曾擔任公職者最多，其中以現任立委試圖連任者居多，且是參選者的背景中當選率高者，之後是教育界及神職工作者。而原住民神職工作者在當中的參選率高，在原住民的選舉裡也算是一項特色。 就政見訴求言，依參選時期、參選人背景而有其不同的政見訴求，而觀察歷次原住民立委選舉政見內容的變遷，也可以探出原住民政治社會的變遷及變遷的方向。 就原住民立委選舉的投票率，整體言，民國時代初期的選舉投票率都還算高，會有如此相當高的投票率，一來是因為聚居，好動員，二來是國家進行政治社會化有效的結果。隨後約於1960年代末開始，出現原住民離開原鄉而外出工作，1980年代以後，更多的原住民（特別是東部的平地原住民）移入高雄、臺北、基隆、桃園等地區工作。這些在外地工作的原住民，因選舉無法回家投票而影響部落的投票率，逐年降低的結果，原住民選區的投票率已開始低於全國性選區，尤其是平地原住民，投票率每下愈況，而已成為全國各選舉區投票率最低者！綜言之，原住民立委選舉投票率之高低，與政治局勢、名額多寡、競爭激烈程度、政黨動員程度及原鄉人口外流或戶籍遷移等有關。而投票率在地區性上的差異，與參選人的生長地及其民族身份有關係，如參選人最多的地方，其投票率通常也是較高。 就政黨與競選組織及策略言，目前仍以國民黨提名者當選的機會最穩，這與其黨組織的輔選與資源的有效運作，以及原住民心態上的一種政黨偏好有關。2001年立委選舉開始，原住民社會出現第二大政黨―親民黨，由於同國民黨都是泛藍色彩，故在複數選區下的選舉，二黨候選人彼此間其實也都會有某種程度的默契。民進黨成立以來，即力圖在原住民社會開拓疆域，但成效一直有限。2000年執政後由於掌握行政資源，而終於在2004年平地原住民選區獲得一席次，但終究發現，當時投票給民進黨候選人的支持者實多為泛藍群。 論及競選策略，解嚴前的原住民立委選舉，因為是黨政一體，可以想像幾乎是由國民黨從中操控著。一直到解嚴後，伴隨著原住民立委席次的增加，選舉越激烈時，競選的組織、動員、策略也更細膩。 就競選文化的民族「動」貌，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裡，哪些捲入選舉政治而成為當今原住民族選舉文化的特色，大舉有殺豬分肉、送檳榔、頭目、服飾、召集部落會議、年齡階級、文化祭儀、文宣圖案的原住民化、傳統姓名的強調、競選時原住民歌謠的使用、競選總部的佈置裝飾、及候選人善用族語以爭取認同支持等。 選舉、原住民、與國家間的關係言，就國家v.s原住民族，原運之參選立委最能凸顯之間的矛盾及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從意識上是反體制卻又不得不參選，及其政見議題的提出所顯示的意義―挑戰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及其議題的主位性。1980年代以爭取原住民族各項權益及民族尊嚴之原運啟動以來，便與選舉扯上關係。從原住民的參選史來看，原權會或原運的核心幹部，幾乎都參選過，因為他們都體認到參選對原住民族權益爭取的重要性。 目前原住民族立委選制的問題主要有：選區過於廣大、民族代表性的不公平與不足、山原及平原選區的劃分過於僵硬（忽略都會區的原住民利益―都會地區的原住民無代表）、低投票率、誰制定遊戲規則等問題。原住民的選舉遊戲規則從來不是原住民自己決定，而負責規劃統籌國家選舉事務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也從未有原住民人士參與。選舉乃民主政治最原始而必經的一種程序，政治亦以選舉而民主化。就此點而言，原住民的立委選舉因為很單一而不具民族性（民族代表？），且一直為絕大多數的原住民所反對，因而是不「民主」的選舉制度。 總言之，真正要落實總統與原住民族代表協定的「原住民族」與「國家」的「準國與國」伙伴關係，以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對原住民族自決權的尊重，首先需有效解決原住民族的參政問題。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面對大陸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投資，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過快與過大的投資，對大陸經濟正常的永續發展，帶來巨大的隱患，大陸宏觀調控連續祭出了一系列緊縮的政策，將積極財政貨幣政策改為穩健財政貨幣政策，提高利率、控制土地與信貸、首次使用浮動匯率等等措施，所有這些都對房地產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大陸房地產市場在經過2006年至2007年的快速上漲階段之後，由於大陸祭出了緊縮的貨幣政策與限制國外熱錢進入大陸房地產的規定之後，在大部分的城市中，房價出現了下降的情況，市場購買者觀望氣氛濃烈，在這樣的整體大環境下，能否制定合理的行銷策略，打開市場的通路，在房地產市場已出現反曲點的情況下，取得優異的銷售成績，對於房地產業者來說，將顯得十分重要。本研究介紹了房地產行銷管理的概念和發展階段，分析了房地產行銷現階段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整體解決方案。 為了協助投資北京房地產的台商，適應房地產市場新的變化，認識房地產市場的規律與發展策略，及時進行策略性的調整。本研究在研究者本身對房地產行業特殊性認識經驗的基礎上，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北京房地產產業鏈與波特五力模型相整合的模型為基礎，對影響北京房地產企業策略的共通性的因素做了審慎的實證分析。運用實證分析可以有效判斷出，大陸的宏觀調控政策並不是打擊房地產，而是穩定房價，引導投資合理的佈局。 本研究運用對比分析，借鏡於國外和其他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發展的經驗，從經濟學的角度為大陸房地產行業的發展正本清源，理清房地產與工業化、城市化、消費水準、人均GDP 的互動關係與發展規律，聚焦於重點分析北京地區的城市規劃、房地產總供給量與總需求量的平衡關係。對於北京高度國際化的特點，也重點分析了外資對北京房地產的重要影響。 針對企業一般策略選擇模型的分析，本研究掌握北京房地產企業的策略篩選的一般性原則。比較大陸與海外房地產企業的策略特色，希望在房地產行業發展宏觀調控、經濟泡沫等複雜的新變化之下，為北京房地產企業的策略篩選提供有價值的借鏡功能。 有鑑於全球經濟的走緩和大陸經濟的未來挑戰，北京從去年底今年初以來，其實早以推展「後京奧時代」的經濟重編計劃，包括製造業西移、品牌產業的打造、區域經濟的重劃，及有計劃的對外投資等。根據很多經濟專家的研判，在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大陸經濟成長勢必降溫，但還不致於泡沫化，本研究也證實這樣的看法，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2007年大陸出超佔GDP比重約為8.1%，所佔比率尚低，雖然受到次貸危機的衝擊可能下修，但龐大的內需市場相對受到的衝擊較小，仍可維繫經濟的持續成長，預估2009年經濟成長仍可維持在8%以上(參見附錄C)。 第二，大陸經濟規模大，相較於過去承辦奧運的小國家而言，症候群相對較小(參見附錄D)，且北京佔全中國人口只有1%左右，佔全中國GDP的比重也不到5%，在奧運後陷入不景氣的機率相對降低。第三，大陸當局政策調整的靈活度大，從過去強調嚴控通膨，轉為強調優先維持「平穩較快」的經濟成長，並維持抑制通膨的力道。同時，最近大陸放寬對中小企業融資、紡織品、成衣出口退稅重新上調等措施，均有助於緩和外部經濟情勢之逆轉。透過實證分析，本研究得出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北京房地產之成長力道勢必降溫，但還不致於泡沫化。 2008年北京奧運之後，大陸經濟的問題，看似房市的泡沫化，其實不是類似於日本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本質上大陸屬於二元經濟，地方政府的創GDP工程，例如國企、形象工程、基礎建設工程等過熱，故要有一定程度的限制與保護，但民企過冷，政府誤認是流動性過剩，進行宏觀調控，反而加速二元經濟，使過冷的民企部門更冷。在北京奧運結束之後，中共把振興經濟的重心放在刺激內需。本研究預期，最有可能從大陸內需新政中受惠的產業首推動住房等產業，官方可能以補貼經濟房與雙限房(指限制售價及建築面積的房子)的做法，滿足中下階層民眾的居住需求，但北京當局只增加經濟房供給量，相關救市措施可能性不大，短期內宜先觀望。 摩根史丹利在2008年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崩潰(即價格與成交量大幅下跌)的可能性高，房地產商減價促銷的情況已經在大陸多個主要城市出現，大陸房地產市場在2008年上半年遭受嚴峻考驗，預估2008下半年也難有突破。地產企業除了出現獲利顯著下滑之外，也可能面臨嚴重的償付能力困難，但大陸房地產市場長期仍然看好。 大陸房地產在歷經五年的快速成長之後，如今已面臨調整期。2008年1至6月大陸房屋銷售面積達2兆5892萬平方公尺，比2007年同期下降7.2%。目前大陸的房價還很高，一般老百姓仍買不起房子，房價還會再大幅下調，只要房價下來之後，銷售量自然會上去，過去幾年大陸的房地產發展太快，對資源造成嚴重的排擠效應。 目前大陸營建業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地，房地產行業發展到2008年，所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缺錢，從所有上市房地產公司的報告就可以清礎地看出來。大陸房地產業缺錢的主要原因有四點，一是國際形勢不好，房地產商的境外融資計劃基本上全部泡湯；二是大陸國內實行緊縮貨弊政策，對房地產行業控制得更緊；三是開發商過去兩年不理智地爭地王，大搞土地儲備，錢花過了頭；四是2008年初以來，全大陸房屋成交量急遽下滑，至2008年8月底已下滑近50%，這一點是最重要的因素。 大陸房地產在未來可能出現五種情況， 一是失業率上升；二是住宅打折求售，但成交量急遽萎縮。住宅市場從來都是買漲不買跌；三是地方政府的出讓金收入大幅度減少；四是住宅開發商萎縮、虧損、被併購，甚至破產；五是銀行的金融安全，受到房貸申請人停止還款，和住宅開發商的不良貸款的雙重威脅。 目前當務之急，是要給市場信心，官方應儘快鬆綁房地產行業貸款，解除綑綁房地產行業的各種枷鎖，惟有如此，未來大陸的房地產市場才能長期看好。 房地產景氣循環，大致是5至7年，預估今年與明年都不會有大行情；不過這段時間正好是佈局的最佳時機，保留現金，逢低強進土地與良好的專案，才有可能在下一波大多頭循環時，有所表現，但好的標地物，大都需要資金、機會與時間的等待，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而不論是募集資金，或是組織資產管理公司，目前宜處於熱身階段，等市場更為積弱不振，得以花費更少力氣適時進場，快穩準狠兼備，成為有如獅子在草原稱霸一般的房市超級贏家。 / To correct some unhealthy development in the Mainland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especially the overheated investment in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which could cause huge harm to Mainland China’s economy. Mainland China has started macro economic control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03.Those financi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have been set to control land and credit, by using flexible-exchange rate, higher interest etc.Thus at the same time all new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in real estate market , in addition to new threats. We know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Beijing housing enterprises to understand the law of real estate and get in line with its new changes.In this paper,by combining analysis of its particularity and Porter’s five force analysis, the researcher design a model of Beijing real estate industry structure.With this model,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common factors of Beiing real estate contruction companies.We can see it is sure that the Mainland China government wants to control macro economy to keep housing price stable, and not heating the real estate market. By contrastively analyzing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in relation to real estate, we hope we can find the solutions for the Mainland China .We also hope to identif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al e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consumption level, and average GDP.On one hand, we analyze city planning of Beijing.On the other hand we balance between gross supply and demand in real estate.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we also discuss that more overseas investment are getting into Beijing’s real estate market . By constructing the strategic model, we can establish suit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r implementation.We can learn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real estate companies, and in dramatic competition, the research hope some modern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can be applied to those Beijing real estate companies.

二次大戰以前之早期歷史階段，中東地區一直是德國對外政策中之次要項目。而冷戰時期之雙邊關係發展，也多傾向於反映西德與該地區實際往來相對有限之情況，而非突顯類似雙邊在地理位置上之鄰近性、以及雙邊經貿關係發展潛力等有利因素；而就該時期阿拉伯國家對西德之態度立場而言，主要特徵在於前者對後者明顯支持以色列之立場感到失望及不滿。70年代以後，西德政府開始嘗試與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建立一個「基於平等對待立場」（Politik der Ausgewogenheit）之往來關係原則，然而由於相關策略仍未能擺脫受到冷戰期間之美蘇對立背景環境、中東地區之以阿衝突問題以及二戰時期納粹德國曾經迫害猶太族群之歷史記憶等因素之影響，故至東西德統一以前，西德對中東地區國家一直未能形成具體可見之外交政策。 90年代之後，國際局勢歷經重大變遷，包括冷戰結束、東西德統一，歐盟內部統合趨勢、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進程之展開等，不但影響了德國對中東地區政策，為上述政策之形成帶來新的動力與契機，同時也致使德國在該地區逐漸扮演更有力、可見度較過去顯著之角色。上述變遷之外，致使後冷戰時期德國在中東議題上之參與程度、以及德國支持歐盟在中東地區扮演積極角色之程度有顯著增加之其他主要因素，尚包括德國在中東地區之實際利益有所提升、德國與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合作關係、以及德國與以色列之特殊關係等因素。統一後之德國，其內部已經逐漸擺脫了畏懼談論有關在中東地區利益以及以阿（以巴）衝突問題之情況，而其在中東地區確實存在某些實際利益，也是不容置疑的：經濟上，該地區提供能源及市場方面之需求；安全保障上，同樣地，可以歸結為德國在中東地區之主要安全利益，在於防止中東地區之衝突和不穩定局勢，包括恐怖主義、武器擴散以及難民遷徙等安全問題蔓延至歐洲地區；而就政治方面，德國於該地區之主要利益，在於以阿衝突問題之和平解決，而相關目標之達成，將能顯著地化解德國在拓展與該地區阿拉伯國家關係上之障礙及困境。 本篇論文探討並歸結出了塑造當今德國對中東地區政策的五個主要面向：（一）能源、經濟以及安全利益；（二）德國在以阿（以巴）衝突問題上之特殊處境與國內考量；（三）支持歐盟內部成員國在中東議題方面彼此進行協調整合之優先性；（四）強調在中東議題上進行國際多邊合作（特別是需要美國方面之參與和支持）之必要性；（五）德國對以色列之歷史責任及雙邊特殊關係。 筆者認為，未來，作為後冷戰時期德國外交政策的一項主要趨勢，德國對中東地區事務之參與情形將更為積極，同時也具備足夠潛力來扮演此一角色，並更願意透過具體實際之措施或行動來展現之，對於該地區局勢未來之變化將具有正面且深刻之影響，故未來其中東政策及在該地區角色之發展不容忽視，有必要予以密切關注。 / Before World War II, the Middle East region was not a high priority for the Governments of Germany. For West Germany,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with the Arabic states during the Cold-War period is prone to reflect far more, the relatively limited scope of bilateral engagement, than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or the trading potential between the Arab world and West German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ypical perception towards West Germany that existed among the Arabic countries during the Cold-War period, is broadly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appointment with West Germany’s pro-Israeli stance. From the 1970s onwards, Governments of West Germany had tried to build up a “principle of even-handedness”（Politik der Ausgewogenheit）in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Israel, and the Arabic countries, but which still could not ignore the impact of the Cold War, Arab-Israeli conflicts, as well as the legacy of the Nazi past. Thus, a definite and visible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was unable to be formed during the Cold-War period until the reunification of East and West Germany in 1990. From the 1990s onwards, several major events have occurred which have changed the overall scenario, includ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reunification of East and West Germany, European integration, as well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Israel-Palestinian peace process. These developments not only affected Germany’s Middle East policy, but also brought about a new momentum and opportunities, which has resulted in a more forceful, visible and significant role, which Germany now plays in the region. Other major factors resulting in Germany’s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and its support of the EU role in the Middle East, include the growing German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political co-oper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the EU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as well as others. Post Cold-War Germany shied away, for most of its existence during the time, from discussions about its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existence of German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has likewise, become hardly doubtful. Economically, there is a vital interest in a secure energy supply from the region; On the other hand, Germany’s security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can be boiled down to preventing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conflicts, as well as non-conventional threats in the region from exporting into Europe, such as terrorism, arms proliferation, and refugee movements; Politically, Germany’s major interest in the region lies in a peaceful solution of the Israeli-Arab conflict – which can notably solve a dilemma in its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both Israel and the Arab states. The thesis has explored and concluded the shape of today’s German Middle East policy with five major elements:（1）energy,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2）special circumstances and domestic considerations in facing the Israeli-Arab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3）to support the co-ordin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ies toward the Middle East region between the EU member states as a top priority;（4）to emphasize the necessity of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on the Middle-East issues（especially with the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5）Germany's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it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in the future, as one of the major trends of the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 Cold-War era, Germany’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ffairs will become more active, as it has enough capability and potential to play such a role. It also has become more willing to exercise these attributes through concrete measures or actions, and will have a posit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in the future, thu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its Middle East policy and its role in the region, ought to be put upon with more emphasis and paid with close attention.

本研究透過網路通訊平台Skype經營線上讀書會，讓偏遠地區學童與來自不同區域的學童進行閱讀討論活動，藉此觀察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討論情形與討論的對話內容層次，以探究偏遠地區學童與來自不同城鄉區域的學童組成線上讀書會，對於閱讀成效的影響。本研究之實驗對象共分為三組，實驗組一為偏鄉地區與都會地區國小六年級學童各2名，合計4名之國小六年級學童；實驗組二為偏鄉地區不同國小六年級學童各2名，合計4名之國小六年級學童；對照組為偏鄉地區相同國小共4名之國小六年級學童。本研究在實驗前後實施閱讀理解測驗，並針對各組線上讀書會的討論對話進行內容分析，實驗結束後再針對研究對象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研究結果歸納如下： 一、基於文學圈經營線上讀書會為一可行之線上合作學習模式 二、偏遠地區學童與都會地區學童的線上讀書會成員的異質組合，有助於提升偏遠地區學童的閱讀理解成效 三、偏遠地區學童與都會地區學童的線上讀書會成員組合，有助於激發高層次之討論對話 四、同為偏遠地區但不同學校的線上讀書會成員組合，有助於營造愉快的討論氣氛 五、在討論對話中，偏遠地區學童發表高層次思考型問答以及使用推理用語的次數越多，其閱讀理解成效越好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作為教師基於同步討論經營有效線上讀書會的實施模式參考，也對於有興趣於線上讀書會的研究者提供許多值得探究的研究方向。 /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help the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and 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disparity on collaboration learning, this study organizes three online reading group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of group members by implementing Literature Circles, a student-led and structured book club. The members of experiment group1 are 2 sixth graders from a rural school and 2 sixth graders from an urban school. The members of experiment group2 are 4 sixth graders. All of them are from rural schools but half of them are from a different school. The member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4 sixth graders. All of them are classmates in a rural school. The results of reading comprehension tests and the dialogues of three groups are analyzed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data.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is conducted to collect qualitative data. The research outcomes shows that the heterogeneous group of rural-urban students could best improve the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rural students and produce high level thinking dialogues. In addition, the group of rural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could conduct the dialogues in the most delightful atmosphere among all three groups. Based on the research outcomes, relevant applications or in-depth researches could be further preceded in the future.

古今中外的任何政體都需要仰賴一個以專業為核心的文官系統，才能使主權者的各類偏好，能夠確實地轉化成政策，並且以符合經濟與效率的方式執行，方能獲致治理的績效。專業官僚系統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使有限的公共資源，能夠符合效率及效能或其他客觀標準在社會上進行權威性的配置。 而在多元民主政體中，除了同樣需要專業之外，為了避免文官系統的專業能力被政黨或特定團體所控制，造成公共資源的配置被黨派私利過度地扭曲，因而產生了文官「中立能力」價值的呼籲。在中立能力這個帶有規範性色彩的價值引導下，常任文官的事務系統與政黨為主的政務系統間，從人事制度到政策過程，都經由某些制度設計，區隔出了一定的距離，避免了官僚系統被政黨完全掌握。 然而，中立能力這個以確保官僚系統能夠維持專業為目的的價值，在我國卻被窄化為文官與行政機關不應涉入選舉與政黨活動的「行政中立」概念，而忽略了這些制度設計背後更重要的目的，討論的範圍也被限縮在行政中立法上，而沒能處理到政策過程以及官僚系統在組織管理與運作的部分。 本研究有兩個主要的目的，首先，在理論與概念的層次上，經由檢閱歐美民主國家對於中立能力概念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嘗試為國內對中立能力此一尚屬陌生卻又影響深遠的概念重新聚焦深化。其次，在實證研究的資料累積上，透過「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這個政策個案，深度訪談水利署與地方政府水利單位官員，輔以官方報告、報章雜誌等次級資料的比對，探索在真實複雜的政策個案中，文官與行政組織能否實踐以專業為核心的中立能力價值，又是什麼樣的因素或是制度設計能夠確保其維持中立。 本研究最終發現，在理論與概念的層次上，中立能力價值又能夠區分為兩項內涵，分別是居於核心的專業主義以及作為指導與外界互動界面上的公正性。而在實證的政策個案研究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經由「以流域為整體單位的規劃報告」，嚴格要求工程的施作必須符合規劃中的整體性與急迫性，並且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對於工程施作的三級審核制度，使得治水工程的預算經費配置大致符合了專業的客觀標準，並且在近年的歷次颱風水患中發揮效用。在此個案中，專業規劃的報告與審查制度確保了中立能力的實踐與政策的果效。

University of Macau /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 Centre for Macau Studies

水作為人類最基本的必需品，本應是人人共用的自然之物。但隨著近代社會的工業化及城市化發展，水資源愈見有限，人們對水的認識也逐漸改變：水被賦予許多新的涵義，並與現代技術結合而成為一種商品。在中國，從1850年到1950年間，使用商品水漸漸成為富裕、衛生、文明、摩登的象徵。本論文主要探討在這百年間用水的演化如何在蘇州城中體現出來。 / 在中國現代供水進程中，上海公共租界最先建立起具有標誌性的自來水廠。而後法租界、華界也爭相仿效建立。但在上海整個城市中，自來水的用水方式沒有得到統一。租界內漂亮的洋房在屋內即有供水，而租界內華人居住的弄堂與租界之外的華界地區仍使用水夫挑水。這種差異帶出了西人和華人的區別，同時還是富人和窮人生活方式的區別。 / 在本研究重點研究的蘇州城內，清末至民國時期，地方精英一直試圖建立現代象徵的自來水，卻未能成功。最終，城內少數富裕商戶合資開掘自流井，然後將井水接連水管入屋，創建了蘇州模式的自來水。這與整個城市供水為目標的自來水廠相差甚遠，但由於民國時期蘇州城內勢力分散，沒有力量創辦統一的供水模式，只有少數的富裕人家可以使用自流井，大多數的居民，仍然大量依靠淺水井和河水。 / Water, a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for life, is supposed to be freely used. However,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fear of water shortage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eople imposed new ideas on this natural resource, and transformed water from public good into a tradable commodity by using new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1850 to 1950, commoditized water supply made people feel affluent, healthy, civilized, and modern. This thesis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ater use in the city of Suzhou. /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irst water supply company in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of China's modern water supply. Soon after that the French Concession and the Chinese Zone attempted to follow the practice. The services of water supply were yet never unified in Shanghai. While better-off households in the Foreign Concession enjoyed indoor tap water supply, many others, especially those who lived in the Chinese walled city, bought water directly in streets installed with water taps. The way to consume water reflected living standard. / During late Qing period and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the local elites of Suzhou City also attempted to set up modern water supply, but failed with insufficient capital. Eventually, a few wealthy merchants formed a small company of water supply. Instead of using steam engines to pump water from river, the company opened artesian wells, and built water pipes to transport water to households. This created the Suzhou model of water supply. However, because of competing local forces, this modern water supply in Suzhou was of a small scale. Only a few rich people could afford to consume the water, a majority of the Suzhou population still relied on ordinary shallow wells and rivers to have their daily water.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 陳文妍. / Parallel title from added title page. / Thesis (Ph.D.)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6. /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leaves 178-190). / Abstracts also in English. / Chen Wenyan.

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區域安全事務趨於複雜，區域性國際組織日漸興起，其中「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主要作為亞太國家協商區域安全合作的重要機制。本篇論文主要介紹「東協區域論壇」之成立背景、過程，以及其運作之具體成就，進而分析其在亞太區域安全中所具備之功能與扮演之角色。 「東協區域論壇」成立於一九九四年，目前共有二十二個成員國。後冷戰時期亞太區域多邊主義形成，加上區域安全架構面臨重組，使得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之形成有其必要。「東協區域論壇」成立之基本宗旨是促使亞太國家針對政治及國防安全議題，培養建設性對話之習慣。「東協區域論壇」在推動區域安全合作機制上，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推動「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第二階段為發展「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第三階段則是發展區域衝突的解決機制。至一九九九年第六屆「東協區域論壇」年會為止，已在「信心建立」上達成可觀的成就，並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朝第二階段「預防外交」推動。 亞太國家在「東協區域論壇」各項目標的推動下，逐漸對區域安全事務之合作建立共識，對於和緩國際緊張情勢，降低衝突昇高機率，具有正面而積極之意義。惟其組織結構鬆散，屬性為協商安全議題之區域性論壇，雖然「信心建立措施」與「預防外交」的推動實施有其顯著成果，要能夠達到具備解決區域衝突的機制，尚有許多仍待努力之處。 中華民國目前並非「東協區域論壇」之成員國，在中共排擠壓力下，無法參加此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不過，台灣在未來亞太區域安全政策的規劃上，可將「東協區域論壇」成員國所形成之安全共識，作為研究實施之參考。同時，加強「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以及「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目標之追求，尋求各種多邊安全合作之途徑，在亞太區域安全中扮演積極之角色。如此可避免我國安全利益受損，並可增加參與國際社會之機會。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宗旨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第二章、東協區域論壇之成立與運作 第一節 東協區域論壇之成立背景與過程 第二節 東協區域論壇之宗旨與目標 第三節 東協區域論壇之基本架構 第四節 東協區域論壇之運作模式 第三章、東協區域論壇之成就 第一節 歷屆東協區域論壇年會(外長會議)主要議題 第二節 東協區域論壇推動區域安全合作之各項成就 第三節 東協區域論壇對南海問題之態度與處理方式 第四章、東協區域論壇與亞太強權之關係 第一節 東協區域論壇與美國之關係 第二節 東協區域論壇與中共之關係 第三節 東協區域論壇與日本之關係 第五章、結 論

本文分別針對東南亞七經濟體，探究相對價格及供給面變數，對其主要來源國家觀光客-美、日、英、澳，選擇旅遊地點的影響，並了解各經濟體間替代及互補關係。實證結果發現：（1）大陸開放對香港、新加坡吸引英國觀光客呈現統計上顯著互補效果；而台灣、菲律賓對爭取美國觀光客上，呈現競爭替代關係。（2）天安門事件對香港國際旅遊，統計上皆存在顯著負面影響，且其在美、澳觀光客的明顯競爭對手為新加坡。（3）馬來西亞的國際觀光年在統計上皆是十分正面的效果，替代對象就美國觀光客部分為新加坡及菲律賓；就日本觀光客部分為台灣；就英國觀光客部分為新加坡及香港；就澳洲觀光客部分則為香港。（4）印尼的國際觀光年在統計上亦有顯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