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失衡為進入21世紀以來人們最為關心的經濟議題之一，而各國經濟失衡中又以中美經濟失衡所佔比例最高，也最為世人所重視。以中國經濟失衡的角度出發探討其現象及原因，可發現中國經濟成長有高度傾向由投資及外貿出口所帶動，內需消費的成長力道最為疲弱。然而，任何偏頗的成長都有其極限，投資與出口兩大動力引擎現階段正遇上成長的瓶頸。在連續若干年的高投資率後，產能過剩與虧損的陰霾已然籠罩中國產業界及融通其資金的金融機構，而中國的內需消費依然沒有令人感到驚豔的起色；年年擴大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存底正招來各國不公平競爭的譴責與貿易壁壘的對待，也吸引預期匯率升值的國際資本前來套利。 檢討中國經濟失衡的內部發生緣由，產權分配不當與資訊揭露不全是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投資過度的根本原因；貧富不均與城鄉差距乃是民間消費不振的首要因素；中國企業身擁鉅資卻未能妥善分配盈餘，是民間儲蓄最大的來源，也是間接影響家計部門面對未來信心不足，因而儲蓄過剩、限制消費支出的重要因素。經濟失衡的外貿順差來源則是數量龐大但卻利潤微薄的加工部門貿易出口，加以人民幣幣值確實有低估的跡象，對國際資本的湧入提供基本面的支撐。 雖然要轉變經濟結構並非一蹴可幾之事，但中國政府在2006年擬定的十一五計畫中，已針對中國經濟失衡的現象提出六大面向的改革。全球經濟失衡要能改善，並非僅是單純的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即可獲致，必須要貿易赤字國節約消費支出、增加儲蓄，及各個貿易順差國擴大內需消費支出，緩步溫和的改變經濟結構與相對幣值，方能有效解決經濟失衡的現象卻不傷害經濟體質。

本文主要是探討在股票單日漲跌幅限制下市場非恆久性失衡體系的一些經 濟現象，以及管制是否真正具有穩定價格之功能，將以實證之方式佐以稍 簡化之理論模型來驗證所要探討的命題。由於以往之研究有 (1) 以真實 資料而未以模型預測； 或 (2) 以模型預測而以電腦模擬資料。 所以本 文將以真實資料佐以理論與實證模型預測未限制下之股價分析比較， 希 望能提供一些較新的訊息，或給未來後續研究此命題的學者一些參考。另 外將與鄧鍇 ( 民國八十年 ) 之以電腦亂數模擬之研究結果比較，分析 單日漲跌幅度限制究竟有無短期穩定股價之功能。本文共分五章， 分別 為緒論、文獻回顧、理性預期基礎下之價格管制理論模型、理性預期基礎 下之價格管制模型之實證分析、結論。 第一章緒論中， 第一節研究背景 ，說明臺灣股票市場漲跌幅限制之由來，以及由此背景延伸出之研究動機 ，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說明本研究與以往研究不同的部份，以及所 要驗證之主題。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第一節國內相關文獻， 探討國內相 關文獻，依據文獻探討發展出本研究之命題，第二節國外相關文獻，敘述 本研究理論與實證模型之由來。 第三章理性預期基礎下之價格管制模型 中， 第一節理論模型架構，為理論模型之推導，說明漲跌幅限制幅度大 小對預期價格之影響， 第二節比較靜態分析，以經濟理論分析漲跌幅限 制與平均工資、 汽油價格、利率、貨幣供給對股票價格之影響，第三節 實證模型與估計方法，說明實證模型之架構與估計之步驟。 第四章理性 預期基礎下之價格管制模型之實證分析中， 第一節資料來源與限制， 說 明本研究資料來源，以及研究之時間區間，第二節估計參數分析，說明各 參數估計之結果， 並分析其與現實狀況之關係，第三節估計值變動差分 析，分析漲跌幅限制有無短期穩定股價之功能。 第五章結論中，第一節 經濟涵義及政策性建議， 將所得之結果歸納並做政策性建議，第二節本 文之限制、缺失及未來研究方向， 敘述本文因人力、時間之不足所遭遇 到之限制，產生之缺失，以及未來所要努力之方向。

本文共一冊，約三萬餘字，可分為六章。 本文嘗試將Blinder （1980），Greeb & Laffont （1981）之廠商的個體存貨行為引 入Honkapohja(1979，1980)失衡模型內，以得出跟Honkapohja不同結果、本文發現存 貨緩衝將使廠商訴諸於物價之調整較慢。在通貨緊縮內，因廠商之銷售受到限制，故 存貨增加將影響其安定性與修正後之就業乘數。而在通貨膨脹區內，因生產部門在商 品市場不受限制，存貨將不再是一個重要的變數。 Honkapohja模型乃遵從：供需法則，與貨幣餘額之調整，故物價會比工資更富伸縮性 ；由此獲致在凱因斯失業將可能呈螺旋狀盤旋而趨於通貨緊縮均衡。當工資與物價僵 硬性持續若干期時，則通貨緊縮均衡內修正後之就業乘數將大於短期乘數；但若工資 與物價能充分調整，則二者修正後之就乘數皆不確定。 而在本文中，由於考慮貨幣派預期與存貨存量，故反使物價調整比工資調整僵硬；由 此獲致在通貨緊縮均衡下不易確定其安定性，而在通貨膨脹均衡下，則必為安定，且 兩者皆可能呈螺旋狀盤旋。當工資與物價固定並持續若干期時，則在通貨緊縮區內修 正後之就業乘數可正可負，須視所得消費傾向大小而定；而在通貨膨脹區內修正後之 就業乘數則等於其短期乘數。若工資與物價皆具伸縮性，則凱因斯之修正後就業乘數 將大於短期乘數；而壓抑性通貨膨脹之修正後就業乘數可正可負。 由上可知，存貨緩衝將緩和物價調整速度，使Honkapohja模型內之通貨緊縮均衡未必 安定，而通貨膨脹均衡必為安定；在工資與物價僵硬性持續若干期時，亦使Honkapoh ja的修正後需求乘數可正可負，須視所得邊際消費傾向大小而定；在工資與物價能充 分調整下，將使 Honkapohja 的修正後需求乘數大於短期乘數，但修正後之供給乘數 為正或負。 因此，本文應有其比較對照之參考價值。

一般認為開發中國家為激勵國內投資，加速經濟發展，往往會採取低利率政策，過去 台灣亦有類似情況，而且利率一向受金融當局直接管制或間接干預，並非因應市場供 需變動，所以國內學者多認為國內金融市場非均衡市場，由民間借貸市場在國內盛行 可茲證明。 過去的實證多半直接假設分析的市場為均衡，直到近幾年，開始有學者常試建立失衡 市場模型，探討其計量方法及實證。在勞動市場方面有Rosen,Quandt(1978,1986a)等 人，在計劃經濟方面有Portes,Quandt,Winter and Yeo(1984,1985,1987)，對波闌消 費部門進行研究。後來發展至二市場之總體模型，如Artus,Laroque and Michel(198 4)等人探討總體面生產和家計部門失衡互動的情形。 國內則以林培州(1983)對台灣放款市場做實證，可是其結果並不明確。 本文賞試以民國51年至77年的金融資料，重新檢定放款市場的失衡情形，考慮以Gin- sburgh,Tishler and Zang 等人所發展之失衡模型，來建立本國金融市場的失衡模型 。由於各變數實則一時間序列，討論如有序列相關時，當如何處理，最後如有可能， 將探討二相關市場失衡互動的情形。

中國大陸截至2007年底，全國人口已經達到13.21億人之多，仍位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是相較於過去成長的力度，中國人口已經呈現「低出生、低死亡、低成長」的三低時期，使得人口在數量上的成長獲得控制，第13億人口日也延後到二十一世紀的第五年到來，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中國實施三十多年的計畫生育制度大幅度地轉變了人口數量的成長，但卻也形成了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新人口問題。 中國人口之所以成長快速就在於人口政策的方向和穩定性，在1949~1970年期間因為社會主義的肯定和節育政策執行上的不穩定，導致人口在該階段迅速成長，由5億4168萬人驟增到8億2992萬人。所以在1970年代開始注意人口的壓力，於1973年由中國國家人口與計畫生育委員會提出「晚稀少」的計畫生育制度，成功地壓低了人口的成長率和總和生育數。為了進一步在二十世紀末控制在十二億人口之內，1980年中共中央便提出「一胎化」政策至今，讓生產數降低至一名子女來達成目標。如此，中國在人口數量上是獲得了控制，但是性別結構上的品質卻出現了失衡的問題。 出生性別比是指，新生兒中每出生100名女嬰相應有多少男嬰出生，通常範圍會落在103~107。中國在出生性別比上卻出現失衡的情形，根據歷年整體人口、區域、城鄉和孩次的數據比較，性別失衡的情形越演越烈，將導致約2000萬的單身男性找不到另一半的問題。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可以進一步從三大項因素來分析，第一、傳統偏好男孩文化；第二、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第三、計畫生育工作上出現漏洞等，這將導致婚姻市場的嚴重擠壓，婦女在角色扮演和權利地位上的不平等，社會穩定受到過多單身男性而產生威脅以及新的外來人口移入對家庭社會的衝擊。 有鑑於出生性別失衡的嚴重性，中國在人口政策上也提出相關對策來解決這多年懸而未解的問題。首先，1995年開始的「關愛女孩行動」建立起對女孩友善的環境並且抑制過高的出生性別比。第二，2003年提出的嚴禁非醫學需要的性別鑑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控制超音波檢測和人工流產的濫用。最後，1984年的「開小口」和2002年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都允許加間隔生育第二胎」等部分開放第二胎生育的條件。但是政策落實下來，卻未能看見明顯的降低情形。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目前出生性別比的解決方法提出建議，第一、放寬計畫生育政策，計畫生育期限屆滿可以進行調整生育政策與生育意願的衝突城鄉人口政策的分歧。第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透過社區作為單位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加強養老保險、醫療設施和優生保健等服務，減弱一直以來「養兒防老」的觀念。第三、繼續經濟發展腳步，經由大力發展經濟，使全體人民富裕起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轉變人們傳統生育觀念。第四、展開性別平等教育，透過教育的普及和知識的灌輸才能潛移默化地從性別平權導正性別比失衡的問題。第五、建構完善法規，追究刑事責任以及建構更完善的管理監督機制，才能遏止住非法的性別選擇行為。

經濟失衡的議題在20世紀末受到注意，泛指先進國家與新興國家經常帳發展不對稱的情形，尤以美國經常帳赤字的惡化為核心。 由於經濟失衡的現象讓未來全球的經濟成長添加了變數，經濟失衡的原因即成為專家學者間熱烈討論的議題；其中以儲蓄和投資相關的討論最多。有不少學者認為導致全球經常帳失衡的原因是美國儲蓄太低且過度消費，中國為首等新興國家卻又過度儲蓄、投資不足。作者則認為英國、日本為融通美國經常帳赤字的重要來源；先進的小國（盧森堡、新加坡、南韓、比利時）集中投資美國也是造成美國鉅額經常帳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隨著能源價格的飆漲，油元的勢力以及其對全球經濟失衡現象所造成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本文以貿易依存度的高低區分出「外貿型」與「內需型」的國家，並且觀察到國際間資金淨流動的方向大致符合以下的趨勢：「外貿型」的國家傾向融資「內需型」的國家；同時金融規模較小的國家融資金融規模較大的國家。另外，金融部門的規模也和跨國資金移動的規模有關。金融規模越大的國家，跨國移動的資金規模越龐大。針對以上的觀察，作者從資金的供給與需求以及金融部門的功能提出解釋。

有關中國轉型的研究，在九○年代與兩千年後，由於聚焦於不同的社會層面，產生了研究上的鴻溝。原有的各項轉型制度理論，無法對現實社會問題，提供研究的指導與洞察，因此造成近年社會分析的理論貧乏問題。本文乃嘗試以制度為主線，捻出「制度同化」與「制度相依」兩項觀點，有系統的整理、爬梳現有各項轉型理論文獻，試圖連綴「轉型歷程」、「經濟成就」與「社會失衡」間的相互關係。本文希望藉此文獻功夫，幫助銜接「既有的理論架構」與「演進中的社會實踐」，使得彼此滋潤、相互激發，不斷開展出中國社會研究的源頭活水。 / The study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falls into two distinct periods: in the earlier phase, China’s phenomenal economic success is the subject and many institutional accounts has been proposed while in following years , China’s rising economic disparities attracts all the attention and little effort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business of theory-building. As a result, today’s social analyses in China have hardly ever been theory-informed. Given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review existing theoretical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hopefull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Chinese practices.

本文以中國1997~2003年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淨移轉支付為研究對象，運用量化之研究途徑，分析中國近年來中央政府資源分配之財政目標變化，以及影響此財政目標之主要因素。依據本文實證結果分析顯示，在1997~2003年這段期間，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資源分配方式由過去以穩定社會環境、發展整體經濟為主要目標，轉以均衡各地情況為主，於此同時，影響此財政資源分配模式之主要因素為區域政策之轉折，並推論中國區域政策的產出與執行，並非如一般所論，僅是領導人安定環境、攏絡民心的口頭宣示和空頭支票。 / Through examining the transfer payment from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seeks to discover the logic of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hina. It goes on to compare the modes of financial transfer in different years to see whether China has devoted more resources 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and if so, which factor make that happen. My findings suggest that China does adjust the logic of resource allocation, shifting from pro-growth to pro-balance through these years. And, the key that trigger such change is the modification of regional policy instead of reshuffle of top leadership.

當經濟體在發展時，會因為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資本分配的失衡，或是資本配置的重心不同而引發不同的經濟危機產生，使得經濟體的運作失去效率。而經濟危機發生的成因很多，本研究針對以戰爭、全球工業化以及資本家投資等為主要的討論方向，造成匯率、利率以及金融體系的問題，造成經濟體物價高漲，投資降低，產出下降，最後會使得經濟體陷入成長的停滯或是衰退。本研究以2008年越南的高通膨為研究的對象，探討此次越南的經濟危機，將會對正在成長的新興市場造成什麼樣的衝擊。並提供提出一個可供參考的準則，讓未來希望投資於成長型的新興市場，一個評估的模式及依據。

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經濟成長驚人，但是這個成長是伴隨著城鄉之間的差距與地區之間的差距。地區間絕對差距與相對差距都在逐年擴大，以1999年的資料，上海與貴州人均GDP相差16倍，絕對差距為一萬元人民幣。對於區域間發展差異的問題，有些學者從自然環境差異等天賦條件因素解釋；另有一派學者則以依賴理論說明市場自然運作的結果；亦有專家以過去計畫經濟時期的歷史發展來說明國家能力，尤其是財政能力，是消弭差異的主要關鍵；也有人以政府的傾斜政策，將資源導向被傾斜的一方流動，致使東西差異形成。本論文認為經濟事物應回歸經濟的角度來探討，再結合制度（正式與非正式）選擇對於經濟層面的干擾因素，來尋求各地區經濟發展差異的解答。在理論上，以新經濟成長理論為基礎，認為除了生產要素的增加外，資源配置是否有效率亦是經濟成長的重要關鍵，而制度決定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東西部的制度落差是造成東西部經濟成長差異的源頭。這樣的制度落差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來探討：第一是經濟領域上政府的退出；第二是社會關係、法律制度、中介組織等相關配套措施的建立。要使得地區發展能夠得到平衡，管制的解除以及新制度的建立是主要的關鍵，尤其是不合理戶口制度造成勞動市場的不健全以及各地方和全國法律的完善程度。本論文整合時間（1978年到1999年）和橫斷面（28個省市區）的統計數據，使用迴歸分析說明制度變數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 / Since the reform in 1978, China has experienced an astonishing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the disparity between the coastal and inner provinces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the 1999 statistics, the GDP in Shanghai is sixteen times of GDP in Guizhou. More and more scholarship focuses on the uneve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easons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have focused on the geography, the operation of market, the weakening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wer, or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received by the coastal provinces. These can't fully explain China's disparity. I argue that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disparity lying in the " institutions" (formal and informal) in China. Based on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ata from 1978 to 1999, my thesis intends to explain the dynamic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