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是要說明：就《道德形上學》的論述而言，康德在何種意義上能夠被視為一個契約論思想家。本文將從兩條線索出發來理解康德所提出的契約論，這兩條線索分別是：康德的財產權理論、以及契約論中處理政治權威正當性時所必須面對的統一性問題。 本文認為：康德所提出的作為理念的原初契約，是一種提供給已處身在政治社會之下的個人，去設想當下所面對的法律強制力之正當性的方式。藉由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之中對於「理念」的界定，可以將賦予原初契約一個確實的契約作用：人民的同意。儘管是一個被想像的同意，但康德賦予它積極的意義即形塑公民為一個自主、自律的主體，因此，在這個面向上，本文認為康德提出了儘管與霍布斯、洛克、盧梭迥異但卻仍然極富意義的契約論。 /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hat Kant should be seen as a theorist of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is thesis will perceive the social contract theory provided by Kant in accordance to two clues,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property and the problem of unity. The main point of the thesis is that the original social contract as an idea of reason is the method providing for the individual existing in the civil society of construct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political authority. By definition of “Idea” in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Kant gives the original social contract a meaningful function: the consent of people. Though the consent is a concept imagined by the people, Kant gives it a positive meaning of forming the people to the independent subject in politics. In conclusion, this thesis claims that Kant provided a meaningful social contract theo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heorists in the social contract tradition, such as Hobbes, Locke and Rousseau.

京都大学 / 新制・課程博士 / 博士(工学) / 甲第23501号 / 工博第4913号 / 新制||工||1767(附属図書館) / 京都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科建築学専攻 / (主査)教授 金多 隆, 教授 三浦 研, 教授 平田 晃久 / 学位規則第4条第1項該当 / Doctor of Philosophy (Engineering) / Kyoto University / DGAM

海上運送作為國際貿易中最重要的運輸方式之一，與國際貿易關係密切，由於國際貿易的關係特殊，因而產生託運人、運送人與受貨人等多方的關係，其中載貨證券作為海上運送中最重要的憑證之一，扮演了貨物權利的流通、規定運送人與受貨人之間權利義務等重要功能，對於受貨人等持有人的權利影響甚大。由於載貨證券的簽發方式不同於一般契約一樣有平等協商的機會，因此各國以及國際公約對之作出一定的規範，務求載貨證券的記載的盡量清晰明確，使受貨人可以清楚衡量其接受載貨證券產生的風險，從而保障持有人的權利。然而由於僱船契約的實務上習慣，載貨證券往往訂立「引置條款」，以加入傭船契約並拘束持有人，而當載貨證券加入「引置條款」後，受貨人等持有人並不能直接從載貨證券上確定其權利義務，而必須透過與傭船契約結合觀察。然而傭船契約的內容在實務上並非持有人能輕易知悉，傭船契約約定的內容又多種多樣，更導致持有人難以知悉其處境，此種不確定性對持有人產生極大的風險，造成持有人利益的一定的影響，尤其在某些特殊的條款中，例如仲裁條款等，其問題更為嚴重。 　　由於台灣在處理相關問題時受困於法學觀念而導致長期以來的處理方法與國際脫節，因此，對於此一方面的論述有限，因此，本文希望透過比較外國法的發展，以釐清外國法對於「引置條款」相關問題的解決方法，並從中發掘一些對於台灣法律發展合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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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工資飛漲、勞工意識高張的趨勢，如何提供適當的報酬內涵已成為一重要課題。 以往的報酬均將重要擺在薪資給付，對於「福利性所得」則鮮少關切；然事實上，由 於員工特質的差異，故純薪資報酬所帶給員工的滿足未必大於包含福利性所得與薪資 所得的組合，而公司也失去租稅減免、規模經濟等福利所得帶來的利益。 近年來，在政府、工會、企業的共同努力下，福利性所得在各國均普受重視，甚至高 佔總報酬的40％；甚至，美國有一種由員工自選的「自助餐式」福利計劃，讓員工有 更大空間去選擇自己所偏好的報酬內容。凡此均顯示，福利性所得在整個報酬策略上 賄關鍵地位；基於此，本文乃期藉不對稱資訊下之報酬契約的探討來尋求適當的報酬 方式，並彌補此類研究的缺口。 在不對稱資訊下，公司並不知道員工本身所真正偏好的報酬內容，因此員工乃有機會 謊報真實偏好而獲取較高的滿足。為了避免此種現象，公司可提供一組報酬契約，使 員工在「自行選擇」時顯露真正的偏好，藉此而消除謊報誘因，並達到降低報酬成本 的目的。 根據不對稱資訊下所採行的「自行選擇」機能，本文得到以下的發現： ぇ當喜歡福利性所得的人數分配得很平均時，則公司多支付一單位福利性所得為高偏 好者所帶來的效用增加倍數較少，故公司可提供較多的福利性所得給較低偏好者，以 滿足其需求，此時的最適契約為separating。 え當愈偏好福利性所得者人數愈少時，則公司多提供一單位福利性所得對各類員工的 邊際效用產生相同的影響，因此公司應提供單一的報酬組合給所有員工。此時的最適 契約為pooling 。 ぉ當十分喜好或十分不喜好福利性所得的人數很少，多數員工均處於中等偏好狀態時 ，則ヾ若偏好在眾數前，最適契約為seporating；ゝ若偏好在眾數後，最適契約可為 separating或pooling ，端視員工的效用變動方向而定。

我國經濟發展首要手段是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總額由１９７０年的３０億美元增加至 １９８６年的６４０億美元。故土地面積小，天然資源不足的我國欲成為經濟大國必 須不斷擴大對外貿易。但過去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內以有形貿易佔大部份，在貿易不平 衡下，台幣不斷升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障礙產生，這對有形貿易極為不利， 因此近幾年來，對外投資已漸漸受人重視。 整廠輸出是對外投資的一種，可視為摩擦最小的輸出，因為其經濟效益不論對輸出國 、輸入國皆相當可觀，所以輸出國會訂定各種狀號勵措施以推展此輸出，而輸入國會 提供各種便利以吸引更多廠商前往投資。 由於整廠輸出交易之金額龐大且交易進行的時間較長，欲獲得交易機會與一般交易不 同，須經國際投標，我國廠商大半規模不大，國內相關輔助機構不多，能獲得的訊息 不如外國迅速、齊全；又投標技巧不熟悉，常因而失去競標之機會，或無法與他國競 爭而得不到標；得標者常因訂定契約不夠嚴緊，使得紛爭事件頒頒發生，造成許多困 擾。 本論文之重點包含敘述整廠輸出及廠商和相關機構今應努力之方向，同時說明如何拓 展市場（包括主動方法及被動方法），另說明何謂國際投標、投標手續、投標須知事 項及如何策劃投標，利用各種合作方式，以獲得更有利之地位。 除此亦說明如何訂定整廠輸出契約。筆者在這部份以合約簽訂應注意事項為主，如價 格問題、危險負擔、所有權的移轉、融資和保險、工程紛爭處理方法等事項，其次略 考慮法律層面問題。本論文將上述內容加以整理，希望可供相關廠商參考。

本論文為單一冊，共分五章十五節，約計十萬字餘。本文乃基於台灣對技術的輸入極 為仰賴、而於技術移轉的過程中，授權人往往梜其優勢的地位，對實施人課以許多的 限制。而在這些限制中，或為合法、或為非法，至於應如何判斷其為合法、或為非法 ，此乃本論文的重點。所以在本文第二章先闡述專利之獨占地位的合法性及專利權檻 用的一般判斷標準，第三章則進而分析六個限制條款：（１）地域限制、（２）搭售 設計、（３）回饋讓與、（４）競爭品交的限制、（５）再販賣價格的維持、（６） 交互權及專利總匯等等限制條款之合法性的判斷標準。而當此等限制條款涉及國際間 時，由於各國對上述各限制條款的判斷標準均有所差異，則一國之反托拉斯法的域外 管轄權應基於何種管轄原則，方不致於擴大一國之主權而侵害他國之主權，此乃第四 章的重點。第五章則提出建議以做為訂立授權契約時的參考及做結論。

In this thesis, we follow the incomplete contract model developed by Freixas and Rochet (1997). They model the decision of a bank regulator for continuing the sound bank or restructuring the failing bank as a game between bank equity owners, the bank manager, and the regulator under the incomplete contract framework. In this essay, we apply this incomplete contract model to Taiwan empirical data. After using several kinds of financial ratios as our indicators, we select nine ratios to process our empirical examination. And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banks appeared in the “ex-post efficient interference” segment except two ratios and also another two banks shown in the “ex-post efficient passivity” segment except one ratio. / In this thesis, we follow the incomplete contract model developed by Freixas and Rochet (1997). They model the decision of a bank regulator for continuing the sound bank or restructuring the failing bank as a game between bank equity owners, the bank manager, and the regulator under the incomplete contract framework. In this essay, we apply this incomplete contract model to Taiwan empirical data. After using several kinds of financial ratios as our indicators, we select nine ratios to process our empirical examination. And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banks appeared in the “ex-post efficient interference” segment except two ratios and also another two banks shown in the “ex-post efficient passivity” segment except one ratio.

應收帳款管理業務（factoring）係應收帳款管理業者自銷售貨物之賣方受讓承兌交單（D/A）、記帳（O/A）付款條件下之應收帳款債權，而承擔債權無法回收之信用風險，並可預先對賣方提供融資墊款，另包括帳務管理、帳款催收、信用調查及商情諮詢等業務。是以應收帳款債權讓與觀念為核心，兼具徵信、融資、管理、徵信、避險等功能，而建構之新興貿易金融工具。 由承擔風險之角度觀察，應收帳款管理契約最重要之分類在於有無追索權（recourse）。由融資之功能之有無觀察，則有預先付款或到期付款之應收帳款管理契約型態。此二種要契約類型影響應收帳款管理契約之契約性質。各國有買賣契約、消費借貸說、類型區別說、委任契約說、混合契約說，解釋上究以何者為宜，為本論文第一個議題。 無論契約功能如何多變，應收帳款管理法律關係均以應收帳款債權之讓與為不變之基本核心。且應收帳款管理係雙方約定於一定期間內持續發生之所有應收帳款債權均應移轉於應收帳款管理業者，故以將來債權（Künftige Forderungen）之概括讓與（Globalzession）為其特色。基此，本論文第二個議題係關於應收帳款管理契約下，應收帳款讓與行為所呈現之法律問題：包括將來債權之概括讓與、與延長所有權保留之衝突、對抗債務人及第三人之要件……等。 在我國法院判決實務上，應收帳款管理契約產生爭議在於：定型化契約條款是否顯失公平、是否允許將來債權之概括讓與、將來債權之預先概括讓與通知是否可對抗債務人、將來債權之概括讓與與禁止讓與約款及查封效力之衝突、「商業糾紛」、「視同未經轉讓」、「恢復轉讓效力」條款應如何解釋……等。 綜合外國見解與我國法院爭議問題，再參酌日本債權讓渡登記制度、法國債權證書交付制度、德國貸款擔保法草案、我國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之公告制度，可知我國民法關於債權讓與之規定，似有不足之處。本論文乃提出修法建議，希望有助於債權讓與之交易安全保障。

本文探討再保險契約的分類型態及其費率釐訂的方式，應用選擇權訂價理論釐定再保險契約的費率，並以一實際的商業火險資料為基礎訂立其合理費率。再保險契約型態可能涉及自負額、共同保險、最高責任限額等協議，此一類型的再保險契約，其保單價格與理賠損失變數之間的關係可用非線性函數表示之。 Shimko（1992）針對具備上述性質的多次給付保險契約，提供計算此類再保險契約價值的封閉解。本研究引用Shimko（1992）所建構的模型及其假設，將其中所牽涉的財務計價模型應用在再保險契約的計價上，並將財務經濟學的概念應用於保險市場，做延伸的概念解釋，最後運用國內產險業實際商業火險資料，計算實際再保險契約的費率，並探討再保險費率與相關變數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可歸結下列具體結果： 1.再保險契約給付型態適用非線性函數表示，本研究將多次給付的可能 納入計價考量，針對不同再保險契約型態的保險契約價值，以選擇權 訂價模型計算再保險契約價格，能明確捕捉契約之型態。 2.以個別公司商業火險資料計算再保險契約價格，由於保險公司的核 保及營運狀況之間的差異，反應到其損失分佈的情形，以選擇權模型 計算再保險契約之價格，可反應個別公司之間的差異。 3.利用市場損失率預估個別產險公司商業火險損失幅度與損失頻率 時，市場損失率預估個別公司之損失幅度較預估損失頻率具有解釋 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