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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度, 熟識度, 酬勞與大學生接受請託之關係研究李淑琦, LI, SHU-G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目的為:(一)從人格特質及環境交互論的觀點,探討排除同理心的影響之後,
處於不同熟識度、酬勞(情境變項)的情況下,不同自我肯定度的大學生(個人特質
)在答應請託行為上的差異。(二)修訂同理心量表與編製人情事件量表。(三)瞭解此
二種量表與自我肯定量表的相關。
本研究採 2×2×2 三因子實驗設計, 問卷研究對象為二百二十三位大學女生,其中
的一百零四位再要求參與實驗。研究者先行訓練四個實驗同謀,再於實驗室內設計自
然的請託情境一研究者隨機操弄受試者與同謀者熟識情形的高低、有無酬勞一以了解
不同自我肯定者在不同情境下,答應請託行為是否不同。統計方法除採變異數分析外
,還有積差相關、因素分析及 t檢定。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在雙方越熟識的情況下,越會答應對方的請託。(二)是否參與實
驗的大學生,在自我肯定量表與同理心量表上沒有差異。(三)自我肯定量表得分越高
的受試者,在人情事件量表上的得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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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超級市場接受性之研究黃劍虹 Unknown Date (has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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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詩現,詩以彰學----清代讀書詩探究劉靜宜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論 文 摘 要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清代是距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朝代,也是中國古典詩歌集大成、總結的朝代,其古典詩歌創作之豐富與流傳之多,皆達到空前之榮景。清代詩歌包涵內容豐富,除了對儒家詩歌傳統有所繼承外,更融匯唐、宋詩歌本質與傳統自成一家,形成其自有之特色。
這篇論文是以清代讀書詩為考察對象。清代在「重學」的時代背景下,「資書以為詩」的現象時有所見。讀書人閱讀經、史、子、集等著作後,以自身的修養和學識為基礎,藉著詩歌的創作來抒情緣志,發表讀後感想,更多的是以詩歌來來表現詩人的學養器識及對事理、哲理的看法和探討。所以要探究清代讀書詩的內涵和它所代表的意義,它的時代背景和詩歌演變的自然規律是很值得重視的發展原因。所以本篇論文探討了清代學術背景影響讀書詩的發展因素,分別就清代「重學」背景及政治社會經濟方面外在及內在原因作考察。在「重學」背景形成方面,清初鑑於明代亡國的慘痛教訓,學界多將責任歸咎於王學末流的空疏不學,所以清初學者如錢謙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束書不觀」的不良風氣提出猛烈的批評,而發出歸返六經、經世致用的主張,崇實思潮應運而生。加上宋代理學以抽象思維方法所建構的道德形上學發展了五六百年,已經由盛而衰,走到了疲態畢露,弊端叢生不得不有所改變的地步,所以清代學者棄理學的形上之辨,主張回歸經典原文,於是經學再次復興。但是儒家經典經過幾千年的流傳,不免有許多錯誤和缺失,這時考訂辨正經書的誤謬,回復經典原來的面貌便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考據學便興盛起來。清代考據學講求博學、博證、不以孤證為立,所以考據研究工作需要閱讀大量書籍來尋找例證,所以在考據學風最盛的時候,也是清代讀書風氣最盛的時候。另外,學術界百年來程朱、陸王之爭不斷,清代學者為證明自己所持論點才是最符合聖人之道,於是紛紛從古書中尋找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說法,經書是聖人義理之所存,所以義理之是非取證於經書,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清代考據學便在學者對經書的考證辨析中乘勢而起,後來除了經書的考證外,舉凡天文、地理、金石、音韻、校堪、小學、目錄學、方志學、算學等等群藝百科,皆可用考據的方式求的真實之學問,於是考據學便成為時代的風氣。考據學的特質之一便是實事求的治學態度,在在影響了清代詩歌學問化的傾向,清代詩人不論持何種論點或歸屬何種派別,其共同點就是不廢學問,重視學問是詩歌創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時清代皇帝本身以崇儒重道、尊孔讀經為既定國策,清初許多皇帝對儒學的重視,對社會重學風氣亦有影響,加上朝廷平定三藩後,國家日漸繁榮,經濟富庶的結果造成民間出版事業發達,書籍流通便利,藏書風氣的盛行皆有利讀書環境,知識階層的閱讀行為自然會促成讀書詩的興盛發達。
清代讀書詩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發展迅速。讀書人大量閱讀經史子集類書籍與古代、現代著作,發而為詩形諸吟詠便成了讀書詩。觀察讀書詩內容包含廣泛,而在典範的追求上更是融合儒家詩歌傳統與唐、宋詩歌楷模於一爐,有總結集大成的價值意義存在。
在經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特徵有抒情道事,因詩觸發抒寫自我情意及對詩人詩作的品評、評價與褒貶;同時在清代考據辨偽風氣的影響下,詩人讀經書自然會流露出其學術傾向與看法;清代帝王多以崇儒重道標榜,此可從帝王所作讀書詩中略窺端倪。其閱讀對象則分布於小學類、詩經、尚書、論語、歷代石經等。
在史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可見清代詩人閱讀史書的情況,與時代詩風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現在藉史論事,託古議今以抒發詩人身處當代的難言之隱、援引史事鋪陳簡裁,以敘為議、藉詩以道當代史實,對正史未載之人事物有記遺補闕之功、以詩詠史,因史事史實觸發情思而以讀書詩抒發情懷。其閱讀對象廣泛,以人物居多,帝王將相、名臣名人皆有之,史事的閱讀與朝代興衰的感發亦不少見。
在子類書籍的閱讀與內容呈現上,其表現內容或是詩人讀書心得感想,或借書言事抒感、或詩人自寫胸臆表達觀點,或品題得失等等,其閱讀對象以佛經為多,其次為清朝當代小說,其它先秦諸子如孟子、老子、莊子、列子等人的閱讀,唐宋小說、筆記,神話小說,道教書籍等,都有所涉獵與發揮。
集類書籍的閱讀是清代讀書詩中數量最多的部分,它的內容反映了清人集儒家詩歌傳統及唐、宋詩特點於大成的特點,及清人對詩歌典範的確立與追尋。在尊唐風氣下,清人對唐代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多聚焦於杜甫、韓愈、白居易、王維、韋應物等人身上。對宋、元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蘇
軾、陸游、黃庭堅、元好問為清人注目焦點。對儒家傳統詩歌典範的閱讀接受則以屈原、陶淵明的詩歌
為主。在當代作家及戲曲的閱讀接受方面,顧亭林、屈大均、錢謙益、吳偉業、袁枚、張問陶及戲曲桃
花扇的閱讀為主。
清代讀書詩呈現了詩人閱讀接受的取向與審美意趣,藉由讀書詩,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一代詩歌特色及其時代精神、文化型態、詩歌創作藝術等。透過讀書詩的閱讀,使我們了解到清人詩歌典範的確立與清詩特色之所在,而讀書詩的創作,更開拓了清代詩歌的文藝表現形式,提升了清詩的審美藝術境界,並從從中體現了清詩集大成與總結前代詩歌遺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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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與誤讀──《剪燈新話》與《伽婢子》敘事藝術研究 / 無沈怡如, Shen, Yi Ju Unknown Date (has links)
由於《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皆為東亞文化圈中重要的文化載體,作品本身即具有豐富的語義潛能,是故筆者在考察傳世文獻、建立文本流傳的途徑之外,深入研究文本的敘事藝術,進而探討中日文學的跨文化互動;希望能藉此了解當地文化與域外文學綰合、滲透、轉化、更新後,激盪出跨語際文學之美的過程。
論文首章敘述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在確立研究範圍與方法後,回顧且檢討相關的學術文獻,以及說明研究綱要與架構。
第二章討論《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的成書與流傳,首先考察兩位作者的生平、著作、學思歷程之外,次則考察相關的文獻史料及作者序跋,以探析其成書年代和內容素材來源,最後聚焦於《伽婢子》對《剪燈新話》的翻案,及其對日本假名草子的影響。
第三章以「敘事視角與時空視域」的角度分析《剪燈新話》與《伽婢子》。第一節從兩書作者使用的「敘事視角」討論其敘事策略,分析兩書中視角運用營造的美學效果。第二節藉由「歷史時間」、「時間幻設」與「時間預敘」析論《剪燈新話》與《伽婢子》在「敘事時間」中的文化展演。第三節探究「敘事空間」,針對「廟宇空間與妖魔力量」、「苑囿空間與宮女情懷」、「酒肆空間與商女夢契」和「閨閣空間與才女縱情」四個部分,討論人/妖/魔在其間的虛實遭遇以及空間的意義。
第四章探析的是「敘事意象與角色塑造」。第一節討論「敘事意象」,因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符號被編碼成文化意象,既能高度概括一個民族的文化品位,且反映出該民族的特點。第二節分析、比較之重點放在「角色塑造」,由於作者來自不同的文化脈絡,是故在展開故事時,塑造的人物形象不甚相同,造成了各異其趣的隱喻系統。
第五章為「小說互文與文化誤讀」。第一節著重於探析「和歌與漢詩」以及「情節互文」的情形。此外,社會心理和宗教信仰往往會藉由作者之筆投射到文本語境,是故第二節則具體討論兩個文本之間「文化誤讀」的情形。
第六章為結論。筆者總結上述五章對於《剪燈新話》和《伽婢子》的研究,統合出兩者接受和誤讀的過程,並評述二書在東亞文化圈流傳與創發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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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Orbi使用意願性以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為例 / The willing to use innovative technology, Orbi - Taking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show for example黃貞瑜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以Davis (1986)的科技接受模型為基底架構,結合Ajzen (1985)的計畫行為理論,並加入Rogers (1983)之創新擴散理論,探討使用者對於「Orbi創新會展智慧服務平台系統」的使用意願以及使用者在使用Orbi時所在意的因素,分別探討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個人創新特質對知覺易用性、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知覺有用性對態度、主觀規範對態度、知覺易用性對其態度、態度對其使用意願關係。
本研究選擇第36屆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TAITRONICS)做為個案展覽,此為一電子採購展,匯集國內外1,000家廠商展出年度新品,協助買主一次購足電子產業上中下游關鍵產品。在文獻探討以及與專家深度訪談後,進行問卷發展及樣本收集,總共回收118份有效問卷,並以Partial Least Square (PLS)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主觀規範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個人創新特質對知覺易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易用性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有用性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主觀規範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知覺易用性對態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態度對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使用意願對實際系統使用有顯著正向影響
資料量化後,本文再針對Orbi提出四點建議,提供Orbi作為後續發展參考。 / The study structure is based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DT). In this research we used TAITRONICS as the target to study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 “Orbi Service Platform” through a survey on its users. The conceptual construct includes the dimension of system quality, perceived usefulness, information quality, subjective norm, compatibility, perceived ease of use, attitude, and one’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above factors’ effect upon each other.
The study chose the 36th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s Show (TAITRONICS) as the target, which brings 1,000 international e-procurement exhibitiors and their new products together, to help buyers to buy anything they need at the same time. After in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questionnaire is developed and collected at the exhibition, TAITRONICS. A total amount of 118 valid questionnaires samples are analyzed via Partial Least Square (PLS) wit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ystem 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Information qua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Subjective norm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Compatibility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rceived ease of us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usefulness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Perceived ease of us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attitude.
Attitude h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ffe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summary, some management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nd further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also ident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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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研究洪鳴谷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詩歌發展到了唐代,不論是體式、風格,或是音調等大都已經發展完備。在這樣一個詩歌的黃金時代之後,宋代詩人如何去接受、轉化,使自我詩歌轉入另一高峰,是其所須面對的重要課題。宋代詩人之所以能夠自成一格,不為唐詩所限,絕大因素在於宋代詩人的能入又能出。宋代詩人進入唐詩,吸取唐詩,又轉出唐詩,變化唐詩,使自我詩歌能有豐富的泉源,又能有別於唐詩而自創新格,這正是宋詩能與唐詩並立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原因之一。
宋代詩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蘇軾。歷來關於蘇軾的生平、事蹟以及詩詞作品、文藝思想等的研究已經相當豐碩繁富,然而論及蘇軾如何接受前代詩人以及轉化前代詩人詩作的專著則相對不多,而這正是我們須要努力去開發的。基於此,論者希望能對這部分下一番心力研究,以期能從另一個視角探析蘇軾對前代詩人的接受方式與轉化內涵。
一個人的接受行為,多半受其接受心理的影響;而接受心理的養成,主要與身處環境和自我思想建構有關。基於此,本論文為研究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行為,先探討了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文學思潮與權力網絡,從中理出三條北宋前期詩文壇的接受心理發展路線;其次探討蘇軾的思想建構歷程,再結合北宋前期詩文壇對其影響,綜合出蘇軾養成的三個接受心理。
本著三個接心理,蘇軾對唐代詩人有不同的接受內涵。蘇軾主要是本著他的三種接受心理來接受唐代詩人的,符合者則予以稱許,不合者則略有微言。不僅是前面所述五人,對於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孟郊、賈島、劉叉、皮日休、陸龜蒙等也是如此。而蘇軾對唐代詩人的接受,大概可歸結為兩個類型:一類是傾向儒家積極入世、憂民憂國的典型,一類則是傾向佛老澹泊歸隱、熱愛生命的典型。
蘇軾對唐代詩人詩作的接受內涵,主要可分為「對唐人詩作字詞的接受內涵」、「對唐人詩作詩意的接受內涵」與「對唐人故事的接受內涵」三個部分。這些地方,或者我們可以說是蘇軾接受唐代詩人而有所轉化而來,雖沒有足夠的證據指出蘇軾確實是有意使用唐代詩人用過的字詞,但這如此多的巧合,如果說蘇軾沒有學習唐代詩人之意,那也是難以令人置信。此外,在字詞接受的方面,蘇軾不僅是接受唐代詩人用詞,更進一步有欲超越、創新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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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擴散模式對高級中學教師科技接受模式影響之研究 /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Model to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y Teachers in High Schools蘇麗美, Su, Li Me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旨在探討創新擴散模式對高級中學教師科技接受模式影響之研究,分析臺北市公私立高中教師在不同背景變項下,知覺創新擴散與科技接受的差異情形,檢視創新擴散的五大認知屬性對科技接受模式的線性關係,並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建議供有關單位參考。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臺北市50 所公私立高中教師為抽樣對象,共寄發問卷780 份,回收513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461 份,回收率65.7%。本研究採用以IBM SPSS Statistics 20.0 和 LISREL 8.8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獲得以下結論:
一、高中教師知覺創新科技之創新擴散和科技接受現況為中高程度。
二、高中教師知覺創新擴散模式之認知屬性以相對優勢最具影響力。
三、高中教師知覺科技接受模式中以有用性最具影響力。
四、高中教師在創新擴散與科技接受的認知調查與實際行動仍有些落差。
五、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創新擴散及科技接受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不同擔任職務、研習時數、任教科目、使用創新科技比例及個人資訊素養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創新擴散及科技接受上,具有顯著差。
七、本研究建構之模式經過結構方程模式檢定獲得支持。
八、創新擴散模式中的相對優勢、複雜性及可觀察性對科技接受模式中的知覺易用性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複雜性、可觀察性及可試用性對知覺有用性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最後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推動創新科技融入教學之具體建議,以做為高級中學行政參考運用。 / This research aims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y teachers in high schools, along with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two model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odels with different variables among high school teachers, and discussed the linearity among five cognitive attribute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s reference.
To achieve the aim of the research, the study adopted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with the teachers of Taipei city’s high schools as the target population. A total of 78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461 effective samples were retrieve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IBM SPSS Statistics 20.0 and LISREL 8.80.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The levels of the subjects’ perception on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re both medium-high.
2.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hold that the attribute of relative advantage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in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3.The high school teachers believe that usefulness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4.There is a gap between teachers’ perceiving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ccepting technology and their action.
5.Gender, r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years of service in high school mak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eachers’ perception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6.Positions, hours of in-service training, courses they teach, proportions of u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the teachers mak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ffusing innovation and accepting technology.
7.The model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is testified and supported b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est.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8.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complexity and observability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model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availability in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he complexity, observability and triability have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perceived usefulnes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concrete suggestions on integrating innovative technology into teaching are propo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in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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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TAM與TPB模型探討虛擬網站對醫療科技之推廣效果官千羽, Kuan, Lianne Unknown Date (has links)
本研究結合科技接受模型與計畫行為理論,並加入創新擴散理論中的個人創新特質與相容性,來探討影響網路使用者對於使用醫療網站之行為意願的要素,並以推廣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網站使用意願與醫療科技採納意願間的強度關連。而由於口腔雷射為台灣地區甫引進之醫療科技,其並首先嘗試透過非營利組織—口腔雷射牙醫學會來建置新型態之資訊網站,試圖以整合模式針對口腔雷射進行全面性的推廣;因此本研究將以口腔雷射牙醫學會網站做為個案研究對象,進而提出針對網站本身以及相關推廣策略的後續建議。
因此,本研究主要利用問卷調查方式來衡量個人創新特質、資訊品質、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信任、相容性與認知行為控制的構面,並探討前述構面分別對於面對網站之態度、行為意願以及對口腔雷射之採納意願的影響。在此同時亦透過性別與個人平均月收入這兩項調節變數來探討族群特性差異對於牙醫學會網站及口腔雷射使用意願間因果關係之影響。本研究主要以有接觸過牙醫學會網站之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在針對牙醫學會成員及網站使用者進行訪談後,即開始以學者文獻為背景設技研究架構,將問卷連結放置在牙醫學會網站中。在經一個月之收集後,共計回收444份有效問卷,並以線性結構模式(LISREL)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創新特質與資訊品質分別對網站的認知易用性與有用性有正向影響,而認知易用性與相容性除了會影響認知有用性外,也與認知有用性及信任共同影響民眾對網站的態度。態度與認知行為控制則將皆正向影響民眾對於網站的使用意願;最後,網站的使用意願與口腔雷射的採納意願間亦具有正向之關係,然其關聯強度會因性別之差異而有所不同。而在檢驗出上述結果後,本研究遂針對影響民眾認知之因素提出相關的網站改善建議,希望能夠在推廣方面收得更好的成效,並在日後將此類推廣模式延展到其他領域之醫療科技中,以供類似的醫療單位做為日後擴散創新醫療知識與科技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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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際網路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實際使用狀況魏碧梅 Unknown Date (has links)
即時通訊是近年來大受全球網友歡迎的網際網路應用活動,提供使用者和親友進行線上即時互動,然而針對此種以社會關係溝通為訴求的資訊科技,尚未有學者深入去瞭解使用者的接受程度,網際網路使用者對於此種科技所抱持的態度和定位究竟為何?為了研究使用者對此種以社會關係溝通為訴求的資訊科技使用行為,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型為研究架構之基礎進行研究,企圖找出影響使用者對即時通訊之認知與使用的關鍵因素,並驗證使用者認知與實際使用間的關係性。
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為主,針對台灣地區的網際網路使用者發放網路問卷,所有資料經分析後顯示,系統遲延性與系統穩定性並不影響使用者認知,然而系統穩定性會直接影響即時通訊的實際使用,除此之外,即時通訊使用者的行為尚受到使用意願與主觀規範的強力影響。另一方面,在對即時通訊的態度形成上,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與認知娛樂性皆具備影響力,其中以認知娛樂性扮演的角色最為重要,影響程度也最高,認知易用性的影響則漸趨薄弱,然而其影響有用性和娛樂性相當大,因此重要性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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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電視廣告訴求方式接受性之相關研究鄭秀麗, ZHENG, XIU-LI Unknown Date (has links)
論文共一冊,共二萬字,共分五章。
第一章:緒論
本論文研究目的與研究動機是布望瞭解職業婦女的生活型態與媒體接觸習慣之間的關
係,以及廣告訴求偏好為荷,並提出研究假設及研究架構,且對操作性名詞做一定義
。
第二章:理論及文獻探討
對於生活型態及廣告媒體與廣告訴方式有關之文獻做一番瞭解,且對相關之研究加以
闡述。
第三章:研究方法
對於抽樣方法與過程以及抽樣結果做一說明,且對測量工具及分析方法做一解說。
第四章:研究結果
將分析結果加以說明,以明其隱含之意義。
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果可對於廣告媒體的選擇及應採取何種廣告訴求方式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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