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的在研究中共政治教育上的理論根據、運用方式及其內容，藉以探討中國大陸上青年一代的政治態度。政治教育一詞在意義上並不包括含任何褒貶意味，事實上，這是任何政治體系為促進政治團結，尋求政治穩定的必要手段。惟中共在政治教育上的運用，已逾越一般公民教育的範疇，此種特殊型態的政治教育，引發筆者進一步研究的動機。 由於政治教育本身是一個學習的歷程，因此筆者在撰寫時，會引用社會科學中政治社會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論，有選擇性地用作考察中共政治教育的參據，為了避免遷就政治社會化的概念、模式，而至歪曲了中共政治教育的具體事實，本文還採取了內容分析法，謹慎地除去中共資料中的虛偽宣傳部分，力求客觀地認識這個問題的真相。 第一章，透過對公民教育演進情形的描述，說明公民教育－政治上忠順心理－政治體系目標三者的密切關連。公民教育若要成功，必須與社會其它方面協調一致，才能收效。共產國家的政治教育卻完全以威迫方式，灌輸共產主義理論、勞動教育和集體思想，以求達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第二章，就中共政治教育的三個理論基礎：（1）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2）勞動改造。（3）政治挂帥。分別加以辯駁，筆者認為其不僅與共產主義的唯物觀有異，更由於中共實際上專了無產階級的政，因此，這些政治教育的原則，只是為中共黨官僚統治提供「合理化」統治的藉口。 第三章，首先將毛澤東培養接班人的意圖作一剖析，以瞭解何以中共對紅旗下成長的青年並不信任。中共藉口防止修正主義復辟，強調對新生一代的政治教育，其實際作法是由黨過共青團的運用，對學校青年、下鄉青年在課堂、生活工作上進行無所不包的思想教育。 第四章，經由對「中國青年」雜誌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期間的內容分析，探討中共政治教育的重點。中共為配合一九五八年反右派鬥爭，其政治教育的比重驟增，至一九六二年所謂修正主義時期，政治教育轉趨緩和，至一九六三年底，政治教育的要求又昇高，這種一緊一鬆的手法運用及政治教育所代表的真實意義，可由文章篇數的比例及對選樣的文章所作的分析而獲得瞭解。 第五章，對中共的政治教育作一評估。中共利用嚴密探制的方式，作有計劃的政治教育，通常在「集體的依賴心理」、「政治的權威的心態」、「攻擊性的鬥爭」等方面，暫能顯現其效果，但是青年對政治課的反感、痛恨組織探制、反集體主義、反政治掛師、排斥生產勞動等，都足以顯示大陸青年政治態度的轉變。 本文取材是以中共文革前較為「正規化」的政治教育為背景。由於這個階段有教育革命的激烈措施，也有「修正主義」的偽裝，其間曲折複雜，固然有奪權的因素在內，但也不容否認其政治教育的一貫性，很少改變基本方向；文革風暴過後，中共已顯露回復文革前修正主義的傾向，就是證明。因此，本文對文革前政治教育的研究，乃是期望對研討中共今後政治教育之動向，提出二點淺見，謹供參考。 研究中共往何處去的問題，必須先分析當前中共如何教育其新生一代，然後才能確實掌握大陸青年的政治思想與趨向，這應是當前認識中共的重要課題之一，筆者才疏學淺，在學識不夠成熟以及相關資料仍嫌不足的情況下，作此論文，疏漏必定難免，尚祈師長、先進指教,並容日後增益補損。 本文撰寫期間，承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調查局、匪俄中心等單位提供有關參考資料，深為感謝。在學習過程中，蒙東亞研究所曹主任伯一在生活、學習上的輔導，指導教授汪師學文先生對論文的悉心指正，在此謹表謝忱；內人儔美女士為本文謄寫、校對，對她的辛勞與耐心，使論文得以順利付梓，特此致謝。 莊成炎謹識 民國六十八年元月

政治學自行為論與起後，強調政治研究要應用乎學方法去彙集經驗資料以探求行為的規律，然後去解釋以及預測政治現象。這種觀點，運用到中共問題的研究，可能是一件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要使中共問題的研究成為一個較有系統與科學的知識，作為描述、解釋、預測的工具，這仍不失為一個可行而值得嘗試的途徑。 依據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一個人的政治行為模式是經過學習的過程而來的，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政治文化內到個人的人格當中，形成個人政治行為的取向與模式。因此，政治社會化對個人來說，是個人獲取政治行為取向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對一個政治社會來說，它是政治體系之維持，穩定與變遷的重要的因素。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建立政權，它引進了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反動的產物－－共產主義，它不僅與中國傳統文化澈底衝突，並且以強烈的政治教育手段，意圖改變中國大陸人民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模式。這牽涉億萬同胞內在凡理的深刻變化，其內容與過程，特別值得我們關切。 本文即嘗試透過中共小學教科書的內容分析，來了解其如何塑造下一代大陸兒童的政治人格及其行為，由於中共有意的貶低家庭對社會化的功能，學校即成為最有系統以及最容易控制的媒介，教科書雖然只是構成兒童社會化經驗的一部分，但是，教科書的內容，反映出中共政權政治社會化的目標與策略。也就是說，中共要塑造怎樣的一種典型人格與其政治行為模式，俱反映在教科書的內容之中。 對於教科書的研究分析，本文採用「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的研究方法，以客觀的、系統的定量分析從中共一九七○－－七二、一九七四－－七五以及一九七七年語文教科書的主題，分析探討中共所期望的下一代兒童的政治人格形象。然而，由於學識淺薄，疏漏錯誤，必定難免，尤望師長及專家學者的指教。 本文在蒐集資料及寫作過程中，承蒙師長袁頌西教授的細心指正，曹伯一教授以及東亞所師長的指導，長官吳俊才先生、丁懋時先生、楚崧秋先生、蔣廉儒先生、陳濟民先生給予的指導與協助，同事項紀臺小姐，以及同學朱應斌、洪孟啟、朱新民、齊茂吉、丁秀芝等在資料蒐集、統計、騰寫方面等的協助，十分感激。同時內人宋美慧女士的鼓勵與體諒，謹此深致謝忱。

在民主體制國家中，遊說行為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故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或多或少會受到利益團體所影響。本文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採用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模型來探討政治獻金如何影響政府對最適民營化程度之決策。由本文之分析可知，民營化程度的高低取決於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相對重視程度 (相對於政治獻金收入)。當政府完全重視社會福利時，其所制定的最適民營化程度與傳統不考慮遊說行為下所制定的程度相同。此外，當政府某種程度上重視政治獻金時，其最適民營化程度會比沒有遊說行為下之最適民營化程度高，這說明了遊說行為的存在將促使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程度更加提升。再者，隨著政府重視政治獻金的程度逐漸提高時，其最適民營化程度也會上升。當政府相對重視政治獻金的程度高於某個程度時，會產生公營事業完全民營化的現象，甚至使非常重視政治獻金的政府反而收取不到政治獻金的窘境。

回顧過去半世紀以來，我國在各方面突飛猛進，一方面順應劇烈的環境變遷，以因應全球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在國人勤奮的耕耘下，無論是經濟或社會層面，都能在穩健中提升國家競爭力、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經濟成長。在社會、經濟大幅發展的過程中，探究成長的因素，政治環境的穩定與多元蓬勃的教育，功不可歿。選擇臺灣地區政治、經濟發展較為充分的北高兩直轄市，以學童經由生活背景、教育環境、社會機構的階段學習，了解臺灣地區兩大城市的未來主人翁，在政治社會的學習成效，期能獲知學童在政治定向上的思維，提供政治社會化教育、穩定政治社會，貢獻微薄成果。 本研究透過調查問卷的分析、學童與教師訪談的驗證與補充，探討經由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傳播媒體等不同的社會化機制，在累積、認同、模仿、轉移、類化、認知發展等不同的學習模式下，形成直轄市學童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包含對政治的看法、政治知識、對政府的認知、國名選擇、政治信任感、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等政治定向。 經由不同的個人背景，在性別上，對於政府執行政策，女生比較男生不具政治信任感，而父母親職業對於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親的職業愈是如醫師、律師、建築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就愈高；父母親的教育程度亦與學童的政治知識學習成效成顯著性的正相關；雖然多數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的看法，惟居住臺北市的學童，對政治持負面看法的比例高於高雄市，具有顯著的差異。 南北兩直轄市的學童家庭，具有權威型的家庭決策權與民主型的管教權；多數家庭屬中政治化程度，家庭的政治化程度與學童的政黨偏好以及政治行為傾向呈顯著正相關，家庭的政治化程度愈高，學童的政黨偏好程度愈高，且愈呈現政治興趣上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另學童父母親的政黨傾向，對於學童政治態度上的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父母親的政黨偏好「泛藍」，學童的政黨偏好亦傾向「泛藍」。 在學校的社會化機制方面，學校的民主氛圍與學童的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的正相關，與學童對政府的認知，則呈現顯著性的負相關；學校教師多屬民主型的領導風格，惟學童對於政治多數不具信任感。學童同儕之間的互動較少，同儕互動與國名選擇，不具關聯性；不同的同儕互動，對於學童對政治的看法、政黨偏好與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則具有顯著性的影響。就大眾傳播的電視媒體而言，雖然電視的新聞時事節目，不是大多數受訪學童的最愛，但收視電視媒體之經常度，卻與政治知識程度成顯著性正相關，而平常愛看「新聞時事」的學童，多數政黨傾向偏好「泛藍」，愈高的接觸「電視時事」節目程度，學童在政治興趣上，具有中/高政治行為傾向愈高。 學童在政治社會化學習成效的政治定向相互之間，雖然學童的政治知識對於學童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不具相關性，而學童對政府的認知與政治信任感，則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另政治的信任感與對政治的看法，以及政治興趣上的政治行為傾向，亦具有顯著性的相關；大多數屬於偏低信任感的學童，對於政治的聯想亦多數持負面看法；對於政府官員執行政務高度信任的學童，佔有較高比例的「中/高政治行為傾向」。 環境與人是息息相關的，在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福祉下，優質穩定的政治生態，為孕育學習與成長的搖籃，探討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不僅有助於學童將來的適應環境社會，且能使其學習成效反饋於政治系統，因此探討直轄市學童政治社會化的學習成效，深具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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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為探討瞭解管子法思想所作之研究，目的是透過前人對法治之思考與觀察，尋求思想觀念上的突破與啟發，以期作為日後進一步認識中華文化之基礎。本論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　管仲評傳與管子書，分管仲評傳、後人對管仲之論評、管子其書和評議三節；管仲評傳這一節又分生平、功業、時代背景三點來闡述；第三節則分管子之見籍與散佚、校註及考證本、版本、真偽考四點來論述；評儀則是就個人之意見作論評。 第二章　法之重要性與界說，分法之重要性、法之界說與評議兩節；法之界說這一節則分「法為不易之程式儀表，為客觀之衡量準則」、「法為天下之大儀」、「法者天下之至道，聖君之實用」、「法者與功懼暴；律者定分止爭；令者令人知事」四點來闡述；評議則是個人意見之發揮。 第三章　法之制定與特性，分法之制定與法之特性與評議二節；法之制定這一節又分制定之人、制定之原則求闡述；第二節又分公開成文性、平等性、強制性、穩定性、時宜性五點來論述；評議則是個人之見作論評。 第四章　法之施行，分國有明君、朝有經臣、濟法以禮、重視民意、教民以法與評議五節；國有明君這一節又分靜因之道、任法、處勢、用術四佔點來論術；第二節又分何謂朝之經臣、得經臣之方法兩點來論述；評議則是個人見解之闡述。 第五章　法之成效，分君尊國治、齊眾用民、絕姦止刑、化民成俗、霸王天下與評議五節；第五節又分富國之方法、強兵之方法兩點闡述；評議則以個人之意見作論評。

賞賜是兩漢每朝皇帝的必行之政，這項行為因何而來？為什麼這是皇帝遂行統治的要務？皇帝賞賜的對象、原因、內容與目的為何？隨著時間演變，兩漢之間的賞賜曾經發生哪些變化？從中又可看到哪些漢代國家統治的特徵？是本文試圖討論的問題。 本文共有四個部分，首先，是討論賞賜與皇帝展現有德、維繫天命的關係。第二，是經由不同賞賜對象、原因與內容，探究賞賜的目的，貴族與職官扮演輔助國政的重要角色，是君王維繫統治時不可或缺的力量，因此，不論生前或死後，皆有獲賞的機會，內容不但種類豐富，經濟價值也較高。三老、孝悌與力田等基層社會領袖具有導民與教化的功能，能夠協助統治者穩定鄉里秩序，同貴族與職官一般，都是皇帝必須拉攏的對象，因而所獲賞賜內容貴於一般庶民。庶民在兩漢時期是稅賦、役力與士卒的主要來源，對他們的賞賜場合絕大多數是災異之後，可見災後賞賜收拾民心與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社會邊緣人是需要統治者特別照顧的一群，對他們的賞賜多出現在災異發生後，用以顯示君王對他們的照護與仁政。第三，是藉由賜予民爵與大赦令的頒布，看兩漢賞賜的演變，並試圖解釋東漢末年的賞賜已難以作為連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媒介。第四，是經由三老等基層社會領袖獲賞內容較庶民豐厚的現象，探討兩漢的國家統治，認為當時縣以下的鄉里社會自主性依然非常強大。

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推翻統治近五十年的軍事獨裁政權，三個月後，希臘的軍事獨裁政權遭受到同樣被推翻的命運，隨後佛朗哥獨裁統治近三十六年的西班牙亦被波及。因此，這股起自七0年代中期南歐軍事獨裁國家的民主化浪潮，形成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股民主化浪潮橫過大西洋，在八0年代湧進拉丁美洲的權威統治國家，並跨越太平洋而波及東亞的非民主國家，並在九0年代衝破東歐的共黨鐵幕，最後直搗共黨國家的老大哥─蘇聯。這股民主化浪潮在十餘年間橫掃過近三十個國家，而台灣為其中之一。 台灣地區威權體制在內外環境變槍所衍生的壓力下，終於在八0年代初期出現鬆動的跡象，無法再對政治反對力量的組織化行動，探取強力的壓制措施。因此，國民黨政權對反對人士在一九八四年成立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雖在成立初期聲稱將依法予以取締，但隨後卻與之進行溝通協商，並且政治反對人士更進一步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正式宣布成立新黨─民主進步黨，以至一九八七年的解嚴，開始了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轉化。 雖然社會科學界有關促使台灣地區威權體制進行轉化的因素之研究，自解嚴後的進五、六年以來便開始大量出現，因此對台灣地區威權體制之特質有深一步的認識。但大多數的研究通常僅就威權體制的某單一面向進行分析與論述，因而往往割裂威權體制的功能聯結關係與轉化過程之整體性，以致無法對威權體制及其轉化過程所呈現出的社會整體現象加以掌握和解釋。因此，本文擬就歷史─結構的觀點，採取國家中心理論的研究途徑，審視國民黨掌握之國家機關其自主的取得，以及國民黨政權在理事的動態過程中，因應內外政經結構變遷所產生之需要，採取符合其威權統治之全力系統特質的合理化措施，所形成的威權體制之功能聯結關係，並以此一權威體制的功能聯結關係，來說明和解釋台灣社會的整體現象。 據此，本論文的第一章緒論，針對相關的研究途徑及文獻加以分析探討，從而建立本文的研究分析架構，而在第二、三、四、五章，分別探討台灣地區威權體制的演進，恩庇侍從關係利益中介機制的本質，物質基礎以及其運作，獨占性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之二分化市場結構、二元化產業政策核對美日依賴的三角循環結構，以及在國家統合主義公會支配結構下之工會組織、勞工運動的興起與消退。再第六章結論中，說明權威體制的功能聯結關係，以及因此一功能聯結關係所衍生出來的社會諸多弊端之現象，並依據台灣的政經現實環境條件，企圖指出台灣再權威體制轉化時期隻政經體制蟲見的可能方向與十件的順序步驟，希望藉此能對台灣未來的政經發展，多提供一個思考的可能方向，而有助於台灣地區合理政經體制的建立。

本篇論文預計共分為五大章，約八萬字，茲簡述其內容如下： 第一章 導論部分：計分二節，第一節研究目的及方向，第二節範圍及方法。 第二章 中共權力結構：包括第一節中共權力結構，第二節黨政軍的權力結構，第三 節中共權力結構的特徵。 第三章 中共政治菁華與權力運作，第一節政治菁英與政治甄補，第二節中共政治菁 英與權運作，第三節權力運作的主要變項。 第四章 政治衝突與權力繼承：包括第一節鄧小平權力之形成及鞏固，第二節胡趙體 制與政治衝突，第三節趙李體制與政治衝突與權力繼承。第四節江李體制與政治衝突 與權力繼承。第五節趙政治衝突與權力繼承。 第五章 結論：扼要敘述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並針對中共自1978年至1992年間鄧小平 的權力鞏固、擴大與轉移的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及對於中共即將召開的「十四大」， 予以評估及前瞻。

本文從「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關係」這一角度，研究邊沁關於功利原則、自由、民 主這三個概念的主張。貫穿全文的一項基本假定是： 「邊沁政治思想的重點，在於如何透過制度改革，達到兼顧普遍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目 的，個人利益指向個人價值，普遍利益指向社群整體的秩序，亦即如何在不侵害個人 價值的前提下，維持社群秩序，以及在不損及社群秩序的同時，使個人價值得以確保 。」 由此一基本假定，衍生為下列各章研究的重點： 第一章的研究要點在說明本文研究之目的與範圍，並討論有關資料，以指出邊沁生處 的時代環境對其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的研究重點在檢驗功利原則立論的基礎；從人性趨樂避苦解釋功利原則的實然 ，由邊沁對其餘道德原則的批判，確立功利原則的應然，井鉯倫理計算做為調和此實 然與應然的方法，另一方面，普遍利益乃功利原則的另一說法，而調和個人利益與普 遍利益，即是調和個體價值與整體秩序之間的關係。 第三章的研究重點在指出邊沁對自由採消極性定義，自由不復為一自然權利，而是由 法律所保障的安全，亦即免於個人與政治權力侵犯的保障，而出版與集會自由則是免 於政治權力濫用的救濟方式之一。 第四章的研究重點在探討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原則與代議民主的關係，以指出就 人性實際面而言，統治者必追求一己私利，而理想的政府目的應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 幸福，為求調和這實然與應然的衝突，代議民主乃成為必需的制度。 第五章除提出筆者個人研究心得外，並嘗試將邊沁的思想做一綜合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