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兩個研究主題(1)在不同景氣變動狀態下，殖利率曲線變動與動態避險策略的選擇；(2)不同景氣循環下，債券風險貼水的變動情形。景氣領先指標是一簡單明確訊號，其對於債市參與者改善投資、避險決策之效度應是有趣課題。景氣變動程度不同時，殖利率曲線變動情形亦有所不同；投資人需視殖利率曲線變動情形，選擇不同動態避險策略。當景氣上升時，殖利率曲線短期利率波動幅度大於長期利率波動幅度，以Khang(1979)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景氣波動程度不大，長短期利率波動方向不一，以多因子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而當景氣大幅度下降，短期利率下降幅度小於長期利率下降幅度，建議以Bierwag(1977)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國內動態避險實證分析上，黃慶堂與王芳妮（民80）以Macaulay(1938)、Bierwag(1979)、Khang(1979)與Chambers et al.(1988)模式作分析，Chambers et al.(1988)表現較傳統Macaulay(1938)模式優；史綱與丁子雲(民80)發現以Macaulay1938)模式建構動態避險策略，與長期持有公債收益率無顯著差異。所以Macaulay(1938)模式無法應付國內債券市場的需求，機構投資人應該因應殖利率曲線隨景氣變動情形，選擇較佳動態避險策略規避風險。 　　隨著發行與交易規模的快速成長，以及景氣狀況遞移，我國債市各工具殖利率結構在未來勢必會改變，景氣狀況變化之可能影響，是本研究試圖勾勒的要項；市場結構改變，會造成未來殖利率曲線大幅變化。本文只是推介數種存續期間模式，並討論如何增加嚴謹度。 　　不同景氣循環下，時間風險貼水隨景氣繁榮而擴大，使得公債市場上多為附買回保證金交易形式，投資期長多為固定（附買回契約的期長），投資人所賺取的多為長短期利差；而景氣衰退時，利率相對較低，債券價格高漲，投資人所賺取的多為債券價差，投資期長較不一定；信用風險貼水則因台電公司債稀釋效果、流動性貼水的變動以及信用風險貼水看法不一，而無法確定其與景氣循環的關係；而交易成本貼水方面，證交稅及交易規範形成進入公司債市場的障礙，景氣衰退時，由股市釋出資金，大多進入公債市場，形成短期避險資金，所以當股市出現轉機時，資金轉入股票市場；所以當景氣衰退，公債與公司債殖利率的差距會擴大。本研究副產品是發現公司債稀釋效果顯著，一般公司債發行金額均為五千萬元左右，而台電在四次發行公司債時，金額在五億上下，當台電公司債增加發行量時，台電公司債整體價格下降，殖利率上升，使得一般公司債與台電債券間殖利率差距縮小。銀行擔保效果方面，雖然發行公司會考慮到本身市場評價，選擇公民營銀行作擔保機構，讓其公司債信用等級與其他公司債的信用等級一致，但是公營銀行擔保的公司債殖利率較無擔保公司債低，民營銀行擔保效果亦為統計顯著，而且公民營銀行擔保效果有顯著的差異。

本文乃根據國外盈餘品質分析常用之指標，試著從國內上市公司公開的財務年報中，擷取和盈餘品質攸關之訊息，配合盈餘非預期變動的高低，研究是否具有解釋股票報酬之能力，以提供盈餘品質與股價關係的直接佐證；接著分析盈餘品質與盈餘反映係數(Earning Response Coefficient)之關聯，研究是否盈餘品質較好之公司會具有較高的盈餘反映係數；再者根據不同的總體經濟環境，檢視各種盈餘品質指標之相對重要性，以調整盈餘品質指標之權重，俾能更真確地反映公司整體的盈餘品質；最後乃進一步將結果轉換成投資策略，形成投資組合，衡量投資組合績效，並分析該策略所承擔之風險，以探討是否可獲得超額報酬。 研究結果得到以下幾點結論：(1)8種指標中有6種的確與股票報酬成負相關(4種達到統計顯著)，顯示盈餘品質分析在國內股市應有一定的效果，值得投資人重視。(2)盈餘品質好壞會影響盈餘反映係數，盈餘品質較好之公司，具有較大的盈餘反映係數，也就是股價反映盈餘非預期成長之幅度較大。(3)利用盈餘品質分析，配合非預期的盈餘成長來形成投資策略，可獲取相當的報酬，且即使調整了風險因素，仍能獲取超額報酬(但未考慮交易成本)。(4)總體經濟環境變化，對盈餘品質指摽之影響並不明顯，亦可能是選樣期間只有五年，且各年度總體經濟環境之變化不大，以致不易觀察其對盈餘品質指標之影響。(5)研究中所用的資訊全部是公開的財務報表資訊，卻仍能解釋股票未來的報酬，顯示公開資訊仍有一定的訊息內涵，也就是目前的股價並未反映所有已公開的資訊，似乎代表台灣股市的效率性不足。

本研究主要探討初次上市公司上市前後財務經營績效的變動及其原因。選取民國76至82年之初次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方法以無母數Wilcoxon檢定為主。研究結果如下： 　　1、初次上市公司上市後第一、二、三年之營業淨利與來自營業自由現金流量，調整產業前或後，較諸上市前皆存在衰退的趨勢。造成此現象，可能是因公司經營效率（資產週轉率）及經營效果（獲利率）降低所致，而非銷貨或投資的減少所引起。本研究也發現，民國81至82年初次上市公司上市後調整產業後之營業淨利，較諸民國76年80年初次上市公司衰退的程度更大。 　　2、關於財務經營績效變動之原因，本研究發現規模愈大或上市價差愈大的公司，上市後第一、二年調整產業後之營業淨利衰退的程度愈小；至於董監持股，與經營績效則無顯著的關係存在。 　　3、至於市場預期與實際盈餘績效方面，不能推論上市後第一、二、三年市場的預期為何，實際盈餘績效則仍呈衰退的現象。

在本文中，分別就四種不同參數組合（包括六個模式）的二維交叉實驗設計，採用一般線性模式法及二樣本t檢定法予以分析，並探討模式間與分析方法間的異同。此外，在二維重覆測量交叉實驗設計方面，我們也分別以單變量分裂區集變異數分析法及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法進行探討。 / Four possible parametrizations ( including six models ) are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to clearify some ambigous issues related to a 2*2 cross-over design. Each model is analyzed using both the GLM procedure and two-sample t test. In addition, we als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2*2 repeated measurements cross-over design by using the univariate split-plot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techniques.

Neill(1977) 發現 Stroop 色字干擾作業中前一嘗試 (S1) 的干擾字和 後一嘗試 (S2) 的顏色反應相同時，會對後一嘗試的正確反應形成干擾項 －抑制效果。 本研究以 Neill(1977) 的連續嘗試叫色作業，探討 S2 刺 激類型與 S1 反應至 S2 刺激呈現時距 (RSI) 對干擾項－抑制效果的影 響，並說明簡單抑制論 Neill (1977) 、反應抑制論 Tipper(1985) 及編 碼調適論 Lowe(1985) 的適切性。實驗一探討不同 S2 刺激類型產生的影 響，結果合諧字並沒有任何抑制或促進的效果，符號非字和不合諧字得到 干擾項－抑制效果，皆符合簡單抑制論的預測，反應抑制論也能以策略的 因素來解釋實驗一的結果，而編碼調適論不易解釋合諧字的結果。實驗二 探討色條在不同 RSI 產生效果的變化情形，發現色條在短 RSI 產生很少 的促進影響， 在 RSI 較長的情境中色條皆產生干擾項－抑制效果，較為 支持簡單抑制論的假設，反應抑論和編碼調適論則無法解釋色條在長 RSI 產生的干擾項－抑制效果。因此在連續嘗試的 Stroop 叫色作業中， S2 刺激類型及 RSI 對干擾項－抑制效果產生的影響， 簡單抑制論能直接預 測與解釋， 反應抑制論及編碼調適論對色條在長 RSI 的干擾項－抑制效 果則不易解釋。

本文係應用序列談判(Sequential Bargain)模型，來制定出銀行最適放款 利率報價。在放款談判之中，由於談判雙方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銀行對於客戶的真實報償，並沒完全的訊息，因此在談判 初期，銀行僅能藉由已知的客戶報償分配與決策法則，來制定出利率報償 。然而隨著談判期的逐漸增加，客戶的回應，會將其真實報償的訊息給釋 放出來，而銀行在接收此訊息並認知到客戶的真實報償，產生所謂的學習 效果( Learning Effect)之後，即可據此訂定出各期最適的放款利率報價 了。當談判期限由一期放寬為兩期時，對於客戶來說，因為可以以較低的 利率貸得資金，因此會樂於接受銀行這樣的安排。至於銀行方面，則因為 談判期限放寬以後，對客戶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使得放款利率報價更趨於 合理化，銀行本身的期望報償提高，因此銀行也會樂於將談判結構做這樣 的安排。

股利政策之選擇攸關公司資金成本效益與投資者權益，投資者依據公司未來股利發生時點、金額與不確定性等因素來判斷公司的內涵價值（intrinsic value），亦即股利的配發是公司管理當局與股東利益間的抵換。本論文將考量我國企業實務上股利支付內容，將股利形式細分為無股利分配及有股利配發，包含單一股利政策－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公積配股，複合股利政策－現金股利搭配盈餘配股、現金股利搭配公積配股、盈餘配股搭配公積配股及綜合股利政策（現金股利、盈餘配股、公積配股三者兼發）之發放模式，共計有八種股利支付類型。 　　共同基金乃證券市場中連接有價證券與投資者間之專業投資管道，由於基金收益直接進行再投資產生之租稅規避濾網（tax-free filter）效果，藉以探討公司選擇股利政策時之顧客效應。同時將影響股利政策制定之構面因素－公司的股利配發來源、獲利性狀況、資金融通與債務償還能力、企業未來投資成長機會、產業類別與租稅改革制度等一併納入分析檢證。 　　本論文採用實證模型分析為主，文獻檢閱分析為輔，以1995- 2000年我國上市公司曾被國內股票型投信基金選為投資標的者，運用Mutinomial logit model及股利政策相關文獻，建構本研究實證模型；在政策意涵上，股利稅制的規劃與共同基金租稅課徵問題亦一併討論，以檢討我國現行稅制環境是否健全。 　　本研究所獲結論歸納如下： 　　(1) 共同基金持股比重變動對股利政策影響存在明顯差異 　　　　股票型基金持股比重大小對現金股利搭配盈餘配股與盈餘配股搭配公積配股選擇皆有顯著正效果，但是否基於股東特性而論則難以斷定。現行我國共同基金持股率占公司股權結構比重不大、透過除權日規避股利發放及大股東利用共同基金進行投信交叉持股等問題，皆是造成實證結果與預期相左之可能原因。 　　(2) 租稅制度改革對股利配發內容的選擇扮演要角 　　　　兩稅合一制度實施後，總股利支付率較實施前為高，主要在於規避保留盈餘加徵10﹪的稅負及股利的發放具有抵稅權，使公司不再傾向保留盈餘而提高發放股利之意願。 　　(3) 股利配發形式選擇 　　　　◎支持股利配發來源與股利政策的關係 　　　　◎公司舉債程度高低與現金股利配發機率呈負相關 　　　　◎公司獲利性狀況攸關股利發放與否 　　　　◎未來成長機會與現金股利配發呈反向關係 　　　　◎股利政策具有產業差異性，高科技產業傾向選擇股票股利偏 高之股利組合政策 　　以公司立場而言，宜需定期評估經營利基與股利政策選擇因素，建立一套合理之股利預測分析模式，並考量平衡股利政策（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搭配）模式，以減緩我國企業普遍採股票股利配發造成股權過度膨脹及盈餘稀釋之弊。從投資者角度來看，共同基金係專業化投資管道，藉由大眾資金匯集之規模效益，能使資金有效配置（或風險分散）並提升國內專業法人比重，減緩市場投機風氣。然共同基金投資相關法令之設立仍需更臻完備，稅制環境對公司股利決策具重要影響性，對追求租稅中立目標而言，證券交易所得是否復徵所得稅，亦是政府單位需審慎考量的議題。

盈餘對公司來說是最簡單、最直接之績效衡量指標，故盈餘之報導對公司相當重要，也因此過去有關盈餘管理及損益平穩化行為之相關研究將重點放在報導水準受到各種因素、各類利害關係人之影響。公司之控制權掌握在股東手中，因此股東對盈餘報導之影響不容忽視；但股東（同時也是投資人）之投資目的及投資策略不盡相同，對盈餘之影響亦可能不同。此外，同產業之公司間會因投資人對其所做之相對績效評估而有相互競爭之行為，致使同產業之行為可能有趨向一致之情況，不同產業則可能不同。 　　本研究以民國八十三年至民國八十八年為研究期間，針對我國上市公司研究其損益平穩化行為，從股權結構觀點（以長、短期投資之股東持股比率）探討其與公司損益平穩化行為之關係，藉以瞭解投資人之投資目的不同對公司長期盈餘之趨勢有何關聯性。其次，針對我國電子產業與非電子產業進行產業效果之研究，探討損益平穩化行為之不同是否與產業有關，以及電子產業損益平穩化之傾向。 　　實證結果發現：(1)公司之平穩化行為與股權結構有顯著關聯性；(2)當公司長期投資之股東持股比率愈高時，公司傾向不採行損益平穩化；(3)當公司短期投資之股東持股比率愈高時，公司愈傾向平穩化其損益；(4)產業因素與我國上市公司損益平穩化行為有顯著關聯性，不同產業之平穩化行為不同，且電子資訊產業傾向不從事損益平穩化。 / Earnings is the simplest and most straightforward indicator of a company's performance. Therefore, earnings reporting could be a crucial concern for an investor's decision-making.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es regarding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income smoothing focused on how the role of stakeholders and other possible factors would affect the accuracy of a company's earnings reporting. For most companies, their shareholders control the core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thus it is hard to ignore their impact on the earnings performance. However, due to the discrepancy of investing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ypes of shareholders could influence a company's earnings can be varied. Besides, since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always compete for better performance resulted from investors'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here is also a trend that the companies in the same industry would behavior in a similar way when reporting their earnings. 　　In order to prove that there'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 company's trend of reported earnings and its shareholders' investing goals, this thesis collects the overall market data from 1994 to 1999 and then examines each company's income smooth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to testing whether a company's decision to exerting income smoothing is contributed to the portions of long-term and shot-term shareholders, this thesis also tries to identify whether the industry effect exists among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that can make different industries have discrepant income smoothing behaviors, and find the electronic industry's income smoothing int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document that: (1) A company's income smoothing behavior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its ownership structure; (2) A company with larger portion of long-term shareholders tends to not adopt income smoothing strategy; (3) A company with larger portion of short-term shareholders tends to adopt income smoothing strategy; (4) The industry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companies’ income smoothing behaviors. Different industry has different pattern of income smoothing behavior. The companies in the electronic industry tend to not adopt income smoothing strategy.

有關聚集經濟的研究，過去主要著重在聚集經濟的型態與都市發展之關係，藉此擬定產業發展政策，從以往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台灣地區製造業是以地方化經濟為主導，傾向個別產業集中、專業發展。此外，並藉由「地方化係數」說明產業在空間的集中程度。然地方化係數受工廠員工規模及廠家數目影響，易產生高估的現象，且僅對中分類製造業集中程度進行測試，無法展現台灣地區製造業地理空間分布集散的全貌。有鑑於此，本研究以地方化經濟為基礎，藉由Ellison以及Glaeser兩位教授（1994，1997）提出之「鏢靶方法」，觀察單一產業之廠商於空間上是否有地理集中現象，衡量台灣地區中、小、細分類製造業地理集散情形，並與「地方化係數」測試結果進行比較。 　　此外，相鄰廠商間往往因為「外溢效果」，使得其他廠商持續進駐在相同區域，形成產業聚集的現象。本研究也將藉由「鏢靶方式」的衍生推導，衡量台灣地區製造業廠商的外溢在行政地理空間之範圍，以及各中分類製造業的聚集，是由相同產業內廠商間，抑或為不同產業廠商間之外溢所形成。 　　本研究可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聚集相關理論及文獻的回顧與探討；第二部分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資料系統，以及產業地理集中之衡量指標；第三部分為台灣地區製造業地理空間變遷與集散之分析；第四部分外溢效果範圍之分析；第五部分為結論建議與後續研究。本研究獲致下列結論： 　　一、台灣地區製造業從業人口空間分布逐漸由中心都市向外圍城市擴張集中。 　　二、台灣地區多數製造業均有輕微的地方化現象，且產業集中程度變化不大。 　　三、使用ＥＧ指標同時控制廠商規模分配與地區規模分配，較地方化係數精準。 　　四、產業分類層級越細，地理集中值越高。 　　五、台灣地區多數製造業產業外溢範圍超過市鄉鎮層級。 　　六、台灣地區製造業產業間聚集力量逐漸向上提升。

創新是廠商生存於快速全球化及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的關鍵。而廠商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可以分為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進行探討。就外部因素而言，本研究同時從經濟地理學門的區域聚集效果與社會學門的研發網絡關係探討外部環境對廠商創新績效的影響。並探討地區產業聚集現象是否會增加區域內廠商形成研發網絡的可能性。而除了廠商外部環境會影響廠商創新績效外，管理學門提出廠商的內部吸收能力也同樣重要。吸收能力定義為廠商對外部知識的認識、吸收和應用的能力。吸收能力除了會對創新績效產生直接影響之外，也會對由網絡中所獲得的外部知識的認知、吸收和利用產生調節效果。 本研究以台灣的ICT產業為研究對象，而空間單位劃分則依據工業區分布情形與天然及人為界線分佈，將台灣劃分為39個空間分析單元，以供實證分析所需。研究結果發現，廠商所處地區之聚集效果確實會對廠商研發網絡的形成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廠商所能吸收的外部知識流的多寡，最終造成不同區域的廠商創新績效的不同。廠商的研發網絡會隨群聚內的社會經濟狀況、產業組成和多樣性等不同而有所不同。此外，本研究同時從廠商外部環境的聚集效果、研發網絡關係以及廠商內部的吸收能力探討對廠商創新績效的影響，以期更全面地了解創新績效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的實證結果證實了聚集效果、研發網絡與廠商內部吸收能力確實對廠商創新績效產生影響，而內部吸收能力確實會對經由研發網絡所獲取的外部知識和創新績效產生調節效果。 / Innovation is the key of the firm to survive in a rapidly globalizing and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e factors affecting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external and internal factor. For the external factors, this studies use the view of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R&D network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same time, we also discuss whether the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affect the firms’ R&D networks. Aside from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internal absorption capacity is also important for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bsorption capacity is defined as the capacity of firm to recognize, absorb and apply external knowledge. Absorption capacity has not only direct impact on innovation, but also adjusted effects between the knowledge acquired from R&D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is the ICT industry in Taiwan, and Taiwan was divided into 39 spatial units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gio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of firms indeed influence the firms’ R&D network ,and then affect the amount of the external knowledge that the firm can absorb, ultimately result in different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irms’ R&D networks will vary depends on the cluster’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industry composition and diversity. Besid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factor of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external agglomeration effects, R&D networks, and internal absorption capacity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ose factors and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agglomeration effects, R&D networks, absorption capacity do affect the firm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internal absorption capacity do have adjusted effects between the knowledge acquired from R&D networks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