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為廣播Call-in節目的對話，「尋找」出它的文體特色，而我們在進行文本分析與詮釋之前，我們必須先討論本研究關於文體的定義，以及在這樣的文體定義之下，要如何來進行文本分析的問題。討論過這兩個問題之後，我們才能進入我們實際的分析。 本文是將狀況情境視為一種語言活動參與者互為主觀的認知，而文體則是在一個文化社群之中，對於某種「類似」的狀況情境，所做出具「慣例性」的「適切」的語言形式選擇。另外本文也討論了書寫文體與對話文體、進階文體與初級文體的差異，做為進一步討論研究策略的基礎。 在研究策略上，本文主要試圖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如何決定一種語言形式是由於某種情境因素所觸發？為解決這個問題，本文透過對於對話互動過程的討論，發展出一種比較的分析策略，但是這樣的分析策略卻仍會遇到適切性的問題，而最後研究者還是必須依靠他的雙重身份，也就是研究者與語言活動參與者共享的文體知識與文化意義，來做出詮釋。 第二個問題則是我們如何確定一種文體特色的「獨特性」？本文首先強調文體的進化與變異是語言使用的常態，而在這種常態之下，研究者必須瞭解到情境因素是多元多層的，而整體性地觀察狀況情境中所有的情境因素，於是本文使用了語域這個概念，來分類狀況情境中的各種情境因素，幫助我們的分析。此外我們也說明各種文體之間是一種家族相似性的關係，是彼此「部份相似部份相異」的，而如果我們要為一種文體畫出界線，就必須整體性地考慮所有的狀況情境。 在實例分析上，本文是認為廣播Call-in對話在語言範疇(field)上是兼具訊息性與娛樂性，一方面讓Caller成為暫時性的廣播者，一方面卻也是與Caller「閒聊」，達到娛樂性的效果。不遇即使Call-in對話再怎麼「親密」，在語言關係(tenor)上，它還是有距離的還是一種「偶遇」的語言關係。 最後在代結論的部份，本文則是重新檢視了適切性的問題、變異與進化的問題、以及我們在進行實例分析上的一些問題。

杜甫〈同谷七歌〉是七首連章的組詩，其形式、內容、情感俱有可觀，後代仿擬之作甚多。本文以杜甫〈同谷七歌〉在明清之際的仿作為討論核心，從文體的發展切入，將〈七歌〉視為一具有固定形式的文體，由梳理〈七歌〉體發展為始，往上探究〈七歌〉與七體、楚辭、七哀詩、四愁詩、胡笳十八拍的關係，往下建構由文天祥至陳子龍以降的譜系。〈七歌〉因其組詩的形式，較律絕更宜於敘事，是故世變之際詩人往往藉書寫〈七歌〉來記事抒情，其中文天祥、陳子龍的仿作，是〈七歌〉體發展中的重要轉關。〈七歌〉體的發展可分作兩大脈絡，一為杜甫之「書寫個人憂患、仕途際仛」，二為文天祥、陳子龍開出的「書寫家國之思」一脈。明清之際詩人藉由仿作〈七歌〉，將自己置入「杜甫─文天祥─陳子龍」的忠節譜系之中。本文由自傳詩的角度切入，分析〈七歌〉體在形式內容上的特色，並以文天祥、汪元量、鄭思肖、陳子龍、王夫之、姜垓、宋琬、吳嘉紀、沈壽民、陳恭尹為討論核心，說明〈七歌〉體見證紀實、敘事哀悼、書寫自我的特色。

「文體批評」是明清學者詮釋杜甫詩的常見方法，該批評重視辨體的緣故，「變創」成為明清杜詩學的重要子題。在明清學者探討杜甫五古、七古、五律、七律、排律、絕句的成果裡，包含杜甫變化傳統、開創新體的現象，探討杜甫變創的緣由等詩學意見。據此，本論文要做的學術工作之一，從明清杜詩學抽引這條以變化、創新論杜的線索，從「文體批評」之「辨體」方法，找出明清杜詩學者評價杜詩各體風格、內涵、題材、正變之說，尤其是明清杜詩學者論杜詩正宗與變體的辯證過程，建立詮釋軌跡，掌握明清學者論杜詩變創的焦點與面向。 再者，創造力是改變既有領域，或是將既有領域轉變成新領域的任何作為、理念或產品的概念，由此看來，明清杜詩學以「體要」判定杜甫變化創新與否的方法，與當代創造力理論有許多共通之處。因此，本論文學術工作之二，便是沿著明清學者開發的論杜小徑，另採用「匯合取向研究」的「創造力系統模式」、「創造力三成分模式」、「共識評量技術」為研究角度，拓深與補充明清杜詩學論杜詩各體變創的內涵，說明杜甫身為創造者的個人特質，影響杜甫從事變創的幾種要素，杜甫具備的變通力、獨創力、精進力、流暢力、敏覺力等特殊才能。 最後，通過創造力理論的協助，進一步從文體批評視野下的明清杜詩學說，得出杜甫身為「巨匠」、「開創者」、「內省者」的詩人形象，豐富杜甫在歷代以來流行的「詩聖」形象。藉著杜甫形象的開拓，期盼我們對杜甫詩有新的眼光，能善用明清杜詩學遺產，從中歸納中國古典文學在創新方面的經驗，在當代「創意經濟」重視創新的氛圍裡，能回應今日培養創造力人才與創新法則的需求。 關鍵字：明清杜詩學、文體批評、變體、創造力

本論文「宋代傳奇小說傳奇手法研究」從「怎麼說」、「怎麼做」的角度出發，審視宋傳奇；並微觀地分析出宋傳奇主要的五種傳奇手法，同時說明這些手法正是造成傳「奇」效果的重要原因。這五種傳奇手法基本上表現出一種辯證性：時空的「幻實」、典故的「離合」、文體的「出入」、情理的「依違」、傳寫的「美醜」，也可以說是辯證手法的使用。 〈時空幻實的辯證〉試圖說明宋傳奇作者在小說文本中刻意凸顯傳奇時空的幻實辯證，或是虛構時間以「實」襯「虛」，或是遠跡域外以刻意造奇，或是出入他界以模擬現實；亦即在傳奇中形成「幻」、「實」兩端的拉扯與張力，以此造成傳奇之「奇」。 〈典故離合的再創作〉則說明了宋傳奇在讀者「習以為常」的典故中，透過「擬古用典」的取捨改寫、「疑古用典」的「推陳出新」、「造古用典」的「翻轉變異」，造成讀者陌生化的感受，令宋傳奇在運用典故之餘拉開與典故的距「離」，呈現出更大的「離」、「合」張力。 〈文體出入的整合〉剖析宋傳奇作者出乎傳奇「文采意想」，或入乎「語錄」的玄機妙語，或入乎「詩話」的體制手法，或入乎「散文」的理性平易，以出入於「語錄」、「詩話」、「散文」之間的手法來塑造宋傳奇獨特的理性智慧之「奇」。 〈情理依違的塑造〉則剖析宋傳奇透過人情事理的「依」、「違」運用傳奇手法：以「情理之外」的情節造成讀者「奇」異、「趣」味的閱讀效果，或「尋常情理中求其奇異」來造成讀者閱讀時「聳動人之耳目」的「奇」，又或者藉著表面上「情理之外」的「狂行」隱藏對「尋常情理」的「清醒」認識，形成意料之外的「奇」。 〈傳寫美醜的選擇〉則說明了宋傳奇不全審「美」，時而審「美」、時而審「醜」，在「美」與「醜」兩端進行角力，因而宋傳奇的美學風貌較唐傳奇更豐富多采，也同時展現出宋傳奇獨特的風貌，亦即宋傳奇之「奇」。 此外，本論文以宋傳奇的傳奇手法為主要架構，但當某傳奇手法曾經出現於某篇唐傳奇中時，本論文仍於文中對舉參照，務求突出兩者之同異，進而凸顯唐傳奇的情節內容已然造成傳奇效果，不似宋傳奇得透過傳奇手法才能造奇，因此，宋傳奇之所以被稱為「傳奇」，其「奇」之發掘，宋傳奇「怎麼說」故事較「說什麼」還要重要。

在元代的時候，我們都知道，元朝是以蒙古人為中心，與其他民族聯合所建立的政權。由於帝國幅員廣闊、民族眾多，在政府各級機關中，均設有譯史、通事、怯里馬赤等翻譯人員，進行蒙漢或其他語言文字的翻譯工作。 　　然而，有些譯史在翻譯蒙文公牘時，因為過分地按照蒙古語的語法形式翻譯，使得譯成的漢文變得相當生硬，成為一種「蒙古式漢語」的公文，即具有蒙古語語法特徵的漢譯文，令人讀起來很不順暢，甚至詰屈聱牙，艱澀難懂。我們把這種譯文的文體就叫作「硬譯文體」；而因元代的官方文書中，出現許多像這樣的公文，所以就稱這類文獻的文體為「元代硬譯公牘文體」。 　　不過，有些學者認為，這就是所謂的元代漢語白話。雖然，我們不否認這些翻譯的公文，多是用元代漢語白話寫成的，但它那濃厚的蒙古語語法特徵，卻使它像「混合語」一樣，是漢語、蒙語之外的另一種新的「語言」，因此，是否還能稱它做「元代白話」或「元代漢語白話」，都是值得商榷的。 　　筆者針對元代硬譯公牘文體產生的背景、原因，及其語法特徵三方面進行討論，希望能夠釐清一些觀念，並瞭解其內容。

本篇論文以韓愈墓誌銘書寫的文體改創意義為中心，分別從歐陽脩與王安石這兩條路線探索宋代墓誌銘寫作的走向，以及其中蘊含的書寫意義。期望藉由實際的文體成規分析，探討文體觀念轉變的痕跡，對於宋代以韓愈為中心的古文發展，獲得更清晰的理解。具體的考察方向如下： 其一為韓愈墓誌銘作品文體改創之意義：關於韓愈的墓冢碑誌文，前賢已作了不少相關研究，所以，此部分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梳理韓愈墓誌銘作品與傳統諸作在形式、立意上所作的改創，著重「破體」，故求異不求同。更進一步，以此文體改創的實踐，呼應韓愈古文運動所提出「去陳言」主張之深層意涵，探討其墓誌銘作品於文體改創上蘊藏的意義。 其二則在於對歐、王墓誌銘作品討論：以韓愈墓誌銘作品討論為基礎，考察歐、王二人於墓誌銘書寫上對韓愈撰作的因襲與再創發。重點在於藉由作品的實際分析，理清二人墓誌銘書寫對於韓愈撰作書寫的繼承與發揮，在宋代所產生的新寫作路線，即梁啟超先生所謂「自成一家」者，並由此討論所謂「面目」、「法度」的書寫意義。 其三則是進一步對歐、王文體觀進行探討：歐、王二人對韓愈打破文體界限的看法，落實至他們的書寫實踐活動中，經過對二人墓誌銘書寫作法的討論，可以清楚看到他們對韓愈的回應。而若能更進一步，由二人的文學觀念分析著手，將材料擴充到二人對韓愈作品的解讀與詮釋，相信更能清楚地觀察二人文體觀念，對書寫本質的理念。 透過歐、王墓誌銘書寫帶出北宋墓誌銘寫作二大典型，進一步切入北宋文人的文體觀，探討北宋文人對於墓誌銘一體理想撰作型式的想法。同時藉由別集、詩話、書牘等「辨體」的討論，耙梳北宋文人對於自韓愈古文運動以來，文體界限的自由出入所產生的反思，冀望更清晰地瞭解北宋文人的文體觀。

本文以「文體．世變．風教」為研究主軸，耙梳比較清代詩話序跋文體之書寫表現的承襲與轉化，從而有效分析其中的書寫認知與文體意識，並及書寫期待與創作意圖。由此展開全文論述：首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取材依據與範圍、文獻回顧與探討、研究方法與架構以及預期研究之成果，交代全文研究方向與重點。第二章「序跋之源流與功用」，分就序跋文體的探源溯流、文體功能、加以耙梳，並分別就「議論」與「敘事」兩種書寫方式探析序跋之文學體製與書寫特質，藉此以彰顯序跋文之研究價值。第三章「文體之溯源與辨正」，就詩化的論詩情境氛圍，探析其審美情感表現之一端；再探討序跋中關於「詩話與詩之辨正」，並及「詩話文體溯源與義界」，以證成詩話本質之認知。第四章「風教之承襲與轉化」透過詩話序跋文字為參照基準，側重於比較研究清代詩話撰者與前代撰者之承襲與新變，兼及呈現出詩話的書寫認知與期待，以及詩話之體製的發展軌跡；尤其關注〈詩序〉所形構之風教典範，影響清代詩話序跋書寫之意義價值的承襲與轉化，分就「風教勸懲之價值轉化」、「揚扢風雅之折衷匡正」、「折衷群言，商榷源流」、「發潛闡幽之立意動機」以及「裨益後學之立言期待」等五方面析論之。第五章「詩話之世戒與世變」，乃從文學、歷史與文化角度，探討詩話於世變之際，所發揮「記憶召喚之紀實功能」、「以詩證史之史餘價值」以及「世變鼎革之世戒精神」等三方面之相關意涵，以進一步探究清人對於「詩話」書寫本質的認知，更有效廓清「詩話」之為體的歷史書寫意義。第六章為結論，總結全文論述，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展望。

本論文主要選擇文革結束後，以「文革」此一歷史階段作為主要寫作題材的小說為研究對象。「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形式之一，更是新時期文學的主潮，因此本論文選擇從「小說」這種文體作為觀照文革的視角。文本的時間跨度設定在1976-1985年間，橫跨新時期文學從傷痕、反思、改革到尋根的幾個重要文學階段。 第一章導論。在「文革」與「文革小說」相關論述的背景資料分析下，說明主要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第二章則梳理毛澤東思想與其文藝大眾化的成果——毛文體的建構過程以及毛文體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引起的相關問題。第三章透過新時期初期主要文藝思潮及論爭資料的彙整，重新建構1976-1985年間的文學現場，並指出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在新時期的發展脈絡，以便與第四章、第五章的文本分析互為對照。 第四章開始，側重在實際上的小說文本分析。首先討論文學對「文革」苦難的控訴，小說透過愛情、家庭倫理悲劇的指控，召喚大寫的人與「人道主義」。此外，文革作為長達十年的政治苦難，如何在新時期的「時間觀」中被排除於革命時間之外，並以此歷史敘述修復黨國的政治傷痕，並塑造「四化」新人，是此章重點。第五章則討論疾病隱喻與主體修復，分析知識份子、改革新人與紅衛兵／知青一代人在新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中，如何療癒自身，並在新時期社會中再造主體。然而個人主體並未在黨國的拯救中獲得療癒，文革創傷在一代新人身心留下難以抹除的罪責感。本章並試圖從紅衛兵小說的文本分析中，探討何以紅衛兵一代人拒絕懺悔，以及懺悔失效的原因，以此說明政治力對文學的規範作用，其結果是造成小說成為一種「不可靠敘述」。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全文，並指出並未痊癒的文革創傷在日後的「家常化」以及創傷延宕與固著（fixed）的現象，以此聯繫到1985年以後未竟的文革敘事。

本論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文體論，於第二、三、四章梳理中國現代日記體小說的文體演變歷程，下篇為性別論，於第五、六章擇取性別文化議題為進一步研究的焦點。上篇所分析獲得的文體特徵為下篇性別研究的文體依據。 　　在文體演變方面，1914年的《雪鴻淚史》為中國的第一篇日記體小說，它吸收域外翻譯文學《茶花女》引用日記剖露實情的概念，更展現出中國傳統小說的創作筆法，從《雪鴻淚史》至1918年之前的諸篇鴛鴦蝴蝶派日記體小說文本雜糅了中西文體模式，為日記體小說演變過程中的萌芽期，此時期的日記體小說已經具有幾項文體上的共同特徵，如日記部分採第一人稱內聚焦限制視角、運用外敘述者設置框架以聚焦、具內在對話性、分時日記錄的時間形式等文體特徵。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前期乃日記體小說的興盛期，此時雅俗刊物中皆湧現大量的作品，且出現探討日記文學的專文，萌芽期所成形的文體特徵在興盛期持續被實踐，部分特徵被推至前台，成為書寫日記體小說的核心規範──「第一人稱內聚焦限制視角」、「分時日記錄的時間形式」，起支配性作用，其他文體特徵則是經常被運用的文體規範，起次要作用。30年代中期以後因世積亂離、時局紛亂，無論作者或讀者皆提倡將眼界向外界社會觀照，致使運用第一人稱內聚焦視角的日記體小說不合時用，文本數量明顯減少，進入衰退期。 　　在性別研究方面，第五章探討男性話語，男性作家時常運用日記體小說內在對話的文體特徵來自我言說，推動人物作者三個階段的心理成長歷程，而除了男性自我言說之外，男性作家更創作了大量的擬女作品，其中不少作品皆彰顯出男性潛意識的性別二元思維，他們充當外敘述者評判女性人物作者的不當行為，或藉女性人物作者之筆傳達出男性人物的引導話語，讓男性居於優勢地位，而大量的擬女作品中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則多是男性隨著女性解放的歷史進程所幻想、賦予意義的客體，她們不過是配合時代思潮、流行口味以裝填男性欲望的載體。第六章探討女性絮語，相較於男作家筆下多篇的擬女作品，女性日記體小說中僅有一篇擬男作品，多數的女性日記體小說雖然也會採用社會題材，但她們更為關注自身與周遭女性的命運，藉第一人稱視角來坦言自我情感，呈現與男性日記體小說截然不同的風貌。

韓少功是八０年代崛起的知青小說作家、尋根文學先鋒，於西方文學對大陸文壇浸漬漸廣背景下，明確提出關注本土文化、文學傳統的理念。這樣的思考路數以更複雜的呈現方式貫穿於他「後新時期」的創作裡，且表現在他的「打破文體」嘗試中。 本論文第一章說明為何以韓少功「後新時期（一九八九年起）」的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選擇「後新時期」作為概要的研究時間範圍，是因從八0年代末尾開始的「後新時期」無論在文學或政治上，都開始了一連串重要的轉變，韓少功亦明顯意識到文學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相應的創作實踐。 　　論文第二章全面探討韓少功研究中罕為人系統論述的散文創作，韓少功「後新時期」以來減少中短篇小說的創作而轉向更多「散文」創作，乃和九０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論爭」及後期的「新左派與新自由主義」之爭對他的思想刺激密切相關，散文中的重要主題皆意在回應論爭中的焦點概念。 　　論文第三章分析「後新時期」韓少功雖減產但仍傾注關懷的中短篇小說。這些文本中無論是對文革創傷或革命化記憶、知識份子啟蒙角色或知識菁英醜態，都以諧謔反諷風格淋漓解剖，但一代人的理想消失與沉痛恆在隱然其間。 　　論文第四章析論《馬橋詞典》如何以傳統文學中「筆記」形式結構小說，用以呈現駁雜紛繁的民間生活，顛覆以往文藝政策對「真實」的規範。此外，析述文本如何以對「小說語言」重要性的強調取代對小說思想標準的強調，融古漢語、方言、歐化普通白話、大眾化政治話語於一爐以進行思考，借此思考漢語如何現代化、並達到抵抗西方文藝主導權的意圖。 　　第五章分析長篇小說《暗示》裡如何對文革經典象符、現代化媒象進行解讀，以瓦解革命意識形態及進步主義迷思。其次，析論《暗示》如何仿擬九０年代盛行於大陸的「文化研究」策略，由此形構出《暗示》擷取文化象符以進行拆解的文本結構特色。 　　第六章探討長篇散文《山南水北》如何承《馬橋詞典》的「筆記」實錄風格，記錄遷居湖南八溪鄉後鄉土生活種種，其次，探討文本如何對比城鄉生存處境、又如何重新觀照傳統文化、展現與大自然對話的意圖，以此與中國的鄉土文學傳統及當代鄉土寫作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