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於1989年的亞太經合會是亞太區域唯一的官方區域整合機制，其「開放性區域主義」的特質，是過去區域整合機制所未曾提出與採用。惟亞太經合會特殊的組織架構與運作程序是否能夠提供會員國進一步合作的機制與意願，經常受到挑戰與考驗。今年適逢亞太經合會成立廿週年，正可用以作為研究亞太區域整合的典型案例，以對亞太地區整合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可能之發展有一綜合性的探究。 本論文在結構上設定基本前提為：亞太區域面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區域整合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各國致力內部調整及經濟發展，藉由經貿相互往來的活動增進彼此間之依存度，而衍生希望藉由亞太經合會這一亞太區域最大的區域組織，來尋求區域整合，以形成競爭優勢；並冀藉國際關係區域整合相關理論與經驗，探討以下兩個問題： 一、以亞太經合會為例，析論亞太區域現有整合機制，面臨之問題及解決之途徑為何？ 二、從亞太經合會未來定位發展，預測亞太區域整合可能途徑與方式？ 本論文研究發現亞太區域未來仍舊繼續朝向多邊整合機制發展，仍難以出現一個類似北美、或歐盟的整合機制。而亞太區域整合未來發展趨勢為：（一）在區域經濟整合的建構過程中呈現多頭馬車角逐競爭的現象；（二）亞洲化與次區域間雙邊化的發展趨勢；（三）多組區域貿易安排同時發展、相互交錯的趨勢；（四）從認同的角度觀之，當今亞太區域經濟整合的過程亦呈現亞洲主義與亞太主義競合的趨勢；（五）美國的立場對亞太區域整合發展扮演關鍵性角色；（六）市場驅動為主導結合政府區域合作政策亦將決定亞太區域整合發展的路徑。上述的發展趨勢亦成為亞太經合會在未來進行亞太區域整合、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將面臨的整合問題，如何在諸整合機制的競合關係中，繼續推動整合進程，考驗亞太經合會各經濟體的智慧。

本研究以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所得稅法第4 條之1）與實質課稅原則為中心，蒐集民國95 至97 年度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區分為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針對判決書之爭點予以統整分析，將爭議型態類型化，並以案件數最多之爭議型態進行法官、財政部發布函釋與大法官會議解釋之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綜合所得稅有關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與實質課稅原則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就公司處分固定資產溢價收入轉列資本公積，先增資、後減資並無償配發股票與自然人股東，應予課徵營利所得之爭議案件，佔本研究資料範圍之九成。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案件最多之爭議類型有四種：一、依實質課稅原則認定係屬「以買賣有價證券為專業」之營利事業，其應稅收入與免稅收入應如何攤計費用？二、認購售權證相關費用攤計如何認列？三、信託投資事業與相關利息收入如何列計？四、股票股利、短期投資、長期投資與長、短期投資轉列時，有關未分配盈餘加項或減項應如何列計等爭議。 次針對上述爭議類型，進行現行規定之探討，研究範圍內部分案件已列入司法院大法官人民聲請案件審查會待審案中，亦有相同爭議之案件業已提出大法官會議解釋，於日前經審查會作成不受理決議。 本研究以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書為研究範圍，並以證券交易所得稅停徵暨實質課稅原則於實務之運用，縱向將爭議案件予以分類整理，橫向歸納各爭議類型現 行狀態，涉及人民行政救濟之最後訴訟階段為最高行政法院，例外得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第1 項第2 款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涉及納稅者權利保障事項，最重要者為行政法院訴訟階段，本研究針對主要爭議類型之案件，就承審法官予以統計，為保障納稅者之權利，本研究建議未來修法應成立「專業財稅法庭」以及設置「稅法實務問題研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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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及2003年，兩任的布希政府均面臨因伊拉克情勢而引起的中東危機，兩位總統也均選擇了以武力因應危機。在危機處理的過程中，兩位布希總統均組成了因應危機的團隊，其成員多來自於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並且有部分成員如錢尼（Dick Cheney）、鮑爾（Colin Powell）等參與了兩次危機的處理過程。本文將分析兩任總統與參與決策成員在兩次危機處理過程中的立場，及所持立場對最終危機處理政策帶來的影響。兩任總統均有強烈的使命感，決策成員也多支持武力的使用，因此對危機處理策略的選定上決定使用武力因應。 本研究將透過危機處理的相關理論，包括國際關係學派、歷史學派及組織與決策理論學派的論點，來檢視兩任布希政府所面臨危機情勢、因應手段的差異。布希政府是被動的因應危機，小布希政府則是主動的挑起危機；布希在動用武力前取得了聯合國的授權，小布希則是單邊行動推翻了海珊，並未得到聯合國的授權；並且小布希總統並不僅僅以制裁海珊政權為最終目標，而是加以推翻並重建伊拉克。 最後本研究亦將對美國未來領導世界的策略提出建言。根據學者奈伊（Joseph Nye）的看法，軟權力（soft power）是美國外交上的重要資源；往後美國如何避免過度的仰賴單邊行動，重新凝聚盟邦，並且善用美國軟權力上的優勢，將是美國所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想要領導世界之前，美國必須先學會

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美兩國，雖然由於珍珠港事變而成為並肩作戰的國家，但 是對於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共同戰略，美國的反應，遠不及中國積極。美國由於先德後 日的基本戰略，除了繼續對華提供租借物資與空軍方面的援助，在聯合國宣言中提攜 中國名列四強之一，選派史迪威中將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的參謀 長暨本戰區美軍司令，並無條件給予五億美元的貸款外，美國既未娑遣陸軍來華協同 作戰，也不曾運送大量物資援助中國。 就在美英這種重歐輕亞的態度下，緬甸終於一九四二年五月淪陷，中外唯一陸上交通 線滇緬路亦隨之斷絕。中國抗戰形勢，遂更加困難，且種下日後中美爭執的一大根源 。 一九四三年二月至六月間，蔣夫人的訪問美國白宮、國會及其主要城市，使美國上下 對於中國的情況與立場有進一步的了解。 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的魁北克會議，羅斯福與英國道相邱吉爾，始決定聯合國於擊敗 德國後十二個月內擊敗日本的原則及其初步的作戰計劃，時距美國參戰已達二十一個 月之久。美英還原則上決定縮小反攻全緬計劃為反攻北緬，並一致認為沒有同時進攻 仰光與南緬以配合北緬攻勢的必要。凡此均為美國先德後日基本戰略以及迄無協助中 國早日強大的決心之具體表徵，而且不合我出兵的先決條件。然美英仍要求我出動駐 印軍與遠征軍入緬作戰，並交由新近成立的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英國海軍中將蒙巴頓統 籌指揮。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委員長在重慶黃山召集蒙巴頓、索姆維爾、史迪威、陳納德及中國 將領等討論魁北京決議案。會中決定依照委員長的提議，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開 始反攻緬甸，並以蒙氏為總指揮。委員長並提示，聯軍必須控制孟加拉灣，同時必須 在南緬實施水陸兩棲作戰，以配合北緬攻勢，對於敵人軍力不可估計過低，印度雷多 方面國軍必須有預備隊、中印空運必須維持每月一萬噸，且不得因緬戰而減少。對於 此等條件，蒙、索兩氏均無確切的答覆或承諾。無怪乎一向力主加強美國駐華空軍力 量，並反對輕率出兵緬甸的陳納德認為，事實上黃山會議「關於緬甸之役，並沒有達 成明確的決定。」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美英三個政府首長的開羅會議，即係中國促請美國採取此等有力 行動的良機，可惜會議前美國政府雖亦早已主張日本應歸還我失土，但美國無論在政 治與軍事上都顯然重蘇輕華，故決定不將史達林決意於擊敗德國後參加對日戰爭的消 息告訴我國。 一九四四年四月日軍對我發動孤注一擲式的空前強大攻勢，此即「一號」或「華東」 攻勢。蔣主席與陳納德對日軍此一攻勢早有所悉，故曾一再向美方提出警告，然華府 與史迪威均置諸不理。其時我遠征軍已被迫入緬、華中、華南及西南等地區軍力不足 ，逐漸敗退。 一九四四年六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的奉命訪華即其著例。華氏訪華期間，蔣主席曾就 中共叛亂的事實、蘇聯侵華的野心，以及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詳加說明，並希望美 國對中共採取冷淡超然的立場，以有助於中共問題的早日解決。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爾利首度應中共之邀，前往延安時，便完全接受中共的條件，匆 促達成五項協定。其內容自非國民政府所能接受，於是提出對案。美國積極而又長期 深入的從事調停國共之爭的努力，自此揭開序幕。 美英蘇三國同盟合作的精神於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期間，達到空前的高潮。 按前此美蘇已曾就蘇聯參加對日戰爭的政治條件有所商討，故至此再經羅斯福與史達 林的面議後，即達成雅爾達秘密協定。 /

動腦會議是傳播代理商工作職務中很重要的一種會議形式，希望在最短時間內收集最多兼具質與量的創意點子。然而，研究者卻發現會議中總是少數幾個人開口，造成動腦會議不動腦的現象。語言是動腦會議中最重要的互動工具，而言談行動中因為社會結構之故，必然存在著權力關係。 本研究透過對話分析及批判論述分析，藉媒體代理商裡的動腦會議對話記錄作為分析個案，並分析動腦會議中之言談互動，以及權力的建構與改變。 本研究發現，當創意遇見權力時，權力關係與以下幾個面向有關。第一，引導人角色鮮明，發言次數全場最多，並控制著整場動腦會議的進行。第二，參與者的資歷、經歷影響其表現。第三，透過主動表達、正面誘引、相互堆疊使創意浮現。四，引導人利用意識框架彰顯權力。第五，語對中的打斷或插話乃是確保資訊平等以及創意延續。第六，開玩笑與講笑話可拉近與會人員的距離以及緩和氣氛。第七，善於鼓勵促進創意發展及否決創意背後均蘊含權力關係。第八，清楚闡釋乃是掌握會議當下權力的最佳利器。第九，延續他人創意及說服他人妥協以壯大權力地位。 / Brainstorming is a common meeting type in media agencies in order to collect idea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in a short time. However, there are usually only a few participants dominating the meeting, impeding the process of brainstorming. Langu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brainstorming process, and there is power relationship due to society structure. Through conversation analysi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thesis takes conversation records of brainstorming of a media agency as study materials, analyzes dialogues of brainstorming, and structure and change of power. First of all, the role of the facilitator is significant and competent, he dominates the brainstorming process and progress. Second, past work experience of participants matters. Third, ideas come from expression, guidance, and extension. Fourth, the facilitator utilizes ideology to show his power. Fifth, participants disrupt others to secure ideas or ensure everyone gets equal amount of information. Sixth, participants can relax a tense atmosphere with humorous jokes. Seventh, power is shown when encouragements or denials occur. Eighth, to own power, one needs clear interpretation. Lastly, a person strengthens power by elaborating on others’ ideas or persuading others.

對日本政治而言，參拜靖國神社一直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問題。在國際間，日本的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常引來鄰近國家的抗議。在國內，重要政治人物的參拜，也並非一直受到民眾歡迎，也可能招來在野黨強烈批判。然而，日本的重要政治人物，長期以來參拜靖國神社，從戰後至今幾乎沒有中斷過。既然參拜靖國神社是如此不受歡迎、政治不正確的行為，為何日本的政治人物，尤其以自由民主黨為主的國會議員、政府官員為主，仍然想繼續這種行動呢? 在民主體制之下，政治人物的行動，需要民眾支持作為基礎。參拜神社的政治人物們也是如此。本文試著觀察支持、且定期參拜靖國神社的政治人物，並釐清是誰支持政治人物參拜。過往文獻往往把焦點拜在日本首相的參拜，然而本文著眼在首相以外的政治人物，例如國會議員與內閣成員的參拜情形。本文發現，政治人物的參拜可能受到利益團體的影響，其中包括日本遺族會、神社本廳與日本會議等保守派團體。這些團體各有不同的發展背景，卻同樣支持參拜靖國神社。最後三種不同的保守派利益團體組成的策略聯盟。透過政治活動等方式，利益團體影響政治人物，做出參拜神社的表態或承諾。

自911事件後，西方國家意識到貧窮為恐怖主義產生之源頭。貧困問題產生時，通常會引起政局混亂、族群衝突、難民、饑餓、疾病與環保等種種困境，使先進國家不得不積極面對。為了要解決貧困所衍生的各種問題，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後來隨著時代變遷、經濟崛起，對外援助計畫也在21世紀後再度成為國際關注趨勢。 為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與改善第三世界之貧困問題，世界各國開始發展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來解決貧困問題，世界先進各國政府也開始對非洲援助。政府對外援助之具體措施包含了恢復國家治理、穩定國家政局、縮小先進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貧富差距、協助開發中國家政經發展等。為呼應世界潮流之走向，本研究將著手於探討對外援助之議題上，並選定兩個亞洲區域內經濟大國(中國與日本)為比較分析對象。 近年來，不僅日本與中國對非洲實施援助策略，也有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對第三世界之援助，且援助金額有逐年遞增之趨勢。就非洲而言，日本對非洲援助金額比中國多，但中國與非洲貿易往來卻多於日本。在內外部因素影響下，非洲會不會對中國與日本產生不同態度，這是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中國與日本在對非洲援助策略下，內外在動機、援助方法、援助型態、援助層級以及援助內容上之差異，並作為比較。

本論文從利益的觀點切入，研究冷戰後日本與非洲關係。透過國內因素、國際因素及國際建制三方面，研究日本對非洲政策的改變，及追求的國家利益改變。。日本與非洲交往主要在獲得兩種利益，一是政治利益，一是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為國際威望和入常機會；經濟利益則定義為確保能源、礦產和取得海外商業發展。冷戰期間日本對非洲僅存在著經濟利益的追求，1993年第一屆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的召開，則代表著日本開始追求政治利益。 從國內政治權力來看，1993年的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其實是外務省為了順應國際非洲援助熱潮和提升官僚地位的手段之一。90年代無論日本財界、大藏省、經濟產業省及自民黨竹下派都以亞洲為中心，態度消極，故外務省僅能提倡「南南協力」來加強日非間的經濟利益。TICAD只能說是外務省獨立運作的會議，僅能以增加無償援助和技術援助的方式，加強日非關係。2001年森喜朗(Yoshiro Mori)和小泉純一郎(Ichiro Koizumi)等為首的清和政策研究會(簡稱清和研)，勢力正式上升後，「官邸領導」的政治模式出現，首相個人重視非洲政策，於是外務省的權力也藉此勝出，舉凡大使館、JICA辦事處等數目都增加。尤其北非埃及、南非和東非衣索比亞對日本來說，政治意義特別重要。 2005年聯合國爭常失敗後，檢討過發現非洲國家日本正視到若要取得政治利益，必須加強非洲關係，於是追求政治利益開始優先經濟利益。首先從ODA分配就能發現，即使ODA預算持續減少，也未影響到非洲地區得到的分配比例，受到排擠的卻是以往日本重視的亞洲地區。另一方面，21世紀後非洲經濟成長快速，經濟成長率平均6%，財界開始對非洲發生興趣，過去「經濟大國」路線，經濟產業省追求經濟利益掛帥的經濟外交，再度出現。在貿易方面，雖然日非間的貿易型態改變不大，但2001年起，對非洲貿易就一直保持赤字，顯示日本較依賴非洲的商品。在投資方面，日本企業也逐漸增加非洲投資，除了基礎建設，服務及金融等非製造業的投資趨勢也取代以往著重製造業投資的趨勢。在援助方面，東部非洲是日本援助的重點區域，而2013年12月因為伊波拉病毒(Ebola virus)影響，日本增加對西非的援助，顯示政治利益仍然優先經濟利益。 最後，由TICAD觀察，發現在聯合國援助體制中，日本由制度追隨者逐漸成為領導者，日非正創造共同的經濟利益，但日本能否藉此創造共同的政治利益則不明朗。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Africa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with points of profits. The author explores domestic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id regimes in Japan to find how Japan’s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its pursuited state profits have changed. Japan’s engagement with Africa mainly focuses on the pursuit of two profits. The political one is status of superpower and its bid to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the economic one is the energy /resource security and its overseas business expansion. During the Cold War, Japan only pursued economic profits from Africa utill the opening of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I in 1993, a symbol of political profits pursuing. The MOFA set up TICAD I as a forum to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issues, solving African problems while maintaining its power among other departments. In 1990s, TICADs, held by the MOFA alone, provided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maintain Japan-Africa partnership. The MOFA also promoted the South-South Cooperration to gain economic profits while businessmen, beaurocrats in the MOF and the METI as well as the FDP politicians were Asia-centric and uninterested in Africa. When SEIWAKEN, led by Ichiro Koizumi, got strong in 2001, a politician-led government was formed. Whenever the prime minister turned his attention towards Africa, the power of the MOFA outweighs others, as the number of ambassadors and JICA offices in Africa increase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like Egypt, South Africa and Ethiopia are politically important to Japan. Failure to bid for a permanent seat on the UNSC in 2005 made Japan realize that it should stengthen its partnership with Africa if it tries to gain political profits. Political profits became Japan’s priority. First, the ODA allocation showed that, compared to decreasing one in Asia, the share in Africa has never decreased even though the budget is shrinking on the whole. On the contrary, Economy in Africa is soaring with an average of 6% since the 21st centur, which attracts business investments. Economic Giant Policy which the METI once promoted to pursue economic profits came to life again. The trade pattern between Japan and Africa doesn’t change much; however, Japan relies on Africa’s resource for sure since its trade with Africa became deficit in 2001. Japan’s FDI to Africa grow. Investments in non-manufacture like fundamentals, service and financial industry are much more than those in manufacture. Besides, Japan’s humanitarian aid increase in Western Africa also shows its priority in political profits. Until the Ebola virus offbreak in December 2013, Japan’s most foreign aid was sent to Eastern Africa. It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e TICADs that Japan is transcending from follower to a leader in United Nations aid regime. Japan and Africa are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However, it is not clear if they will be politically beneficial profits in the future.

我國自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嚴以降，人民權利意識高漲，尤其修正公布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後，各種有關組織團體之禁制亦陸續的解除和緩和。是以，憲法中明定之結社自由權利，亦為公民之一份子的公務員，可否因其公務員身分而受到限制，淪為「二等國民」之角色？唯公務員係代表國家執行公權力，因此享有特殊地位、機會及權力；倘若允許其組織團體爭取自身利益，而無所限制，恐有損於社會公共福祉，且此損害必然超乎未具公權力之一般公民。基於此考量，公務員的結社自由權利 應不以其身分特殊而被剝奪，而賦予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權利，以為爭取本身權利及向管理階層溝通協商之管道，惟不能毫無限制，以避免其因享有公權力之方便，而在爭取權益過程中損害大多數人之權利。 本文以我國公務員繼受德日傳統之特別權力關係，公務員之組織團體權利向不被允許，惟公務員權利意識抬頭，復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打破傳統以來之特別權力關係法理，允許公務員因二大過免職處分不服可提起行政訴訟以玆救濟。因此，在今日世界各國日漸重視公務員基本權利，我國似宜就釋字二四三號解釋之精神，亦賦予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權利。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乃就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所引發公務員法律關係演變說明研究本文之動機，其次就「公務員」「組織團體權利」等名詞之意義加以說明，並界定本文研究範圍。第二章則自公務員組織團體之理論基礎加以研究，首先說明傳統以來之特別權利關係，因受民主政治思潮影響，多數國家均有所放棄或改變；其次以基本人權之內涵亦因社會安全制度興起，而從形式自由到重視實質自由；再者，因近代之管理理論改變，參與管理大行。是以，現代國家大都允許公務員組織 團體，以符合現代民主自由之立憲精神。第三章則闡述公務員組織團體之演進，並以美日為例說明第四章則自工作權保障觀點，論述公務員組織團體之功能。第五章乃是說明公務員組織團體之限制，以公務員享有特殊地位、權力，如其組織團體漫無限制，恐有損多數國民福祉。是以，其應守「行政中立」之原則，並禁止罷工。第六章乃結論，首先公務員基本上仍為國民一份子仍應享有結社自由而賦予其組織團體之權利，其次乃探究我國目前擬制定之公務員基準法之種種，以期能有所助益，並完成公務員法制化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