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探討當外國企業購併本國企業時，主併公司與被併公司的整體評價，以及購併後所使用的公司名稱對消費者態度有何影響。 本研究採用實驗方法，且以銀行業為例。實驗設計採4（高買高╱高買低╱低買高╱低買低）×2（本國公司名稱╱外國公司名稱），將受測組分為八組。 研究結果顯示：（1）就購併組合的主效果而言，不同的購併組合對消費者態度會有不同影響，但其影響因素主要為主併公司的整體評價，而與被併公司的整體評價較無關係；（2）就公司名稱的主效果而言，不同的公司名稱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不顯著；（3）購併組合為高買高的情形下，公司名稱的不同，對消費者態度並無顯著差異，但是在購併組合為低買低的情形下，消費者在認知、喜好程度與購買意願方面卻有顯著差異，而且是使用本國公司名稱優於使用外國公司名稱；（4）在使用外國公司名稱的情形下，不同購併組合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與對主併者的評價方向一致，也就是主併公司評價高時，則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亦較高；但是反觀在使用本國公司名稱的情形下，不同購併組合對消費者態度並無顯著影響。 由以上的結果，我們可知當外國企業在本國消費者心目中有較高評價時，如果其購併對象是一家評價低的企業，那麼購併者應該使用自己公司的名稱。當外國企業購併一家評價比自己高的本土企業時，廠商應以該本土企業的名稱繼續對外營業，因為這樣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要優於使用其自己公司的名稱。若是兩者在當地消費者心中都屬於低評價時，那麼在購併當地企業後，應繼續使用原公司名稱繼續營業，因為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如此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要優於使用外國公司的名稱。

自1970年代起, 就有財務經濟學家注意到一現象的存在: 一國的投資者所持有的外國資產占其所擁有的財富的比例, 與理論上所得的比例相較之下, 小了許多. 也就是, 投資者所持有的資產仍集中於國內資產. 這一現象稱為"本國偏向".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為 "本國偏向" 的現象,提出理論上的可能解釋. 我們藉由在模型中導入Knightian 不確定性下, 投資者對報酬分配不確定厭惡, 探討投資者國際資產選擇行為. 我們得到了在Knightian 不確定性下, 投資者所持有的外國風險性資產的比例確有偏低的傾向.又若國際資本市場的訊息不對稱, 而造成投資者對於本國資本市場的報酬分配不確定程度, 異於對外國資本市場的報酬分配不確定程度時, 投資者會因對外國資本市場的報酬分配不確定程度較高, 而再降低外國風險性資產的持有比例.由所得結果, 可以發現投資者在估計風險性資產的可能報酬的機率分配時, 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很有可能是迼成投資在做國際資產選擇時, 仍將大部份的財富集中於國內的資本市場的原因之一. 這提供了在未來探討 "本國偏向" 現象時, 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 This paper studies the "home bias" puzzle. With homw bias, domestic investors hold a substantially larger proportion of thier wealth portfolios in domestic assets than standard portfolio theory. In the absence of th home bias, investors would optimally diversify away domestic output risk. We suggest that decision-makers do not have full knowledge of the probabilities of the state fo nature. Using a partial equilibrium representiative agent model, we show how the agent allocates his wealth by the presence of Knightian uncertainty. Under some conditions, we derive and simulate the patterns of diversification for agent who maximizes expected utility and simultaneously minimizes uncertainty of probability, attaching less weight to foreign risky assets. Consequently, we argue that the presence of Knightian uncertainty should be added to the explanatory factors that account for the observed diversification patterns.

近年來，我國壽險市場受美國三０一法案的脅迫，對美商做適度的開放， 每年准許兩家進入我保險市場。自民國七十六年財政部核准第一家美商公 司安泰人壽起，到目前為止陸續已有十三家外商壽險公司在台成立分公司 ，雖然外商壽險公司市場佔有率僅約６％左右（註一），對整個市場而言 未成氣候，但根據國內學者研究指出，外商公司給一般民眾的感覺較清新 （註二），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雖然美商公司的業務目前不致於威脅本國 公司，但形象方面卻扶搖直上，不容忽視。（註三）一般來講產品是一家 公司所能提供給客戶的勞務(service) 或商品 ( goods)，它是交易活動 中的主體。以壽險公司而言，基於法令上的限制，其所能提供的產品限於 壽險、健康險及傷害險三方面。在民國六十年到民國七十年間，我國壽險 公司大多提供含儲蓄型性質的險種，其中以生死合險最具代表性（註五） ，使得當時市場上的產品策略大多採取販售此險種為主。而健康險及傷害 險在這段期間的市場佔有率，平均不到百分之十（註六）。但在民國七十 年後，健康險和傷害險的市場佔有率快速增加，尤其在民國七十六年以後 更是突出（註七），也因此，使我們聯想到是否因外商公司進入我國市場 所導致的結果？而這種結果是否促使本國壽險公司改變其產品策略？本國 壽險公司和外商壽險公司的產品策略是否有差異？這是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與目的。總而言之，本研究之目的即在瞭解以下之問題：（一）本國壽險 公司和外商壽險公司之「市場區隔策略」是否有差異？（二）本國壽險公 司和外商壽險公司之「產品策略」是否有差 異？（三）本國壽險公司和 外商壽險公司之「新產品策略」是否有差異？ （四）本國壽險公司 和外商壽險公司之「服務策略」是否有差異？（五）「市場區隔策略」、 「產品策略」、「新產品策略」和「服務策略」是否因各人和公司背景資 料之不同而有所差異？（六）外商進入前和進入後，本國壽險公司在「市 場區隔策略」、「產品策略」、「新產品策略」和「服務策略」之 差異 ？ The Market Segmentatin and Prduct Strategy Compared

本文研究目的是在探討跨國的投資者在面對國際投資日益開放的同時，是否充分的利用國際上的資產市場以分散投資者所面對的風險。本文參考Brandt, Cochrane, and Santa-Clara（2006），建立一種衡量國際間風險分散程度的風險分散指數，並以台灣為本國基準，取台灣前三大貿易夥伴：美國、日本、中國為外國基準，以分析此四國的國際風險分散指數，衡量的標的為各國資產市場中的主要股票交易市場指數報酬率，以分析各國風險分散的情形。此外我們亦嘗試解釋國際間風險分散的情形並解釋我們所計算出的結果，並進行一些模型參數的演算，以分析在面對其他總體變化時將會遇到的情形。經由本文的實證研究發現，對於台灣而言，在國際間的風險分散程度是偏高的，亦即，面對此四國的資產市場，台灣投資者的投資配置符合風險分散的趨勢，當匯率波動愈小時，國際風險分散程度亦將愈高，大致上與Brandt et al.(2006)之以美國為本國基準所得之國際風險分散程度結果相似。 / This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if risks are shared internationally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et markets. This study refers to the Brandt, Cochrane, and Santa-Clara (2006) which built an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We set up a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indices between Taiwan and its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US, Japan and China by the asset returns composed by the main stock indices in each country. Furthermore, we try to explain the empirical results and to show how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will different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macro-variables. Our empirical analyses find that the degree of the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for Taiwan using asset-based method is better than we think.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thesis are similar to Brandt et al. (2006) that if the volatility of exchange rates declines, the degree of the international risk sharing will be better.

本文以日本封閉型國家基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旨在探討封閉型國家基金折溢價變化與市場間恐慌情緒的關係，主要貢獻在於首次將選擇權隱含波動度指數作為恐慌指標利用在解釋閉型國家基金折價變化上，將研究範圍針對在市場恐慌，而非全面性的市場情緒。主要研究議題為(一)日本封閉型國家基金之折價變化與市場恐慌變化的關係，以及在市場恐慌情形存在下，不對稱性是否亦會對日本封閉型國家基金折價變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二)日本地區的「相對恐慌變動」是否會傳染至鄰近國家，影響鄰國之封閉型國家基金其折價變化幅度。 本文的結論為(一)以日本封閉型國家基金為例，基金折價的變動，受到投資地區市場(日本)與價格掛牌市場(英美)之間「相對恐慌」程度變化所影響。若日本相對的恐慌程度較高時，則基金折價幅度將會縮小，甚至轉為溢價；若英美市場的波動程度較高時，則基金折價幅度將會擴大。因此，封閉型國家基金的折價行為，並不單純只受單一市場的情緒所影響，而是綜合兩市場間的恐慌情緒因素。(二)此現象在區分日本市場波動度高低時(以日經225波動度指數45為門檻)，兩種情況下效果皆顯著，但在市場波動度較高時，其「相對恐慌」程度變化的影響效果更大。(三)日本市場的「相對恐慌」變動，其過程將影響鄰近國家地區的封閉型國家基金折價變化，呈現出恐慌具有外溢效果。

自911事件後，西方國家意識到貧窮為恐怖主義產生之源頭。貧困問題產生時，通常會引起政局混亂、族群衝突、難民、饑餓、疾病與環保等種種困境，使先進國家不得不積極面對。為了要解決貧困所衍生的各種問題，美國提出“馬歇爾計畫”。後來隨著時代變遷、經濟崛起，對外援助計畫也在21世紀後再度成為國際關注趨勢。 為因應國際潮流趨勢與改善第三世界之貧困問題，世界各國開始發展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政府組織)來解決貧困問題，世界先進各國政府也開始對非洲援助。政府對外援助之具體措施包含了恢復國家治理、穩定國家政局、縮小先進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之貧富差距、協助開發中國家政經發展等。為呼應世界潮流之走向，本研究將著手於探討對外援助之議題上，並選定兩個亞洲區域內經濟大國(中國與日本)為比較分析對象。 近年來，不僅日本與中國對非洲實施援助策略，也有越來越多國家開始重視對第三世界之援助，且援助金額有逐年遞增之趨勢。就非洲而言，日本對非洲援助金額比中國多，但中國與非洲貿易往來卻多於日本。在內外部因素影響下，非洲會不會對中國與日本產生不同態度，這是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分析中國與日本在對非洲援助策略下，內外在動機、援助方法、援助型態、援助層級以及援助內容上之差異，並作為比較。

所謂的憲政實際是指所有國家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依其職權適用憲法規範所形成的具體現實發展。理論上，客觀規範與實際適用的結果應該是一致的，然在經濟此一事物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憲政實際間似乎有相當程度的緊張與斷裂。考量到定期改選、背負民意壓力的立法者最能感受、反應社會現實變化的發展，並著眼於釋憲權與立法權間長久存在的緊張關係，本文的重心將擺在立法者的經濟法規範上，換言之，本文欲處理的議題乃就經濟此一領域中，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產生的緊張關係。本來解決這緊張關係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透過修憲，修改不合時宜的憲法規範(若我們肯定經濟法規範所彰顯的價值較符合當代國人的需求) 。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規定，其程序顯較憲法本文更加繁雜、冗長，進一步地強化了我國憲法的剛性特質，欲透過修憲回應時代變革更顯困難，因此，本文遂將關注的目光集中在釋憲者身上，期能透過憲法解釋舒緩、調和這緊張關係。本文擬從憲法變遷的觀點出發，探求憲法規範與法律規範間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將社會變遷納入憲法的考慮，使憲法具有自主的生命力，成為一「活的憲法」。另一方面，以憲法規範作為一國憲政發展的界線，使現實社會變革不致脫溢合憲秩序。

由於政府於民國80年代開放新銀行成立，造成本國銀行家數過多，高度競爭。又近十年來環境快速變化，加入WTO造成金融業對外開放，本國銀行業者必須比從前更清楚訂定策略方向，將市場按地理、產品、客戶需求的差異性加以區隔，使用嚴格的風險管理方法拓展業務。因此，針對各銀行所採取的策略不盡相同，本研究以策略群組（strategic groups）為分析方式，研究民國 87年至民國95年間，國內銀行策略群組之變動，藉由各群組所屬策略群組的變化來了解各群組在市場上定位的改變，並討論改變的原因。 本論文之研究流程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一階段由閱讀相關文獻與時事評論引發研究動機，進而確認研究方向目的及研究方法。第二階段為確認策略變數，由於策略變數關係著分群之後群組是否具有解釋國內銀行產業的實際意義，因此由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詳細考量後決定策略變數。第三階段為實證階段，利用過去各本國銀行的財報資料，分析策略群組動態軌跡，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本國銀行業的確可以依照策略的不同分為四個群組，且每一期各群組之間財務績效（業主權益報酬率）有顯著差異。而在策略群組的動態移動上，本研究觀察到本國銀行業存在移動障礙與參考群組，而群組下有次群祖，群組成員在移動時，經常是次群組一起移動。 由於產業存在移動障礙且發現同一策略群組內的成員彼此績效差仍然有很大的差異性，建議本國銀行不應一味地想要模仿績效好的群組，改變策略移動到績效好的群組。因為從實證上看來有可能因為移動障礙而無法移動到參考群組最後仍然回歸到原屬群組，也有可能改變策略移動到參考群組後，績效並不會有進步。因此建議本國銀行應該要針對自己的定位，擬定專屬於自己的策略，將心力專注於獲利上，不需要將績效較佳的參考群組策略作為主要決策指標。

臺灣於1990年放寬銀行設立的限制後，本國銀行和外商銀行的數目快速增加，使得金融市場更加競爭，因此銀行的經營績效是個重要的議題，銀行可透過績效的評估結果找出可能的改善方向。本國銀行與外商銀行的進入條件、經營形態、銀行制度等因素可能使得兩種類型的銀行生產技術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採用全域共同邊界法研究37家本國銀行與20家外商銀行在2005-2015年間效率與生產力的分析，並採用變動規模的方式拆解Malmquist生產力指數，使得生產力變動來源能更精準地衡量。最後使用Tobit迴歸分析找出影響銀行技術效率、最佳實務差距和技術差距比率之因素。 / Since Taiwan relaxed the restriction of setting up a bank in early 1990s, the number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 in Taiwan had increased rapidly. This leads to the result that the financial market become more competitive. Consequently, the performance of bank is an important issue. It can be used to find some way for improvement. Due to the different entry conditions, types of operating system and bank system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banks, this paper uses global metafrontier approach to research the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of 37 domestic banks and 20 foreign banks during 2005-2015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adopts VRS to decompos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es, which makes the sources of the productivity change can be measured more accurately. Finally, Tobit regression analysis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best practice gap and technology gap.

金控銀行和獨立銀行在傳統在做績效評估時，可能都只考慮相同的技術水準，如此可能無法正確來衡量不同群體的的差異，而忽略其潛在的效率改善指標。因此，本文將先採用隨機邊界模型(SFA)，估出兩體系的隨機邊界模型，接著，再運用Rao (2006)所提出的共同邊界模型(metafrontier)，來進行兩個體系的銀行效率評估。 本研究運用了民國91年到民國97年期間，13家金控銀行與24家獨立銀行的資料為樣本，去分析此兩個群體的效率比較，可得以下結論： 1.在金控銀行與獨立銀行的個別隨機邊界中，兩個群體在於技術效率的表現上差異不大。 2.金控銀行的技術效率變動有越來越小的趨勢；而獨立銀行術效率沒有明顯的縮小的趨勢。 3.獨立銀行的技術缺口比TGR有顯著的大於金控銀行的TGR。 4.在共同邊界的技術效率中，獨立銀行的技術效率顯著的大於金控銀行 / Most of traditional bank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alyses assume both financial holding banks and independent banks share the same level of technology, thus it may not able to identify the managerial efficiency difference of different groups correctly . In this research, a SFA model (Battese and Coelli, 1995) is used first to estimate the technologies and inefficiency factors for both systems. Then a deterministic linear programming metafrontier (Rao, 2006)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technology gap ratio between two bank systems. We collect data of 13 financial holding banks and 24 independentbanks from 2001~2008. After analyzing two systems and making comparis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Two bank systems have a minor difference in SFA. 2.The variance on technical efficiency becomes smaller with time in financial holding banks, but not in independent banks. 3.Independentbanks’ TGR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financial holding banks’. 4.In metafrontier,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independent banks i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financial holding Bbnks.